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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延安时期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光辉实践

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


  党在延安时期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集中到一点,就是“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但由于它同时又是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因而如何把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相统一,在抗日战争中争取人民胜利的前途,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历史课题。为了实现这一正确的政治方向,党进行了多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努力,终于赢得了战争,赢得了人心。延安时期党在这方面的光辉实践充分体现了一个成熟的党的领导艺术。
  一、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战略和英勇作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这场战争,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抗击东方头号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中日双方力量悬殊,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在这场空前残酷的殊死大搏斗中,如何避免近代历史上中国反侵略战争屡遭失败的教训,关键要注重发挥我方战争正义性、得道多助的优势,充分利用敌人少兵临大国、失道寡助的劣势,真正实行全民族的总动员,发动持久全面的人民战争,这是坚持抗战并争取达到最后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对参加抗战的党派,主要是指国共两党而言,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即实行有利于全民族总动员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并一以贯之,坚持到底,谁就实际上是这场反侵略战争的领导者,它将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也将赢得人心。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实现国共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为发动全民族抗战提供了有效的形式。尽管蒋介石坚持一党私利,使统一战线的目标和组织形式未能完全实现,但中共始终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局,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抑制了反共逆流,制止了对日妥协的倾向,最终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维持下来。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中国抗战既然是以弱敌强,在作战方式上主要的不是一般的正规战,而是持久全面的人民战争。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及时地将军事战略方针从国内正规战争转变为抗日游击战争,从而为坚持敌后抗战和发展人民抗日力量规定了正确的方向。这样,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灵活机动并负有向正规战发展使命的游击战争,便被提到战略的地位。
  恩格斯曾正确地指出:“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制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①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科学地论证了抗日战争发展的三个阶段,他指出:“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泛的人民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正是在全民族抗战这一广阔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出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
  诚然,国共两党分别领导的两个战场,在中国抗战的统一体中,是既互为依存又相互独立的,它们都为抗战事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战场作为战略防御的主体起了主战场的作用,它对日作战是积极的,在从华北到华中的正面战线上,广大爱国官兵浴血奋战,杀伤大量敌人,迟滞了敌军的进攻,使其“三个月解决支那问题”的狂言成为历史笑柄。只是由于国民党当局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以及消极防御的方针,加上指挥上的失误,在华北、华东和华中战场上(除台儿庄等战役歼灭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外),基本上打的是节节后撤的防御战,正面战场陷入十分被动的局面。在这一阶段,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挺进华北和华中敌后,开辟敌后战场。1937年9月八路军平型关首战告捷,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在1937年11月太原失陷前,八路军集中主力作战,在战役、战斗上配合了华北正面战场,迅速占领了晋东南、晋西北、晋察冀三大边区战略要地。到太原失守时,八路军已收复了晋西北、晋察冀边区部分城镇,打开了敌后抗战的局面。这时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基本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进入主要地位。在战略防御阶段,敌后军民共作战1600余次,歼敌5.4万余人,并使自己由出师时的4万余人发展到18万余人,在华北和华中敌后创建了广大抗日根据地,牵制了大量敌人,稳定了华北地区的抗战局面,这对于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回师华北,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
  从军事学和战争史的角度看,一般正面战场都起着主要战场的作用,但由于中日战争的特点,由于战局的演变和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提高,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不断下降,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战的重心,敌后军民逐渐成为坚持抗战的主要力量。应当说,发生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在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受挫后,不得不停止对国民党战场的战略进攻,而把“确保占据地区”,摧毁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目标,这就在客观上把敌后战场推上了抗战重心的位置。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只以11个师团的兵力用于国民党战场,占侵华日军(不含东北部分)的45.8%;而用于抗日根据地战场的兵力则达13个师团,占侵华日军的54.2%。从1939年至1943年的五年间,侵华日军用于抗日根据地战场的兵力,平均每年占60%多;而年均用于国民党战场的兵力则不到40%。日军战略重点的改变,相对减轻了国民党战场的压力,也为其坚持正面抗战提供了有利条件。但由于国民党畏惧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在日本对其进行以政治诱降为主方针的影响下,谋求妥协、积极反共的倾向急剧增长。在这期间,国民党战场虽然也有过有限的攻势作战,有些仗也打得比较好,但就其全局而言,抗日行动消极。据统计,在这五年中,侵华日军对国民党战场发动的较大的进攻年均2.8次,多时5次,少时1次;而对抗日根据地战场发动的千人至7万人的“扫荡”,仅华北地区平均每年就达56次,多时76次,少时也达33次。由此可见,在相持阶段国民党战场已逐渐降为次要地位。
  战略相持阶段是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最重要阶段,也是最残酷、最艰难的阶段。1939—1940年,在日军开始把主要兵力用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势下,抗日游击战争却得到迅猛发展,敌后根据地入口增加了1倍多,八路军、新四军增加了1.7倍,并取得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歼敌4万余人的重大胜利。1941—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困难的阶段,日军为消灭“华北治安之癌”,对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清乡”、“治安强化”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一度使敌后抗日力量有所减弱。面对这种困难局面,正像国际友人史沫特莱所说:中共战胜一切困难,“只有一件秘密武器,那就是密切联系群众”。在这场“群众战”中,他们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破袭战、围困战等人民战争的形式,终于渡过了难关,扭转了被动局面,巩固了敌后根据地。从1943年起,敌后根据地战场又步入了再发展的新阶段。事实表明,敌后根据地军民的艰苦奋战,为坚持长期抗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44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有利形势下,国民党战场却发生了举世震惊的豫湘桂战役的节节败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丢失了豫、湘、桂、粤等省2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6000多万人口,损失总兵力15%左右。这是国民党长期消极避战政策酿成的恶果,同时也导致了国民党统治的更深刻的危机。与此同时,解放区战场开展了局部反攻,一年中对敌作战2万余次,歼灭日伪军30余万人,光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1200万同胞。1945年春,国民党发布总反攻作战方针,但也只决定是年秋进行;局部反攻也只是在日军收缩南中国占领区的情况下收复了南宁、桂林等地。国民党战场实际上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战略反攻阶段。而解放区战场在对日最后一战中,由于国民党当局竟指令日军不许向我军投降,以致反攻作战、歼灭拒降之敌一直持续到年底。我军收复了华北、华中、华南大片国土,并协同苏军歼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东北全境。
  正是由于发动了全民族,开展了广泛的人民战争,使抗日战争成为中国一百多年来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历史表明,在这场关系国家命运的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以它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坚忍的牺牲精神,以自己的政治战略和英勇作战,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同时,抗日游击战争也极大地发展了人民抗日力量,加速了中国革命的进程。敌后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阵地,并且通过广泛发动和组织群众,极大地扩大了自己的阵地。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大发展时期。据1945年9月的统计,经过八年抗战,人民军队由4万多人发展到127万人,革命根据地由一个陕甘宁边区发展到19个解放区,这些解放区包括中国西北、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区域,面积为104.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10强;人口12550万,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4,为争取光明的中国创造了条件。这表明,党和人民军队在这场反侵略战争中,胜利地贯彻了自己确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武装全党,贯彻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相统一的政治路线
  如前所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蒋介石集团仍然坚持其狭隘的一党私利,企图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的力量。在相持阶段到来之后,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发动反共高潮的同时,在政治思想上也对共产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指使一批御用文人,大肆鼓吹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法西斯滥调,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应该“取消”。早在1938年底,蒋介石就授意张君劢发表了《致毛泽东先生的公开信》,竟然要求共产党将“八路军之训练任命与指挥”之权完全交给蒋介石,“取消特区之制”并“将马列主义暂搁一边”。托派叶青也在《三民主义与社会主义》一文中,妄称“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一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不必要了”。他们故意抹煞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区别,鼓吹所谓“一次革命论”、“凯末尔主义”等。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说:“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③于是,今后怎么办,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
  这种模糊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抗战初期在党内也曾经发生过。何长工、陶汉章、李夫克回忆抗大时曾说,“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风,是毛主席在同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确立的。当时,以王明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三民主义是抗大的重要课程’,‘三民主义是抗大政治团结的基础’,妄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唯一正确的方针,扭转抗大的政治方向,改变抗大的性质,把抗大办成一般的统一战线的学校。为了同王明的这种机会主义路线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明确指示:抗大和黄埔初期不一样。黄埔初期主要领导是国民党人,部分学生是国民党人;抗大整个领导权都在共产党手里,学生绝大部分是共产主义者或倾向共产主义的。正因为这样,今日之抗大,就不能不比那时的黄埔更革命、更前进、为民族和社会的解放必定做出更伟大的贡献。毛主席再三强调抗大不是统一战线的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干部学校。”④
  为彻底剥夺国民党顽固派及其一切追随者的精神武装,用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抗战以来的新鲜经验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统一全党的思想,毛泽东进行了巨大的理论建设工作。1939年12周,他主持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1940年1月,他又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在这些著作中,他深刻阐明了近现代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规律,系统地、科学地论证了党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他在分析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又说:“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
  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阶段,虽然按其社会性质来说,基本上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已经不是旧的、被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建立资本主义的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而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恰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阔的道路。“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
  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及其特点的科学论述,是共产党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纲领和政策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次革命论”的反革命叫嚣。毛泽东指出,有些恶意的宣传家,故意混淆中国革命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提倡所谓“一次革命论”,用以证明什么革命都包举在三民主义里面了,共产主义已经失了存在的理由;用这种“理论”,起劲地反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和陕甘宁边区。“其目的,是想根本消灭任何革命,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性,反对抗日的彻底性,而为投降日寇准备舆论。”“‘一次革命’者,不要革命论也,这就是问题的实质。”⑤
  毛泽东在分析了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区别的基础上,分析了新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异同。他指出,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才是“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只有这种三民主义,中国共产党才称之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才宣布‘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政纲,即其最低纲领,基本上一致。这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同的部分。
  但是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相比较,也有不同的部分。第一,民主革命阶段上一部分纲领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全部民主革命纲领中有彻底实现人民权力、八小时工作制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这些部分。如果它不补足这些,并且准备实行起来,那对于民主政纲就只是基本上相同,不能说完全相同。第二,有无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不同。共产主义于民主革命阶段之外,还有一个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于最低纲领之外,还有一个最高纲领,即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纲领;三民主义则只有民主革命阶段,没有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因此它就只有最低纲领,没有最高纲领,即没有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的纲领。第三,宇宙观的不同。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三民主义的宇宙观则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是二元论或唯心论,二者是相反的。第四,革命彻底性不同。共产主义者是理论和实践一致的,即有革命彻底性;三民主义者除了那些最忠实于革命和真理的人们之外,其理论和实践是不一致的,讲的和做的互相矛盾,即没有革命彻底性。上述这些都是两者的不同部分。由于这些不同,共产主义者和三民主义者之间就有了差别。忽视这种差别,只看见统一方面,看不见矛盾方面,无疑是非常错误的。
  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在中国,任何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应同时具备现时实际任务与将来远大理想两种责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武装了全党,使全党自觉地贯彻党的政治路线,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
  三、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提高党驾驭中国革命全局并赢得胜利的能力
  1939年,毛泽东向全党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并把它称之为“伟大的工程”。这时党提出大力加强自身建设的任务,是为了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为了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引导到人民胜利的前途。正像毛泽东所说,没有这样一个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⑦。
  这时,党已经在反对“左”的和右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壮大起来了。1935年1月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这是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通过瓦窑堡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纠正了曾长期困扰党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从而实现了政治路线的转变。但是,应当看到,遵义会议后党在思想路线上的转变还是初步的。由于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清算“左”倾、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因而对应当遵循的正确的思想路线还没有形成全党的共识。抗战初期党内出现的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就反映了这种情形。在王明回国之前,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卢沟桥事变以前,党的主要危险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是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他尖锐地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他强调:“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⑧王明的右倾错误正是以“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为主要特征的。王明的错误虽然很快得到了克服,但在一定程度上给党的工作造成了损害。对王明的错误的根源,毛泽东后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情却操心得太多了!”⑨毛泽东指明了这种不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教条主义的思想根源。这一切表明,在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是党面临的重要任务。
  延安时期,党不仅要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还要争取人民胜利的前途。要完成这样的历史重任,就必须把党自身建设好。毛泽东指出:“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他说:“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⑩总之,要使党成为能够“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11)。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党确立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得以实现。毛泽东正是从中国革命全局的高度,提出了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任务。问题在于,对于这个伟大工程“究竟应该怎样进行呢”?
  毛泽东深刻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指出:“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12)这表明,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在实现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中建设党,是党的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他回顾党的胜利和失败、前进和后退的曲折历程,指出:“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13)由于党有了遵义会议之前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教训,只有到了这时,“凭借着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中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也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起来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更加扩大了。这些都是伟大的成功。”(14)党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是不是遵循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对于制定和贯彻觉的政治路线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把党的思想路线同党的政治路线紧密联系起来,指明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内在联系,把全党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原则上来,这是决定党的事业成败的关键问题。把党的思想路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一个根本性任务,这是毛泽东对党的建设的重大贡献,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加强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使之成为抗日民主廉政的模范区和新中国雏形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蒋介石为了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片面抗战的方针,顽固坚持一党专制,拒绝进行政治民主改革。中国共产党人则从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坚持全面抗战的路线,要求实行民主,改善民生;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民主政治,把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动员起来,把全民族的抗日力量凝聚起来。对此第六章将要详细讲述,这里就不展开了。
  五、贯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的教育方针,培养治党治军治国的革命人才
  伟大的抗日战争,促使中华民族大觉醒、大动员。一曲《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唱出了中华儿女的心声,许多热血青年纷纷奔赴抗日前线。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给全国人民燃起了新的希望。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推行一条片面抗战路线,造成正面战场的大溃退,东南半壁河山迅速沦丧,中国经济、文化较发达的地区和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城市都陷入敌寇之手。这种情形,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把敌人后方变成抗日前线,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到敌后去,到延安去,成为许多青年参加抗日的首选目标。
  这时的延安——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成为抗战的灯塔、革命的圣地。许多满怀抗战热情、革命理想的青年和爱国人士,从国统区、从沦陷区、从海外奔赴延安。其中,有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失去家园的东北流亡学生,有平津地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还有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学生、文艺界人士、爱国华侨,以及原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青年官兵,等等。他们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线,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延安。据1942年5月的《华北共军现状》报道,北平大学生到大后方国统区的占20%,投奔解放区的则达70%。
  这种“天下人心归延安”的情景和场面是十分感人的。1937年10月上海沦陷后,一批爱国青年以救亡团体的名义,历时13个月,徒步一万多里,到达延安。这时,他们已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但仍然斗志昂扬地高唱着自编的歌曲:“割掉皮肉还有筋,打断骨头还有心。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城”。这正像著名军旅作家魏巍后来回忆当年奔赴延安经历时所说的,“我曾三次在北上途中被敌人抓到并关押,但每次都设法逃出来,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是爬也一定要爬到延安城。”
  当时,从西安到延安的八百里西延大道上,奔赴延安的人们成群结队,首尾相属,络绎不绝,情景感人而壮观。仅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延安的青年就达2288人。1938年印度援华医疗队的几位大夫,乘坐着满载药品和医疗器械的汽车,在赴延安途中,看到山路上一队队时隐时现的徒步行进的青年时,队长爱德华感动地说:“奇迹,奇迹,这简直是奇迹!这是20世纪中国的耶路撒冷。”
  当时延安最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中,有许多学员就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1939年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在《抗大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奋斗的三周年》一文中曾描述道,他们“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队成群地来到抗大”。
  大量吸收新鲜血液,培养出大批治党、治军、治国的人才,是抗日战争的需要,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需要。为了适应抗日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1938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到1940年,党员人数从抗战初期的4万发展到80万,党员人数扩大了19倍。1938年10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15)1939年,中共中央做出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指出:“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16)他常常说:“出人是要紧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大量来到延安的革命知识青年要求学习抗日救国的真理,学习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知识,使延安成为我党培养干部的主要基地。
  1936年5月在瓦窑堡,党中央就决定成立抗日红军大学,加快对抗日军事政治人才的培养。1937年1月,“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校址在延安。抗大的学员,一部分是从军队中抽调的军政干部、各根据地的基层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延安的知识青年。1938年7月8日,毛泽东同林彪、罗瑞卿“电告西安、武汉、河南、南昌、香港、新四军等处中共负责人:抗大第五期需要及时招收大批学生,主要从河南、湖北、陕西、四川、湖南、江西六省招收,不限名额,多多益善,不分男女、年龄、学历、出身,来者不拒。其他各省来者亦不拒。”(17)1940年12月13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给中原局的电报,要他们“尽量招收上海、苏北的广大青年职工、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及半知识分子,准备办两万人的大学校,不分男女、信仰、党派、阶级,只要稍微有点抗日积极性的,一概招收,来者不拒。大量招收上海、苏北原有的教职员参加办学。一切不反共的旧军官,凡愿来的,一概收留。”(18)
  1941年10月18日,毛泽东还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指出:“因西安交通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知识分子来源已断,不但抗大三分校教育行将停顿,军委机关及留守兵团亦得不到知识分子的补充。提议由苏北以至安徽各根据地内招收政治纯洁、体格强健、有中学程度之知识青年600~1000人来延,不分男女,经你们审查之后,即可组织成队,经华北分批送达此间。”
  抗日战争期间,延安先后开办了抗大、陕北公学、鲁艺、中共中央党校、延安马列学院、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延安民族学院、华北联合大学、延安自然科学院、八路军卫生学校、中国医科大学、白求恩护士学校、延安药科学校、军事学院、八路军军政学院、延安大学、行政学院、延安工人学校、炮兵学校、俄文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政法学院、通讯学院、荣军学校、中共陕甘宁边区党校、边区行政学院、边区农业学校、边区医药学校等30余所干部学校。延安时期开创了我党干部教育的新局面,在人口稀少、经济文化落后的陕北穷乡僻壤能集中如此多的青年英才而教育之,为中国革命培养输送出成千上万的各类干部,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奇迹。
  抗大是当时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最有影响的一所干部学校,它从1937年1月创办到1945年8月结束,历时八年多。抗大除总校(先在延安,后迁至十八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晋东南)外,先后在晋东南、晋察冀、山东、陕甘宁、淮北、苏北、晋绥、淮南、苏中、鄂豫皖等抗日根据地设立了14所分校。学员学习大多7~8个月,最长的一期达到三年半(总校第7期)。抗战八年,抗大总校培训学员2.9万多名,连同分校共培养了10余万名军政干部。他们后来大多成为各条战线的骨干分子,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称赞抗大是“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19)的学校。抗大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今天对我们仍有重要的教育和启迪意义。
  (一)必须把培育学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
  在成千上万奔赴延安的人当中,他们的出身、信仰、年龄、职业、文化、生活习惯等背景各不相同。他们既有党组织选送来的,也有自发来延安的;既有从八路军、新四军、各抗日根据地来的干部,也有脱离国民党投奔八路军抗日救国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在抗大第四期第四大队第十队学员中,就有6名国民党县长(其中1名为中共地下党员)、1名国民党军队团长。但其中最多的仍是来自各地的进步革命青年。因为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爱国人士来自四面八方,背景阅历不同,文化水平不同,思想基础不同,对抗战的出路、国家前途的政治观点和个人人生价值的认识不相同,有些人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影响,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的甚至是错误的思想政治观点。毛泽东在听取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张际春的工作汇报时,得知在抗大的部分学生中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倾向还比较突出。这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强调抗大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事性质的学校,不是什么统一战线的组织。它与一切旧学校有着根本的区别,是造就革命人才的新型学校。因此,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教育和培养学生,使阶级出身、社会经历、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各异的青年,都能在这座革命大熔炉里得到锻炼。中央军委在《关于抗大工作的指示》中特别强调:“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因此,教育应当是中心”。(20)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第一位,重要的是要使他们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1938年3月5日,毛泽东为抗大同学会成立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便一定能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解放的新中国。”(21)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为抗大成立纪念日而作的《抗大三周年纪念》中又一次明确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成一个抗日的革命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抗大的职员、教员、学生,都是根据这三者去进行教育与从事学习的。”(22)这就从教育的指导方针上,肯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重要地位和统帅作用。
  毛泽东还在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重要性。他提出“在抗大应当学习什么?”“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被我们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要求学员把“抗日救国”作为自己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但自己要抱定这个宗旨,而且要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宗旨。他还鼓励学员来抗大学习“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所以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决心!现在你们牺牲升官、发财及吃小米饭、爬清凉山的初步决心是有了,但没有最后的决心是不够的,你们更要有为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牺牲自己贡献生命的决心!”他语重心长地说:“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怯懦者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23)毫无疑问,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抗大最重要的传统和经验,是培养新型革命人才的重要保证。
  (二)优良的作风是实现正确的政治方向的保证
  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作风建设,把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规定为抗大教育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深刻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抗大自创办之日起就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校舍、经济、教员三大困难面前,实行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枪杆子、笔杆子、锄把子成为抗大学员擅长的武器。他们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校舍,露天上课、吃饭,延河边出操、洗漱。没有纸张就在石板或沙盘上练字,桦树皮成了不花钱的“油光纸”;没有钟表,就用石日晷计时。正是在这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中,学员们磨练了革命意志,培育了艰苦奋斗的作风。一位外国人参观后称赞说:“共产党真了不起,吃小米饭,啃《资本论》。”
  毛泽东还为抗大题词:“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大字成为抗大的校训,是抗大教职学员养成优良作风,自觉抵制各种不正之风的座右铭和工作、学习、生活的准则。在抗大,有思想的自由、政治的民主,团结友爱、上下一致,又有严格的纪律、严谨的作风。抗大的物质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大家的精神生活却丰富多彩,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抗大的校风生动地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高尚情操和作风,为后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抗大是一座火热的革命熔炉。正如毛泽东在抗大第二期开学典礼时所说的:“抗大像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等的意识,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刺刀,去革新社会,打倒日本。”
  (三)培育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
  毛泽东提出要学一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目的是要培养学员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精神,树立起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
  对于培养什么样的人,抗大有着明确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1939年7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一)把知识青年训练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确是一个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努力转变他们的思想,注意于领导他们思想转变的过程,用适当的方式组织学生中的思想上的争论与辩论,实际上这样的学校中一定有资产阶级思想与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因此,政治教育应当是中心。……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与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三)教育知识青年的原则是:1.教育他们掌握马列主义,克服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2.教育他们有组织性、纪律性,反对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与自由主义;3.教育他们决心深入下层实际工作,反对轻视实际经验;4.教育他们接近工农,决心为他们服务,反对看不起工农的意识。”抗大明确的办学指导思想和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对转变学生思想、培育革命人才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抗大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强调理论坚定是政治坚定的基础,帮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抗大设置的政治理论课程有:马列主义概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中国革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民众运动等。毛泽东的一些理论著作,如《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都曾被列为必读教材。毛泽东经常到抗大讲课、讲话,“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授的《辩证唯物论》,前后历时三个月,110多课时。他讲课的内容很广,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引导学生扩大视野。他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的东西。他注重引导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使青年的爱国热情、抗日愿望升华到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的高度,逐步确立起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他教育青年要学会从宏观的视角认识问题,他说:“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当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都十分重视,通常都会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他形象地说,你们到抗大来学习,有三个阶段,要上三课:从西安到延安八百里,这是第一课;在学校里住窑洞,吃小米,出操上课,这是第二课;现在第二课上完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第三课,这便是到斗争中去学习,“那是无字之书”。他教育学员“永远以革命的面目相见”,不要学汪精卫、张国焘,“半路上忽然不见了”。毛泽东常常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形的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毛泽东的讲话有很强的感染力。刘白羽在《延河水流不尽》一文中回忆道:“当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毛主席安详而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毅然决然走上前去。”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对抗大作了这样的描述:“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刘伯承称赞抗大说:“抗大越抗越大,雄赳赳,气昂昂,又说又唱,歌声嘹亮;走到哪里,哪里变了样。”抗大,是延安时期干部教育的一个缩影,反映了这个时期学校教育的风貌。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6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2页。
  ④冯文彬:《毛泽东与青年》,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1~6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4~68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2~693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杜1991年版,第391~392页。
  ⑨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7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1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1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1页。
  (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40页。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8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页。
  (2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谐》(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3页。
  (2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2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19页。
  

论延安精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精神研究课题组编著;有林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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