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人们一谈到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就自然想到哥伦布一样，一提起《红星照耀中国》（《西行漫记》），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会想到埃德加·斯诺。也没有人否认，在20世纪的中美关系史上，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记者，斯诺因其在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之间发挥了无人替代的特殊影响和作用而闻名于世，并被历史记住。直到今天，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这部不朽的著作仍然是人们了解现代中国的必读书。毛泽东主席早在1938年就曾说过：“我们将永远记得他曾为中国做过一件巨大的工作。他是为建立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个人。”1972年，毛主席在听到斯诺逝世的消息后，立即发出唁电：“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斯诺不仅是中国人民也是世界人民和平友好的使者。他从1928年来到上海，目睹了遭受列强殖民主义瓜分和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旧中国与旧中国的黑暗腐败统治，亲身体验了中国人民水深火热的艰苦生活，从而理解并同情、支持了中国革命。他以客观、公正、诚实的品格，参与帮助了中国青年学生的“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中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他是第一个冒险进入红色苏区报道中国革命的记者，是第一个也是惟一采访并撰写《毛泽东自传》的人，是第一个将长征的传奇故事传遍世界的人，是第一个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公布于世的人，是第一个翻译介绍鲁迅先生及其作品的外国人，是第一个报道上海抗战的美国记者，是第一个报道新中国的美国记者，是第一个报道“文化大革命”的外国记者，也是第一个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一起参加国庆大典的外国记者……在旧中国，他曾因此两次被国民党吊销外国记者特许证，并在1941年被迫离开中国；在新中国建立后，他又因此受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离开自己的祖国而迁居瑞士。
　　从一个本想在中国只呆六个星期“撞大运”的青年，到后来竟然在中国生活了十三年的优秀记者，斯诺深深地热爱上了中国，先后与宋庆龄、鲁迅、毛泽东、周恩来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毛泽东和斯诺的友谊可以说是一段历史奇缘。他先后五次会见毛泽东，两人的友谊长达三十五年之久，直至斯诺去世。毛泽东把自己的生平自传、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解冻中美关系的信息，都是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战友和其他领导人，而是首先告诉给这个美国人的。在斯诺病重期间，毛泽东、周恩来还派出了专门医疗小组去瑞士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治病；而当他去世时，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第一次为一个外国人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这一切都是共和国历史上所没有的。而在美国，罗斯福总统在看完斯诺的著作后，先后三次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约见斯诺，还亲自推介斯诺的著作。毫无疑问，这一切成就了斯诺成为20世纪当之无愧的“记者之王”。
　　如果把斯诺在1936年进入“红色中国”作为他人生的一个分水岭的话，那么此前他在上海和北平当游历记者的生活，则可以看作其认识中国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斯诺开始转变对中国的认识，同情中国贫穷的人民和痛恨堕落腐败的中国官场，并厌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萨拉齐之行，是他重新认识中国的一个起点；目睹十九路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战斗是他认识中国的转折点；而“一二·九运动”更让斯诺从爱国青年学生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而斯诺在刚到中国的时候，曾把中国的希望寄于蒋介石，这一切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让他发现自己错了，后来他说：“那时我像杜勒斯在三十年以后那样认为道义是在蒋介石一边，后来我认识到，政治和医道一样，要先诊断才能处方。这里的病人是中国，不是外国，一个国家的政治行为最终不是决定于道义判断，而是决定于内在的最深刻的饥渴和实际的要求。”此后，他开始同情中国革命，“拿一个外国人的脑袋去冒险”，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
　　斯诺认识中国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探访红色中国。正如费正清所说的，《红星照耀中国》“的确使毛泽东在1937年成了举世皆知的人物……而斯诺则开始与他的毛泽东传记一起闻名。他成为一个面对通向中国和美国的两条道路、介于两个世界之间的人”。斯诺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打开了同西方世界联系的渠道，也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开了认识中国的新窗口，自己也完成了对中国的认识和人生价值的真正转变。而《红星照耀中国》事实上也就成了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最典型的象征。中国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而随着这本书在西方的畅销，世界上掀起了一股声援中国抗日、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新浪潮。众多的仁人志士和国际主义者，在《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下纷纷效仿斯诺来到中国，拥向红色中国和华北、华中的抗日根据地，形成了势不可挡的“红区热”。他们当中除了献身中国革命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印度医生柯棣华之外，更多的是记者、编辑、作家、教授和外交官，而且以美国人居多——著名的有海伦·斯诺、史沫特莱、卡尔逊、斯特朗、爱泼斯坦、贝尔登、拉铁摩尔、白修德、斯坦因、福尔曼等。
　　斯诺认识中国的第三阶段自然就是“冷战”时期，中美关系自然是他最为关心的大事情。在这一点上，他依然是坚定与清醒的。尽管他也曾一度幻想美国可以“拯救中国，并提出一些改进美国对华政策的天真的建议”。即使在他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离开美国以后，他依然坚持真理：“我没有错，到底是谁丢掉中国的，政府方面认为是我的错误导向造成的。但我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没有错，错就错在‘麦卡锡们’的一知半解，却又听不见别人的意见。我们的政府自作多情，支持国民党在中国打内战，在中国内战中丢失了美国强权主义的面子。况且中国不是美国人‘出卖’的，也根本不是美国人所能够‘出卖’的，中国从来不是我们可以出卖的货物。在40年代中国并不属于我们，正像苏联今天不是属于我们一样，中国革命不是在真空中与外界无关的情况下诞生的，但是它从头至尾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只在次要的方面受外界现象的影响。他们不愿意听我的，其实正是政府当局自己把美国人民引入了歧途。”他还曾十分伤心和愤怒地说：“他们从来就不让我成为桥梁，不接受我，不让我在华盛顿起作用！这么多年来，我背井离乡，为的是什么呢！不就是想让美国人抛弃成见和偏见，更多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吗？可我企求过什么！连我的文章也拒绝发表，这么多年来，我从未放弃美国国籍，我是美国人，我热爱美国，却被美国抛弃，他们瞧不起我，但我是正确的！未来将证明我是正确的！”
　　没有人能够否认，斯诺几乎用一生在帮助中美两国人民寻找和平友好的道路。作为第一个向全世界报道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华的消息的人，斯诺在继采写《红星照耀中国》之后，三次访问新中国，亲密接触中共高层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再次扮演了一个令人刮目相看令世界震惊的角色——中美关系解冻的“报春燕子”，对中美关系和人民友好作出了又一卓越贡献。虽然在尼克松访华之前，斯诺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正如宋庆龄所说的，他“未能活到亲眼看见自己的努力结出果实，这是一个悲剧。但是中国人民将永远以感激的心情记得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受斯诺之惠，因为他留下的遗产将有助于研究中国的历史”。而尼克松也向病中的斯诺致意，称赞斯诺“为跨越太平洋的中美关系的大桥架设了最初的桥头堡”。
　　在美国的胡佛图书馆有这样一段材料，是斯诺对他中国朋友张歆海的一段话的评析。张先生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在30年代曾任国民政府驻捷克、波兰的公使。他说：“那些古老的帝国现在都在哪里呢？古波斯、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成吉思汗帝国、巴比伦和埃及，它们都在何处呢？它们走进了历史，又一个个消失了。中国是惟一的例外。因为中国懂得，仅仅靠武力是不能保证一个国家永存的。”而斯诺是这样说的：“张歆海在这里强调的是两点：一是要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中国；二是要从两重性的角度来看那里的人们。他们不仅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一种在基因与文化上都将长存不变的文化的代表。”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位经历了世界动荡与人生坎坷的智者，埃德加·斯诺早已超越了国界与意识形态的鸿沟，对中国的认识和了解达到了最高的境界。诚如斯诺所言：“说真的，如果说我写了一些对中国有用的东西，那只不过是因为我倾听了中国人自己的意见。我把这些写下来，尽量做到坦诚直率——因为我的信念是大家都是一家人，我与中国人都是人类大家庭的成员。”
　　作为拉开红色中国帷幕、架起中美人民友谊桥梁的先行者，斯诺是走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前面的英雄使者，也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领导人在特殊情况下或者重大历史转折时期的“代言人”。斯诺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个绝无仅有的历史人物，除了“时势造英雄”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忠于自己的崇高理想和追求，不人云亦云，不讨好权贵，不随波逐流，不见风使舵，坚持超出一般人或一般记者的独立品格和坚持说真话的精神。他的这种独立性成全了他在任何境遇下——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的荣耀、国人不理解的屈辱、吊销记者特许证的打击，以及政治迫害、婚姻破裂、生活艰难、生命危险、朋友变脸等等——都宠辱不惊，一如既往。而这种独立品格和坚持说真话的精神，正是人类最可宝贵的品格和精神！因为历史上的许多悲剧，都是那些没有或者缺少独立品格的人和不说真话、不听真话的人起哄造成的。《记者之王》的写作，一个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要弘扬这种人类优秀的品格，这也正是我写作本书的一个出发点和落脚点，或许本书的现实意义也就在这里。
　　三十三年前，斯诺先生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尼克松开始了他名垂青史的“破冰之旅”。那时，刚刚降生于皖西南一个贫穷落后的乡村的我，正在母亲一贫如洗的襁褓中嗷嗷待哺。如今，中美关系的历史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时间老人的脚步也早已迈进了新的世纪，隔着三十年的时空，我小心翼翼地壮着胆子一次次地走近这个美国人的世界，虔诚地以崇敬之心一次次地阅读这个可爱的美国人的心灵，面对这些已经成为历史的文字和照片，我不停地问，不停地想，斯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是爱美国还是爱中国？到底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在那个从“热战”到“冷战”的不平静的世界里作出了那样的人生选择？他到底是一个成功者还是一个失败者？而这个美国人到底又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如此反复地追问，由表及里地去抚摸，历史的年轮渐渐地清晰，我终于看清了这个要求以事实说话、性格如“密苏里的骡子”的美国人的脸孔。
　　当我小心翼翼地手捧这本书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时候，犹如手捧一星火种，并想认认真真地跟你说——
　　看啊，斯诺这个美国人，他和他的作品，不是自己没有温度却去测量别人的温度计，而是火种，给人以温暖以光明；而他人生的传奇，已不仅仅是东方与西方两个伟大国家的人民友谊的见证，我相信也是人类和平的一种呼唤和趋势，正像他的作品一样，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斯诺是一个美国人，一个优秀的美国人！临终时，他却用生命的最后力量说出一句话：“我热爱中国，我希望死后我的一部分仍像我活着的时候一样能留在中国。美国抚育和培养了我，我希望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逊河畔，日后，我的骨灰将渗入大西洋，同欧洲和人类的一切海岸相连，我将感到我自己是人类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几乎每一块土地上都有与我熟悉的善良和值得尊敬的人民，他们都是人类的一部分。”
　　2005年7月19日，是埃德加·斯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又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希望此书的出版如一朵素净的鲜花，敬献在他天堂的门前。
　　丁晓平
　　2005年元旦于北京平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