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秉温(1912—1979)，陕西省横山县韩岔乡猪头圪塔村人。土地革命后投身革命活动。他出身贫苦，十岁时举家逃荒先后到安塞县、延安县，后定居延安县杜甫川。他勤劳朴实，天资聪明，白天操作田间，夜晚就读私塾。随着土地革命在陕西不断深入，他投身革命活动。1935年5月，陕甘特委在龙耳寺成立陕甘革命委员会，刘秉温被选为主席。1935年7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肤施县苏维埃主席，后任延安战区委员会主席。1936年担任陕甘保卫局局长，领导和扩编地方游击队，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西安事变后，他担任中共肤施县委书记兼苏维埃主席。1937年2月肤施县并入延安县，成立延安县政府。同年9月，延安县第一届参议会召开，民主选举刘秉温为县长，成为延安县首任县长。当时，延安县土地贫瘠，气候干旱，地广人稀，自然灾害频繁，经济极为落后，广大群众没吃没穿没住，生活十分艰苦。同时，作为临近中共中央所在地的县区，鲁迅艺术学院等机关团体也集中到此。加之，随着抗日战争从相持转向防御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后又停发八路军军费，边区上下经济更加困难。这样，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保障中央机关的各项供给，做好抗战动员，就成为当时县政府的重要任务。作为延安县县长，刘秉温以党和人民利益为重，甘当公仆、善当公仆，不伸手、不搞个人特殊，带领全县人民配合党的革命工作，积极组织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工商业、开展整风运动、拥军支前、安置移民难民、组织改造“二流子”、改革教育等一系列活动，模范地履行了县长的职责、带领全县群众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延安县的各项任务。正由于他能够团结组织全县干部和群众，发展生产、保证供给，各项工作都作出了显著成绩，延安县被评为模范县，成为1943年1月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表扬奖励的三个模范单位之一，毛泽东亲笔题词“发展经济的模范”；他被评为模范县长，成为中共西北局高干会表扬奖励的22名领导干部之一，毛泽东亲笔为其题词“善于领导群众”。1943年10月，调离延安县县长一职，后历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副处长、陕甘宁边区延属专署保安分处处长。1945年4月至6月作为陕甘宁边区代表团成员参加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联防军司令部武装部部长、延安军分区副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警备第四旅副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笫一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第四军第十二师副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西北交通部运输局局长，陕西省交通厅副厅长，陕西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厅长，交通部第一公路勘察设计院院长、党委书记。还曾任四川省政协常委和第四、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79年8月25日因病逝世。
　　1943年3月中共西北局指示各地委：切实推广和领导生产大竞赛，并仿照延安刘秉温变工队办法，组织互助组，发挥和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刘秉温生产方式”在大生产运动中得到大力推广，促进了陕甘宁边区的农业生产。善于领导群众源于刘秉温坚持“相信群众”的理念。他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力量在于相信群众。”正因为他坚持“相信群众”的理念，在工作中，他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发动群众，以其明晰的工作思路、高水平的工作能力和强有力的政治动员，有效地领导延安县干部群众开展互助合作，激发了群众的生产热情，组织变工队。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利用农闲，组织群众开荒，并亲自领导全县干部种地，全县粮食大获丰收，实现粮食自给，上缴公粮占边区总数的十分之一；二是在生产过程中组织“变工队”，总结倡导劳动互助办法，被誉为“刘秉温生产方式”，被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全边区推广；三是为搞活经济、教育人民、方便群众，他亲自领导延安县各区成立合作社，到1944年全县合作社已达101家，占全边区合作社总数的近1/6，特别是南区合作社，被树为边区各县区学习的榜样；四是吸引、安置移民难民2.97万人，确保他们安居乐业；五是组织改造“二流子”参加生产劳动，受到毛主席的称赞；六是积极组织开展征粮、征兵等支援抗战的工作，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七是关注文教卫生工作，在各乡区办学校和卫生所，使学生能念上书、群众能治上病。在刘秉温的带领下，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延安县从一个人口不多、人民缺吃少穿的县变成人口翻番、丰衣足食的县。
　　一、努力完成各项民政工作
　　一是积极完成抗战动员任务。刘秉温领导延安县群众完成了上级给延安县的历次抗战动员任务。如公粮负担一项，1937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1万石，延安县完成了1000石的征收任务；1941年边区征收公粮20万石，延安县承担了2.6万石的任务，占到全边区的1/10强。1941年，动员完成了征收公草345万斤、推销公债8万元、运输公盐5400驮的任务，满足了抗战的需要，为保卫边区作出了重要贡献。在1943年延安县承担运盐1.8万驮、组织运输合作牲口1000头毛驴的重大任务时，一方面他看到任务的艰巨性(是原来任务的5倍)；另一方面积极寻找对策，组织人力物力，创造出适合当时形势的新办法，即公私合作，私为主体，公为辅助。在新办法运作下，7个月就完成了运盐任务的68%、组织运输合作牲口1070头。
　　二是认真组织建设民主政权。延安时期，为把陕甘宁边区建设成民主政权的示范区，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颁布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要求抗日民主政权实行“三三制”。延安县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一个辖区，在刘秉温等人的带领下，认真宣传、落实党的政策，在5万多居民中选出了1291个乡级代表，其中包含了1091个工人、农民，120个地主乡绅；有545个共产党员，746个非共产党员，代表了方方面面。
　　三是做好拥军劳军工作。做好拥军工作。延安县是抗属最多的县份之一。刘秉温一方面教育、发动抗属生产达到自给量，对于需要帮助代耕的2346人，刘秉温根据“优抗法令”，发动有劳动能力的人帮助抗属耕地(成人4垧，小孩2垧)，保证抗属家里有充足的柴、水。日常工作中抓紧督促，对代耕不负责的，定有罚责，至此抗属的生活得到了完全的保障。1943年1月24日，刘秉温召开县政府扩大的政务会议，就拥军工作作出如下规定并向各区发出指示信：“全县准备募捐慰劳金71000元慰劳军队；各区以乡或村为单位，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拥军意义；编写宣传品，组织秧歌剧进行宣传；发动每个小学写慰劳信5封；发动群众慰问附近医院，并且动员妇女给伤员拆洗被褥衣服。”结果共募得86751元，由县政府买了猪、羊等各种慰问品慰劳金盆区驻军。在1943年2月16日召开的全县群众大会上，刘秉温号召区乡干部和全县老百姓要认真执行优抗法令，使抗属的丈夫、儿子能放心打仗，并且要在担架、土地、种子、工具、招待及送粮送草等具体问题上更好地帮助军队，以更好地拥军助抗。在他的号召和推动下，全县抗属的生活得到日益改善。延安县的拥军劳军工作受到边区政府民政厅的充分肯定，对边区的拥军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
　　二、积极组织群众进行经济建设
　　1937年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人口随之激增。为了克服经济上、财政上的困难，从1938年12月到1939年上半年，毛泽东在一些会议和公开场合中，曾多次反复阐述了必须通过“自己动手”来克服物质困难的道理。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提出通过生产运动解决和改善边区军队和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号召解放区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特别是到了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暂停发放八路军军饷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补贴，并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1941年又完全停止发放八路军、新四军军饷和其他所有补贴。边区外援全断，经济十分困难。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一切公用的生活资料和事业经费，只能完全从取之于民与取之于己这两个方面解决”。为此，中共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也明确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作为延安县县长的刘秉温积极响应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号召，组织延安县群众进行经济建设。
　　(一)大力发展农业
　　作为延安县县长，刘秉温始终积极带领群众大力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农业，粮食产量从1938年的8.6万余石增加到1941年的13万石。1942年，在了解到群众负担太重，引起一些群众生产情绪低落，甚至出现有的群众向外地迁移的情况后，刘秉温带领全县干部，深入农村，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积极组织变工队、扎工队，开展互助合作，到1944年，全县除上交公粮外，大部分农户都有余粮。他还提出通过改进耕作方法以提高质量，如发动农户注意拾粪、收集肥料，并由县政府通过组织途径在延安市设立肥料站收集各机关和骡马店不用的人畜粪便，安排县上去延安市卖柴炭、运粮食的人，用其牲口运回使用；他组织变工队、发展扎工队以调剂与增加劳动力；帮助农户兴修水地水渠，发展灌溉；推广种植棉花5000亩，当时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高自立在《边区植棉发展概况及今后推广方向》中强调指出：在新推广植棉区中，延安县算是有成绩的。刘秉温为完成任务提出采取奖励、保证和政治动员三种办法配合，对由政府雇请的指导种棉的有种植经验的棉农的棉地三年不收公粮，对种棉利益不及种粮的由县政府给予弥补和帮助，对于优良棉户给予奖励等；组织群众加强牲畜管理，增加牲畜繁殖；组织群众养羊6万只、猪1万头、鸡1.5万只；发展林木，种植桃、苹果、枣、桑等2万株。
　　为了落实工作计划，他提出：一要组织新的变工队，要求以自然村为单位，从人口多、更多需要劳动互助的村子入手，通过组织农村一切劳动力实行劳动互助或劳动调剂，使其成为发挥劳动力，提高农业生产的重要方法。他强调人口少的村子可以村村结合组织变工队，同时也要继续发展扎工队。他把变工队分为三种形式：一是有牛、有劳动力的变工队，人工和牛工一样计算。要求耕作期间，劳动力同吃同住，一起劳作，每天登记，将来按劳动力平均分粮分地，并且订有公约。优点是提高了劳动热情、节省了人工和粮食，开荒速度快，适合有大块荒地的区域。二是有劳动力没有牛的变工队。参加农户大都住在没有荒地的大川里，打的粮食不够吃，组织变工队后，到有荒地的地方开荒时，秋后收获时按劳动力均分，变工后解决了吃粮问题。三是劳动力少的小变工队，适宜本村的小块开荒。一种是集体吃饭，集体开荒，土地和收获按劳动力均分。一种是各家吃各家，集体开荒，每家轮流开，谁家的地收成就算谁家的。还有一种是给谁家开荒就在谁家吃饭的变工队。刘秉温后来给记者强调：变工队必须在自愿原则下组织，尤其是利用亲戚朋友关系，把劳动条件相同的人在有威信和社会关系的大队长领导下组织起来。当然，他还强调，组织变工队的经验是不一定限制在一个村庄，但必须坚持就近原则。为组织更多的变工队，他组织发动有威信的干部和党员亲自领导，发动自己的家庭参加。同时组织生产积极分子推动开展此项劳动互助组合。1943年《解放日报》把变工队的优势总结为：一是有劳动纪律、互相监督、不致误工。而个体劳动没有比较，人的情绪容易怠惰；二是“三早顶一工”，即每头牛(三个人使一头牛)分开劳动，每天上午至少一个人在家里喂牲口、担水、送上午饭。变工队组成后，每队只需要一个人做这些事；三是耕锄适时，特别是锄草时，集体赶锄，锄得既快，又能适时奏效，有效地避免了个体劳动不能及时锄草情况的出现。
　　(二)组织发展合作事业
　　在发展生产过程中，刘秉温不但重视农业生产，对发展供销合作工作也十分重视。1936年12月，延安县政府在南区沟门村成立合作社。经过几年发展，这个合作社成兼营生产、消费、信用、运输的综合性合作社，包运公粮、公盐，代交代收全区各种负担，深受群众欢迎。在发展合作事业中，刘秉温以南区合作社为榜样，组织合作社供应农户需要，为农民置办农具、种子、树苗。与发展农业相配合，帮助解决移民困难、办理农贷；组织发展运输合作，负责运输食盐并组织约有千头牲口的运输队，以确保运盐工作主要由合作社承担；帮助组织五千名妇女纺纱，解决纺妇的要求和困难，保证棉花供给和棉纱销售；帮助社员缴纳公粮等其他负担，以节约社员时间，方便社员发展生产。为确保合作事业发展，他还提出把南区合作社变为延安县总社，指导全县各区合作社工作。要求总结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制定合作社章程，以供延安县和全边区参考。当时，食盐是边区军民生活的必需品，也是边区经济贸易的主要来源。1942年，边区政府给延安县下达交5400驮盐的任务。为了完成生产和运盐任务，刘秉温亲自到南区合作社帮助他们订计划，克服困难，并在全县各区组织成立运输队，按时完成了运盐任务。正是在他的大力领导下，1943年延安县合作社扩大股金数占全边区合作社之半。
　　(三)发展手工业
　　一是发展纺织业。组织成立妇女纺织小组，利用妇女的劳动力解决布匹自给，减少输入，提高副业收入。他提出“妇纺工作是各区可能且必须发展的工作”。1941年提出在全县发展纺妇5000名，纺车由各合作社制造，发给各纺妇，纺车本钱从纺妇的手工钱中逐渐扣除，纺织所需棉花由难民工厂和县政府出资购买，弹成熟花后分给纺妇，纺妇的纺织手工工资不征收公粮。并提出把高峁湾纺织工厂的工人和机器分到农村，帮助指导纺织工作。二是发展煤炭业。一方面组织人民合作增开煤井；另一方面由县政府与人民合作在川口和姚店开两口煤窑，增加煤炭生产。三是组织运输队，就是组织人力、财力和畜力，发展运输合作，推广食盐运销。合作的形式有合作社向全区人民招股，以财力、畜力或人力入股，成立运输队；长脚户的骡马队全部加入合作社与其合伙；合作社、银行等集资购买牲口，组成运输队；合作社在农闲时组织农民的牲口组织临时运输队，以壮大运输力量，完成运盐任务。组织运销食盐1.8万驮，指明柳林区和川口区的运盐任务分别由南区合作社和川口合作社承担，其他地区由县政府与合作社共同组织骡马店运盐。
　　三、统筹加强各项社会建设
　　(一)主动开展组织移民工作
　　1937年延安县有人口33705人，到1942年人口增加到64292人，29704人都是移民难民，占增加人口的94.3%。如何安置这样多的人口从事生产事业，的确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延安的7万人中，十有八九都是横山绥米等地的新老移民。为增加延安县的劳动力，1941年刘秉温开始尝试向外组织移民移入。作为老移民的刘秉温除亲自劝导个别乡亲来延安外，还组织旧移民利用农闲时间回老家号召新移民到延安垦荒。为吸引新移民并粉碎当时国民党顽固分子在群众中散发“共产党吸收移民是扩兵”的谣言，1943年，他与延安县委书记王丕年一起在《解放日报》发出《致绥德分区乡亲们的公开信》，邀请大家到延安开展生产运动，并向他们作出三项保证：一是负责解决移民的一切困难；二是开荒三年不出租、不负担公粮公盐；三是绝对不“扩兵”。正是因为刘秉温领导全县干部大力开展移民工作，解决了移民的居住、用具、籽种等各种问题，1941年延安县移民人口达14207人。移民难民来后，延安县政府努力安置难民。正如刘秉温所说，“新社会是要人民能真正安居乐业的。”面对如此多的移民难民，给他们以救济和安置，就成为延安县民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刘秉温和延安县同志一起用极大的努力与各种办法解决移民难民的生产困难，如耕种的土地、粮食、耕种用的农具、籽种及住窑等诸多问题。仅1942年，延安县府就为移民难民调剂土地6335亩、粮食458.48石、籽种47.37担、农具427件、耕牛212头、洋芋13555斤、牛工273个。为解决移民难民耕种的土地，他们划县政府所在地川口和柳林、金盆三个区为移民区，保证移民难民有地可种，并发给土地所有权证。同时，用从老户中借粮调剂给移民难民等很多办法解决粮食问题，仅1940—1942年，调剂粮食达1623.38石。调剂的方法就是发动农民互相帮助，人力换牛力，粮种春借秋还，不加利息等等。正是在刘秉温等人领导下，来延安时很穷的移民难民，一般第一年打下经济基础，第二年进行生产，就变成富裕的了，第三年第四年就变成中农、富裕中农或富农了。
　　(二)积极组织改造“二流子”运动，促使其参加生产劳动
　　延安时期所谓的“二流子”，特指旧社会中受反动统治阶级压迫和剥削，失去土地和职业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大都是破产的农民和失业的手工业者，常常以不正当的活动(如偷盗、欺骗、恐吓等)谋生。在乡村特指‘脱离生产’、‘游手好闲’、‘好吃不做的懒汉’”。这个词最早出现在1939年延安报刊中，延安老百姓将这些人统称为地痞、牛毛(流氓)，“爬鬼”、“二流答瓜”，“二流子”可能就由“二流答瓜”引申出来的，之所以叫“二流子”，主要是和旧社会穷凶极恶的地痞流氓区别开来，因为和后者比，“二流子”多表现为生活恶习，而且只是有点小坏。根据当时的调查，1937年前，延安市人口3000，“二流子”有500人，占人口总数的16%；1937年延安县人口3万，“二流子”为1692人，占5%。延安县是改造“二流子”工作进行得最早的县之一。1939年边区提倡发展生产以后，延安县即开始关注乡村“二流子”现象，因为这些人占人口比率高、危害大，不仅抽洋烟(鸦片)、偷驴盗马、赌博、勾结歹人，自己不从事生产、不缴税，而且说怪话，影响别人的生产积极性。改造他们的办法是：分给他们土地和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后，把他们分别编入变工队、扎工队、纺织厂，为他们制订出生产计划、劳动公约，由群众监督劳动。对表现好的给予表扬，对表现不好的给予批评、斗争。对不愿从事劳动的集中起来强迫劳动。到1941年，全延安县共改造“二流子”懒汉1571人，大多数参加了生产。有些“二流子”还变成了劳动模范，当时延安县改造“二流子”工作受到毛主席的表扬。毛主席说：“延安县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的经验，是布尔塞维克的好经验。动员‘二流子’参加生产，不但增加了劳动力，而且消灭了坏人坏事，取得了人民的拥护，巩固社会的安宁。”
　　(三)积极组织开垦荒地
　　延安县地处黄土高原、靠天吃饭，粮食产最极低，群众的吃饭都是问题，直接影响到抗战。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刘秉温带领延安县群众响应中央“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群众开荒种地，大力发展生产。在他领导下的延安县政府为促进开荒工作，前后开区长会二次检查，发了三次指示信，县府干部下区乡达三次之多。他想尽办法调动一切力量投入生产第一线，自己带头上山开荒种地，给自己规定生产任务，始终坚持半天劳动半天办公，平时浑身泥土，两手老茧，以身作则带动干部和群众，同时还带头动员干部家属参加大生产运动。特别是1942年组织全县开展“向劳动英雄看齐”的劳动大竞赛活动，发动劳模与劳模、劳模与群众、群众与群众、劳模与各乡、劳模村与邻村之间的生产竞赛热潮，使延安县的耕地增加了8万亩，从1938年的28.9万余亩增加到1942年的62.8万余亩。毛泽东后来在《延安县1942年8万亩的开荒计划是怎样完成的?》中强调，“领导上抓得紧，检查严，对于完成任务是有决定作用的。”
　　四、重视对其他方面工作的领导
　　一是高度重视教育问题。刘秉温提出经济建设与教育是两大中心任务，经济建设是为了更好地推动教育。至1941年，延安县建立了40所学校，学生达到1800多名。关于干部教育，要求制订全县各级干部的学习计划，并认真检查执行情况；关于工人教育，要求加紧进行；关于群众教育，要求在冬闲时间利用新文字进行扫除文盲工作；关于儿童教育，要求13岁以上必须入学。二是注意制度建设。刘秉温提出延安县要建立户籍制度，县、区、乡各级政府的预算、决算、会计等制度，强调要严格执行税收制度、特别稽查制度，要建立健全与完善其他各种工作制度。
　　此外，他还善于进行工作总结和自我批评。在工作中，他通过总结过去经验教训，制订相应的工作计划。在《三年来我们怎样建设延安县》中，从民政、财政、经济建设和教育等方面总结了工作，提出了存在的“忽略其他方面的建设、严重的游击作风、干部文化程度低(他特别强调延安县六十个乡长几乎全部都是文盲)”等问题。在《延安县过去经济建设总结和一九四三年建设任务》中，他认为延安县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有1.5万个全劳动力、1万多半劳动力这样一支劳动大军，他们的生产热情还没有普遍提高与发挥；虽然鼓励扎工，但没有更多普遍地组织变工队以发扬和调剂劳动力。对于延安县下辖各区的工作，他也予以总结。特别强调工作最差的牡丹区，由于区委书记孙万金领导上的自由主义、工作上的消极怠工，区长康增和从事盗卖公粮、私贩鸦片、贪污公物等非法活动，区上领导不力，同时，他自己认为县政府检查督促不力，也导致该区各项工作不能按期完成、政策均未贯彻、干部工作创造性差。在延安县党的干部会上，刘秉温更是以整风的精神，着重对工作中存在的如保守思想、本位主义及平均主义思想作了检讨。
　　正是在刘秉温的领导下，延安县的干部和群众在开荒生产、组织变工队、安置移民和教育改造二流子等各项工作中取得优异成绩。从延安县发展的实际情况看：1937年人口是3.4万人(含延安市)，1943年达到了7万人，人口数量增加了1倍；耕地由以前30万亩发展到70万亩；人民的生活大大改善，由以前的贫农占人口的大多数发展成中农占农户的多数，并且团结了全县人民，发扬了民主作风。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延安县团结全县各阶级人民，创造了作为全边区模范的南区合作社，推出了全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吴满有，改造好1571名二流子参加了生产。在最困难的1941年完成了征收公粮2.6万石、公草345万斤、推销公债38万元、运输公盐5400驮的任务，成为供应抗战需要、保卫边区的模范。
　　作为延安县县长，刘秉温在工作上有思路且能身体力行，生活上艰苦朴素。如当年有记者采访他时发现：县政府在一个过去是老百姓家的大院里，几间平顶石窑，既看不见堂皇的衙门，也看不见威风凛凛的大堂，更看不到什么县长的公案，也没有门禁森严的卫兵。这里有的是一个群众选出来的政府和一个群众爱戴的县长。“县长刘秉温同志，一张朴实的面孔，一身黑色制服，腰上系有一根皮带。”作为一名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县长，刘秉温带领全县干部，经常深入群众，了解他们的要求，关心群众疾苦，尽力帮助群众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调动群众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他从不摆县长的架子，见了群众总是主动热情地打招呼，询问他们有什么困难、要求以及对政府的意见。下乡时，他得知有孤寡老人缺粮吃，就先打条子借，再让政府补给。1942年，洪水淹了川口村川道地的庄稼，老百姓情绪低落。刘秉温立即组织动员全县的劳动力，自带口粮、牲口，昼夜帮忙赶种荞麦，一连干了十几天。他与群众一样浑身泥土、两手老茧、眼睛熬红了、身体累瘦了，但荞麦补种上了。秋后荞麦大丰收，群众都感激地说：“多亏了咱们的好县长。”刘秉温对群众的困难尽力解决，自己有困难却从不向党和政府伸手。边区经济困难时期，他的孩子冬天穿不上棉衣，延属分区供给部门送来棉花和布，他让警卫员又送回去。在家里，他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再有困难也不能给组织增添负担”。
　　★王亚妮
　　参考文献：
　　[1]《榆林人物志》编纂委员会编：《榆林人物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上，1994年。
　　[3]《解放日报》
　　[4]《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料选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6]杨东：《延安时期的县长群体》，《党的文献》2011年第4期。
　　[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