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也是西北局高干会奖励领导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22位生产英雄之时，毛泽东同志1943年1月为每位英雄题词发表70周年。为了颂扬毛泽东同志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革命老前辈在边区建设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组织编写了《联系群众的楷模——毛泽东题词表彰的22位生产英雄》一书。
　　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西北局主持召开了历时88天的高级干部会议，不仅解决了边区党长期遗留的历史问题，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并明确了生产与教育为今后边区党的两大中心任务。同时，就在这次大会闭幕之前，西北局为提高边区干部对经济工作的认识、鼓励各级领导干部独立工作，在领导边区经济建设及公营经济成绩卓著而又刻苦奉公、在群众中享有威望的干部中选拔出王震等22位生产英雄，予以隆重奖励。这次受奖同志的分布面比较广泛，在22人中，有分区党委、西北局机关、县委领导同志6人，有分区专员、县长、科长，以及合作社事业的代表7人，有八路军三五九旅、三八五旅、分区警备部队和边区保安司令部的领导同志9人。此外，西北局还对八路军三五九旅、延安县委县政府及延安县南区合作社3个单位予以团体的奖励。
　　上述受奖者奖品除1条毛毯外，更有毛泽东同志亲笔逐一题词的奖状，其中，王震、晏福生、黄静波、刘秉温、王丕年、惠中权、刘建章、马文瑞、马锡五、习仲勋10位生产英雄的画像，还刊于当年报道表彰大会消息的《解放日报》上。
　　西北局隆重举行这样高规格的表彰活动，其目的是想通过这种形式，号召边区全体军民向生产英雄学习，掀起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时光荏苒，时过境迁。今天，我们仍然应该向这些生产英雄学习。
　　学习这些生产英雄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富有创造性的、忘我的奋斗精神。陕甘宁边区不同于其他根据地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所有工作中的中心一环，是经济建设。所有这些受奖的生产英雄，无论是哪一层级的党务工作者，无论是哪一层级的政府干部，抑或是曾经驰骋疆场的将军，都能从繁杂的日常工作中，拣出当前党的任务中最中心的环链。他们深知，领导经济建设工作虽然费力、艰苦，并且有许多困难要克服，但却是领导工作中的首要任务。这些生产英雄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以身作则并带领广大群众，克服了所面临的一切物质上的困难、认识上的障碍乃至畏难却步的情绪，投入生产建设。他们不仅能领导本单位、机关和部队的经济建设，而且都能自觉完成自己本身的生产任务。正是仰赖于他们的努力，靠着广大群众的奋斗，边区在短短两三年间，就靠着拮据的生产资金，经营出红红火火的“革命家务”，扭转了极度困难的经济境况。
　　学习这些生产英雄不保守、不空谈，注重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战争年代，一般人往往认为经济工作繁重，不敢干；一般人往往认为建设工作细致，不会干，但是这些生产英雄从周密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入手，深入群众，深入实践，脚踏实地，因此，能够逐渐了解并掌握边区社会的实际情况、逐步掌握所从事的各项工作的内在规律性。比如刘建章，就摸索出各种各样的入股办法，打破了合作事业的种种陈旧教条与各色的清规戒律，为新民主主义的合作事业创造了可贵的范例，这种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和深入实际、不尚空谈的工作作风，应该永远值得我们共产党人学习。
　　学习这些生产英雄自觉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力量，而毫无官僚主义陋习的作风。比如，南区合作社处处为群众打算，给群众优厚的红利，规定简便易行的入股方法，并且千方百计地消化、分解和承担南区群众的财政负担，如果不这样，南区合作社就不能够发展。再比如晏福生同志，在开辟南泥湾的劳动中深入基层，及时发现并纠正了许多基层连队开荒中的错误方法，否则，南泥湾的屯垦成绩就不免要打折扣。概言之，学习他们善于总结群众的经验，响应群众的诉求，从而凝聚群众的力量的作风。
　　学习这些生产英雄艰苦卓绝，对党对事业抱有无限忠心的政治品格。三五九旅进军南泥湾的时候，罗章同志已经年近四十，因故跌伤，王震打电报，催促罗章回旅部休养，而他却冲在生产最前线，一个月的时间内实地踏勘三五九旅100多个生产点，和干部战士一起开荒播种，深入一线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王震同志被深深感动，“批评”罗章说，你不要命了，罗章回答道，生产任务已经完成了。其实，无论是王震、文年生、王维舟、习仲勋、马文瑞、马锡五等所有受奖同志，在执行政策上、在个人生活的朴素上都是模范，他们不夸不骄，在群众中的威信却因此更高。
　　这些生产英雄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并不是因为客观条件有什么特殊有利的地方，而是因为他们能够认清经济建设工作的重要意义，能够寻出并把握住当时当地和自身的具体特点，一切经过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并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来组织、推进各项工作。
　　今天的共产党人，毫无疑问地，应该向他们学习，向他们看齐。
　　本书的编写，本着既要介绍清楚每一位生产英雄的生平事迹，又要紧紧围绕毛泽东同志对每位生产英雄和西北局对三个模范机关单位的题词这一主线，以及其在生产战线上的功绩进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展开论述。
　　在编写过程中，既有幸得到了亲历者的鼓励，也得到了受奖英雄家人、子女的支持，这才有了这本书目前的一个样子。对于本书众多的编写者而言，半年多的写作，既是一次边区历史的学习研究过程，又是一次延安精神的灵魂洗礼，受益匪浅。但无可讳言，本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与遗憾，这是压力，但也是编写者继续这一课题研究与书写的强大动力。
　　2013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