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
　　“在亚洲，中国是最值得美国信任的朋友。失去中国，就失去亚洲，甚至失去世界。”
　　斯诺结束陕北之行后，前往菲律宾碧瑶与海伦团聚，并开始创作《为亚洲而战》。1941年，《为亚洲而战》在美国出版。同年，斯诺再次回到中国上海。
　　这天，斯诺和鲍威尔在上海麦赫斯托公寓宿舍里聊天，窗外的上海滩依然是酒绿灯红，热闹非凡。
　　鲍威尔关心地说：“埃德，我看你在菲律宾变得瘦多了。”
　　斯诺笑着说：“是的，我瘦了近四十磅。你要知道，我太忙了，‘工合’运动不停地要组织募捐，而我又担心日本人的侵略会使我的书的内容过时。”
　　“佩格呢？还在菲律宾吗？”
　　“唉，我已经送她回美国了。”斯诺叹了口气，神情很忧郁。
　　“怎么？难道她不想再在中国呆下去了？”鲍威尔感到很惊讶。
　　“鲍威尔，你知道，我们结婚快十年了，但我们很少在一起，一年中大半时间我们都分居两地，佩格的性格你也知道……”斯诺的脸上滑过一丝忧伤，“唉，我们的感情有了一些危机。”
　　“对不起，埃德。来，干杯！”鲍威尔忙举起酒杯和斯诺干了一杯，然后又给斯诺和自己的酒杯添上酒，“埃德，我看到了你第二次陕北之行后发表的《中国靠不住的团结》的文章，看来统一战线既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也没有让共产党和国民党他们和睦相处。”
　　斯诺说：“是啊，蒋介石政府是一个独裁的政府，政府是独裁性质的，不会主动改变，也没有任何明显的改革。除了有共产党影响的游击地区以外，土地制度没有变化，而在合作化工业以外的地方，工人阶级没有任何新的权利。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又一轮的封锁。”
　　鲍威尔说：“应该说，在30年代，你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访问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外国记者。你认为毛泽东是不是一个民主的政党的领导人呢？”
　　斯诺说：“应该说，毛泽东作为领袖，是集思广益的，他的决定来自讨论和集体研究的结果，他们在等待着一个新的世纪的到来。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人是今日惟一建议在不久的将来使中国达到共产主义的人们。他们为了团结摘掉了帽子上的红星，但他们将符号缝在左胸口袋的上面。”
　　“许多人都认为中国共产党类似于19世纪的农民民主主义者，你觉得呢？”鲍威尔问。
　　“我不清楚人们如何解释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但我个人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与他们的看法有着很大的不同。因为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其他下属组织，它有最大程度的自力更生。”斯诺说。
　　“埃德，你知道，从现在的世界局势来看，美国必然要牵涉到欧洲和亚洲的事务中，也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战争。”鲍威尔分析道。
　　“美国人没有必要为欧洲战争作出牺牲，我觉得，美国的最好选择不是维持欧洲在亚洲的殖民统治，而是鼓励亚洲独立。因此美国有义务帮助中国，这应该是一个美国人的信念。”
　　鲍威尔问道：“为什么？”
　　“在亚洲，中国是最值得美国信任的朋友。失去中国，就失去亚洲，甚至失去世界。”斯诺预言道。
　　“那你认为美国应该怎么做呢？”鲍威尔问。
　　“美国要在亚洲打仗，必须放弃治外法权，废除战前给中国的贷款，在战后废除殖民主义，帮助亚洲建立民主制度。你要知道，战争基本上是各种思想的冲突，是民主反对日本和西方的帝国主义。我甚至觉得美国的飞机应投几百万本解放宣言的小册子轰炸日本！”斯诺笑着说。
　　鲍威尔也笑了：“埃德，你这种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但是，你不可否认，这场战争不仅是列强之间的战争。这场战争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反映人们对社会进步和经济进步的需求，反映在满足这种需求的政治战略的胜负上。我们美国不仅要鼓舞亚洲人，尤其是中国，更要加强自身的基本信念，我们决定性前沿阵地不在中国，也不在英国，而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在我们的灵魂中。”
　　鲍威尔说：“但在你的书中，你一直都在极力描写中国共产党人的可爱。”
　　“我的文章是真实的。只是因为有些一厢情愿的观察家们，对实际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对共产党进行的战时‘民主实验’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更重要的是，我从共产党那里看到了大于侵略者的伟大力量。”斯诺说。
　　“但中国内部的不团结，会不会导致新的中国的内战，从而削弱抗日战争的力量？”鲍威尔担心地问。
　　“现在因为国民党搞新闻封锁，中国和外国记者都禁止报道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其实他们之间的摩擦不断。我也很担心中国会出现‘战争中的战争’。”斯诺说。
　　39
　　第一个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斯诺被迫离开生活了十三年的中国。
　　正如斯诺所担心的那样，中国的政治局势正阴云密布，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1941年1月的一天，新四军后方联络官廖承志在香港找到了斯诺。将“皖南事变”的真相告诉了他。
　　廖承志说：“今年1月中旬，新四军突然接到战区司令部国民党司令官的命令，要他们撤离他们在江南的根据地，转移到长江以北的敌占区安徽省。我党作了多次抗议无效，最后同意过江，而且按国民党指定的路线北上。这支队伍中武装人员很少，大多是新四军的后勤人员、教师、学生、护士、工匠和伤病员。当他们行军到一个峡谷时，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埋伏袭击，新四军死伤四千多人，叶挺军长被捕，项英副军长则在混战中被叛徒杀害了……”
　　当斯诺听到项英牺牲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悲伤，他说：“项英副军长是一个英雄，我非常敬佩他，几年前我还采访过他，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跟我说的话。他说，‘延安的每个人，都以为我是死而复生的，但谁也不觉得惊奇，我们革命者都有死而复生的习惯，你看一看朱德、毛泽东、彭德怀，他们都已经被杀了几十次！当作一个个人，我们没有什么，但当作革命的一部分，我们却是不可征服的，不管中国革命死了多少次，他还是要活过来，除非中国本身能被消灭，不然的话，它是决不会消灭的！’……本来，我正计划去采访他们的，还准备和其他‘工合’国际委员会成员一起去新四军那里视察呢！没想到他们竟然这样悲惨地离开了我们，还有‘工合’训练的大批工人，我们在那里开办的工厂难道就这样化为乌有了吗？！”
　　“是的，斯诺先生。”
　　斯诺更加愤怒了：“我们有理由说项英是被谋杀的！廖先生，项英将军是抗战的英才。我要说真话！我要向全世界报道这次事件！国民党都干了些什么？我看打败新四军是他们从台儿庄战役以来惟一的一次重大的军事胜利。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报道出去！”
　　几天后，斯诺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第一个出现在国外的媒体上。接着，中国国内的报纸也纷纷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而国民党的报纸却开始大篇幅地登载假新闻，以掩盖事实真相。《新华日报》则发表了周恩来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的题词。
　　这天，斯诺和鲍威尔在一起喝酒聊天。
　　提起“皖南事变”，斯诺的情绪立即变得激动起来：“胡说！竟然说新四军是叛变，他们是在骗人！他们这是谋杀，国民党是凶手，他们想隐瞒事实的真相，事实上是为了消灭共产党。”
　　鲍威尔说：“你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的报道引起了国民党的抗议，你知道吗？蒋介石已经指令中国政府驻美国大使要求《纽约先驱论坛报》公开作出道歉。”
　　“道歉？真是无耻！他们发动了战争中的战争，杀死了几千人，还诬蔑我写了假报道，真是岂有此理！我们绝不能答应他。”斯诺说。
　　“是的，埃德。你的报道已经引起华盛顿和伦敦的注意。英国的外交官已经证实你的报道的真实性，而且还报告了重庆蒋介石方面正准备大举进攻延安的消息。”鲍威尔说。
　　“纸是包不住火的。我想蒋介石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喽。因为我听说，华盛顿对我的报道很感兴趣，已经中断了向他提供一笔新贷款的谈判。美国政府财政部部长还暗示，如果蒋介石坚持要打内战，他就别指望能从美国得到更多的财政援助。”斯诺说。
　　鲍威尔说：“我们当然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战线的破裂，这样日本就会乘虚而入，占领中国，从而又影响解决远东问题，还会影响对德意日法西斯帝国主义的战争。”
　　斯诺说：“鲍威尔，说真的，中国是个美丽的国家。还记得十三年前，我还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时第一次来中国的情形吗？”
　　“记得，记得！”鲍威尔喝了一口酒说，“埃德，那时你还是一个寻找‘东方魅力’、来中国‘撞大运’的冒险家，年轻，单纯。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还是一个‘偷渡客’呢！而现在呢，你已经是一个思想深邃的记者，一个东方问题的专家和中国共产党问题的权威了。”
　　斯诺笑着说：“是啊！鲍威尔，你看，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十三年过去了！当时我本来只想在中国呆六个星期的，我自己也想不到竟然在这里住了这么多年！”
　　“命运真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东西。中国人说人生如戏，我们也像是在演戏啊！”鲍威尔感叹道。
　　“是啊，中国人说‘三十而立，四十不惑’。而我却是‘三十不立，四十而惑’啊！”斯诺举杯与鲍威尔轻轻碰了一下，说：“我现在是中国政府最不欢迎的记者了。我已经知道，他们将再次取消我的记者资格。而我自己呢，你看，佩格现在在美国，我们分居已经多年，我感到自己对家庭生活太不关心了，我有一种预感，我和佩格的婚姻有可能会出现危机……”
　　“是的，埃德，你也该回家看看了。”鲍威尔劝他。
　　斯诺说：“《纽约先驱论坛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虽然很支持我的工作，他们还希望我去泰国、缅甸和印度采访，我已经答应了他们，但我现在不想去了。我想回美国回到佩格的身边。我想，爱情和信任的旧根子在故乡的土地上经过培育或许能重新发芽开花……是吗，鲍威尔？”
　　鲍威尔同情地看着斯诺，不知该怎样安慰他。
　　“唉，贫穷是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的。在西方势力仍然残存的中国，没有一个白人是真正贫穷的。但是在美国，一个人是否成功是由他所拥有的美元数字来决定的。鲍威尔，说真的，我现在真后悔我太没有远见了。你看我已经把自己的积蓄先后花在了‘战时工作’、一本不赚钱的书和维持两地分居的家庭费用上了。不瞒你说，现在我的财产比1928年初到中国的时候还少。我不知道，我究竟能带些什么回到我的故乡呢？离开家乡这么多年，我没有什么光荣可以炫耀，甚至连一个可以作纪念的光荣伤疤都没有，只有一副得过痢疾和患有肾炎的躯体。我感到我是一个失败者……”
　　鲍威尔安慰着说：“埃德，不要说了，我理解你。来，喝点……”
　　1941年2月，因为报道“皖南事变”，斯诺再次被国民党吊销记者许可证，被迫离开中国。
　　40
　　宋庆龄说：“埃德，你会回来的，我们把你当作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幸福的，你是属于中国的。”
　　香港机场。
　　斯诺就要离开他所热爱的中国了。宋庆龄亲自到机场为斯诺送行。
　　“孙夫人，好了，我们该说再见了。”
　　“埃德，中国人不会忘记你的！”
　　“我也不会忘记中国的。尽管我没有资格向中国索取什么东西，中国却占有了我的身心。是中国人民，那些苦难的人，用他们的微笑，让我看到了自己内心隐藏着的冷漠的恐惧和怯懦，而他们曾一度让我幼稚地认为他们低人一等，可他们的身上却显示着勇敢和决心。”斯诺深情地说。
　　“埃德，你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正如毛泽东先生说的，我们都感谢你的。”宋庆龄说。
　　“不，孙夫人，应该是我感到自豪才对。我和你们这些中国的革命者们相识，胜利的时候我和你们一起开心大笑，失败时我和你们一起伤心流泪，我将仍然支持中国的事业，因为中国的革命事业是在真理、公道和正义的一边。凡是有助于中国人民自救的措施我都支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人民看到自己的力量。但是，我再也不敢想像我个人还能对中国起到什么作用，我只不过是历史沧海的一粟，而历史有它自己的发展逻辑，我既无力改变它，也没有评说它的权利。”
　　“不，埃德，你会回来的，我们把你当作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幸福的，你是属于中国的。”宋庆龄亲切地说。
　　“孙夫人，您的话，让我感动。”斯诺说，“是的，我承认，至今我仍然和我所认识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者们有着共同的信仰。我现在不知道您说的是否有道理，我内心既害怕，又希望您说的是对的。亚洲，中国，确实像我真正的家乡，我把我青春最美丽的岁月留在了这里；而美国，现在对我来说，却好像是一片茫茫。但是，我不曾是，也永远不可能是你们中间的一员。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热爱美国。也许，我的形骸虽然离开了，但是我的心却依然留在中国。”说到这里，斯诺早已是热泪盈盈。
　　旅客们已经开始登机，飞机就要起飞了。宋庆龄说“好吧，埃德，我们等待着你的好消息，但我们希望你尽快回来。祝你好运！”
　　“再见！也祝您好运！”斯诺一转身，向飞机走去。……在恋恋不舍的送别中，飞机呼啸着飞上了蓝天。
　　41
　　罗斯福总统邀请斯诺到椭圆形办公室见面，说：“今天我是‘记者’，向你‘采访’。”
　　斯诺回到了阔别的祖国。
　　1942年2月24日下午。华盛顿。白宫前的绿草地上，几只和平鸽正在地上觅食。每周例行的白宫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白宫新闻发言人正在回答记者们的提问。
　　斯诺坐在记者们中间，认真地做着笔记。这时，总统罗斯福的特别助理韦恩·科伊走到斯诺身边，与斯诺耳语了几句，斯诺就跟着他走进了白宫的大门。
　　科伊告诉斯诺，罗斯福总统打电话来想立即接见斯诺。
　　此前，因为自己与一般的美国人关于世界形势的看法有距离，斯诺曾亲自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询问政府的倾向和政策。让他想不到的是总统竟然非常重视，邀请他去总统办公室见面。这个消息多少让斯诺感到有些意外，惊喜之情难以言表。他步伐轻盈地随着科伊来到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
　　罗斯福已经快六十岁了，他仍然坐在轮椅上执政，鬓发更显霜白，眼眶下的黑圈说明他非常疲劳，嘴里叼着一只黑色的大烟斗，但点烟时手有些抖动，面色憔悴，还不时咳嗽几声。
　　一走进椭圆形办公室，罗斯福总统就满脸微笑着向斯诺表示欢迎，并热情地伸出手来和斯诺握手。等斯诺坐下后，罗斯福掏出了一支香烟递给斯诺，并欠身给斯诺点上火。
　　罗斯福笑着像是发表声明似的说：“斯诺先生，你猜想得到，我们两人间的谈话是敏感问题，不供现在发表的。”
　　斯诺微笑着点点头，答应了。
　　罗斯福说“我是通过阅读你的《红星照耀中国》认识你的，你该是一个‘中国通’了，我想今天我是‘记者’，向你‘采访’，怎么样？”说完自己就先笑了。斯诺被总统的幽默和随和逗笑了。
　　罗斯福深深地吸了一口自己的大烟斗，说：“斯诺先生，请你告诉我，中国那里的情况到底怎么样？中国人认为我们好吗？”
　　“中国人知道总统先生本人是常常设法在帮助中国的。”斯诺竖起大拇指，用中国话说，“他们说‘罗斯福，顶好！’，这意思就是说罗斯福非常好。我在中国内地访问时，那里的人们一听说我是美国人，就会对我说这句话。就是在我们还向日本人出售战争物资的时候，也是这样。”
　　罗斯福好像很欣赏斯诺这样的回答，他笑着说：“给我说说你对蒋介石的看法。”
　　“蒋介石是个独裁者，他很聪明，但又无能，他不知道中国人民需要什么，不知道怎么为人民办事。这一点和毛泽东大不相同。你要知道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民占了一大半，不能赢得绝大多数的民心就很难统治中国。”
　　“斯诺先生，日本人简直像是一个为粉碎老殖民主义制度、推动势在必行的改革所不可或缺的恶魔。当然，这种角色竟然要日本人来扮演，也实在太不像话了。”罗斯福总统仍咧嘴笑着，“因为欧洲人看不到这种不祥之兆。我看我对日本人是有点偏见，也许我是受了我祖父德拉诺影响的缘故。我祖父曾坐快帆船去过中国，他很了解和喜欢中国人，但是十分讨厌日本人。我很高兴你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我们一样。他们和我们相处，要比和英国人相处好吧？”
　　斯诺说：“我觉得，中国人对我们不信任的程度要比他们对英国人不信任的程度少一些。这可能与我们和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也没有占领过他们的领土有关。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治外法权，我们继续分享着帝国主义的利益而不承担义务。”
　　罗斯福挥动了一下手臂，说：“我们早就应该把所有这些都取消了。1933年我曾给国务卿赫尔写过一张条子，告诉他，我认为我们该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了。赫尔也赞成我的意见，但是他在国务院的顾问们不同意。当然，我对情况还不够了解，不能驳倒国务院的所有人！”
　　“总统先生，你要知道中国人是最适合做我们的朋友的。”斯诺说。
　　“我年轻时有这样的一个印象，中国人和欧洲人通婚生的孩子最好看，也是最奉公守法的公民。”罗斯福点点头微笑着说，“哦，对了，斯诺，你接触的毛泽东、周恩来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是的，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但并不是我们国内一些人想像的是斯大林莫斯科的附庸。”斯诺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情况怎样？用什么装备？吃得饱饭吗？是怎么跟日本部队作战的？”罗斯福问道。
　　“他们是勇敢的十字军。我至今没有看到过这样英雄的军队，他们的军官和士兵一样，与我们美军相比，物质生活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就像我在《红星照耀中国》中记述的那样，他们有一套自己的战略战术，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一大批优秀的指挥员，他们的游击战争打得日本人防不胜防，让日本人胆战心惊。而最让我感动的是，他们的士气高昂，在艰难的环境中从来没有失去希望，从将军到士兵都对战争充满着胜利的信心。”斯诺充满激情地说。
　　罗斯福满意地点点头说：“我有一个军队的朋友叫埃文斯·卡尔逊上尉，他曾深入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你所描述的情况和他跟我说的大致相同。我觉得，这样的人会赢得战争的。斯诺先生，我问你，我们要怎样帮助中国才最有效呢？”罗斯福歪着他的大脑袋望着斯诺，好像希望斯诺能给他一个答案似的。
　　就在这时，秘书利汉德小姐提醒罗斯福总统，海军上将希莱会见的时间到了。斯诺看看手表，时间已经不短了，就起身准备告辞。
　　罗斯福对利汉德小姐说了几句，又示意斯诺坐下来，他们继续交谈。
　　“斯诺先生，我希望你继续说说对于我们的中国政策的看法。”
　　“总统先生，我不明白，我们只为争取在欧洲实现自由而打一场战争，怎么能指望亚洲殖民地人民感到振奋。我们还需要一个太平洋宪章。你知道，对于中国，我们在那里开展了工业合作运动，对恢复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后经济取得了一些成效，它对中国抑制通货膨胀，帮助中国达到消费品自给，为中国的政治民主建立一些新的经济基础具有直接的和潜在的作用。总统先生，你要知道，除了红十字会以外，‘工合’是惟一能在国统区和共产党管辖区都进行活动的战时组织。但现在仍然存在资金不足。因此我建议总统先生要求蒋介石在我们对中国的两千万美元的军事援助信贷中，拨出一部分来作为给工业合作运动的贷款和活动资金。”斯诺自然而然地谈到了自己发起的“工合”运动。
　　罗斯福思考了一会儿说：“嗯，我知道了，蒋介石的统治似乎缺乏民众的一致与热烈的支持。可我不能像一个野蛮的酋长一样，采取高压手段直接给蒋介石下命令。但是我会想办法让蒋介石了解我们希望这样做，同时我会要求蒋介石随时向我通报这方面的进展情况。难道这样他还会不知道要支持这项事业吗？”
　　斯诺想了想，似乎有话要说，又咽了回去：“谢谢您，总统先生！我占了您很长的时间，我想，我该走了。”
　　斯诺再次起身告辞。
　　“那好吧，斯诺先生。哦，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呢？”罗斯福关切地问。
　　“是这样，最近，我同时接到了空军情报部和《星期六晚邮报》的委任，我自己既不敢违抗军方的命令，又非常想受聘于《邮报》，因此想请总统给予帮助。”
　　“你想到国外去吗？”罗斯福问。
　　“我没有去过俄国。我有一个打算，我可以给《星期六晚邮报》写些有价值的文章，这家报纸的读者对俄国的了解可能比我还少。但是，如果空军那份差事更加重要的话，我不会拒绝接受。”斯诺回答说。
　　罗斯福眨了眨眼睛说：“哦，他们忙得过来，没有你也不碍事。你还是接受《星期六晚邮报》给你的工作吧，情报部会另外安排人的。我从来不怀疑，一个出色的军事记者任何时候都比两个将军强。斯诺先生，出色地完成任务后再回来。要知道，战争要打很长时间的。”
　　“我可以把您现在说的话当作命令吗，总统先生？”斯诺笑着问道。
　　罗斯福加重语气笑着说：“这就是命令！”
　　“谢谢！总统先生，您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在国外帮您办的吗？”
　　“嗯，让我想想，你是先去印度，是吧？你到了那里，见到尼赫鲁时替我向他问好。我希望你要求尼赫鲁给我写封信，说清楚他要我为印度做些什么事。”罗斯福笑眯眯地伸出手来给斯诺说，“好了，听到什么有趣的消息，请随时来信。你只要通过外交信使把信带给我的秘书利汉德小姐，我就可以看到了。哦，你回来后给我写一份报告，别忘了。好吧，祝你一路平安！”
　　罗斯福摇着自己的大脑袋和斯诺握手话别，那双碧蓝的大眼睛里闪烁着喜欢旅行的人的那种羡慕的神情。而斯诺却一直沉浸在莫大的幸福和兴奋之中，心情愉悦并深感自豪。
　　回到美国不久，斯诺和海伦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麦迪逊买了一栋旧农舍。这是一座典型的美国乡村，空气清新，环境幽静。离开白宫后，斯诺开车高高兴兴地赶回了家。
　　“佩格，这次在华盛顿发生了一件令我意外的大事情。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斯诺一边兴奋地说着，一边打开一瓶葡萄酒，倒了两杯，递给海伦一杯，自己手上拿了一杯。
　　“什么事情，让你那么高兴。”海伦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
　　“罗斯福总统亲自接见了我，和我独自足足谈了四十五分钟。”斯诺仍处在高度的兴奋之中。
　　“哦？”海伦轻轻地抿了一口酒，似乎有些不相信。
　　“亲爱的，你看，我买了一幅总统的肖像画。”斯诺说着转身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张罗斯福的肖像画，“我要把它挂在我家的大门口。”
　　说着，斯诺就找来钉子，走到门口，把罗斯福的画像挂了上去。海伦仍然坐在沙发里，看着自己的杂志和报纸，爱理不理的样子。
　　斯诺把画挂好后，又回到屋里，说：“佩格，这次与总统见面，让我对国家在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前途充满了信心。我发现总统待人像艺术大师拉小提琴一样自如，和他谈话简直是一种享受，轻松愉快。总统还嘱咐我不要忘了给他写信，那意思就是要我做他的私人通信员。”
　　“好了，好了，别自作多情了。这不过是罗斯福的一贯做法而已，和他会见的许多记者都是如此。”海伦的话中透露出一种消极的冷淡。
　　“但总统已经答应，哦，不，是命令我到《星期六晚邮报》工作，我……”
　　“什么？你说什么？你难道没有答应空军情报部的工作吗？”海伦打断斯诺的话，质问道。
　　“是的。我决定还是干我的老本行。《星期六晚邮报》已经答应我去苏联采访，他们称我是‘世界记者’呢！”
　　“哦，世界记者，多好听的称号，我看叫你‘世界男人’更好一些！”海伦讥讽道。
　　“佩格，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自己想想。我们结婚十几年了，我们究竟在一起呆了几天？你像一个丈夫吗？你为我想过没有？你整天就知道新闻！新闻！新闻！除了新闻，你心里还有什么？本来我想，你从中国回来该好好地安下心来过过甜蜜的家庭生活，可是你，你简直太自私了！”海伦连珠炮似的质问和责怪，如当头一棒，把斯诺打懵了。
　　“佩格，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从中国回来下飞机的那一刻，我就明白了。”
　　“是的，埃德，我发现我们从结婚一开始就在做一件愚蠢的事情。”海伦显然很生气了。
　　“佩格，我也发现爱情的影子已经从我们的眼睛里消失了，我失去了你的信任。”斯诺无奈地说。
　　“信任？埃德，你说得对。你什么时候为我想过，我是女人，我需要你，需要我的丈夫。当年我希望你留下来在菲律宾生活一些日子，你不听我的。现在才回美国几天，又要出去流浪，我感到我们的婚姻已经没有了创造性，它的结果自然对双方都没有好处。我发现一个人生活的习惯也很适合我，我开始怀疑我们的关系是否还应该继续下去……”显然，海伦对斯诺的记者生活实在烦透了，眼睛里满是泪水。
　　斯诺看着海伦，心情也很沉重地说：“我知道了，佩格，我对不起你。但这就是生活，我不能放弃我不能放弃的东西，或许生活本身比任何学校都重要。我答应你的要求。”
　　“那好吧，埃德，既然你不想过安逸的家庭生活，你就继续你的世界旅行吧，我们现在就开始像未婚的单身男女那样分开生活吧！”海伦伤心地说，好像是发了最后通牒。
　　斯诺举着酒杯走到海伦面前，伤心地望着她：“佩格，你是个聪明美丽的女人，我尊重你的选择，我祝福你！来，干杯！”
　　海伦没有理会斯诺，她转身回到自己的卧室去了。看着海伦的背影，斯诺仰头一干而尽，眼睛里已是泪水盈盈，往昔的一切又出现在眼前……
　　从此，斯诺和海伦协议分居，直至1949年5月正式离婚。对此，海伦说：“我有一种理论，即婚姻应当成为一种力量。埃德也吃到了我这种理论的苦头。我认为两个人一道携手工作，效率不是双倍，而是高出许多倍。……直到我们1949年离婚为止，埃德和我之间有一个强大的磁场。离婚是因为埃德想在生活中另起一个篇章，而他也确实另翻了一页。”
　　而在十年后，斯诺仍然对海伦充满感激和敬意。他在自传体著作《复始之旅》中说，海伦是个“极不寻常的女人，她时常折磨我，又经常给我启发。她充满活力、创造力，是一位忠诚的合作者。他既是我的伴侣，又是我的批评家”。
　　42
　　罗斯福总统第二次会见斯诺，告诉斯诺美国将派出军事观察组进入延安，美国政府将与共产党直接打交道了。
　　喜欢漂泊冒险的斯诺继续做他的战地记者。在等候苏联签证之前，他先去了印度、缅甸、伊朗和伊拉克。因为斯诺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部分文字和观点刺激了克里姆林宫的神经，斯诺成了苏联不受欢迎的人，所以迟迟不给他签证。
　　在印度，斯诺再次报道了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在那里会见了尼赫鲁，并瞻仰了圣雄甘地的遗容。期间，斯诺再次设法来到了中国。他乘坐美国战机沿着“驼峰”航线飞越了喜马拉雅山，到达重庆。这次采访，因为受到国民党的限制，斯诺在重庆作短暂停留后，再次飞越“驼峰”，回到印度。飞行途中，斯诺乘坐的飞机遭遇一群日本零式战斗机的袭击。飞行员竭尽全力拉高飞行高度，利用厚厚的云层的遮挡，才幸运地躲过一劫，得以死里逃生。然而空中脱险后，斯诺紧接着感染上了“登革热”，病魔缠身。斯诺在病中终于等到了苏联的签证。
　　1942年10月，大病初愈的斯诺不顾身体虚弱，踏上了大战中的俄罗斯土地，开始了又一轮战地记者的生涯。1943年2月，斯诺亲临前线，采访了苏联顿河、斯大林格勒的苏德战争。在炮火中，斯诺完成了《人民在我们一边》和《苏维埃力量的格局》两部著作。
　　1944年6月，斯诺到波兰、法国、奥地利和德国采访。期间，他多次写信给罗斯福总统。罗斯福称赞斯诺“是个讲信用的人”。
　　1944年5月26日，罗斯福第二次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接见了斯诺。
　　一见面罗斯福便笑着告诉斯诺：“我已经给蒋介石写过信了，跟他谈到了‘工合’的事情，我想，蒋介石会重视这件事情的，你放心好了。”罗斯福说。
　　“谢谢总统先生！我的朋友艾黎从中国给我发来消息，说‘工合’已经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了一些特别贷款。”
　　“这次采访有什么收获？”罗斯福问。
　　斯诺说：“总统先生，我通过这次苏联和印度之行，深深感到苏联、印度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和中国一样，但他们的胜利也同样是辉煌的，对反法西斯战争在全世界的胜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是不同的是，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太腐败。”
　　罗斯福说：“我在开罗时，就曾坦率地对蒋介石夫妇说，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进入了关键时刻，而中国国内的形势一直使我们担忧。蒋介石却说‘这种担忧的局面是由共产党造成的’。他的夫人宋美龄也在帮蒋介石说话，在用英文翻译了蒋介石的原话之后，自己还加了一句，说‘共产党闹独立的事，常使委员长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我就说，据我所知，你们国民政府很难称得上是现代民主政府，但按理来说，我们希望它应该是这样的政府。蒋介石便阴沉着脸说，‘中国的情况太复杂，历史包袱太重，这是总统所难以了解的，要将有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按美国的民主标准管理，是要经历一个艰难历程的。’我就告诉他，现在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战争正在进行，我希望你们与中共之间的分歧能够通过谈判解决，国民党和共产党应该在战时就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显然，蒋介石内心对共产党始终怀有戒心，但是当着我的面，他只好答应说，会考虑同意我的意见，邀请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我说，这样就可以避免你们之间冲突的发展，而达到共同抗日的目的。”说着，罗斯福将双手都拧成拳头同时击向前方，“拧紧拳头，打击日本人！”
　　斯诺看着总统激动的样子笑了：“蒋介石对共产党有条件吗？”
　　罗斯福说：“蒋介石是有条件的。他提醒我注意，说中国共产党可不是一般的政党，它是一个大国支持的武装集团，对政府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他们愿意与中共和解，吸收共产党的领袖参加政府；但是，应有一个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放弃武装。”
　　“总统先生，那你怎么说呢？”斯诺问。
　　“我说，据我所知，中国共产党就在日本士兵的眼皮底下，他们能不拿起武器吗？蒋介石却又说，苏俄也不得插手中国事务。我还是强调说他们必须设法与中共合作，一致抗日，不支持任何中国内战。”
　　“是的，总统先生，我认为，如果国共两党不能达成某种联合，那么在日本被打败以前或者日本被打败以后不久，中国将有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内战。”
　　“是的，这也是我所担心的问题。中国可能会发生内战，我已经把促成中国国共双方妥协看成美国的一项确定的政策。我准备与蒋介石协商，我们美国派出军事观察组进入延安。我将派副总统华莱士作为特使前往中国和他谈判。”
　　斯诺说：“总统先生的意思是我们美国政府将与共产党直接打交道了……”
　　罗斯福神秘地笑了……
　　43
　　罗斯福三见斯诺，说：“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我们能使他们凑在一起为止。”
　　1945年3月3日，罗斯福第三次接见斯诺。在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罗斯福正和海军上将希莱一起审阅公文。秘书利汉德小姐带着斯诺来拜见罗斯福。这一年，罗斯福进入白宫已经十二个年头了，六十二岁的他仍然坐在轮椅上执政。
　　罗斯福的鬓发更显霜白，面色憔悴，不断咳嗽，眼眶下的黑圈更深了，点烟时手抖动得更明显了。他患有高血压、严重的支气管炎，还有心脏病。总的来说，开罗会议及德黑兰会议之后，对盟国来说，战争形势更趋好转。代号为“霸王”行动的诺曼底登陆行动，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的筹备。他却重病在身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不能倒下，也不能退下。他仍要前进！
　　罗斯福看见斯诺进来，微笑着向斯诺伸出了有力的大手：“斯诺先生，你到处旅行，比我到过的地方多得多啊！我很欣赏你写的那本著作《人民在我们这边》。那书写得引人入胜，我在去开雅尔塔会议的‘昆西号’轮船上一直看到半夜都没有合眼。”总统的声音很高，看得出他见到斯诺很高兴。
　　“谢谢总统先生。我只是在我的书中建议美国战后在亚洲，最后在非洲，取消一系列的殖民地，并希望能把帮助各殖民地人民迅速实现自由平等作为它的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斯诺礼貌地说着自己的观点。
　　罗斯福说：“我完全赞成在这次世界战争以后竭力争取持久的和平，建立一个使我们能够共存的世界。雅尔塔会议就是这样的一次历史性会议。英国的丘吉尔代表右，斯大林代表左，我呢，算是一个中间派，是统一战线的结合剂。”
　　“那么中国呢？”斯诺问道。
　　“中国，我当然要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使中国取得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相同的地位。这样在将来形成的四大国俱乐部中，中国无疑是需依赖于美国的。可斯大林是不同意的。你知道的，开罗会议他为了不想见到蒋介石，就拒绝参加会议。没办法，后来我们在德黑兰又开了一次。而在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强烈反对中国成为《关于普遍安全原则》的签字国时，我就明确地指示赫尔国务卿无论如何要坚持让中国参加，我告诉他‘两个三国协定远远抵不上一个四国协定’。赫尔国务卿在此问题上也坚持了强硬的立场，在莫斯科会议上强调：‘排除中国是错误的，罗斯福总统说了，如果不以‘四强’名义发表，宁愿此次会议不发表宣言’。而在战略上，就是如此，中国对于美国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不能失去中国。”
　　斯诺说：“但是现在的中国情况很复杂。而我们的战时援助实际上并没有派上用场，甚至成了国民党打内战的资本。总统先生，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对中国进行一种政治干涉？”
　　“是的，中国问题是一个令我头疼的问题，既让我迷惑不解，又让我神魂颠倒。”罗斯福点燃了他的大烟斗，说，“我，甚至任何人都无法作出满意的解释。但敢断定，我真诚地希望我们的这种援助能使用得当，既可以使中国继续进行抗日战争，又能带来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进步。但是，这怎么能办得到呢？”
　　“总统先生，你能说得更具体一点吗？”
　　罗斯福说：“说真的，我对蒋介石这个政治家和他的为人实在是迷惑不解。你知道，上次我就跟你说过，我们派驻延安的观察组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礼遇和优待，合作得很好。可是最近从中国传来一个非常令人失望的消息，我的个人特使赫尔利先生斡旋的延安和重庆之间的谈判破裂了。”
　　“不是早些时候就有消息说已经制订了一个方案吗？”斯诺问。
　　“是的。这个方案的五条协议，应该说，是经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的，赫尔利将军也在那上面签了字的。共产党人提出的要求也是符合权利法案的，我看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可延安方面给赫尔利特使的满意答复却被蒋介石提出的一些荒谬绝伦的反对意见给否定了。你知道，在中国，中共的势力在不断增长，而国民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却在下降。可我们又需要蒋介石……”罗斯福抽了一口烟，也给斯诺点上一支，“斯诺先生，你觉得蒋介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你喜欢他吗？”
　　“总统先生，对于蒋介石这个人，我实在是不敢恭维，虽然我曾经采访过他，可是我对他本人真的不太了解。”斯诺据实相告。
　　罗斯福机敏地看着斯诺说：“嗯。我在开罗时也根本没有对他形成什么看法。当我后来想到这件事时，我才发现我所了解的情况全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告诉我的。会谈时，宋美龄担任翻译，实际上就是她在那里斟酌各种问题和词句和我对话，和我谈她的丈夫的事情和想法，而不是蒋这个家伙本人的想法。所以我也根本不可能直接了解他。我只能希望赫尔利回来的时候能多告诉我一些情况。我正在考虑是否直接向中共提供援助，帮助他们抗日，作为军事上的权宜之计。”
　　“我感觉，我们应该这样做。”斯诺说。
　　“我想，这样还可以有助于在中共那里占俄国人的上风。不过，斯诺先生，我想请你告诉我，中共是否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俄国人是否在操纵他们？他们的目标究竟是无产阶级专政呢，还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他们只不过是‘土地的改革者’？”罗斯福很想把这些问题彻底搞清楚。
　　“总统先生，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中共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的最直接的纲领是土地改革，或者说是平均地权，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这十年来，中共从未得到莫斯科的军事援助，因此也就谈不上俄国人在操纵他们。但是，据我猜测，莫斯科会通过他们在共同对日作战中与中共加强联系，来达到控制中共的目的。”斯诺分析说。
　　“那么，如果当我们逼近日本时，将运送一些补给品并派联络官至华北沿海地区，也就是说给中共的八路军军事物资援助，当然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向共产党军队提供任何军事援助。埃德，这些谈话当然也是不能发表见报的。我设想，这也包括共产党的游击队，我们设法取得国民党的合作。我不知道在日军占据的公路、铁路、城市之外，控制着中国华北绝大部分人口的共产党人对此将作出什么反应？”
　　斯诺反问道“情况是不是这样？假如我们承认蒋介石是惟一合法政府，我们只有通过他才能继续运送军事物资。而这些物资送去后，也只能通过他来分配，即使是在和游击队打交道时，也是这样。可是我们总不能在中国支持两个政府吧？”
　　罗斯福果断地把头往后一扬说：“这个嘛，我一直在和那里的两个政府合作。我打算一直这样做下去，直到我们能使他们凑在一起为止。”
　　“总统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在延安派驻了外交和军事观察人员，是否就可看作一种事实上的承认呢？”
　　正说着，电话铃响了。罗斯福拿起话筒，开始接电话。不一会儿他放下电话，转过头来对斯诺说：“斯诺先生，对不起，我有一个重要的电话，今天就谈到这里，好吗？”罗斯福坐在轮椅上，面带微笑和斯诺握手言别，并大声地说，“斯诺先生，别忘了来信，随时告诉我你看到和听到的情况。”
　　斯诺微笑着点点头，随着秘书利汉德小姐悄悄地离开了总统椭圆形办公室。
　　然而让斯诺意想不到的是，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45年4月12日下午，罗斯福因脑溢血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罗斯福逝世后，美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军事合作计划也随之流产。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民主巨星的陨落——悼罗斯福总统之丧》的社论以表悼念之情。
　　1947年4月11日，美军一天出动了七架运输机飞抵延安，把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全部装备撤走。而此前由马歇尔将军领导的军事三人小组也宣布解散，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无果而终。“美军观察组”撤走的当天下午，蒋介石就派飞机空袭延安……
　　而早在1944年7月26日，毛泽东在第一次见到“美军观察组”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时就曾说：“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的最危险的时机。”
　　不幸的是，毛泽东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44
　　漂亮的洛伊丝·惠勒因看了《红星照耀中国》而成为斯诺的第二任妻子。
　　这是一个美妙的夜晚。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华道夫饭店里正在举行盛大的社交聚会晚宴。气派非凡的大厅里，伴着辉煌的灯光和清新明快的美国乡村音乐，各类社交名流都来到这里，两个一伙，三个一群，人人手中都手捧着葡萄酒或者香槟，愉快地交谈着。
　　斯诺也站在人群中和朋友们聊天。这时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向斯诺走了过来，和他打招呼：“哈啰！您是埃德加·斯诺先生吧？”斯诺礼貌地点点头：“是的。您好！”
　　“我读过你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写得真好。而你冒险的经历也同样令我仰慕。”
　　“是吗？你说我还像那个斯诺吗？”与1936年相比，斯诺已经老了许多，十年前的斯诺充满了年轻的朝气，而今由于婚姻的破裂和患肾炎，显得面容憔悴。
　　“我看很像！”年轻的姑娘笑着说。
　　“为什么？”斯诺问。
　　“你的眼睛。”
　　“哦？我的眼睛，我满是皱纹的眼睛，它怎么啦？还很年轻吗？”斯诺打趣道。
　　“不！它看上去是那么的平和、从容，又充满着爱和神秘的责任。”
　　“哦，谢谢！你真漂亮。你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斯诺不禁注意起面前的姑娘来。
　　“我叫洛伊丝·惠勒，是个话剧演员。今后你就叫我洛伊丝吧。”姑娘很大方地说。
　　“噢，洛伊丝，你什么时候读《红星照耀中国》的？”
　　洛伊丝的大眼睛转一转，想了想说：“我是从我弟弟的藏书中看到的。那时我还在加里福尼亚。这是一部史诗一样的作品，它既让我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你也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来，我敬你一杯。”
　　说着，洛伊丝举杯和斯诺碰杯。大厅里非常嘈杂。斯诺和洛伊丝一边走一边说，两人走到一个安静点的角落坐了下来。
　　洛伊丝问：“斯诺先生，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呢？还当记者吗？”
　　“哦，是的，我现在是《星期六晚邮报》的副主编。”斯诺回答说。
　　“哦？”洛伊丝奇怪地问道，“斯诺先生，您为什么要在这么一份保守的报刊工作呢？这好像不是你的性格哟。”
　　“噢，不！《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我的任何文章，而且不作修改，还付给我优厚的报酬，同意派我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还有，这个杂志的销量也很广。”斯诺认真地说。
　　“你还去中国吗？将来能不能带我去中国看看你书中写到的人们？”洛伊丝开玩笑说。
　　斯诺顽皮地做了一个滑稽的动作说：“好哇！不过，这需要机会。”
　　洛伊丝显得很高兴：“那么你是说，你答应我了？”
　　斯诺看着面前这个漂亮可爱的姑娘，心中掠过一丝爱慕和柔情，他需要爱了，斯诺充满深情地点点头。他说：“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国，有着淳朴的民风和可爱的人民，还有，那里有着东方的神秘和特有的美丽风光。我接触的人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最贫苦的老百姓，我深深地爱上了那片土地，曾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
　　“我看到你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了那些被国民党称作‘赤匪’的共产党，他们进行的万里长征，毛泽东和那些中国‘赤匪’们的传奇故事都是真实的吗？简直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洛伊丝说。
　　“是的，世界上，或者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就是这样，真实得让你觉得好像是谎言一样。而让我们难以相信的是，它就是这样真实地存在着。”斯诺感叹着说，“时间过得真快啊！转眼之间，距离我第一次见到他们已经有十年了。”
　　“十年，那时是1936年，对吗？”洛伊丝问。
　　“是的，那时的中国，正在日本人的蹂躏之下。而今，他们正面临着一场残酷的内战。这也是我早已预料到的。罗斯福总统在世的时候，我曾和他谈过此事，希望我们美国重视中国共产党，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民的党，代表着人民的利益。罗斯福总统也计划要中国国共两党合作，共产党也希望与我们合作，可今天我们的政策已经变了。但我想，就像埃默森在华盛顿悼念总统时所说的，‘人类的希望在他的身上并未泯灭’。”斯诺沉思着。
　　洛伊丝用充满敬意和爱慕的目光望着斯诺，桌上的烛光在他们之间闪耀着温馨的光芒。斯诺和洛伊丝轻轻地互相碰杯，喝了一小口香槟。
　　斯诺继续说：“和你从加州到纽约来‘撞大运’一样，我当初到中国去，也是想冒险，当个探险家。可是后来我当上了记者，看到了新闻的巨大作用，开始享受新闻写作给我带来的快乐和荣誉，开始想做一个‘世界公民’，报道我想报道的事件，写我自己想写的文章。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对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历和观察，让我看到世界需要和平，落后的国家需要得到发达国家的帮助，哪怕社会制度和信仰上不同的国家也应该加强联系和合作。尤其像中国、印度、菲律宾这些遭受日本侵略的战争灾难深重的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更是如此。”
　　“是的，愚蠢的日本人竟然偷袭我们的珍珠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战争只有失败这个道理。对吗？你看，他们被迫在我们原子弹的威吓下投降了，世界已经接近和平了。”
　　“不！洛伊丝，和平离我们还很遥远。我曾经访问过中东地区，那里蕴藏着数不清的财富，但也潜伏着将来爆炸式的国际争端。我们美国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将会逐渐熟悉阿拉伯地图，就像熟悉我们美国自己的地图一样，而阿拉伯将撕开与世隔绝的面纱，将和工业化的世界连成一体。我还记得我到苏联访问时，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曾对我说，原子弹使人们普遍感到恐惧和不安。苏联也想拥有原子弹，可见这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和苏联的关系。”
　　“现在，我看到国内关于共产主义和苏联的问题有了许多争论。”洛伊丝说。
　　“是的。《星期六晚邮报》的主编海勃斯先生还希望我去写一些介绍苏联的文章。”
　　“你答应他了吗？”洛伊丝关心地问。
　　“是的。我准备写一本书，名字叫《斯大林需要和平》。”
　　“到时候，一定要送给我一本，要给我签个名。”
　　“好的，没问题。洛伊丝，走，我们一起到外面散散步，好吗？”斯诺提议道。
　　洛伊丝点点头，愉快地接受了斯诺的邀请。斯诺一边走一边和洛伊丝聊天。那天他们谈得很投缘。
　　从此他们俩经常约会见面，一起到郊外散步，一起去公园里划船，一起开车外出郊游，一起到国外旅行，处处都留下了他们的欢声笑语……
　　不久，因为劳累，斯诺病倒了，住进了医院。洛伊丝来医院看望他，细心地帮斯诺倒水，一口一口地喂药。这让孤独的斯诺非常感激。自从与海伦分居以后，斯诺还从未感受过另一个女人的温柔体贴，他深情地看着洛伊丝，眼里充满了无限柔情。
　　“洛伊丝，你看，让你受累了，我心里真过意不去。”说着，斯诺紧紧握住了洛伊丝的手。
　　洛伊丝害羞地看着斯诺，柔情似水地说“埃德，别说了，你需要好好疗养。”
　　“洛伊丝，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说的话吗？”
　　“记得。你答应我一定带我去中国。对吗？”
　　斯诺点点头说：“对！洛伊丝，你愿意吗？”
　　“当然愿意！自从看了《红星照耀中国》那天起，我就憧憬着有那么一天……”
　　斯诺不停地用手抚摸着洛伊丝的手。洛伊丝的长发从额头上垂下来一缕，斯诺轻轻地把它捋上去，轻抚着洛伊丝的脸。洛伊丝脸红了，紧紧握住了斯诺的手。
　　斯诺痴望着洛伊丝，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对洛伊丝的爱情，吞吞吐吐地说“洛伊丝，你知道吗……”
　　洛伊丝热切地问道：“什么？”
　　“我比你大十五岁。”
　　“我知道，埃德，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什么。我答应你。”
　　“这是真的吗，洛伊丝？”斯诺忘我地坐起来，一把把洛伊丝拥进怀里。
　　这是一栋乔治亚式的老房子，从这里你可以俯瞰美丽的哈德逊河。屋子周围树木茂密，风景秀丽。
　　1949年5月的一天，斯诺和洛伊丝在这座农舍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著名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为他们主持了婚礼。
　　洛伊丝身披婚纱，幸福地与斯诺牵着手站到朋友们中间。
　　欢歌笑语充满了整个屋子，人们把鲜花和彩纸纷纷撒向两位新人……
　　岁月流逝。
　　转眼间，斯诺和洛伊丝成了两个孩子的父母。
　　这是一个美丽的秋天，洛伊丝正与儿子克里斯托弗、女儿西安一起在草地上做着游戏，屋子里传出清脆的打字机的声音，斯诺精力充沛地在那里写作，嘴里叼着一只大烟斗，两鬓已经明显的灰白。
　　听到窗外孩子们快乐的叫喊声，斯诺站起来走到窗口，看到洛伊丝正和孩子们追逐嬉闹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地吐出一口，脸上露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满足。
　　斯诺转身向草地走去，他把两个孩子搂在怀里，亲吻着他们。洛伊丝也走过来，一家人幸福地依偎在一起……
　　斯诺告诉洛伊丝：“亲爱的，中国政府已经向我发出邀请，希望我去访问中国。”
　　“中国共产党真够朋友，他们革命胜利了，没有忘记你曾经帮助过他们。那我们去吧？”洛伊丝说。
　　“不，亲爱的，我们不能去。因为一方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钱来支付来回的费用，目前还没有一家新闻报刊敢于出资资助我们。另一方面我想我应该继续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不愿作为官方的客人，不能让中国政府给我们解决路费。你说对吗，亲爱的？”斯诺说。
　　洛伊丝点点头，她的目光中满含着理解和信任。
　　这是1951年的事情。
　　当时，美国国内敌视新中国的反动势力十分猖獗，以美国政府“非美活动委员会”主席、联邦参议院议员麦卡锡为首推行的“麦卡锡主义”盛行一时。
　　1950年2月，麦卡锡发表演说攻击美国国务院里有“共产党”及其“同情者”，此后便开始了大规模的“忠诚调查”，以法西斯手段搜集黑名单，非法审讯美国民主进步人士，尤其是在抗战时期与中共毛泽东、周恩来等有过接触的美国年轻外交官纷纷受到排挤和摧残，甚至被捕入狱。
　　作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曾有过亲密接触，并深受中共欢迎的《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斯诺自然也没能逃过“麦卡锡主义”的魔爪。而此时，斯诺没有经济能力自费去中国，更没有一家新闻单位资助他去。因此，他不想被人指责是因为接受了中共的资助而帮中共说好话的记者，他依然要保持自己独立的品格，所以拒绝了新中国的邀请。
　　45
　　斯诺愤然指出：麦卡锡主义是麦卡锡自己的遮羞布，给美国人民套上了“紧箍咒”，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不幸！
　　这天，斯诺拿着报纸，气冲冲地走进《星期六晚邮报》总编海勃斯的办公室。海勃斯五十多岁，人很憨厚，同时又精明能干，充满人情味，是个值得交往的朋友。
　　斯诺开门见山地说：“海勃斯先生，对不起，我要求辞职，不想当这个副主编了！”
　　“为什么，埃德？”海勃斯觉得很意外。
　　斯诺很生气地将报纸递给海勃斯：“你看，你们把我的文章都改成什么样子了？简直是南辕北辙！你们这是对作者的极大的不尊重，我抗议。”
　　海勃斯耐心地解释说：“埃德，你别生气。你要知道，现在气候已经变了。我们的政府与苏联已经对立，而在中国，我们政府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已经被共产党毛泽东赶到台湾岛上了。本来我坚持要你去写苏联的文章，已经是一种冒险，是不合时宜的，而且你知道你的文章发表后已经受到了国会的指责，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提出了强烈抗议。但无论怎样，斯诺，我非常看重你的才华和独到的见解，我可不愿意一个与我们合作多年的好记者就这样脱离我们报社。我坚决不同意你辞职。”
　　斯诺说：“海勃斯先生，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对我的信任，可是编辑部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将不是我的观点强加给我，这不仅是对我人格的侮辱，并且有损我作为客观报道的记者的形象。我可不愿意让别人说我是一个说假话的粗暴的反共记者，更不愿意误导和加深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人对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的敌视。”
　　海勃斯说：“埃德，我记得，从你在北平第一次给我们投稿，到今天你担任我们《星期六晚邮报》的副主编，我算了一下，已经十八年了。埃德，真的，我很欣赏你的为人和作文，但你也应该理解我们的难处。”
　　斯诺也很动情地说：“是的，我记得当年，我的生活正面临着困难，是你们的稿费维持了我在中国的生活，到今天我仍心存感激。可是你们的做法让我不能做一个客观报道的记者，不能从两个方面寻找事实真相，而要我以敌视态度寻找对方问题以证明它是全部错误的，这让我实在难以做到。我是坚决不愿意加入反共阵营的，因为我要保持客观地、清醒地看世界的自由。”
　　海勃斯说：“埃德，你要知道，编辑们是有权修改作者的文章的。再说，在目前国内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这样做，既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生存下去，更是为了保护你，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海勃斯，说真的，我也没有料想到国内的反共运动和情绪如此激烈。但我仍然认为美国当局和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没有清晰的认识，因为共产主义不管怎么传播和发展，在全球不会只有一种模式，美国人可以有条件驾驭它。而中国虽然把苏联当作盟友，但中国共产党并不为苏联所左右，更不让苏联对中国革命发号施令。中国共产党以民族解放和国家的社会改革而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是亚洲政治变化的实例，也是结束殖民制度的标志。我希望通过我的文章让美国国会认识到这一点。”
　　海勃斯转移了一下话题，他关切地问斯诺：“哦，对了，埃德，我听说你最近老毛病又犯了。”
　　“谢谢。是的，我的肾炎又复发了。”
　　“埃德，这样吧，现在我建议你暂时停下工作，好好休息一下，我保证在不保留薪水的条件下，支付其他一切费用，而且我们的报纸的刊头上仍然保留你副主编的名字，好吗？”海勃斯诚恳地说。
　　斯诺感激地望着这位多年来一直支持他的老朋友说：“海勃斯，谢谢你对我的关心。这些年，我跑了许多地方，的确应该去医院看看自己的身体了。”
　　海勃斯说：“埃德，我希望你不再写类似于访问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等题材的文章了，尽量避开现实多去写一些人情味浓的故事，不要涉及政治。”
　　“好吧，老朋友，我答应你。”斯诺说。
　　“埃德，你是好样的！祝你早日康复！”
　　说着，斯诺站起来和海勃斯告别。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和疗养，斯诺又开始了新闻工作。但因为斯诺坚持自己的独立、客观的写作风格，渐渐地，他的文章因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难以按照他的一字不改的本意发表了。为此，他非常生气，再次要求辞职。
　　这天，斯诺和《星期六晚邮报》主编海勃斯、负责人索麦斯和编辑鲍勃·福斯一起共进午餐，商讨斯诺的作品和写作方式。大家的心情似乎都很沉重。
　　索麦斯首先打破了沉默，他说：“埃德，大家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这是你第三次要求辞职了。但说真的，我们大家都不愿意你离开我们。我们所有的编辑都是这样认为的。”
　　鲍勃·福斯也充满感情地看着斯诺说：“是的，埃德，说真的，在我的心中，你是最完美的绅士。你所做的一切，我们都非常理解。我们也知道你在远东地区有着最好的关系，我们需要你。”
　　“但是，令我遗憾的是，从1950年到1951年，我给你们共投了二十五篇稿件，只有三篇被采用。你们甚至把我写周恩来的文章标题《戴红帽子的达官要人》私自改为《红色中国绅士杀手》，这将有损我客观报道中美关系的形象和名声。而且你们竟然让我去写垃圾处理的新闻报道，我感到我的特长再也不能发挥了。我想还是离开的好。”斯诺无奈地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海勃斯解释说：“埃德，我们之所以没有发表你的其他作品，你要知道，我们的责任是希望你的极端的观点有所减弱。你要知道，华盛顿的一些官方部门，包括联邦调查局已经把你列入了‘黑名单’。早在你1941年回国时就开始跟踪调查搜集你的资料。你的许多朋友已经因为这些原因被开除或者提前退休，另谋生计。”
　　索麦斯说：“是的，前几天我还听说，麦卡锡议员对我们新闻记者大声嚷嚷说：假如你们反对麦卡锡，你就是共产党分子或骗子。而你最近还发表了一篇建议我们美国政府制定新外交政策的文章，要求当局承认共产党统治中国的现实。可是现在的形势是东方和西方正在打另一场战争——冷战！这是让人害怕的。”
　　福斯说：“埃德，你说的有点道理。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你熟悉的远东的变化，打破了国际秩序，这可能是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一些缺乏思想准备的政客们开始担心日益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防范洪水一样的共产主义运动，他们今天如梦初醒，开始追问是谁丢掉了中国。而你，又是中国问题的专家，是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权威，你自然是他们心目中的‘危险分子’。”
　　“埃德，你知道的，现在连图书管理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海员，甚至一般的雇员，都受到了‘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和质询，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会突然降临到某一个人的头上。这在外交界已经很多了，像史迪威、戴维斯、谢伟思都是你的朋友，你是知道的。麦卡锡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我听说，西雅图医院餐厅的一个十九岁的洗碗工，因为她丈夫和父亲受到‘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质询而被解雇。前不久，一家建筑公司的总经理到中国访问两个月，回来后就被董事会除了名。”海勃斯认真地分析着当前的美国形势。
　　斯诺说：“麦卡锡机会主义分子对忠实而有才华的社会公仆任意诽谤和中伤，以此毁坏一些诚实的学者和有声望的公民的名声，我看这是因为他们患有严重的‘恐共症’，从而也给我们美国人民套上了‘紧箍咒’，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是不幸！”
　　“埃德，有一件事你必须承认，现在凡是与你相识或读过你的《红星照耀中国》或者其他著作的人都受到了‘忠诚法’的审查。”索麦斯说，“因为麦卡锡们认为你就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你的书在许多书店的书架上被取走，成了禁书，不准销售。全美制造商协会商人罗伯特·惠尔奇在《一个人的意见》杂志上发表文章，多次攻击你和我们《邮报》，说我们‘《星期六晚邮报》发表一篇亲共文章，其破坏作用远远超过美国共产党《新群众》和《工人日报》十年的宣传’。他们甚至还说我们‘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星期六晚邮报》犯的最严重的错误是发表过一系列关于中国的报道，而且是现在已经臭名远扬的斯诺写的。这些报道起了清洗美国人思想的作用，使我们中间一些人受共产党影响，将中国出卖给克里姆林宫的间谍人员’。可我们依然容忍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朋友，埃德，我们信任你。”
　　“是的，索麦斯，我们是最好的朋友。但有一点我得声明，我以前不是、现在也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也没有任何证据说我是共产党员或亲共产党。麦卡锡主义是麦卡锡自己的遮羞布。”斯诺生气地说。
　　“是的，埃德，可是现在那些政客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没有了清晰的逻辑，他们还自我觉得这是一种理论的创新或者实用主义哲学的妙用，对他们来说，需要就是真理。但我们还是希望你能继续留下来，因为你是我们《邮报》最重要的组成。”福斯说。
　　海勃斯也真诚地挽留说：“埃德，无论怎样，我们希望你尽量改变一下自己的写作方向和方式，留下来。因为我们正面临着政府保守势力施加给我们的巨大压力。”
　　斯诺深深叹了一口气说“谢谢！真的，我很感激你们。我们合作了十八年，我内心里也真不愿离开你们。但是我真的很难改变我自己，我没有错，到底是谁丢掉中国的，政府方面认为是我的错误导向造成的。但我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我没有错，错就错在麦卡锡们的一知半解，却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我们的政府自作多情，支持国民党在中国打内战，在中国内战中丢失了美国强权主义的面子。况且中国不是美国人出卖的，也根本不是美国人所能够出卖的，中国从来不是我们可以出卖的货物。在40年代中国并不属于我们，正像苏联今天不是属于我们一样，中国革命不是在真空中与外界无关的情况下诞生的，但是它从头至尾是中国历史的产物，只在次要的方面受外界事物的影响。麦卡锡们不愿意听我的，其实正是政府当局自己把美国人民引入了歧途。”
　　“埃德，这就是冷战的结果。现在东西方已经断绝了联系，用谎言愚昧了人民。而靠我们个人的力量是很难改变这一现状的。”索麦斯说。
　　斯诺说：“好吧，朋友们，实在对不起，我是个比较顽固的家伙，我不能打破我自己给自己的要求，我的目的很简单，我就是要做一个说真话的独立的记者。我想我还是辞职的好，这样也不至于连累大家，也只有这样，我觉得咱们才是真正的朋友。”
　　索麦斯、海勃斯和福斯互相看了一眼，用眼神和表情交换了一下意见。作为主编的海勃斯，只好依依不舍地说：“埃德，你这么说就把我们当外人了。如果你真心想辞去副主编职务，我们也不勉强你。但无论怎样我希望你继续和我们保持联系，你要答应我们，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替我们《邮报》撰稿，好吗？”
　　斯诺点点头说：“那好吧。我答应你们！”
　　福斯环顾了一下这个餐厅，有些伤感地说：“埃德，你看，在平时，这里是我们研究写作和报道题材的地方，今天，这里却成了我们告别的地方……”
　　福斯这么一说，大家的心中不免有些伤感。斯诺站起来，深情地看着大家说：“中国有句古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朋友们，我会记住你们的！谢谢你们！再见！”
　　46
　　“就是要做一个说真话的独立的记者”，斯诺愤然举家迁居瑞士。
　　辞去《星期六晚邮报》副主编职务的斯诺又成了一个自由写作者，他又能像从前一样自由自在地写作了。然而，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麦卡锡主义”的风暴正一浪接一浪劈头盖脸般地向他袭来。
　　这天，斯诺正坐在家中的打字机前，嘴里依然叼着自己心爱的大烟斗，沉浸在忘我的写作之中。
　　傍晚，洛伊丝从外面回家，一进门就趴在床上呜呜地哭了。
　　“亲爱的，你怎么啦？”斯诺走过来俯身问道。洛伊丝越哭越伤心。斯诺用力把洛伊丝搂进怀里。洛伊丝便趴在斯诺的肩膀上痛哭起来。“亲爱的，怎么啦？快告诉我，好吗？”斯诺轻抚着洛伊丝的头发，关切地询问着。
　　洛伊丝慢慢地停止了抽泣，泪流满面地面对着斯诺。“埃德，我参加竞选教育委员会委员职位时落选了。”洛伊丝伤心地说。
　　“为什么？”
　　“市行政区的主席告诫人们不要选共产党员的妻子。”
　　斯诺一听，非常生气地说：“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共产党员，是吗？”
　　洛伊丝难过地点点头。
　　斯诺愤怒地叫起来：“这是诬蔑！我要找我的律师起诉他们，我还要到市政府集会上发言，揭穿他们的谎言。”
　　“埃德，这是没用的。我的名字也上了电视网的黑名单，一些公司已经拒绝我参加拍摄电影。”洛伊丝伤心地说。
　　斯诺气得火冒三丈，在屋子里大叫起来，来回踱着步，一口一口地抽着闷烟。
　　这时电话响了。是斯诺的哥哥霍华德打来的。
　　“埃德，听说你已经辞掉了《星期六晚邮报》副主编的工作，对吗？”霍华德在电话的那一边问道。
　　“是的，我感到《邮报》现在已经站到反共的立场上去了，这与我的观点不同，我难以接受。”
　　“埃德，我们国家的制度多么好，你看我们家乡密苏里州这些年的经济发展迅速，成了全国制造商协会的交易中心，到处都是摩天大厦，变化很大。你应该多报道我们国家的这些变化。国务卿杜勒斯先生没有签发销毁你的书，这就很不错了，你应该感谢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杜勒斯先生才对。”霍华德说。
　　“霍华德，你不要跟我说这些，好吗？”斯诺心里很烦。
　　“埃德，这些年，我发现你变了。”
　　“不，不是我变了，而是这国家和这时局变了。”
　　“是的，我也憎恨麦卡锡主义，它们是这个世界上逍遥法外的力量。但是埃德，在你的著作中，也的确从来没有批评过共产党。”
　　斯诺很生气地说：“好了，哥哥，我很痛心，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竟然也像最坏的敌人那样重复毫无根据的指责。好了，我不想听到你的解释了，我知道，你接下去会说我讲过中国红色分子仅仅是农村改革者而不是真正的共产党！”说完，斯诺狠狠地挂断了电话。
　　洛伊丝轻轻地走到斯诺身边，安慰着斯诺：“亲爱的，你辞掉了《邮报》的工作？”
　　斯诺爱怜而又内疚地看着洛伊丝，轻轻地点了点头。
　　洛伊丝转过脸来，看着两个孩子，问道：“那我们怎么办？”
　　孩子们用天真的眼光打量着爸爸妈妈，他们还不了解爸爸妈妈的艰难处境。斯诺用一只手臂紧紧搂着洛伊丝说：“亲爱的，你知道在中国我生活了十三年，它让我摆脱了各种宗教和种族的偏见。或者说使我更多地成为一个推崇中国道教的人。我相信中国人说的话：‘消息盈虚，始则有终，否极泰来’。亲爱的，坚强些，我们会胜利的，因为我们是对的！”
　　洛伊丝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斯诺说“亲爱的，我想我们全家搬到瑞士去居住一段时间，你看怎么样？”
　　洛伊丝赞同地点了点头。
　　1959年9月，在“麦卡锡主义”阴云笼罩的美国，斯诺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和不信任，被迫携夫人和孩子举家迁居瑞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