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玲
　　（延安革命纪念馆）
　　西北革命根据地（包括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硕果仅存的根据地。由于它具备了地理上、政治上、军事上有利条件，因而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有着特殊的贡献和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
　　一、西北根据地的形成统一和发展
　　（一）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建立是西北根据地的初创时期
　　关于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是在中共陕西省委和陕甘边特委领导下创建的。1931年9月，刘志丹在兵运工作失败后，将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民间武装整编为南梁游击队。同年10月下旬，阎红彦、杨重远率由晋西游击队改名的陕北游击队在甘肃林锦庙与南梁游击队胜利会师。12月下旬，两支部队在合水县柴桥子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1932年2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正宁县三嘉塬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
　　1932年3月20日，陕甘游击队进驻正宁县寺村塬，以这里为中心，发动周围的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财物，成立赤卫军、贫农团、妇女会等组织。22日，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寺村塬革命委员会，这是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一个发展阶段。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批准陕西省委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12月下旬，省委常委杜衡来到部队，指责谢子长、刘志丹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要把他们清除出部队，由于谢子长等人力争，才勉强留下刘志丹和杨重远。12月24日，杜衡在宜君转角镇宣布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杜衡任军政委兼团政委，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处长，共200余人。
　　照金地区沟壑纵横，层峦叠嶂，地势险要，位于耀县、三原、淳化、旬邑、宜君、同官六县之交。1932年12月27日，红二团全歼焦坪之敌60余人，接着，部队南下，消灭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将根据地扩展到照金薛家寨地区，红二团发展到300余人。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4月5日，特委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根据地基本形成，这是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此时，杜衡却头脑发热，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令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新根据地，结果不仅在强敌围追堵截下遭到失败，而且丧失了坚持十个月的照金根据地。
　　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会议做出三项决定：第一，恢复红二十六军，首先成立第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第二，以桥山山脉为依托，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第三，开辟三个战略区，建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会后，为了廓清南梁地区的外围，红四十二师主力转入外线作战，歼敌1个营、4个连和2个民团，为创建南梁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4年1月上旬，红四十二师返回南梁地区，因王泰吉去河南做兵运工作，刘志丹继任师长，高岗因犯错误被撤职，杨森接任政委。2月，在刘志丹的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8路进攻，进一步巩固了陕甘边根据地。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园堡召开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0多人。会议选举产生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陕甘边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习仲勋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志丹为军事委员会主席，朱自清为赤卫军总指挥。这是陕甘边根据地的第三个发展阶段。至此，红二十六军拥有4个正规团，1000余人，赤卫军也发展到1500人。随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各基层政府也陆续建立起来，陕甘边根据地日益巩固。
　　关于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导下创建起来的。1932年3月12日，刘善忠，高朗亭等以访友为名，在清涧县淮宁湾缴了邱树楷民团6支步枪，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延川游击队，队长刘善忠，政委高朗亭。同年10月1日，陕北特委决定其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因刘善忠被内奸暗害，高朗亭为支队长，艾龙飞为政委。这是陕北特委领导的第一支红军游击队。
　　1933年7月23日，陕北特委高起家洼会议决定立即发动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并做出开辟神府、绥清和安定三个战略区的决策。8月5日，崔田民在清涧县王家山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支队长罗永宽，政委高朗亭。11月7日，马文瑞在神木县松树峰成立了红三支队，支队长王兆相，政委马万里。1934年2月25日，高长久在吴堡县樊家圪坨村成立了红四支队，支队长薛俊山，政委马佩勋。3月，红五支队在绥德县王家沟成立，支队长崔正冉，政委马万里。6月，红六支队在佳县成立，队长樊文德，政委王效曾。7月，红七支队在府谷成立，韩峰任队长兼政委。7月15日，红八支队在安定成立，队长栾新春。至此，已有八支红军游击队，陕北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1934年7月8日，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共300余人。
　　陕北游击战争的全面发展，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恐慌。陕北军阀井岳秀调兵万余人，向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一次“围剿”。谢子长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陕北游击队和前来支援的红二十六军第三团密切配合，首战安定景武家塌，再战绥德张家圪台，奔袭清涧河口填，三战三捷，歼敌200余人，俘敌100余人，缴获长短枪160多支，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北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但不幸的是，谢子长在指挥河口战斗时胸部中弹负伤。
　　陕北特委惠嫣里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各级工农民主政权，进行土地革命；扩大赤卫军、游击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扩大红军编制，创建红二十七军。会后，仅两三个月时间，就新组建了18个游击支队，陕北红军游击队由原有8个支队，发展到26个支队。并在此基础上，合并改编为陕北红军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1935年1月30日，陕北特委在安定县白庙岔举行典礼，宣布将陕北红军各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委张达志，参谋长朱子休。下辖第一、二、三团，共500余人。
　　1935年1月29日至31日，陕北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安定县白庙岔召开，来自陕北各县的150名代表参加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陕北省苏维埃政府，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下设土地、粮食、文教等委员会。至此，陕北省已建立起16个县级工农民主政府。陕北根据地已扩展到东滨黄河，西临白于山，北依长城沿线，南及延河流域。在这一范围内，除县城和几条大道被敌人控制外，广大乡村和集镇都是红色区域，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
　　（二）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的统一是西北根据地的形成时期
　　西北革命根据地是在陕甘边、陕北建立的两块根据地的基础上统一、发展起来的，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
　　1935年春，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已经形成的陕北和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中间相距不足百里，此时，国民党蒋介石调集了陕、甘、宁、晋省军阀部队约5万人，对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为了统一两块根据地的领导，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第二次“围剿”，2月5日，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赤源县周家崄召开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西北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两块根据地的党和军队。西北工委书记惠子俊，在未到职前由崔田夫代理。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一说为谢子长）。会议确定了反第二次“围剿”的战略方针，并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
　　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与游击队，在刘志丹亲自动员和指挥下，第二次反“围剿”战役从1935年1月30日南沟岔战斗开始，到8月21日定仙墕战斗结束，历时半年多，红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消灭敌人正规军5000余人，民团武装3000余人，缴获枪支8000余支，子弹数十万发，开辟了甘泉、富县、宜君、定边、环县等游击区，实现了陕北根据地和陕甘边根据地的统一，并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由于西北工委和军委的成立，尽管两块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尚未统一，但西北根据地已经形成。从此，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共20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的西北根据地，拥有正规红军2个师9个团4000余人，游击队3000余人。
　　（三）陕甘晋省委的成立至党中央到达陕北前，是西北根据地的危机时期
　　在第二次反“围剿”取得胜利之际，正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的时候。长征中的党中央已召开了俄界会议，做出了在陕甘广大地区发展，以游击战争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中央红军正在兼程向北开进。蒋介石大为震惊，为阻止中央红军与西北红军会合，一面重新部署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一面调遣10余万兵力，分5路又向西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刘志丹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牵制国民党10万余军队在根据地不能自拔，减轻了长征路上各路红军的压力。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陕苏区西征北上到达陕北。9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延川县永坪镇胜利会师。9月17日，在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的主持下（团长朱理治、成员聂鸿钧、程子华），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取消西北工委，成立以朱理治、郭洪涛为正副书记的陕甘晋省委。改组西北军委，由聂鸿钧任主席。改编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团长兼参谋长。下辖3个师，全军团共8000余人。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先后取得了劳山和榆林桥战役的胜利，为粉碎第三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由于中央代表团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不久陕北发生了错误“肃反”，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陕甘边党政军刘志丹、习仲勋等大批领导人，并错杀了200多人，使苏区陷入严重危机之中。
　　（四）党中央到达陕北挽救根据地危机至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是西北根据地的兴盛时期
　　当西北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1935年10月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在打完吴起“切尾巴”战斗后，毛泽东等立即挥师南下甘泉下寺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张闻天、博古等去瓦窑堡，并派王首道等人去纠正了陕北错误“肃反”，从监狱里放出了刘志丹等大批陕甘边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于11月指挥直罗镇战役，一举歼灭东北军一〇九师及1个团，彻底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对西北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曾评价道：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新局面就开始了。为了统一和加强中国西北各省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使其在更加巩固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陕甘晋苏区设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博古任主席。当时的西北中央局（实则为党中央）成为西北地区党的直接领导者，下辖成立的中共陕北省委、陕甘省委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委。西北办事处下辖陕北省、陕甘省和关中，神府苏维埃政府。这时的西北根据地已从地方性红色政权提升为全国苏维埃性质的政权，不仅领导地位提高，人员增加，地域也扩大了。到1936年6月，红军发展至宁夏，又新成立了陕甘宁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1937年初，西北办事赴管辖3省2个特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人口150余万。从此，西北根据地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心根据地，成为全国苏维埃运动的模范。1937年9月6日，根据中共和国民政府达成的协议，西北办事处改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西北革命根据地完成了从苏维埃到抗日民主政权转变的历史使命。
　　二、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创建与发展中的特点
　　（一）根据地在流动中不断发展壮大
　　西北根据地在全国革命根据地中，具有罕见的流动性，并在流动中不断壮大。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文中指出：“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作战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领土的流动性，完全是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①这一对根据地流动性的论述，在西北根据地体现得十分典型，集中体现在流动时间长、流动幅度大。具体来说：其中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创建历时6年之久，并经历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为活动中心的三个发展阶段，其中寺村塬、南梁两个阶段在甘肃境内，照金阶段在陕西境内。
　　在创建陕甘边根据地过程中，刘志丹就将陕北根据地与陕甘边放在一起，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上思考如何布局，也就是将根据地的流动范围放得更广。在1933年11月上旬，根据他的建议，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合水县包家寨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决定划分三个游击战略区，并组建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陕北为第一路游击区，以安定为中心；陇东为第二路游击区，以南梁为中心；关中为第三路游击区，以照金为中心。在三路游击区中，以南梁为中心，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沿桥山子午岭山脉向南北发展。因为南梁位于陕甘交界桥山山脉的中段，方圆几百里，沟壑纵横，林深树茂，回旋余地大，便于红军游击，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扼守山林，易守难攻，东北可联陕北，群众受革命影响较深。因此，从地理环境和从群众条件方面考虑，南梁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地方。以南梁为中心，以照金和安定为两翼拱卫，以南北为发展方向，当时陕甘边区老同志将这个战略叫作“狡兔三窟”，这是西北根据地最大范围的流动游击。对此，毛泽东给予很高的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②实际上，这也是西北根据地没有丧失的一个根本原因。
　　（二）采用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受中共陕西省委派遣回到陕北工作。当时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他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和陕西省委关于开展“兵运”工作的决议，号召共产党员到兵营中去，争取群众，准备起义。当时的陕北特委书记杨国栋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主张只做点宣传工作，不搞武装斗争，甚至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刘志丹和特委其他成员一起，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29年4月，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红石峡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决定刘志丹任特委军委书记，并主持特委工作。就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开展武装斗争可采取“三色”论：即“白色”（深入白军中开展争取工作）、“灰色”（派人争取土匪工作）和“红色”（建立工农革命武装）三种斗争形式，主要以争取白军为主。从此，刘志丹领导西北地区的兵运工作，他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争取士兵群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掌握兵权。
　　从1929年秋到1 930年秋，刘志丹组织动员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先后打入陕北高志清，杨庚武，甘肃谭世麟，宁夏苏雨生等军阀部队以及黄龙山“山大王”的队伍中，曾取得营长、团长、旅长的合法身份，积极发展党员。如他们在旧军队中培养的韩练成、牛化东，后来分别为人民军队中将、少将。刘保堂旅长成为红军的忠实朋友。虽然也有过许多失败，但最终为革命积累了力量，为以后创建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刘志丹还成功地改造志丹民团并当选为团总，把这支民团改造成革命力量。他亲自率领民团在陕甘边境消灭了几股反动民团，还收编了活动在这一带的“民间武装”（即所谓的土匪）赵连壁、贾生财、杨培盛等部，将其改造为游击队，终于组建了一支独立的革命武装队伍——南梁游击队。当有人问他：“你搞土匪的队伍，他们纪律不好，怎么能行？”他说：“河里打起坝了，没有鳖走的路啦！土匪军队有的是基本群众——贫农。”实践证明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如黄龙山的“山大王”郭宝珊，参加红军后，英勇作战，成为少将。
　　对当地哥老会等地方势力，刘志丹也采取争取、改造、团结的方针。1930年春，他在志丹永宁乡王庄，由码头山龙头大爷马海旺等人介绍加入哥老会，号称西北堂大老爷。在他的影响下，本县哥老会大爷马锡五就带数百成员参加了革命。1936年马锡五当选为陕甘宁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安定县哥老会的龙头大爷李仲英率部参加革命，后来任红二十九军军长；甘肃华池县哥老会的郑海旺大爷跟随红军，参加了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有的哥老会成员在刘志丹创建革命武装力量初期，主动地捐献枪支弹药、筹粮筹款，有的动员兄弟伙参加红军游击队，有的养护红军伤病员，有的为红军通风报信等。志丹县苍沟村哥老会大爷马海旺的家，一度曾是刘志丹的兵站，马后来成为出席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成为延安成立的全国进步哥老会组织的副主席。
　　由于刘志丹的影响和努力工作，使得哥老会的兄弟伙们对西北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宣言》中高度评价说：“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
　　（三）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根据地领导人始终坚持正确路线不动摇
　　早在1931年秋，刘志丹等领导人曾深入桥山山脉中段南梁一带做广泛的社会调查，认为在南梁建立根据地有诸多有利条件。但是，当时“左”倾错误指导下的陕西省委坚持南下关中，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一再否决刘志丹的意见。
　　1932年6月，陕甘游击队南下韩城作战中失利，转移到正宁一带休整。部队领导人在讨论下一步行动方向时出现较大分歧，有的主张南下，有的主张北上。陕西省委派来的政治委员李杰夫和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提出：愿南下者跟他们走，愿北上者跟刘志丹走。这个分歧反映了当时在建立根据地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如果处理不好可能造成分裂。刘志丹、阎红彦等同志坚决反对“分家”，最终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从而坚持了团结，对陕甘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同年12月，在照金根据地建立不久，此时杜衡却头脑发热，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令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结果造成南下失败，丧失了坚持10个月的照金根据地。在碰过钉子之后，才认识到刘志丹很早就提出在南梁创建根据地的重要，到1933年11月的包家寨会议，才认同了刘志丹关于建立三路游击队总指挥部和开辟三个战略区的正确意见。
　　刘志丹为了坚持其正确的看法和意见，在当时受到了多次打击和排斥，丢掉了领导职位，甚至遭到诬陷而坐牢。但是，他为了顾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大局，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坚持正确路线不动摇。如1931年他在收编土匪、民团武装的基础上成立的南梁游击队。1932年该队和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之后不久，部队一些领导人认为南梁游击队改编的二支队成分不纯，部队不稳，便缴了二支队的枪，解散了二支队，还打死了几个人。这件事还造成一支队部分队员惊慌出走。刘志丹顾全大局，没有反击。但是，长期以来因缴枪事件造成部队激烈争论。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关于西北红军历史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指出：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相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③。
　　当西北根据地统一之后，在中共北方局派驻西北代表团主持下，发生的陕北错误肃反，一度造成根据地的危机。当然，进行肃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笔者认为：主要是刘志丹等人坚持正确路线，而错误路线的执行者他们不能理解，认为红二十六军领导犯了“右倾取消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说部队组成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等等。因为刘志丹等对于工农武装割据与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认识比较明确，能够结合西北实际，从战略和策略上有新的创造，而错误路线的执行者总是耿耿于怀，一步一步发展到对立，进而实行逮捕。如逮捕刘志丹的信送到他手里时，为避免引发红军内部冲突，刘志丹决定亲自去瓦窑堡而被捕。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尽管及时纠正错误肃反，释放了刘志丹等人，但因当时历史条件所限，给刘志丹等人还留下“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直到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时才彻底平了反，特别是在1943年刘志丹移灵时，中央才做出了公正的评价。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指出，“刘志丹同志远离中央，能从革命实践中体会到马列主义之精髓，使马列主义之普遍真理具体实现于西北，在建军建党建政及领导革命战争中，其方针策略，无不立场坚定、实事求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不调和之斗争”，使根据地立于不败之地。这充分证明，刘志丹在创建西北根据地过程中，为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始终不动摇，宁肯牺牲个人利益，这种真正共产党人为党为国忠心耿耿的革命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和纪念。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0、229页。
　　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③《关于西北红军战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原载《党史通讯》1986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