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杰
　　（兰州军区政治部）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86000多人从江西瑞金等地开始长征，沿途曾经选择了湘西、川黔边、川西和川陕甘等落脚点，但这并不完全由中央红军领导者的主观愿望所决定，这主要取决于红军同国民党军较量结果等客观原因，所以这些落脚点始终没有能够实现，唯独1935年9月之后，党中央、毛泽东选择了刘志丹，选择了陕甘苏区，红军才有了归宿，才立于不败之地。在纪念刘志丹将军诞辰110周年之际，我们不能不想起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刘志丹。他是当年陕甘红军和苏区的创建人之一，这块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后来成为党中央和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为红军抗日战争的出发地，对中国革命做出了人所共知的历史性贡献。
　　毛泽东选中了刘志丹
　　1935年9月初，中央红军经历了千山万水、千难万险，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领导下，从四川若尔盖县巴西乡渡过包座河，进入甘肃南部迭部县的俄界村（高吉村），但是，到达俄界的红军只有7000多人，已无力完成“夏洮战役计划”和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任务。9月11日晚至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举行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除揭露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外，主要讨论了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改变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会议决定：经过甘东北和陕北，以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取得共产国际的帮助，休整部队，壮大红军，然后再以更大规模进取陕甘广大区域。为此，会议决定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继续北上。
　　陕甘支队经过三天急行军，到达甘肃境内的腊子口附近，腊子口是甘肃南部的天然屏障，也是红军由川入甘的必经之地，地形十分险要，当时甘军鲁大昌用三个团的兵力扼守腊子口。红军利用夜战的攻坚战术，一举砸开了“腊子口防线”，只用了五个小时就战胜了敌人。9月2 1日，中央红军经过岷县的漩涡、大草滩、麻子川到了甘肃省的第一个城镇——哈达铺（今属甘肃宕昌县）。毛泽东住在哈达铺街上一个前铺后院的“义和昌”药铺，院中有一幢坐南朝北、一排三间房连通的旧式平房，毛泽东当时住在右侧套间，张闻天住在左边套间。在这里，他们从收缴的1935年七八月的《大公报》《晋阳日报》《民国日报》等报纸上，了解到刘志丹领导的陕甘苏区根据地存在的重要消息。
　　红军到达哈达铺的第二天即22日下午，在村口关帝庙院内，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北上抗日到陕北去，同陕北红军会合”的正确决策。他还说，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还有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毛泽东号召大家：“同志们，胜利前进吧！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就是我们抗日的前进阵地！”（据杨成武《忆长征》）根据到陕北去的战略目的，红军在哈达铺进行了整编休整，整顿了部队，严明了纪律。9月23日，中央红军从哈达铺出发连续急行军，24日到漳县新寺，26日到武山鸳鸯嘴，27日通过渭河封锁线，到达通渭县榜罗镇。
　　榜罗镇的中心小学也有许多报纸，使党中央进一步了解了陕甘苏区的情况。9月28日，党中央在榜罗镇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了党的战略方针问题，正式决定把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甘苏区。关于榜罗镇会议，目前还没发现原始材料。但是，通过毛泽东1935年10月22日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以及陆定一的《榜罗镇》、杨定华的《从甘肃到陕西》这两篇文章，可以间接地了解到这次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在吴起镇政治局会议上曾指出：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这表明，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讨论了改变俄界会议精神，确定与刘志丹、徐海东领导的红军会师，落脚陕北。
　　9月30日，陕甘支队到了通渭，这是红军长征以来进入甘肃的第一个县城，毛泽东在当时的县衙内（现在县委所在地），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分析了当时陕甘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形势，确定了下一步的具体任务。
　　10月2日，陕甘支队从通渭出发，分左中右三路急行军，先后控制了西兰公路沿线的界石铺、公益铺及华家岭一带，7日红军开始翻越六盘山。10月10日红军经宁夏同心等地到了陇东镇原三岔。10月14日，红军大部分到了环县的洪德城，17日翻越了陕甘宁三省交界的老爷山，经过铁边城，终于在19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等带领的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今吴起县城），同陕北红军会师。自此之后，陕甘苏区便成为党中央、毛泽东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刘志丹是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创始人之一
　　对于刘志丹，在人民群众中间有许多传说，有的把他传为“草莽英雄”，一些外国记者把他比成英国传说中的好汉“罗宾汉”。其实，刘志丹纯系一个“书香之家”的子弟，尔后参加革命的。他于1903年10月4日诞生在陕北保安县（今志丹县）。祖父刘士杰是清朝贡生，教过私塾。父亲刘培基是清朝秀才，也是教书先生。刘志丹6岁时，他爷爷亲自教他念书识字，常给他讲陕北历史及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故事，经过长辈不断熏陶，慢慢使刘志丹同情受苦民众，仇恨压迫百姓的贪官污吏。
　　1922年，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从教师杜斌丞、魏野畴、李子洲那里读到了《向导》《新青年》《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产生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1924年，榆林中学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志丹入了团，并担任团支部委员，1925年春转为共产党员，1925年初秋，党组织派刘志丹去广州黄埔军校第四期炮兵科就读。在校期间，刘志丹得到了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王懋廷等共产党员的热情教育，同时他与唐澍、陈赓等同学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彼此关系融洽，亲密无间。
　　1926年秋，刘志丹毕业后，党组织调他到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去工作。1927年夏，被冯玉祥“清党”“礼送出境”后，刘志丹先到武汉，后到上海，找到了党中央，党中央让他回陕西担任省委“交通”，负责中央与陕西党的联络工作。1928年4月，在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下，刘志丹领导了渭南、华县等地农民和西北军许权中旅举行的武装起义。1929年到1931年间，刘志丹和谢子长利用亲友等各种关系，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杨重远、阎红彦等率领从山西汇集起来的一支队伍到了南梁，和刘志丹会合。上级指示这两支部队合称西北反帝同盟军，省委派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这支部队转战桥山地区，迅速建立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俗称南梁政府）。1932年2月，陕甘边红军诞生，即西北反帝同盟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5月省委调回谢子长，由刘志丹任总指挥。先后打了50多次仗，游击区扩大到了1万多平方公里。8月间，省委派谢子长回来再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他们一起指挥了照金战斗，一举歼国民党军400多人，红军和根据地又扩大了。12月间，省委决定把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由于杜衡执行“左”倾错误路线，红二十六军被敌打散，杜衡投敌叛变后的1933年11月，上级又恢复了红二十六军，先成立了红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
　　中央红军在到达哈达铺之前，为什么不知道陕北有苏区和正规红军，为什么有人还把陕北苏区和陕甘苏区混为一体？这主要是陕甘苏区和西北红军形成的时间相对较晚，在陕甘苏区创建期间，党中央与西北党组织无法取得联系。再加上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遭到严重破坏，在此后约两年的时间内，陕甘苏区党组织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同志，完全靠着对革命未来的坚定信念，领导着苏区军民进行独立的斗争。
　　所谓陕北红军，是指在陕北特委领导下成立于陕北苏区的红二十七军；所谓陕甘红军，是指西北军委成立后统一指挥的红二十六和红二十七军。那是1934年2月间，刘志丹率红军和游击队联合作战，打了几仗，仗仗皆捷。西华池一仗，干净利落地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团部、两个营，以后又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围剿”。1935年2月，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谢子长在战斗中负伤，刘志丹负责西北军委工作，5月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会师，成立统一的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
　　这时，蒋介石在“围剿”中央红军的同时，加紧了对陕北和陕甘苏区的“围剿”。当时，红军只有4500人左右，加上游击队也不过6000人，面对强大的国民党军，刘志丹胸有成竹，又打了10多个漂亮仗，解放了安定、延川、安塞、靖边、保安等6座县城，使陕北、陕甘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的农村，红军主力扩大到5000多人，赤卫队扩大到1万多人。
　　正当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陕北时，蒋介石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司令部”，亲自兼任司令，纠集西北五省军阀的军队和张学良的东北军主力，还有国民党的中央军，共10万多人，再次大规模“围剿”陕甘红军。刘志丹这次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消灭阎锡山先头部队一个营，击溃了两个团。阎锡山一看形势不妙，慌忙把他的部队撤回山西。刘志丹挥师北上，攻击横山一带的敌军，以实际行动和优异的战绩迎接中央红军的到来。
　　1935年9月初，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艰苦转战来到陕甘苏区。刘志丹写了“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指令”，派习仲勋、刘景范前来保安迎接。中旬，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这三支红军主力在延川永坪镇会师，决定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又称西北红军），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共7000多人。刘志丹怀着无限喜悦的心情，盼望着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到来。
　　毛泽东救出刘志丹
　　中央红军落脚陕北苏区，是红军长征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陕甘地区有一块较为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是土地革命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一块苏区，有这个“唯一”实在是难能可贵了！这里已经汇集了比较强大的红军队伍，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这里有党的坚强组织，广大人民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里距抗日前线较近，并有广阔的回旋余地。毛泽东、中央红军在这里落脚，就在地理上、政治上处于有利的地位。
　　中共中央率领了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时，陕甘苏区人民和红十五军团正在进行第三次反“围剿”作战。国民党军的这次“围剿”是从7月开始的。10月，经红十五军团南下作战，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东北军的气焰。但是，就在这紧要关头，党内的“左”倾错误在陕北恶性发展，西北根据地内发生了严重的“肃反”事件。错误路线的执行者硬说刘志丹“一贯右倾”，诬陷他“同国民党部队有秘密勾结”，是“白军军官”和“反革命”。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西北军委和陕甘边县、团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逮捕。这时刘志丹还在前线。一天他碰见从瓦窑堡后方领导机关来的一位通讯员。通讯员认识刘志丹，说有一封给十五军团司令部的急件，交给了刘志丹。刘志丹打开一看，原来是密令前线保卫机关逮捕他。刘志丹对此感到十分惊讶和愤慨，但是他为了不使党分裂不使红军自相残杀，不给国民党军以可乘之机，就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把信交还通讯员说：“你仍把信送去，告诉他们，我自己去瓦窑堡了。”就动身前往瓦窑堡，却不容分辩就被投入了监狱。“左”倾分子怕人知道他回来，连他的马也押进监狱。随后又把他的妻子同桂荣和女儿刘力贞也编入劳改队。刘志丹在牢房被戴上镣铐，受尽了折磨，随时可能被处决。由于这次错误“肃反”，制造了大量冤案，使陕甘苏区人人自危、军心涣散，本来形势大好的陕甘苏区，一下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局面。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在吴起镇短暂休整中，当地的游击队和苏维埃政权与中央红军接上了关系，立即为红军筹集粮食、被装和鞋袜。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找来游击队的负责人打听了刘志丹和西北红军的活动情况。随即率部向东，于10月30日抵达甘泉县下寺湾，同红十五军团会师。当党中央、毛泽东了解到陕甘苏区错误“肃反”的情况后，采取了果断措施，强令立即“停止捕人，刀下留人”，一切听候中央解决，并派贾拓夫、王首道、刘向三等同志作为先遣队，带了一个排的兵力和一部电台，前往瓦窑堡，寻找陕甘红军和接管“左”倾机会主义分子控制的中央西北保卫局，防止事态恶化。临行前，毛泽东对他们说，杀头不像割韭菜，韭菜割了还可以长起来，人头落地就合不拢了。先遣队迅速赶到瓦窑堡，仔细审阅案卷，深入调查研究，做了大量工作，证明所谓刘志丹等同志的“罪行”，纯属诬蔑。10月30日，张闻天、董必武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先行到达瓦窑堡后，听取了王首道等的汇报，撤销了原陕甘晋省委，接管了西北保卫局，并在博古指导下组成解决“肃反”问题五人小组，其成员为董必武（主任）、王首道（红军保卫局长）、张云逸（代表军委）、李维汉（中央组织部长）、郭洪涛（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经过认真审查，推倒了强加于刘志丹等同志身上的莫须有罪名，首批释放了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杨森、杨琪、刘景范、高岗及刘志丹的警卫员等18人。
　　11月11日，中共中央召开平反昭雪大会，张闻天、博古、刘少奇等领导出席。会上宣读了《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由王首道代表五人小组宣布刘志丹等同志是无罪的，中共中央决定一律平反，立即释放，并且分配工作。刘志丹也讲了话，表示要团结起来，在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为完成革命事业而奋斗。会上，对制造这起冤案的有关负责人也进行了严肃处理。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直罗镇战役结束后到达瓦窑堡，立即接见了刘志丹等受迫害的同志，给予亲切地安慰，从而稳定了内部，挽救了处于危机状态的陕甘苏区。周恩来一见刘志丹就拥抱他。刘志丹说：“周副主席，我是黄埔四期的，你的学生。”周恩来说：“我知道，我们是战友。”毛泽东见到刘志丹时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说：“中央来了，今后事情就好办了。”
　　党中央和毛泽东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任命刘志丹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任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党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员，1935年12月8日，毛泽东、彭德怀、刘志丹3人联合署名发表了《告陕甘苏区工农劳苦群众书》。
　　为巩固“落脚点”虽死犹生
　　毛泽东在吴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苏区非发展，即不兴。”彭德怀指出：“俄界会议还不能决定在陕甘的什么地区建立根据地，现已胜利到达这一地区，保卫这一苏区是唯一正确的方针。”当时因为陕甘苏区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粮食和物资不丰，红军给养困难，扩军更不容易。党中央为了巩固和扩大“红军落脚点”，毛泽东在处理陕北和陕甘两块苏区的问题上是非常慎重的。在苏区的行政区划上尊重历史的形成，在撤销原设的陕甘晋省委的同时，分别成立了陕北省、陕甘省和神府、关中两个特区。刘志丹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全心全意，竭尽全力，为陕甘苏区的强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渡河东征山西、发展革命势力的过程中，刘志丹、宋任穷于1936年3月，率红二十八军插向晋西北地区，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送行到清涧。刘志丹向山西进军中，陕北群众听到说刘志丹的军队过来了，夹道欢迎，甚至从几十里路以外跑来看他。一位双目失明的老太太也来看刘志丹，乡亲们说：“你看不见。”老太太说：“看不见，我还摸不着吗？”刘志丹立即站到老人跟前，她上下摸着刘志丹，激动地流着泪说：“好人冤枉不了，这下子我把心放下了。”周恩来看到这种情形，也感动得流出热泪，对同志们说：“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贰，最守纪律，是品质高尚的共产党员。”
　　红二十八军从佳县胜利渡过黄河，为巩固和扩大陕甘苏区经过多次激烈战斗，1936年4月3日在晋西北兴县以南的白文镇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合，而后到达中阳县三交镇。1936年4月14日，刘志丹在前线指挥部队向国民党军冲锋时，不幸左胸中弹，光荣牺牲，他这时只有33岁。
　　刘志丹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他为创建和巩固“红军落脚点”奋斗一生。后来，在瓦窑堡举行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朱德总司令在会上讲道：“刘志丹自大革命起直到为党牺牲，均在各种不同环境下，以不同方式组织革命军队，虽屡遭失败，但他百折不回，至死不变，垮了再来，再垮再来，这种精神和毅力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刘志丹同志。”为了纪念创建红军落脚点的刘志丹，1936年，党中央决定把保安县改为“志丹县”。1943年在志丹县城北门外建立了“志丹陵”，毛泽东为陵墓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