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学
　　(中共志丹县委党史研究室)
　　人格是构建人生大厦的支柱，没有它，壮丽与辉煌就无从谈起；人格是人生的风帆，有了它，才能驶向理想的彼岸；人格是人生亮丽的风景线，唯有它，才具有吸引人、影响人的巨大魅力。刘志丹就是一个极具人格魅力的“群众领袖，民族英雄”。他在陕甘边组建革命队伍，开展武装斗争，创建根据地，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敬仰、爱戴和拥护，成千上万的有志青年，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地追随他闹革命。刘志丹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以他高尚的道德修养，英勇、刚毅、和善的性格、超群的智慧才能和躬亲实践的行动，打造了完整的、受众人仰慕的人格风范，极具魅力的影响和吸引着广大人民群众，使大家都能心悦诚服地信任他，听他的话，跟他走。
　　坚定不移的人生信仰
　　刘志丹从小目睹了陕北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憎恨腐朽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在榆林中学求学时期，他受进步教师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的影响，接受了革命的新思想，确立了自己的人生信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理想信念一经确立，就坚如磐石，始终如一，矢志不渝。
　　自从走上革命道路之日起，他就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对自己的选择都没有产生过怀疑，对自己的信仰没有丝毫的动摇过。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赴汤蹈火，不屈不挠地坚持革命斗争。
　　1926年，刘志丹黄埔军校毕业，随军东征。大革命失败后，奉党组织命回陕西。1928年夏，与唐澍、许权中等组织领导了渭华起义。起义失败后，冒着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危险，化装潜回西安。秋，返回陕北，组织领导家乡人民开展武装斗争。从1929年到1931年，先后多次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部队和民团，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出生入死地进行艰苦卓绝的兵运活动。
　　1931年，刘志丹组建了自己的革命武装力量，开始用革命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红色工农民主政权，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分牛羊、禁烟、禁赌，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1934年5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11月，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1935年2月，成立了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刘志丹任西北工委委员和西北军委主席。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西北苏区和西北红军的第二次“围剿”，接连解放了6座县城，使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了一片。
　　1936年2月，刘志丹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率部东征，捐躯疆场。他一生为了党的革命事业，所走过的每一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非常曲折艰难。前途虽有刀山火海，仍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充分体现了他对党的无限忠诚。他希望祖国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让他走上革命的道路，最终他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他坚定的人生信仰。东征出发前，他曾对妻子同桂荣说：“我爱父母和乡亲，我爱祖国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愤恨卖国贼，我愤恨堕落的政府，我痛惜中国人民深受苦难，我因此才走上革命道路的。”①他还曾坚定地表示：“入党就是要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作为一个人来说，奋斗到底就是奋斗到死。”②
　　愈挫愈奋的斗争精神
　　刘志丹出生在保安(今志丹)县金汤镇，6岁随母亲回到老家楼子沟(距金汤北30里处)，青少年时代在楼子沟度过。这里地处陕北黄土高原的西北部，沟壑纵横，梁峁相连，山大坡陡，河谷深幽，一年四季气候多变，干旱、冰雹、霜冻、大风等灾害频繁，自然环境恶劣，人的生存条件极差。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先天造就了大山般坚强、厚重的秉性和顽强的生命力。自秦汉以来，保安就是历代抵御北方民族侵扰的军事重地。此地居民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战争洗礼，培养了刚毅豪迈的英雄气概和强烈的反抗精神。刘志丹就是这千千万万英雄中的一个典型。
　　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唐澍、廉益民、谢子长等陆续到驻洛南三要司和河南卢氏一带的国民党新编第三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加强领导，准备武装起义。5月10日，部队开赴华县高塘，正式宣布起义，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刘继曾任政治委员，许权中任军事顾问。革命军起义后，敌人大为惊恐，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经过20多天的浴血奋战，渭华起义失败了。刘志丹认真地总结了失败的原因，为后来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刘志丹并不气馁，很快投入了新的战斗。1928年秋，奉命回到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领导陕北的武装斗争。1929年春，根据陕北特委第二次代表大会精神，刘志丹又以主要精力从事兵运活动。夏天，首先打入陕北军阀张廷芝营。张营中有部分士兵是因为家里欠了张家的债，逼迫进入张营当兵抵债的。刘志丹把这些苦大仇深的士兵秘密召集在一起，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鼓动他们离开张营，赵连璧就是在刘志丹鼓动下离开张营，到甘肃太白镇黄毓麟营为刘志丹当了“卧底”。
　　1930年春，刘志丹打入国民党宁夏驻军骑兵第四师苏雨生部任十六团副团长，并介绍了一大批党团员先后进入苏部工作。苏雨生南下投靠杨虎城后，刘志丹离开苏部，又打入陇东民团谭世麟部，挂名建军，任陇东民团军骑兵第六营营长，驻守三道川，准备伺机起义。与此同时，谢子长从宜川土匪杨庚武部拉出以周维琪(阎红彦的同母异父兄弟)为首的100多人来到三道川，也编入了陇东民团。周维琪叛变投靠了张廷芝，出卖了刘志丹和谢子长，张廷芝率部袭击了刘志丹的骑兵第六营。还未起义，部队先遭到袭击，损失很大，刘志丹只好回到永宁山。1931年春，刘志丹再次打入苏雨生部，在该部任团长，驻守旬邑县职田镇，准备起义。事不凑巧，当地有个恶绅，企图收买刘志丹，反被刘志丹严厉警告，恶绅受了点惊吓就暴亡了。恶绅的儿子在杨虎城部十七路军里任营长，向总部指控刘志丹是共产党，刘志丹被捕入狱，囚禁彬县。虽遭镣锁囹圄，他毫无惧怠，仍暗中策令其他同志继续工作。旋经组织营救出狱，他便不顾个人安危，又打入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以陈的名义在桥山南端的宁县成立了十一旅，自任旅长，遵照陕西省委的指示，策动甘军5个旅兵变。但是，这次武装起义没有同农民运动相结合，系单纯的兵暴，因而没有成功。起义失败后，刘忐丹只身回到南梁，集合起失散了的队伍，逐渐又发展成一支两三百人的革命武装。
　　在兵运工作中，刘志丹面对千变万化的复杂形势，巧妙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和矛盾，多次打入陕甘地区的军阀部队和地方民团，先后举行了几十次兵变，虽然屡屡受挫，但他愈挫愈奋，革命的意志更加坚强。能在失败中总结经验，记取教训，并得到启示。1932年8月，刘志丹对习仲勋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干革命，不能怕失败，我们要学会从失败中总结经验，记取教训。目前，我们失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③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胜利和成功。现实的教训也一再证明，一旦背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事业就得不到发展，社会就停滞不前，甚至会出现倒退。刘志丹就是一个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他在开辟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创建工农红军的艰苦斗争中，根据客观实际，自觉遵循事物发展的自然规律，始终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同党内“左”右倾错误进行坚决的斗争，捍卫了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和执行，保证了西北地区革命的正确方向，才使这块根据地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成为全国10多块根据地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一块根据地。
　　1928年冬，陕北特委负责人杨国栋慑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不敢开展武装斗争，提出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甚至还经常与陕北军阀井岳秀勾勾搭搭，一起吃吃喝喝。刘志丹回到陕北，与特委的其他成员一起，同这种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很快在陕北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兵运活动。
　　1932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到部队，借部队整编为名，大搞宗派活动，对游击队工作横加指责，诬蔑刘志丹、谢子长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逃跑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蛮横地撤销了刘志丹、谢子长的领导职务，不顾客观实际，主张打倒一切，只讲斗争，不考虑联合，不懂得斗争策略。刘志丹针对杜衡的错误做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并做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杜衡根本听不进志丹的正确意见，顽固地推行他的那套“左”的错误主张。最后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来越小，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刚刚成立的红二十六军处境十分困难。1933年5月，面临严重的困难，杜衡不是考虑如何克服，而是采取逃避，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南下渭华重建新的根据地。刘志丹坚决反对南下，他指出：“我们费尽心血，好不容易才搞起这一块根据地，哪能轻易放弃！红军离开根据地，就是自己毁灭自己。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努力克服眼前的困难，不要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形势一定会好转的。”④杜衡诬蔑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一意孤行，错误地强迫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孤军深入，被强大的敌人所包围，战士们英勇奋战，最终因弹尽粮绝，全团覆没，造成了极其痛心的损失。
　　1933年10月，刘志丹回到照金，在陈家坡会议上清算了“左”倾错误，使革命重新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他把剩余的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重新干了起来。根据当时的形势和客观条件，及时地召开了包家寨会议，调整部署了今后开展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行动方针。鉴于照金根据地失陷，部队无后方，对于作战十分不利，会议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地形复杂，地域辽阔，地处偏僻，与国民党在西北统治中心的西安、兰州、银川等大城市距离较远，反动统治势力相对薄弱，有利于建立、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也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良好的地理优势为创建和发展根据地提供了先决条件；同时这里的老百姓生活艰苦，阶级矛盾尖锐，人民群众希望过上好日子，具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有利于发动群众和开展土地革命。所以，在这里创建和发展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根据地建立后，又恢复了红二十六军，在刘志丹的正确领导下，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和反“围剿”斗争。
　　1935年8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定仙墕战斗结束后，刘志丹给部队作了总结讲话，他说：“我们记取了过去用血换来的教训，不盲动，不蛮干，一切从我们这个地区的实际出发，从我们红军的实际出发，紧紧依靠了党、依靠了老百姓，集中我们有限的力量将敌人各个击破。没有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的统一领导，没有陕北苏区父老乡亲们的大力支援，我们是无法取胜的。我希望红军和游击队的全体指战员，在胜利面前不要骄傲，要时刻不忘从实际出发这一原则，切实做到‘知己知彼’，紧紧依靠党，依靠苏区的父老乡亲，为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继续战斗吧！”⑤
　　智勇双全的军事才能
　　刘志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36位军事家之一。虽然他没有指挥过数十万兵力的大兵团作战，没参加过大型会战和决战，也没有著书立说，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毅然放弃了过安逸的生活，而走上一条不平坦的革命道路，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他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懂得只有用革命的武装，才能消灭掉反革命的武装。在走了弯路，吃了大亏之后，又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利用军阀是暂时的，搞红军单靠军阀的名义是搞不成的，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单独去搞。”⑥依靠人民群众，在人民群众中去创造人民的军队，这一建军思想逐步得以成熟。革命武装由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几百人，再到几千人的正规红军。
　　有了人民的军队，还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从一开始刘志丹就非常重视严格治军。1931年2月，刘志丹率部进驻甘肃合水县固城川，与赵连璧、唐青山、贾生财三股民间武装合并整编。他严格要求整编部队：“一、我们这支联合部队大部分人是穷苦出身，都是因为生活不下去，或受地主、官府的逼迫拉起队伍的，现在会合一处，人多力量大，要团结一心，同地主反动武装和国民党军队斗争到底；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农民，都深知老百姓的苦，今后绝对不能再干祸害老百姓的事；三、现在人员增加了，在这深山老林里无法解决给养，准备把部队拉出去，筹措给养，扩大武装。”⑦他把“靠民”“为民”的思想始终贯彻落实在建军和治军的全过程。为了严明军纪，在根据地“十大政策”中，专门制定了军事政策，还制定了《军队条例》《赤卫队条例》《少先队条例》。为了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加强军事训练，还开办了军政干部学校，他亲自担任军政干校校长，亲自制订干校授课提纲。
　　在建军和治军方面，刘志丹体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亲自带兵打仗，亲临前线指挥战斗。1932年5月10日，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15日率部夜袭马栏，初战告捷。17日，部队沿马栏河经转角向宜君挺进，中途先吃掉凤凰山守敌两个连，又围歼了焦坪镇民团，再歼灭了五里镇民团，一日三捷，军威大震。
　　1934年2月，国民党陕甘当局对南梁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调集了8个团的兵力约万余人。当时，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只有1300余人，敌军与红军的兵力对比是八比一。刘志丹洞察敌情，与师部其他同志共同研究制定了反“围剿”的方针和军事计划：决定以二路、三路游击队分别钳制西线、南线之敌以疲之，置东线、北线之敌于不顾以骄之，集中兵力打击敌军总预备队。要实现这一军事目的，红军必须转移到外线，在敌人重兵的空隙间运动，寻找战机，避其锋芒，刺其软肋，打乱敌军部署，牵着敌人鼻子走，让敌军按照我们的意图行动，等待敌军总预备队暴露在孤立无援的境地，然后一举歼灭。
　　按照军事计划，刘志丹率四十二师主力于3月上旬由南梁出发南下，突然出现在照金以北地区，示敌于南，然后抛开南来拦截之敌，折向东北的铜川、宜君方向转战，先歼灭姚曲民团，随即突袭大石板民团，继而再歼灭五里镇民团。敌人还未摸清我军动向，突然进军西北，涉沮水，进入中部(黄陵)游击区，歼灭店头民团。然后经槐树庄、张村驿、黑水寺过太白镇回师南梁，集结休整。
　　为了创造更加有利战机，部队稍作休整之后，刘志丹又率四十二师和二路游击队、保安游击队，于3月下旬急速北上，以北上会合陕北红军诱敌。部队进入保安(今志丹)境内，突又掉头向西，经小蒜川直扑三道川，当天消灭了蔺家砭、瓦窑之敌。再杀回马枪歼灭尾随之敌张廷芝一个骑兵连。部队继续西进，在元城歼灭民团谭世麟部30余人，继而直取赵梁子，再歼谭部一个骑兵连。在元城、赵梁子两战告捷后，即挥师南下。至此，红四十二师南下照金、东出宜君、北上保安，西进庆阳，迂回外线，历时两个月，转战千余里，九战九捷。战机就这样最终造成了。4月下旬，部队集结西华池，摆出攻打合水的架势，诱敌上钩。愚蠢的敌人慌忙从庆阳方向赶来，向红四十二师发动进攻。四十二师奋起应战，与敌周旋两日，第三日将敌总预备队王子义团一举全歼，这一战震撼了敌军整个战线，各路敌军纷纷退去，彻底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反革命“围剿”。
　　1935年2月，蒋介石调河南驻军高桂滋部和陕、甘、宁、晋4省军阀部队，总兵力超过4万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此时，西北红军主力约4000余人，敌我力量对比为十比一。面对重兵压境，志丹临危不惧，他对战争双方做了认真分析。敌之优势：兵多将广，装备精良。敌之劣势：一、敌兵部署北迄府谷，南至三水，纵长1500里。东临黄河，西接环江，横宽500里，战线广袤千里，必漏洞多、空隙多，留给我军的可乘之机一定多。二、陕、甘、宁、晋、绥各军阀之间派系斗争复杂，矛盾重重，关系微妙，战略上难以协调配合，必然大大地丧失战斗力。我之优势：一、周家崄会议成立了西北工委、西北军委，统一了陕甘边和陕北党政军的领导，红军力量得以壮大。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统一归刘志丹领导和指挥，全军步调一致，官兵上下齐心。二、装备得到补充，将士的实战经验更加丰富，全军战斗力得到提升。三、彻底地排除了党内“左”右倾的干扰，志丹得以专心致志地指挥战争。我之劣势：兵力少、装备差。但是，刘志丹有10年武装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第一次反“围剿”战争的洗礼与考验，他犹如胸有雄兵百万，胜券在握。亲笔草拟了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动员令提出集中兵力打击河南高桂滋部。刘志丹对战场形势分析之透彻，认识之准确，战略战术运用之精妙，使他在指挥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如同驾轻就熟，红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所向无敌，连克6座县城，使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第一、二次反“围剿”战争，是西北红军建军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其战略战术臻于完备，既体现了游击战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进攻性，又包含了运动战和兵团战术的基本要素。作为指挥员刘志丹，不但具有在精神上压倒强敌的英雄气概，而且具有掌握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充分展示了他智勇双全的军事才能。
　　德才兼备的大方之家
　　一个人有了才，便具有了做事的能力。有德，更具有做事的准则。如果既有才，又有德，那将得到众人的敬仰，爱戴和追随。
　　刘志丹从小就受到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熏陶，“人之初，性本善……”“泛爱众，而亲仁……”早早地进入了他的心田，浇灌着人心向善的种子，孕育着“仁者，爱仁”的优秀品质。在榆林中学，又得到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人的教导和影响，接受了革命的新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又因为他从小生活在农村，最了解中国社会最底层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社会现实让他觉醒，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了自己的人生信仰，立志报效党、报效国家、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以，志丹首先应该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的道路上，为了实现自己远大的革命目标，他躬身自励地去体验社会，深层次地了解社会和认识社会，解决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矛盾，寻求一条能改变旧中国社会的出路。最终使他明白，只有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奋起反抗，用革命的武装，消灭了反革命的武装，才能推翻旧中国的封建统治。而且他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西北地区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统战思想“三色论”的提出和实践；在根据地建立和巩固工农民主政权、发展文化、发展教育、发展经济，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实际运用，使马克思主义真正的中国化。在他革命的一生中，从来没有犯过“左”的错误，也没有犯过右的错误。因此，他也是当之无愧的政治家；当然，他更是党和国家、军队和人民公认的军事家。
　　一个革命家，就应该懂得革命的学问和道理；一个政治家，就应该懂得政治方面的学问和道理；一个军事家，就应该懂得军事方面的学问和道理。刘志丹既是革命家，又是政治家和军事家。所以，他懂得许多大学问和大道理。自从参加革命以后，他忠心耿耿为党工作，一贯坚持党的立场和原则，时刻都以党的革命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为了革命工作，他经常忍辱负重，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和得失。1932年12月，陕西省委书记杜衡来到红二十六军，诬蔑刘志丹有“反革命阴谋”，并且蛮横无理地撤销了刘志丹的领导职务。在全军将士的强烈要求下，杜衡不得不把刘志丹留在部队，但不给安排实职，只让他协助王世泰团长工作。刘志丹表现出坚强的党性修养和大家风范，心地坦然，毫不计较得失，顾全大局，积极协助王世泰做好工作，帮助起草《政治工作训令》和军队纪律条例，尽一切可能来维护部队的团结，提高战斗力。遇到战事，协助制订作战计划，亲临前线参加战斗和指挥作战。
　　1934年1月，谢子长回到陕北，组织领导陕北革命武装斗争。当时活动在安定(今子长)的陕北游击队一支队，被敌人“围剿”，不少同志壮烈牺牲，部分同志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剩下的人则卷旗埋枪，隐蔽起来。谢子长回到安定以后，急于重整旗鼓，恢复一支队，但又面临重重困难，无力解决，只好写信求志丹援助，派南贵臣送信。刘志丹接到谢子长的信以后，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和安全，关心陕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在自己也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即刻凑足200块大洋交于南贵臣，还亲笔写信问候谢子长。数日后，派杨森率红二十六军骑兵团赴陕北听谢子长调遣。5月，又派刘约三带领庆阳游击队到陕北，支援陕北开展武装斗争。7月25日，阎家洼子会后，刘志丹再派王世泰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三团北上，协助陕北红军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部队出发之前，刘志丹要求三团将士：“红三团到陕北，要坚决执行任务，严格军纪，和陕北苏区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英勇作战，完成任务，夺取胜利。”⑧同时还给陕北游击队送去100支步枪和数百元大洋。
　　刘志丹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他考虑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小团体利益，更不是一己私利。他是从长远考虑，从革命的大局出发，他谋求的是中国革命的全面彻底胜利，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的风度和气派，他不愧为德才兼备的大方之家。
　　大公无私的崇高品德
　　一个人是“天下为公”“大公无私”，还是“自私自利”“损公肥私”，这是衡量一个人道德品质和人生价值的一把尺子。一个人只有正确理解和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才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才能具有崇高的道德品质。刘志丹在短暂的革命生涯中，从来都不考虑个人名利，他心里装的只有国家，只有人民，只有党的革命事业。自从走上革命道路以后，他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全部都交给了党的革命事业。在艰苦卓绝的兵运工作中，他经常深入龙潭虎穴，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置生死于度外。为了革命工作，他常常忙得顾不上回家，家里的老人，孩子都非常想念他，他也很想念家里人。他父亲刘培基对别人说：“他是个不知有家的人。”1934年2月，刘志丹带领部队到了刘家砭，距离楼子沟只有5里地。但因为任务紧急，他没有回家去看望老人和孩子。妻子同桂荣得知丈夫在刘家砭，连忙背上孩子跑步赶去，刘志丹已经带着队伍离开了。
　　1934年5月，正当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主力在陕甘边千里大转战，奋力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时，甘军杨子恒派部下仇子康(仇良民)，纠集了一批地方民团，进犯南梁根据地，杀人放火，劫掠财物。后又流窜到洛河川，抄了刘志丹的家，抢劫了财物，放火烧了房屋，刨了祖坟，还杀害了追随刘志丹闹革命的八位直系亲属(刘占奎、刘汉英、刘景祥、刘景光、王兆吉、宗有仁、刘悦贞、王永庆等)。逼迫志丹一家10多口人(2个老人、4个妇女、7个小孩)逃入深山老林，躲藏了一个多月，整天钻山洞，喝生水，吃炒面充饥。刘志丹知道这件事后，心里也很难过，非常焦急，担心一家人的安全。但是，他深知革命事业高于一切，把全部的私心杂念抛于脑后，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激烈的反“围剿”斗争中。事后，他十分抱歉地对家里人说：“我们要革命，就难免受到迫害，株连家庭亲属，虽然痛苦，也在意料之中。”⑨
　　1935年，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准备攻打吴堡县慕家塬，部队长途跋涉，行军一天一夜，到了营地，大家都累了倒头呼呼大睡，唯有刘志丹没睡，他为了调动将士们临战前的精神状态，想让大家醒来后，能吃上一顿可口的好饭，就用攻占延长后发给自己的一块大洋，到村子里买了一只羊杀了，用羊肉和萝卜剁成馅，给战士们包饺子。等大伙醒来后，刚刚煮出锅的饺子，都已经捞在碗里了，战士们别提有多高兴，更是从心里敬佩和感激老刘。
　　一个缺乏道德的人，是不可能大公无私的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他只会为了自己的蝇头小利和别人斤斤计较，只顾眼前利益，局部利益，个人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整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刘志丹为了自己心中的大目标，排除了一切私心杂念。他所代表的是党和国家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不愧是一个大公无私的人，一个道德品质高尚的人。
　　艰苦朴素的人民本色
　　艰苦朴素，历来都是中国人民的思想美德和优良传统。刘志丹从来不以领袖自居，不把自己看成高人一等，不摆架子，不耍威风，不搞特殊，他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名普普通通的战士。张达志回忆：“他吃的穿的和全体指战员一样，所不同的是比其他同志多了一件破呢大衣，是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白天搭在马鞍上当垫的，晚上盖在身上当被子，一双布鞋当枕头。夏天穿一件破单衣，冬天穿一件破棉衣。大家吃什么，他就吃什么，从不另起炉灶，当群众慰劳送来猪、羊肉、白面等，他总是先分给先锋连和义勇军，然后按照数量多少分给各连队。处处表现出先人后己的高尚品德。”⑩部队行军打仗，不论走到哪里，他都能密切联系群众。张邦英回忆说：“每到一地宿营，志丹总要找当地群众或熟识的人谈话。一方面询问周围的敌情，另一方面了解当地的社会情况和群众要求。正因为如此，他对陕甘边一带的山山水水，村庄道路，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群众等方面的情况非常熟悉。往往部队准备宿营时，他提前就把各连队的驻地分好，使部队很快进入驻地休息。”(11)他还说：“志丹是一位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领导人。他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与战士同甘共苦，大家吃啥他吃啥。冬天穿着没面的羊皮袄，头上扎着‘虎头包’式的白毛巾，分不出他是指挥员还是战士。由于工作需要，部队专为他配了匹马，可他却总是让给伤病员，自己很少骑。他平易近人，平时对同志们从不摆官架子，许多人都不称他的官衔，而亲热地叫他老刘。”(12)
　　刘志丹之所以能抛头颅，洒热血，出生入死地干革命，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就是因为他是农民的儿子，他了解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了解中国的事情。劳动人民流血流汗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却被剥削阶级享用，而自己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懂得人民的心愿，理解百姓的疾苦。他要用自己的生平来为中国的广大劳动人民做事，他要站在劳动人民一边，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最困难的地方。他的目标是推翻封建统治，救民于水火，要让全国的老百姓过上民主自由的幸福生活。为了理想，他要谋劳动人民之想、之需、之急，甘愿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永葆劳动人民本色。
　　维护团结的光辉榜样
　　1998年，习仲勋、马文瑞合署撰文纪念刘志丹，文章中赞扬刘志丹是“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并列举大量事例证明这一点。刘志丹对国民党旧军队里那些有正义感的爱国将领，先采取交朋友的方式团结他们，后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这样有好多仁人志士在刘志丹的引导下，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为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还有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例如，冯玉祥部第四路军一营营长韩练成，在国民党军队当差，为共产党办事，做出了很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加入了共产党，被授予中将军衔；甘军陈珪璋部任旅长的刘宝堂，受到刘志丹的影响，为革命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1941年被敌人发现后设计杀害；还有当时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左协中、曹又参，在张廷芝营当兵的赵连璧，小石崖民团团总罗连城等，都是在刘志丹引导和团结下走上革命道路的……
　　认真总结和分析刘志丹做团结工作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广泛团结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中国革命只有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才能推翻封建的专制统治。刘志丹十分坚信这一条，他一直认为只有热爱人民，亲近人民，全心全意地服务于人民，才能做到团结人民、依靠人民。他不论走到哪里，都是主动找群众联系，与他们交谈，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和心愿。他平易近人，做群众的贴心人，把自己真正地融入人民群众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群众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它领导的军队是在为人民群众做事，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
　　不仅如此，他还经常告诫和鼓励他的战友们：“革命是从没有人到有人，再发展成千千万万的大军。这都是靠做人的工作。你的主张好，还要团结人。这首先要对人谦虚诚恳，推心置腹，不怕人家批评，以致挨骂。更重要的是说到做到，始终如一，以信取人。我们多团结一个人，敌人就少一个人，这样才能胸怀大志，不对人家挑三拣四，这不放心那不放心。要能容忍人家，这样就能四海一家，大团结。有了大团结，就能取得大胜利。”(13)
　　第二，争取团结各界人士，这与刘志丹的统战思想是相一致的。1929年秋，他在榆林红石峡主持召开陕北特委会议时，明确提出：“搞革命的武装斗争要采取三种形式(即三色论)：一是坚持‘红色’，即组建自己的革命武装；二是‘白色’，即做白军的工作，争取国民党军队里的进步分子和爱国人士成为革命的一分子；三是坚持‘灰色’，即做土匪的工作，改造哥老会，收编山大王，壮大革命力量。”(14)在陕甘边的革命斗争中，他和他的战友们完美地践行了这一理论，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习仲勋在回忆中谈道：“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取民主人士的意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刘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15)
　　刘志丹在长期的统战工作中，除了做好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开明绅士，老先生的工作外，还十分注意团结穷苦出身，参加了哥老会的人和绿林好汉。郭宝珊是黄龙山中的“大王”，经刘志丹的说服教育，终于走上了革命道路，从红军时代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立了许多战功，新中国成立后还曾任青海军区副司令员。马锡五曾是哥老会的大爷，在刘志丹的影响和教育下，参加了革命，入了党，后来成为新中国的法律专家，人称“马青天”。还有苍沟哥老会的马大爷(马海旺)，安定李大爷(李仲英)、华池郑大爷(郑海旺)、东坪冯大爷等，这些人在刘志丹的影响下，都投向了革命，为红军筹粮筹款，买枪支弹药，养护伤病员，侦察敌情，传递情报。
　　刘志丹在陕甘边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坚持开展“红”“白”“灰”的三色统战工作，这是一大发明。在他心目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旧的社会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以及死心蹋地与人民为敌，顽固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剥削阶级，而不是要革所有人的命。只要还有中国人的良知，热爱国家，不与人民为敌，都是刘志丹争取和团结的对象。他有句非常经典的至理名言：“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多一个朋友就少一个敌人，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16)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化敌为友”，尽量从正面削减敌对阶级的势力，以增加革命队伍的力量，这一思想具有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刘志丹的统战思想——三色论的基本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了新的思想内容，也为共产党后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充分的历史借鉴和科学的理论依据。
　　第三，始终维护党内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刘志丹在开展武装革命的斗争中，始终以整体的革命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非常注意维护党内的团结和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1932年2月6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塬发生了一起一支队缴二支队的枪，而且还枪杀了二支队第一大队长赵连璧和第三大队副队长郭聚山，并下了刘志丹的枪。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血腥事件，刘志丹保持了严肃、镇定、一言未发的忍让态度。“三嘉塬缴枪事件”是个别几个人密谋操纵的，事前刘志丹并不知情。历史的经验和血的教训使志丹明白一个道理：我们的失败不完全是来自于敌人，有时也会来自于我们内部，堡垒往往是从内部攻破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必须坚持党的原则，识大体，顾大局，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尽量避免内耗。所以，他理智地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忍让不是麻木不仁，不是怯懦和无能，忍让是由人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忍让是一个人的人格风范，也是一个人智慧和道德的体现。忍让不仅需要个人的文化道德修养，还需要社会实践与生活的磨炼和考验。因为忍让需要有非凡的气度和强大的克制力，心胸狭窄的人，只有为了个人名利斤斤计较，甚至心浮气躁，火冒三丈，哪有克制力，根本谈不上忍让。只有像刘志丹这样有好的道德品质，有智慧的思变机巧，更有坚强的党性原则，和大局观念的人，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为了整体利益，才能做到镇定地面对打击伤害，不计较个人得失。冷静分析，客观正确地对待事物的变化，争取把事物引向有利于革命的方向发展。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对“三嘉塬缴枪事件”专门指出：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人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做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猷，刘志丹同志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935年九十月间，陕北“左”倾错误的执行者秘密策划了一场专门打击诬陷陕甘边苏维埃县以上干部和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的“肃反”，刘志丹、高岗、习仲勋、马文瑞、刘景范、张秀山、张策等一大批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干部被逮捕到瓦窑堡，关押入狱，严刑拷打，残酷折磨，逼迫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右派”，在甘泉下寺湾还枪杀、活埋了200多陕甘边和红二十六军的干部。幸亏党中央及时赶到陕北，制止了这场党内的残酷斗争，释放了狱中的同志。刘志丹出狱后，不向组织讲条件，不提要求，也不休息，就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去。为了党内的大团结，他不计前嫌，对整过他的人，不怀恨，也不报复，仍视为战友或同志。其他出狱的同志因蒙受冤屈，愤愤不平，刘志丹安慰大家：“工作要紧，个人的事是小事。情况复杂，意见不一，自己再去追究，又增多了事情，引起不和，一切都要靠事实来做结论。”(17)
　　1936年初，刘志丹率部东征出发前，语重心长地对习仲勋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们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工作很重要，我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 (18)刘志丹为了工作，为了党的事业，不计前嫌，竭尽全力地维护党内团结，维护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这种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和宽广胸怀，堪为全党的楷模。
　　①同桂荣：《离别时分》，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83页。
　　②王世泰：《耿耿丹心照千秋》，原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9页。
　　③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④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⑤李赤然：《刘志丹领导陕北苏区反“围剿”》，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65页。
　　⑥王世泰：《“九一八”以前刘志丹同志的军事活动》，原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⑦王世泰：《刘志丹和陕甘边根据地》，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9页。
　　⑧黄罗斌：《具有崇高品德的领袖人物》，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
　　⑨同桂荣：《他是个不知有家的人》，原载《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76页。
　　⑩张达志：《怀念刘志丹同志》，原载《革命英烈》1981年第2期。
　　(11)张邦英：《永远活在人民心里》，原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12)张邦英：《永远活在人民心里》，原载《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9页。
　　(13)习仲勋、马文瑞：《善做团结工作的模范》，原载《人民日报》1998年10月18日。
　　(14)《刘志丹文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4页。
　　(15)习仲勋：《难忘的教诲》，原载《人民日报》1993年10月24日。
　　(16)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
　　(17)刘力贞、张光：《习仲勋与刘志丹的战斗情谊》。
　　(18)习仲勋：《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