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理工大学)
　　刘志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1903年，刘志丹出生于陕北保安一个书香世家。由于受到家庭熏陶，他自幼聪明好学，熟读经书，生活勤俭，作风朴实，不趋炎附势。尤其受祖父关于“泛爱众”儒家思想的影响，刘志丹从小就有恻隐之心，同情贫苦人民。例如家中雇了个长工叫张万银，和刘志丹很亲近，刘志丹亲呢地称张为“干大”。张万银也很喜欢刘志丹，常给他讲除暴安良的故事。这些都孕育了少年刘志丹救国救民的政治抱负。1921年，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在校期间勤奋学习，倾向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后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共产主义运动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更能接近群众和唤醒民众觉悟。而后者主要偏重上层改造，忽视民众的组织。刘志丹逐步认识到，要获得自身的自由和解放，必须唤起被压迫人民并与之共同努力奋斗。在中国要革命，要独立，要建立民主制度，就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与人民群众紧密结合的革命道路，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只有人民群众的民心向背才是决定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学期间，他曾任学生会主席，带领广大同学，同军阀井岳秀等代表的封建势力作机智和顽强的斗争。可以说这是他一生中，领导群众运动的初次可贵的尝试。
　　刘志丹群众路线在革命工作中的体现
　　在创建根据地的过程中，刘志丹采取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他认为，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开辟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只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才有胜利的保证。而在这三项工作中也最能体现他的群众观。
　　1.土地政策中的群众路线。刘志丹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领导这样的战争，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引导与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此，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此同时，刘志丹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申冤除害，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如南梁根据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就是根据中央土地法，并结合了本地区的实际。土地分配根据具体条例实施：没收地主的土地，给富农留少量的土地，团结中农进行土地分配，没收的土地按人口分给贫雇农及缺地少地的农民。①刘志丹时时注重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他常讲：“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坚决主张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要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允许富农安身立命，采取区别对待政策，打击反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实践证明，刘志丹实行的这些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刘志丹紧紧依靠贫农团和雇农工会，和老百姓同吃同住。由于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运动进行得相当顺利，搞得热火朝天，地富分子威风扫地，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在分配土地的同时，划了阶级成分。群众对自己的成分很重视，以做贫雇农为荣。虽也有个别错定成分的情况，经群众提出很快就纠正过来了。②土地革命使南梁地区贫苦农民获得了土地，极大地激发了他们革命和生产的热情。红军和游击队消灭了土匪，使他们能过安宁的日子，又分配了土地，更使他们生活有了保障，贫苦大众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土地改革的初步实行，使封建势力遭到沉重打击，广大劳苦大众开始当家做主，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起了根本变化。贫苦农民的斗争热情迅速提高，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由于干部密切联系群众、克己奉公、积极带头，和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人民群众也把革命干部当自家人，舍身保护他们。1935年马鸿宾部占领华池期间，县参议员等三名干部在夏家沟老百姓李德宝家养病，敌人逐户搜查，李家父子惨遭毒打，他们守口如瓶拒不供出干部的去向，最后父亲被捕、儿子牺牲。③
　　正是由于刘志丹、习仲勋等实行了正确的群众路线，才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产生血浓于水的深厚情感。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称赞刘志丹为：“群众领袖”“人民的英雄”，的确是恰如其分。
　　2.武装斗争中的群众路线。刘志丹在指挥作战中，还十分重视培养部队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他治军严格，赏罚严明。对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指战员，及时给予表彰；对于违反纪律的，不论哪一级干部，都坚决处罚。由于西北红军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刘志丹主张身先士卒、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重要建军原则，有爱民、爱兵意识，他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关心群众疾苦，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他善于利用社会矛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南梁红色政权建立后，他的军事策略是，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于是，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在发动军事行动之前，刘志丹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及时恢复和建立相关地区的党组织，发展新党员，深入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普遍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和扩大红军的影响力。
　　如1935年，国民党对陕北苏区进行第二次“围剿”，集中了6个师30个团，计5万余人，从北线、东线、南线、西线向陕北、陕甘苏区合围。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南征北战，在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中歼灭敌人。1935年5月，当敌人集中在北线要和红军决战时，刘志丹突然掉头南下，在红二十七军和高朗亭第九独立支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延长县，俘敌县长董公绶、骑兵连长汪振河等400余人，击毙民团50余人。缴获战马百余匹、轻机枪100多挺、长短枪400余支、电台1部。④从而将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取得关键性战役的完胜。取得这一辉煌胜利的原因并非纯粹由于军事战术。早在1933年南梁红军就派特派员赵振华赴延长，与当地地下党接头，整理和恢复党的组织。⑤1935年初，又派人来延长与部分地下党员密会，了解县内情况，通报红军的胜利消息和游击队的活动。⑥笔者认为，解放延长虽是玉家湾会议的一个临时决定，但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延长的胜利却是里应外合的结果。其必然性正在于刘志丹等陕北革命领袖，长期深入群众，发动群众，扎扎实实地为胜利做了兢兢业业的铺垫工作。
　　3.政权建设中的群众路线。为了贯彻包家寨会议关于建立南梁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二十六军恢复后立即进军南梁，扫荡陕甘边界的反动地主武装。同时，党和红军还派人深入南梁一带的山区农村，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热情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联合会、贫农团等革命群众组织。经过扎实细致的工作，到1934年初，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同年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实行集体领导，个人负责制。⑦
　　刘志丹热爱根据地的人民，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他说：“我们打仗为了和平，有了和平环境，就要帮助农民搞好生产。”他带领的队伍除打仗练兵外，农忙时帮助群众耕种收割。部队的军需开支，主要靠战利品和斗争土豪恶霸没收的钱粮来补充，基本不向老百姓摊派。刘志丹同志艰苦朴素，平易近人，衣服总是补丁摞补丁，一穿好几年。牺牲时，随身携带的全部财物，除了衣袋里几份党内文件和6支香烟外，一无所有。老百姓对他也十分亲近，亲切地称他为“咱们的老刘”。有一首《打镇靖城》的陕北民谣中这样唱道：“靖边包围住，老刘发前行，……造上个云梯上呀上了城。打开了监牢门，罪人放出城，劳苦群众都呀都欢迎。”⑧
　　时任南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很早就听说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到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把刘志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生。
　　陕甘边革命政权为保卫革命成果，在刘志丹和习仲勋等同志的领导下，加强武装斗争的同时，大力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十分重视群众的民生、教育和政治培训。特别颁布了若干和教育相关的法令。⑨在这些方面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根据地的建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如为促进经济发展，成立了银行和集市，发行纸币，保护小商户的利益；办合作社，开展以物易物贸易。开展扫盲活动，帮助贫苦子弟上学，建立卫生机构，为解决山区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做了一定的工作。进行社会改革，禁烟、禁赌、放足、救济孤寡残疾人。在相对很短的时间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激励了广大人民的革命斗争热情。⑩
　　刘志丹群众路线的时代意义
　　正是由于刘志丹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使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具有战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出发点，其重大历史意义不可低估。
　　第一，为西北地区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开展提供了有益经验。刘志丹群众路线的实践，完全符合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关系原理的具体体现。历史唯物主义从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出发，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历史发展起决定作用，同时也阐明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不可低估的作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同志所领导的西北革命的成功实践再次证明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任何历史时期，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
　　刘志丹从学生运动起历经各种角色、身份、职务和地位的变换，他始终如一，忠诚党的事业，实事求是，爱憎分明，注重政策和策略；把革命真理作为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当作教条，因地制宜，结合陕甘和陕北地区的实际和特点，开展有声有色的对敌斗争。胜不骄傲，特别是败不气馁，百折不回，英勇善战。(11)他还特别重视对群众的宣传鼓动。每到一地都召集群众大会，还常常亲自作动员报告，宣讲革命道理，鼓舞革命士气，以增强人民群众的凝聚力。重视和抓好群众的宣传启蒙工作，应该成为新时期群众工作的一项有益经验。另外，笔者认为，刘志丹个人性格中有几方面的突出特点，也能为新时期的群众工作方法提供借鉴：如有很强的应变能力，建设性地看待问题，客观、理性地审时度势，善于团结同志，等等。
　　第二，为西北地区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开展拓宽了创新思路。众所周知，刘志丹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提出著名的三色论，是一种具有创新思路的理论。刘志丹根据不少党团员已经打入白军部队当兵的情况，决定积极开展兵运工作。陕北省委在榆林城北红石峡会议上，选举刘志丹任军委书记，再次决定搞武装斗争。刘志丹提出可以有白色的(白军工作)、灰色的(土匪工作)和红色的(公开组织革命军队)三种形式，并主张当时以搞白军工作为主。(12)联合晋西红军游击队在旧军队和民团的地方武装中开展兵运。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苏区哥老会人很多，大多讲义气，与红军有过较长时期的交往，对红军有过不少的帮助。刘志丹深入绿林改造土匪。其实，土匪大多也是铤而走险的农民。(13)刘志丹的土匪政策是：有政治背景的土匪坚决消灭之；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又无法争取者，亦坚决消灭之。除这两类外，其余土匪则采取一切措施争取与改造之。如黄龙山“大王”郭宝珊部，经刘志丹长期做工作，于1934年冬参加红军，在荔园堡改编为抗日义勇军，隶属红二十六军。后来郭宝珊参加了共产党，成为红军一名很好的指挥员。(14)此为刘志丹运用朴素辩证法，促进矛盾转化，变“不可能”为可能的一次成功经验。
　　又如，红二十五军在与陕北红军会师之前，曾俘虏过一名国民党军官，是杨虎城部的一位旅长，名叫张汉民。张说他是地下党员，并说刘志丹可以证明。他们不加理会，却当即处决了他。后来，陕北党组织批评了刘志丹，并设法说服二十五军。让他们相信刘志丹实际是国民党的地下人员，他领导的二十六军已被敌人渗透。于是，队伍内部的逮捕开始了。(15)这反映了国内部分观点，认为张汉民事件是刘志丹被“肃反”的直接原因。抛开这一结论先不谈，争取张汉民其实是刘志丹对统一战线的一大贡献。因为，之后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思想进一步成熟，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有研究者不无道理地认为，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也得益于陕北根据地的成功经验，得益于刘志丹的“三色论”。刘志丹的“三色论”，为我党的对蒋介石的政治态度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改变奠定了思想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历史经验。(16)
　　这两个范例无疑可对西北地区国民党流落海外的旧部及其后代的统战、联谊、友好工作拓宽了创新思路。
　　第三，为西北地区新时期群众工作的开展树立了良好表率。中共中央在《五人小组关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中指出：“刘志丹同志是一个胸怀大局，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17)的确，刘志丹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后人展现了敢于担当的可贵的人格品质。尽管多次受到不公平的、错误的对待、降职、甚至拘捕，刘志丹都能忍辱负重，以大局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处处表现了一个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风范。
　　刘志丹赤胆忠心，胸怀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集中体现在关于肃反的一个例证上面。1935年九十月，正当反“围剿”斗争的紧要关头，“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开展了“反对右倾取消主义”和“肃反运动”。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陕甘边县以上干部几乎全部被捕。当时刘志丹正在前线指挥作战，他们采取欺骗手段将其调离前线准备逮捕。在途经安塞真武洞时，刘志丹接到通讯员一封急件，打开一看，原来是密令逮捕自己和其他同志的名单，刘志丹对此种阴谋陷害同志的卑劣行径十分气愤，但为了稳定大局，不使党分裂，避免红军自相残杀，他以极高的党性，不顾个人安危，叫通讯员把信送到军部，自己到瓦窑堡向陕甘晋省委申诉，但被“左”倾分子控制的保卫局扣押。毛主席、党中央到陕北后，迅速纠正了错误的“肃反”。有些受迫害的同志出于义愤，多次要求处理犯错误的人。刘志丹襟怀坦荡，光明磊落，劝慰受害同志要以大局为重，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受害同志都不计个人恩怨，勤恳为党工作，使陕北红军和中央红军团结起来。周恩来多次赞扬刘志丹对党忠贞不贰，最守纪律，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格的共产党员。
　　当年，毛泽东在延安说过一段陕北人民十分熟悉的话：“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18)毛泽东真正说出了刘志丹精神之所以不朽的原因所在。
　　①李易方主编：《蔡子伟纪念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
　　②李易方主编：《蔡子伟纪念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版，第16—17页。
　　③华池县志编写领导小组：《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2页。
　　④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8页。
　　⑤李之钦：《李之钦论教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代绪第13页。有的文献曾称，赵为陕北特委所派。时任特委领导人的马文瑞“文化大革命”后明确否认了此说法，认为陕北党方面自30年代初直到延长解放未与当地地下组织取得任何联系。笔者相关研究另文发表。
　　⑥李道刚主编：《李之钦纪念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12页。
　　⑦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19—520页。
　　⑧何其芳选辑：《陕北民歌选》，海燕书店1951年版，第182—183页。
　　⑨董纯才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1卷)，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82页。
　　⑩丁焕章主编：《甘肃近现代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81—382页。
　　(11)梁星亮、杨洪主编：《陕甘宁边区著名人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12) 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朱子休传》(内部资料)，1993年8月印刷，第10页。
　　(13)龚金牛主编：《从延河畔到天山麓——刘子谟革命生涯》，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8页。
　　(14)华池县志编写领导小组：《华池县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页。
　　(15)[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著，过家鼎等译：《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338—339页。
　　(16)刘志学：《简析刘志丹的统战思想——“三色论”》，载于中共志丹县委统战部网站。
　　(17)何载编著：《赤诚为民——青山屐痕的回眸》，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6页。
　　(18)《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