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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的统一战线思想和实践

刘永昌 李 铠


  刘永昌 李 铠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红色政权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的土地革命时期,由于极“左”路线使共产党在全国各个地域所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丧失殆尽而被迫战略转移,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出发,横贯11省、徒步跋涉转战一年许,进行了中国革命史无前例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创建的远在中国西部边陲陕甘地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全国当时唯一的一块红色根据地,并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全民族联合抗日的出发点、革命的红色摇篮和中国革命大本营。这些丰功伟绩,与刘志丹团结国民党中的“左”派、民主派和进步将领,团结各阶层人士和民众中的正义和进步人士的统战思想和典范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根据地建设方面,刘志丹始终贯穿实施“统一战线”策略。他认为:“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1927年,24岁的刘志丹从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就到国民军联军第四军任政治处长等职。其时,正值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全盛时期,国民军联军中有不少优秀的中共党员,如邓小平、刘志坚、魏野畴、许权中等,都是国民军联军的中坚和骨干。刘志丹从而结识各方人士和各路精英,为日后的革命形势发展与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凝聚力量,做了充分准备。
  首先,在创建人民武装力量红军的过程中,刘志丹创立了搞革命的武装斗争的三种统战形式。在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中不仅吸收农民、工人当红军,称之为“红色”,还吸收“非红色”武装,对平时在一般老百姓眼中认为是“土匪”“乡团”“哥老会”的地方武装也予以收编,壮大革命力量。刘志丹对他们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讲革命道理和国家社会发展形势,使他们走上光明正确的革命道路,这部分武装刘志丹称之为“灰色”。刘志丹不但在国民党军中争取进步军官和士兵,还收编地方民团和旧军阀等武装力量,对他们进行改造和施以正规的军事训练,将他们改造成为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正规的革命武装,此部分称之为“白色”。这就是刘志丹的红色、白色和灰色的“三色论”统战策略和方法。在刘志丹的教导和影响下,一些曾在国民党军任职的军官和有爱国热情的“山大王”都成为革命的骨干和领导人。如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一营长韩练成,曾长期在国民党军队中行伍,因跟随刘志丹参加了革命阵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屡建奇功。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还担任了大军区的司令员。陕北当时知名的哥老会头领马锡五,后来在刘志丹的感召下,加入了红军队伍,还担任了刘志丹部队的军需官,成长为革命阵营中的革命家、法学家,人称“马青天”,曾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新中国建立后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他的“马锡五审判法”成为新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标杆。早年,活跃在陕北黄龙山的“山大王”郭宝珊,在刘志丹的引导下率部参加革命,在创建新中国的历程中征战南北,建功立业,新中国成立后担任青海军区副司令员。
  其次,在革命根据地建设方面,刘志丹参照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颁布的《井冈山土地法》,在陕甘革命根据地搞土地改革,虽然也惩治了地方恶霸、没收了浮财,但否定了“一切土地归苏维埃”的极“左”口号,对地主、富农不搞肉体消灭,对他们适当保留土地,给其以生活出路,避免了极“左”的做法,在陕甘边赢得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刘志丹曾说:“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要耕者有其田,我就是实行他老先生这一条。”这是从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刘志丹对《井冈山土地法》进行的结合和创新,从而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随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同时还注重加强红色政权建设。1934年,刘志丹、习仲勋、马文瑞、吴岱峰、蔡子伟等组织各界人士及广大民众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并成立了陕甘苏维埃政府,参加大会的除正式代表以外,方圆数十里群众也赶来参加盛会,乡亲们激动地说:“我们几辈子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大事情。”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参政议政的愿望,得到群众的衷心拥护。同时,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还大力发展地方经济、贸易、财政,还请当时国民党统治的“白区”的商人来“苏区”做生意,积极发展大众教育和军政干部教育,实行“自愿兵”军制。创办了列宁小学、干部军政学校等。使西北革命根据地在各方面不断得到发展,这一切正如陕甘边人民在陕北革命民歌《边区好》中深情地唱得那样:
  咱边区(来么)真正好,老百姓生活呱呱叫,
  盛(住的意思)的暖窑好铺盖,吃的是蒸馍带葫芦,肉菜香粉条。
  东一山(来么)西一山,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他为穷人闹革命,闹得些穷人翻了身,人人都欢迎。
  由于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统一战线的模范实施和执行,为建立和巩固西北革命根据地,为1937年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包括全国各阶层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基础。刘志丹、习仲勋等一切从实际出发,建立和巩固了这块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但当时因受到共产党党内“左”倾王明路线的迫害,说刘志丹是“白军军官”、执行的是“土匪路线”、实施的是“游击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将刘志丹、习仲勋等陕甘苏区领导人投入红军的监狱。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在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派往中央红军的代表贾拓夫的报告下,毛泽东在吴起镇听取了当地游击队负责人张明科和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骑兵团政治委员龚逢春的汇报,了解到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大批领导干部已被关押,其中一部分已被残酷杀害。他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将蒙冤待毙狱中的刘志丹、习仲勋等释放出狱。经过中共中央委派的“五人小组”对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成果予以考察调研后,中共中央认为刘志丹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所制定和实施的路线是正确的,尤其对刘志丹改造哥老会的工作予以充分肯定。1936年7月15日,毛泽东在向全国哥老会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宣言》中高度赞扬说:“刘志丹等诸同志,他们不独是红军的领袖,并且是哥老会中的模范。”
  刘志丹注重统一战线的思想培育,在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可谓是全面开花,无处不施。1934年11月,他在亲自为列宁小学编写的课本中写道:“赤卫队是红军的后备军,是保护苏区的武装力量,穷人都要参加赤卫队。”“少年先锋队也是后备红军,也是保护苏区的好力量,我是少年,也要参加少年先锋队。”“游击队做些什么事呢?就是帮助穷人作斗争,把敌人的武器夺过来,武装穷人,帮助红军打白军。”“红军做的是甚么事呢?就是要打倒一切敌人的反动势力,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把一切穷人都要解放。”“苏区的穷人都解放了,不出捐税,不纳粮草,不还欠账,不缴地租,还不受土匪的侵害。”“敌人要围剿苏区和红军,我们全体穷人都要动员起来,反对敌人的围剿,不让敌人侵占苏区的一寸土地。”
  1934年11月,刘志丹还在和习仲勋共同制定的陕甘边根据地“十大政策”中,提出了一套完整系列的共产党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时的统战思想为主导的施政纲领。至今读来仍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当时他们就鲜明地提出“十大政策”以十章三十九条目,详细明晰的规定了边区政府的施政方针,几乎条条、句句都是刘志丹统战思想的精髓体现,成为指导、建设、巩固、发展陕甘边苏维埃政权的指针和必胜的法宝。
  刘志丹在开展革命根据地的工作时,对如何利用统战方法也有精辟的论述。1934年11月,刘志丹在陕甘边政府开办的陕甘边军政干部学校开学大会上,发表《我们的工作方法》讲话,指出:“我们的工作方法,是随时地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知道人民为什么穷,土豪劣绅为什么富,使人民觉悟到只有靠自己才能翻身。根据地扩大后,建立民选的乡、村政权,特别要注意减轻农民负担,搞好生产,搞好集市,建立学校,进行扫盲,禁止鸦片,禁止赌博,禁止缠足,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建立赤卫队,搞好治安,反对偷抢。”他还说:“团结大多数,革命人越多越好。不但要团结好全体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念书人、就是有些不欺负农民的绅士、民团团总、哥老会大爷也要团结。”“我在国民党队伍中就有不少朋友,因为我们干的是正义的事,是给老百姓谋福利的,有良心的中国人是能看到这一点的,是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所以我们要有宽广的心胸,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顺利得多。”
  1936年2月,刘志丹在率部东征临行前,有好几个晚上和妻子同桂荣彻夜长谈,他对妻子说:“我爱父母和乡亲,我爱祖国的一山一水,我愤恨卖国贼,我愤恨堕落的政府,我痛惜中国人民深受苦难,我因此才走上革命道路的。”他还说:“我从历史上知道,有学问的人,要干正义的事业,一定会碰不少钉子,受磨难,受挫折,受诬陷,甚至送命,但逆境也是一种锻炼。人的一生中,一定会碰到有人耍手段,搞诡计,但我对同志总是以真诚对待的,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不会计较的。我相信,正直也会感动有良知的人。一定会战胜邪恶。我要生而益民,死而谢民。”他还特别郑重地对妻子同桂荣说:“我这次上前线,是再次在为我的信念而奋斗,又一次表白我对国家、对人民、对党的忠诚。为救国救民我可以贡献出一切。这一去可能时间很长,战斗也一定很残酷的,过去我对你和孩子关心的不够,你要谅解。”
  刘志丹的亲密战友,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在合撰的回忆文章《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中回忆刘志丹时写道:“刘志丹将军经常告诫他的战友们说:革命是从没有人到有人,再发展成为千千万万的大军,这都是靠做人的工作。你的主张好,还要会团结人,这首先要对人谦逊诚恳,推心置腹,不怕人家批评,以至挨骂。更重要的是说到做到,始终如一。以信取人,我们多团结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人。这样才能胸怀广大。不对人家挑三拣四,这不放心、那不放心。要能宽容人家,这样就能四海一家,大团结。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
  刘志丹总是对身边的战友说:“我们办事一要方向对,二要合情合理,民众最讲这后一条。”“要避免犯错误就要讲民主,善于听取人家的意见。”这些见解无不浸透着刘志丹在革命事业中注重统战策略,关注统战对象、注意统战方法的革命实践。半个多世纪前,刘志丹那一桩桩统战的经典事例,那一句句精湛的统战语录,那迸发着永生光辉的统战思想,至今仍然是照耀我们继续前行的灯塔。至今读来仍是铿锵有声、掷地山响、振聋发聩,是我们新时期如何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思想库和聚宝盆,给我们以启迪和力量。
  

刘志丹将军与刘志丹精神论集/梁星亮,姚文琦,刘志学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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