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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与“硕果仅存”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贾虹生


  贾虹生
  (黄土情联谊会会长)
  “群众领袖,民族英雄”是毛泽东对刘志丹的崇高评价。作为中共中央军委认定的36位革命军事家之一,刘志丹不仅对西北地区工农武装斗争和革命政权建设做出了举足轻重的历史性贡献,而且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会不尊重自己的历史,而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都会敬仰自己的英雄。刘志丹同志短短33年的传奇经历,给后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财富,值得国人世世代代纪念、传颂、学习和继承。这就是我们在纪念这位伟大民族英雄诞辰110周年时所要表达的心情。
  刘志丹和西北的老革命家们创建和领导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以及在他们率领下,通过反“围剿”斗争,把陕北革命根据地也连在一起,形成了包括30多个县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红色根据地,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和“出发点”。可以说,这在中国革命进程的大局层面上,起到了挽救红军,力挽狂澜于既倒的历史作用。正像毛泽东所说的,“没有陕北,我们下不得地”。而如果没有这个硕果仅存且扎实的根据地,以及后来在中共中央统筹领导下,把它造就成革命的大本营和战略指挥中心,中国的抗日战争和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当我们以这样的角度重新审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时,就更觉得刘志丹等西北根据地老一辈革命家群体贡献的重大。
  西北革命根据地之所以成为土地革命时期仅存的硕果,绝不是偶然的。刘志丹、谢子长、高岗、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们带领西北地区的党组织、工农红军将士和广大劳苦大众,自觉地、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方针,建立武装割据,开展人民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调动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重视根据地政权建设,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等一系列的做法,是他们成功的根本原因。而所有这些经验都是中国共产党革命时期最基本、最成功的思想路线和方针政策的体现。
  同时,西北地区又有自身的特点:比如,建立革命武装力量,刘志丹等提出,要以红色的、灰色的、白色的多种形式,即工农武装起义,改造贫苦农民为主体的土匪武装,在国民党军队中搞兵运。虽然曾被“左”倾的领导批评为“土匪武装”,队伍不纯,但实践证明,它是切合当地实际而且极为有效的策略,否则,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是从哪里来的?
  比如,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同时建立陕北、关中两个游击区,三者互为掎角,形成“品”字格局的做法,虽然被“左”倾的领导批评为“梢山主义”“逃跑主义”,但实践证明,它既适合陕甘地区的特点,也完全符合军事斗争原则,否则,这些红色根据地怎么得来?又怎么能不被攻破?连毛泽东都赞扬这种“狡兔三窟”的做法高明。
  比如,西北红军普遍与“哥老会”关系较好,还经常得到他们的物资支持。与杨虎城的西北军有互不侵犯协议,与一些地方民团也有互不侵犯的“默契”,致使红军和红色政权得以生存、休整、壮大。虽然被“左”倾领导批评为“投降主义”“勾结反动政权”,但事实证明,这就是统一战线的策略,最终被总结、提升为共产党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比如,在土地改革中,对地主、富农不搞扫地出门,而是也分给他们“坏地”,让他们自食其力。虽然被“左”倾领导批评为“右倾机会主义”,是“革命不彻底”,但实践证明,这种较为“人性化”的政策,削弱了敌对势力的反抗,能得到更广大群众的认同,从而避免了过于激烈的“左”的做法,使土地改革得以有效推进。这样建立起来的群众基础是更加良好的,对于革命根据地的巩固更为有利。
  再比如,陕甘边根据地不仅开展以游击战争为主的军事斗争,同时还努力搞好政权建设。以“豆选”方式,多次进行民主选举,选出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刘志丹在公开场合向习仲勋敬礼,自觉维护群众选举而来的政府威信。
  还比如,根据地积极开展与国统区和国民党军队的贸易,经济政策也十分灵活,使根据地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开展文化教育,创办“列宁小学”等措施,都为根据地的建设提供了支持。认真研究陕甘边根据地的“七月决议”“十大政策”就会发现,这块“硕果”之所以能够“仅存”,是完全有道理的。人们说:“细节决定成败”。在陕甘边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也能证明这一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刘志丹等老革命家的成熟风范和居功至伟。
  我的父亲贾拓夫也是陕北的老革命,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共产党员,就一直参加陕北的革命斗争。1929年在榆林召开的红石峡会议上,时年17岁的他就结识了刘志丹,是陕北、陕甘搞“三色”武装斗争实践的见证者。之后,他调到西安,任团市委书记,又被派往陕南,代理陕南特委书记。1932年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长、秘书长等职,也负责一些组织和巡视工作,与陕甘边游击队、红二十六军、西北抗日义勇军等多有联系。他代表省委向这些部队派去不少骨干,杨森、张秀山、高岗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1933年7月28日,我父亲和当时省军委巡视员高岗与省委书记袁岳栋、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在西安福盛楼以吃饭为掩护,召开临时省委会议时,被敌特发现。袁岳栋和杜衡被捕,我父亲和高岗逃脱,袁、杜随即叛变,致使陕西省委遭到巨大破坏。我父亲在做了一系列紧急处理后,于8月中旬起程向北方局和党中央去汇报情况。他在1933年11月向党中央的书面汇报中,详细叙述了事件的过程和紧急应对措施,并提到:“渭华我们已与县委书记讨论了。我们离开陕西时还在渭华留了一天,解决了些问题,并决定子丹、子文、世泰(子丹即刘志丹,子文即黄子文,世泰即王世泰)们的工作(红二十六军失败后,他们四五个人藏在渭华)。派子丹、世泰到四团去,子文到韩城梁占魁部去工作,把梁组织在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二路旗帜下。我找见高麻子(即高岗),与他讨论了骑兵团工作后,派他到那里工作,这是以前省委就决定的。”报告中还提到:“二十六军的问题,我在河北时,也曾与河北负责同志谈过,派浩如(即谢子长)与鸿雁(即阎红彦)回去,鸿雁到二十六(军)去,浩如到陕北游击队去。”
  后来事情的发展过程表明,上述建议和安排都实现了,而且在他们的领导下,红二十六军旗帜不倒,并从一两个团扩大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陕北游击队扩大组建了红二十七军。刘、谢会谈,组成统一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刘志丹的指导下,取得反“围剿”胜利,把陕甘边和陕北两个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陕甘边和陕北的武装斗争是多么艰险。他们能坚持下来,前赴后继,最终打出一片西北革命根据地,又是多么不容易!同时,我们也看到,尽管有“左”倾路线的影响和叛徒的出卖,但陕西的党组织在贯彻党的开展武装割据,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大方向上,一直是坚定的。
  今天,我们纪念刘志丹诞辰110周年,深切缅怀这位伟大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就是要牢记他们的巨大贡献,继承他们的革命精神,学习他们的高尚品质,把前辈们用生命和鲜血打下的江山保护好,建设好,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同时,我还想说:历史是需要鸟瞰的,特别是当今的历史研究中,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所谓的“细节”“历史真相”以及“恩恩怨怨”中。在大量的历史信息和“信息爆炸”所形成的“碎片化”时代,如果没有整体的、全面的和历史的、客观的立场、观点、方法,就不能真正把握历史的大方向,就不能真正起到总结经验教训,凝聚共识,团结向前的作用。作为后人,我们应接过革命前辈的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一代一代地奋斗下去。
  

刘志丹将军与刘志丹精神论集/梁星亮,姚文琦,刘志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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