刘秉政
　　（中共甘肃省庆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2013年10月4日，是刘志丹将军诞辰110周年。在短暂的33年的人生之中，刘志丹将全部身心都投入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为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呕心沥血，艰难探索，不懈奋斗，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回顾总结刘志丹领导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基本经验，重新梳理他对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独特贡献，既是对刘志丹最好的怀念，也对我们今天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坚持党的正确路线，自觉纠正“左”倾错误，积极实践工农武装割据，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政治基础
　　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刘志丹始终坚持党的正确领导，坚持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创造性地把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和陕甘边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终于创建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建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在反“围剿”斗争中，陕甘边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硕果仅存”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最终发展为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战略中心。
　　1.始终坚定革命信念。理想信念是一个革命者、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就会失去奋斗的目标、偏离前进的方向。从1932年3月寺村塬游击根据地的开辟，直至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建立，陕甘边的革命斗争曾经历了一个曲折艰辛的发展过程，遭受了三次大的失败，即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平原的失败，同年7月死守五顷塬的失败和1933年6月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南下渭华的失败。这三次失败，都给红军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每当部队受到挫折时，刘志丹就以坚定的革命信念教育感染部队，使战士们相信，困难和挫折只是暂时的，胜利一定属于红军。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失败后，部队士气低落，困难重重。在此情况下，刘志丹耐心地为战士讲解革命道理，教育大家坚定革命信心。在终南山一月多的辗转作战中，刘志丹因患病在身，体质非常虚弱，干部战士见了都很难过。刘志丹却鼓励大家：我们是为人民谋利益的，用不着悲观，不要怕失败，应当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失败是成功之母，革命者早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失败了再来。他还安慰大家：“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在刘志丹的教育影响下，幸存的红军指战员团结一致，下定决心，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重返陕甘边区，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2.始终维护革命大局。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无论是面对“左”倾错误领导者的无端指责和降职，还是内部的意见分歧和争论，甚至被错误“肃反”、身陷囹圄，刘志丹都能以党的利益为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最大限度地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1935年九十月间开始的陕北错误，“肃反”波及刘志丹。为了避免红军内部的分裂，当刘志丹从通讯员那里看到抓捕自己的密令后，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前往瓦窑堡说明情况，结果被“左”倾错误的执行者关押。面对被枪毙、活埋的危险，他坦然告诫狱中的同志说：“我们死也不能说假话，黑云总遮不住太阳。”①在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央接见出狱后的刘志丹时，他毫无怨言地说：“我们的工作也有错误。”“中央来了，今后一切事都好办了。”②一些受迫害的同志有委屈情绪，他劝大家说：“不要着急么，要相信中央和毛主席会分清是非，作出正确的结论。”③在奔赴东征前线的途中，他对习仲勋说：“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④正是因为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才维护了党内的团结，避免了分裂，确保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壮大。
　　3.自觉纠正“左”倾错误。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是在和“左”倾错误的反复斗争中逐渐得到发展壮大的。1932年5月，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陕西省委命令重建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刘志丹为总指挥。在刘志丹的率领下，红军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经九次苦战，粉碎敌人的进攻，陕甘游击队发展到1500余人。6月，陕西省委又命令陕甘游击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地区创建根据地，结果遭到惨重失败，被迫转移到宁县、正宁一带的根据地休整。梁掌会议上，政治委员李杰夫提出：愿南下者跟我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刘志丹坚决反对“分家”，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最终决定坚持在陕甘边区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从而避免了分裂，维护了团结。
　　12月24日，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再次来到部队，指责刘志丹、谢子长等坚持在陕甘边区创建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是“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梢山主义”“逃跑主义”，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宣布自任军政委和团政委，红军班长王世泰任团长。刘志丹以高度的党性服从省委的决定，并积极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了《政治工作训令》和纪律条例，他还鼓励王世泰说：“边干边学嘛！你打了几年仗，总算是个老兵吧，我要不离开，会帮你的。”⑤刘志丹的行动得到了部队指战员的一致赞扬，虽然没有正式职务，但群众都亲切地称他为“我们的参谋长”⑥。
　　1933年10月，照金革命根据地丧失后，刘志丹自觉纠正“左”倾错误，建议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指挥部及时召开包家寨会议，总结教训，讨论部队改编、根据地建设及今后行动方针等战略问题，决定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及时纠正和清算了“左”倾错误路线，确立了一系列有关陕甘工农红军和根据地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为红二十六军的恢复和重建创造了有利条件，保证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在陕甘边的贯彻和执行。正是由于刘志丹的独特贡献，才使陕甘边红军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发展壮大。实践证明，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根本保证。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践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从而使革命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一论断是对刘志丹革命实践的高度评价。
　　二、坚持多区域发展战略，坚持流动作战，坚持在游击战争中壮大和发展红军，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军事基础
　　陕甘边的历史实际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以刘志丹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坚持从当地实际出发，提出了许多带有前瞻性的战略措施，确保了红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以“三色革命”思想创建红军。在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刘志丹始终坚持以“三色革命”思想创建红军，建立党领导下的革命武装，为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坚实的军事基础。1929年5月，红石峡会议通过了刘志丹提出的“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即红、白、灰“三色革命”决议案。“红”即在农民中发展革命力量，“白”指兵运工作，“灰”即争取土匪、哥老会等。在“三色革命”思想指导下，刘志丹顶住“左”倾领导人的压力，到马鸿逵部开展兵运工作，做通了营长韩练成的工作。韩练成始终铭记刘志丹的教诲，利用他的秘密身份给党送情报，被称为共和国的“隐形将军”。1931年10月下旬，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队会师，当时部队既无吃穿，又缺少枪支弹药，没有安身之所。为了生存，决定暂时在国民党陈珪璋部挂名以保存革命实力。陈珪璋不但给部队提供编制番号，划定防地，并“拨给游击队冬装1500套，军饷3000元，修械工具15驮，西药一驮，军医、护士2名，修械工人20余名”⑦。使部队渡过困难时期，为公开“打红旗”创造了条件。经过努力，刘志丹还成功地说服保安县哥老会老大马锡五、黄龙山山大王郭宝珊、民团团总马海旺等先后参加革命。对此，习仲勋有过客观评价：“为了胜利地进行武装斗争，必须用最大的力量争取同盟者，分化和孤立敌人，而避免自己陷于孤立。当时，我们曾经和受蒋介石排挤的杂牌军、西北军的许多部分有联络，有往来。对那些不坚决反对革命运动的地方团队、帮会势力，做争取工作，使他们保持中立。这些工作都很有成效。”⑧刘志丹等坚持实行“三色革命”的思想，是陕甘边根据地的一个伟大创举。将视角转到其他根据地，就会发现因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当时许多根据地都视统一战线为禁区。张国焘在川陕边根据地时采取“要兵不要官，放兵不放官”的俘虏政策，杀掉不少俘虏的营以上国民党军官，刺激了国民党军的对抗、报复心理，给革命带来损失。
　　2.用“狡兔三窟”办法建立根据地。毛泽东曾经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发展过程中，最富有独创性的战略思想，就是实行“狡兔三窟”的武装斗争模式，成功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三路游击区，形成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有利态势。
　　长期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使刘志丹、习仲勋等共产党人认识到，“红军一个根据地就吃不开，要经常调个窝，调换着住，这样才能够存在”⑩。1933年11月上旬，根据刘志丹的建议，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做出了“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决定建立三个游击战略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11)三路游击区都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四面出击，袭扰敌人，巩固和扩大根据地。经过红二十六军和地方红军、游击队灵活机动的游击斗争，到1934年2月，基本形成了以南梁为中心，东西约200公里，南北约150公里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刘志丹、习仲勋等在陕甘边创立的这一武装斗争模式，是对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灵活运用和重大发展。“后来，毛泽东十分赞赏地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12)抗战时期，毛泽东将这种以一个根据地为主、多个根据地相互配合的陕甘模式推广到整个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实践中，并将这种模式用围棋中的术语“做眼”称之，(13)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3.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歼灭敌人。在开展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中，刘志丹等红军领导人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运动中大量地歼灭敌人，先后三次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边根据地较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使红军和根据地由小到大顽强地发展起来。在战略战术上，刘志丹没有盲目照搬内线歼敌、后发制敌、诱敌深入、先打弱敌的红军反“围剿”基本作战方针，而是根据陕甘地区根据地范围较小、红军力量薄弱和“围剿”的国民党部队指挥不统一的实际情况，采取“敌进我退，外线破敌”的方针，有时采取先打强敌的方针，有时乘两路敌军合围未成之机，集中兵力，先发制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的“围剿”。1934年2月，国民党军队对南梁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习仲勋分析认为，国民党军来势汹汹，规模空前，大有踏平根据地之势，但国民党军骄横冒进，协同混乱，于是部署游击队、赤卫队在内线牵制打击国民党军，亲率主力红军和地方部队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乘隙跳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转到外线作战。经大小30余次战斗，歼敌3000余人，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在1935年春的第二次反“围剿”中，刘志丹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地分析敌情，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刚刚入陕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他认为：高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它人地生疏，没有同红二十六军作战的经验，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乘胜打通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红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于是，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还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亲自担任总指挥，加强对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由于战略决策正确，部署和指挥得当，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斗争的重大胜利。
　　在刘志丹的灵活指挥下，西北红军采取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劣胜优、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进攻，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特别是西华池一仗，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并进而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提高了红军政治素质、军事技术和作战水平，为根据地创建和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三、坚持采取开放性的政策措施，努力发展根据地经济，巩固红色政权，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奠定经济基础
　　发展经济是巩固政权的保证。陕甘边红色政权建立以后，采取开放性政策，努力发展根据地经济，从而减轻了群众负担，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1.大力推动土地革命。“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在土地革命中，刘志丹等领导人从陕甘革命实际出发，按照《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和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的《土地决议案》，实行了比较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法令。对于地主和富农的财产，新政权规定：“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雇农、贫农和缺土地牛羊的中农。”“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14)为扩大新政权的社会基础，苏维埃政府提出了阶级划分的明确标准，规定：“决定阶级，是依照人们在生产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与剥削关系，及生活情形如何，为主要标准。通俗些说，就是依照他干什么事，剥削别人，或被别人剥削，及生活好坏，为决定阶级的主要标准。”而且特别批评了过去分田时经常出现的两种问题，即：“算陈账的方式，须坚决反对，对于只以土地或财产多少，来决定阶级，也是不对的。”(15)针对“群众对于分土地并不感到多大兴趣，而对于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16)的实际，边区政府把打土豪，分配粮食和衣服，不交租、不纳税、不派款作为主要措施，顺应边区农民的要求，受到群众的普遍欢迎和拥护。土地革命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解放了苏区生产力，促进了生产发展，活跃了苏区经济，边区的人口数量快速增加，到1935年春，根据地户数已由六七百户发展到1000多户，人口约6000余人。南梁荔园堡一带原来只有农户5户，后逐渐增加到20余户，大都是根据地建立以后迁来的，充分说明根据地土地政策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拥护。
　　2.加快发展农业生产。陕甘边地处陕甘边陲，工业基础薄弱，经济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为了建立革命战争可靠的物质基础，刘志丹、习仲勋等采取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来发展农业生产。一是奖励农耕，发展生产。党政军开支取之于地主豪绅和向敌人夺权，不足部分按市场价向农民购买，余即分配给贫苦农民，对农民免征粮食。二是经营红军公田。在土地分配中适当留出一部分土地作为“红军公田”，由村苏维埃政府经营，其收获一部分用于救济红军家属、孤寡残疾人，一部分用于过往地红军游击队零散人员。三是兴办机关农牧场、合作社，喂猪养牛，发展农副业生产。把打土豪没收的牛羊适当留出一部分，组织专人集中放养，解决了根据地耕牛不足的问题。耕牛主要为贫苦农民耕田，羊只主要供作军用。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否建立“牛犁站”的问题，“刘志丹等同志认为，南梁地区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建立‘牛犁站’对于群众生产和生活多有不便。所以，这种形式实际上无助于解决群众耕作方面的困难。另外，边区政府还就‘苏区的经济建设’和创办合作社等问题形成过专门的决议”(17)。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及红军、游击队一律实行供给制，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干部到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费用都由政府财政委员会筹措，统一安排。这样一来，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密切了党群关系、军民关系。
　　3.积极开展商业贸易。南梁地区人口稀少、经济落后，特别是经过长期战乱，商业凋敝，据当时参加根据地建设的张策回忆：“原来当地没有什么贸易，只有几个行商，拿几匹布在山沟换些羊皮，除此没有什么生意，老百姓粮食卖不出去，没有什么家庭副业，自己打粮食自己吃，完全是落后的自给自足经济。”(18)为了繁荣农村经济，发展根据地的生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十分注重商业贸易工作，在荔园堡设立了集市，确定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日为集日，为当地农民提供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每逢集日，荔园堡周围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买卖猪羊、牲畜、农具、山货、布匹、粮食、吃食及其生活用品，生意兴隆，一派生机。习仲勋、蔡子伟等政府机关领导经常到集市上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对白区来的商贩，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也采取了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并通过各种办法，同白区比较开明的商人建立合作关系。为了鼓励商贩来苏区做生意，苏维埃政府将苏区的山货和羊畜廉价卖给他们，使他们有利可图，又通过他们把苏区缺少的布匹和其他物资想办法运进来。经过一段时间，一些商人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逐渐变得同情革命，千方百计地给苏区输进货物。为了安全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商贩们或者昼伏夜出，或者买通国民党的稽查关卡人员，疏通了白区与苏区的流通渠道。红白区间的经济交流一天比一天活跃，根据地的生产也发展了。“红军用上了洋瓷碗，干部用上了手电筒。”(19)随着商贸往来的进行，刘志丹等人逐渐发现，为摆脱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就必须控制财政权，建立边区政府自己的金融系统，因此，他们决定印制、发行苏区自己的货币，群众称之为“苏币”。这种钱币由陕甘边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用桐油一印即成。印鉴是蓝色的，票面分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20)，货币价格稳定、购买力很强，老百姓非常赞成和拥护。
　　四、坚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丰富根据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开辟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为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奠定文化基础
　　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是陕甘边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工作。为满足群众的文化需要，揭露国民党政权的愚民统治，刘志丹倡导建立起军队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和小学教育等文教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立及其所讲授的革命理论，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求，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人民教育。
　　1.抓好红军干部教育。为了纠正部队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部队战斗力，刘志丹坚持对干部战士进行文化教育。一方面改编整编部队。南梁游击队创建后，先后经过倒水湾、麻峪、锦章等多次整编改编，尤其是西北反帝同盟军和陕甘游击队成立后，党在部队中开始建立政委制度，游击队总指挥部和下辖的两个大队都设立了政治委员。同时，建立了政治部，配备专职政工人员，负责部队的文化教育等工作。“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21)另一方面创办干部学校。先后在部队中开办军政干部训练班和军政干部训练队，1933年春建立了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吴岱峰任校长。1934年秋，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正式创办了南梁军政干部学校，主要为部队培养政治工作和军事指挥人员。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任政委，吴岱峰任副校长兼军事主任，主持学校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等兼任教员。根据培养目标，学校设有政治课、军事课、文化课。政治课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等，旨在使学员懂得党和红军的性质、任务及其远大目标；军事课设有“制式教练”“基本动作”“游击战术”等，主要掌握游击战争的基本战略战术，提高指挥作战能力；文化课主要是识字扫盲，提高文化水平。从1934年秋到1935年春，先后共开办训练班3期，培训军政干部300多名。学员毕业以后，分配到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和区、乡苏维埃政府工作。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成为重要的骨干力量，有的成长为重要的党政领导干部和军事指挥员。
　　2.深入开展儿童教育。刘志丹十分重视儿童教育。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南梁荔园堡转咀子创办了第一所列宁小学，郝建德任校长，张景文任教员。校舍是没收地主的房子，设备十分简陋。教材是自编的油印本或手抄本。学校以学习文化知识为主，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好学好记，还教唱革命歌曲。逢年过节，庆贺战斗胜利，学校师生和当地群众都演出“闹红”的秧歌和文艺节目。学校通过给同学们教授“马克思是谁呢？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他终生领导着我们穷苦人革命，还把穷人革命的办法指示出来”，“马克思、恩格斯，世界革命二导师”，“拿刀杀豪绅，拿枪打白军”这样的内容，不但传授了知识，而且传播了革命，培养了学生的革命情感。为适应战时环境，列宁小学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了军事课程。学生们拿着红缨枪、木大刀，练习武术、拼杀，培养了他们顽强勇敢的革命精神和长大参加红军的雄心壮志。学校除教学生文化知识外，还带领他们参加劳动，深入到群众中去，宣传“闹革命，打江山，穷苦人儿把身翻，要想把穷根剜，跟上红军上前线”等革命道理，鼓舞群众参加革命，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南梁列宁小学的创办，在当时的根据地产生了很大影响，并为后来发展小学教育做出了典范。不久，边区政府在合水县太白镇葫芦河也建起了列宁小学，共产党员殷云山任教员，有学生20余人。此后，各乡都陆续办起了列宁小学，陕甘边东区就依靠政府部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解决了课本教材、教员奇缺困难。桥扶峪、阎家沟、下寺湾、王家坪、杏子沟门等地先后都办起了列宁小学”(22)。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不仅以身作则，亲临列宁小学讲课、作报告，传播革命理念，宣传斗争形势，而且关心学校的具体建设工作。当时学校的笔、墨、纸等教学用品缺乏，刘志丹就从陕甘边区军事委员会的经费中挤出30元送给列宁小学作经费，习仲勋又从边区政府的办公用品中挤出笔、墨、纸送给学校，保证了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3.全面推进社会教育。革命根据地建立前的陕甘边，经济文化特别落后，以南梁为例，当时南梁地区有农家295户，从未建立起一所学校。这里的群众因不识字，写封信要到几十里以外去找人。春节写对联时，只好用碗蘸上锅墨水，在红纸上印圈圈代替春联。有的群众为了向根据地的党和红军通报敌情，只好采取直观的形式。“有的人不会写字，干脆用一片破纸插着一根鸡毛，经多人之手一直传到南梁我们的驻地。还有的用一张破纸包上一块煤炭，插上鸡毛，也传到我们这里，我们看后，只能知道是不好的消息，知道是敌人来了。”(23)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在机关部队和一些有条件的村庄开展“列宁文化运动”，建立“列宁室”，组织列宁会，举办成人扫盲识字班，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对农民进行文化教育工作。陕甘边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工农青壮年。教育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识字为主的扫盲教育，如识字班、工余学校、平民夜校、工农夜校，大都设在列宁小学，教员一般由列宁小学教师兼任。二是在县、区苏维埃所在地设立以政治教育为主的俱乐部、列宁室、演讲所，开展办墙报、读报、演戏、唱歌、体育等活动。华池县各区认真开展“列宁文化运动”，在南梁、刘坪、白马庙、柔远等地办起了16处扫盲识字班和夜校。在识字的基础上，相继增加了默写、唱歌、时事、卫生等内容。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长张景文，积极投身到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去。她还给学生教唱鼓励妇女解放，参加革命的信天游：“婆娘女子脚放开，长头发剪成了短毛盖，男当红军女宣传，革命的势力大无边。”(24)动员广大妇女放足，宣传婚姻自由，鼓励妇女参加革命工作。
　　4.注重新闻出版工作。刘志丹十分重视出版宣传工作，把新闻出版当作党在战争年代配合武装斗争的另一条重要战线。为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刘志丹强调要大量翻印红色书刊，“中央红军未来前，陕甘边特委印刷处曾大量翻印过中央苏区的书刊”。(25)同时，坚持办好《布尔什维克的生活》《红色西北》刊物。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创办了《红色西北》，主要刊登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消息，尤以红军战讯为最多，并刊登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决议和宣传号召性文件，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各项建设。1935年陕甘边特委又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生活》。其宗旨是传达党的经验教训，交换党的工作方法，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调动党员的工作积极性。通过创办革命刊物，不仅宣传了革命理论，唤醒了劳苦大众，激发了革命斗志，而且丰富了边区军民的文艺生活，密切了军民关系，为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①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②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③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④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⑤王世泰：《刘志丹与陕甘边根据地》，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
　　⑥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⑦张宏志：《西北革命根据地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3页。
　　⑧《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6页。
　　⑩张秀山：《我的85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
　　(11)《习仲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12)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72页。
　　(14)贾巨川：《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页。
　　(15)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1986年内部发行，第92页。
　　(16)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06页。
　　(17)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650页。
　　(18)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边区（陇东部分）》，1986年内部发行，第230页。
　　(19)马文瑞：《群众领袖 革命楷模》，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1页。
　　(20)郭林等编：《刘志丹与西北革命根据地》，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
　　(2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66页。
　　(22)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23)刘凤阁、任愚公主编：《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17页。
　　(24)高文、巩世锋编：《陇东红色歌谣》，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0页。
　　(25)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