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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延安精神,继承党的优良传统

马文瑞


  在纪念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的节日里,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包括重新学习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关于党的优良传统的论述,特别是关于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的论述,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弘扬党的这些优良传统,有着重要的意义。
  延安精神,是党的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在延安时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近代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经验总结的产物。同时,它又总结吸收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各个时期的优良传统作风,形成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共产党人又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把这种精神变为千百万人民群众变革社会的精神武器,克敌制胜的法宝,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
  延安精神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最集中的反映在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著作里。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干部,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精神;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团结友爱、顾全大局的精神;等等。其核心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这与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一致的。
  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如果从1935年1月遵义会议算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14年的时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1935年1月遵义会议至1941年延安精神的初步形成;(二)经过延安整风运动至党的“七大”的召开,延安精神正式形成;(三)解放战争时期,延安精神得到了丰富和发展。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理论政策的制定,《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延安精神的初步形成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延安精神的核心。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延安精神形成的思想理论基础。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论证了这个问题。但那时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分子,实事求是思想没有得到贯彻。1935年1月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地解决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会议。会议批判了博古和共产国际所派军事顾问李德等人的教条主义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决定实行毛泽东以前提出的“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思想。实事求是开始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关键。1935年10月,红军主力战胜艰难险阻,取得了万里长征的胜利,到达陕北。1935年12月,毛泽东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结合对过去政治策略上的错误的清理,批评了“圣经上记载了的才是对的”这种把“本本”当圣经的思想。为了从思想上彻底肃清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使党有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利用当时延安工作环境相对安定的条件,刻苦地深入地钻研了哲学,1937年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从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上作出科学的哲学总结。毛泽东在《实践论》中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他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而地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发展过程、目的和真理标准的理论;指出正确认识的形成和发展,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多次的反复,指出真理是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真理是不可穷尽的,认识的是非即认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最终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来解决。《实践论》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获得正确的认识,必须坚决反对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分裂的主观主义,坚持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而这个统一的集中体现,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着重阐述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他指出不仅要研究客观事物的矛盾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要研究它的特殊性,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因此,不能把辩证法看作是可以死背硬套的公式,而必须把它同实践和同调查研究密切配合,加以灵活运用。毛泽东的这两篇著作从思想上、理论上澄清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哲学真正成为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这一时期,毛泽东还写了大量的军事著作,这些军事著作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毛泽东在论述战争的指导原则时写道:“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如何才能得到对于一个战役的正确的认识呢?毛泽东指出:“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①这就是战争指挥中的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内容,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毛泽东还作过许多阐释和发挥,最完整的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联系,作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这个阐释言简意赅,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实事求是的根本要求,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也正是凭借着过去两个革命阶段中的经验,凭借着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
  1935——1936年,中国面临两个基本事实:一是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进攻华北,决定灭亡中国;二是中国革命力量弱小。中国共产党以这两个基本事实为出发点,勇于打破“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及时正确的提出建立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唯一能够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政策,并且不疲倦地实行之。党正确地领导了一二九爱国运动,掀起了全国人民抗日热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现实社会各阶级的状况,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存在左、中、右三种不同集团。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是左翼集团;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是中间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右翼集团,他们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大本营。在这个科学的阶级分析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放手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等等。这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最广泛地团结了亿万群众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这一时期,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用于党和人民的关系上,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这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依靠群众,首先要做到为群众,就是说只有全心全意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福利,对人民群众进行切实的思想教育,不仅让人民得到了实惠,而且树立远大的理想,使群众觉得有盼头,才会有劲头,有凝聚力,也才能靠得住。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为此,中国共产党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人民群众要求和利益的政策。比如减租减息,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既要改善工人生活,又要遵守劳动纪律,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劳动政策;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组织人民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政策;政府工作人员廉政的政策;等等。这些在经济、政治诸方面给人民群众以实惠的结果,党把人民群众特别是极其广大极其分散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了,结成了坚固的工农联盟。全国特别是各抗日根据地的工会,农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和民众武装如雨后春笋般地普遍建立起来了。这就使人民抗日战争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源泉。
  正当抗日战争进行到紧急关头,消极抗战的国民党顽固派,大肆炮制和贩卖各种反共“理论”,叫嚷“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之中”,“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竭力宣扬“一次革命论”,要求共产党“收起”共产主义。妄想抗日战争胜利后继续在中国实行它那个人独裁、一党专政、特务统治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欣欣向荣的气象又被打入闷葫芦里了。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为问题了。
  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明确指出,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走不通!这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基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瓜分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掠夺中国财富和奴役中国人民,绝对不允许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它们绝了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路。这也是中国的近代史已经证明了的。自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努力学习西方。他们认为西方的一些新学可以救中国。但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其次,国内的封建势力不允许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问题,首先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现独立和民主,然后才能继续前进。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变中国为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好比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果,一方面有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但社会主义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软弱无力,不能完成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任务,这个责任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中国近代历史特别是“五四”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因为人民的死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特别是帝国主义的缘故。在今日,谁能领导人民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并实行民主政治,谁就是人民的救星。”③中国无产阶级自“五四”登上政治舞台以来,它通过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历史地形成了。
  《新民主主义论》还告诉人们,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科学的思想体系和新的社会制度,是自有人类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党的行动纲领和方针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但居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必须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坚定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新民主主义胜利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
  《新民主主义论》彻底地批判了“全盘西化”的错误观点。指出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照搬照抄外国的东西,总是要失败的。《新民主主义论》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没有他们的位置。”④
  《新民主主义论》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指明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学说。它的发表,统一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这一时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理论策略的制定,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发表,说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进一步紧密结合起来了,并且能够认识和掌握中国革命的规律。这也标志着以实事求是为核心内容的延安精神已初步形成。
  二、延安整风运动的普遍开展,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
  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从此开始了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歪风,党有领导有步骤有目的地选学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22个文件。联系党的工作实际和党员的思想实际,科学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析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了思想和工作作风,大大地提高了党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素养,使党的思想和行动达到空前的团结。延安整风取得了极可贵的建党经验,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创举。
  首先,克服主观主义,提高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素养,从思想认识上解决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注意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党员干部的问题。延安整风以前毛泽东就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⑤然而,党内存在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严重地阻碍党的这一工作的开展。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这是当时的主要危险;另一种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不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他们生吞活剥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中摘引片言只语去迷惑吓唬人们。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经验主义,缺乏理论,以自己的经验为满足,常常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不顾实际地到处搬用。他们局限于自己片面经验,不了解理论对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因而也容易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表现形式不同,但思想实质都是一样的,都是将理论与实际分离。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主观主义者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毛泽东正确地形象地把理论联系实际比作“有的放矢”。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⑥毛泽东认为,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怎样改造教条主义者和经验主义者,便他们能够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呢?毛泽东指出:“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这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以不犯经验主义错误。”⑦为了克服主观主义,毛泽东发出在全党范围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1942年1月,张闻天身体力行,率领调查团赴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进行了长达15个月的实地调查。他的这项调查不仅促进了他本人的思想作风的进一步转变,而且为党的调查研究工作和思想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他在调查总结报告《出发归来记》中写道:调查研究“这是一切工作的基本”,“调查研究工作做得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关键。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上能够把这项工作当作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他的整顿三风才算有了实际的成效。”⑧与此同时,中央西北局、中央各部门和各团体也都结合自己的工作,制定了调查研究的具体计划和措施,形成了全党范围的调查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风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斗争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向前发展。
  为了纠正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1943年6月1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运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⑨这是用唯物辩证观点对领导方法作出的高度概括,这种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方法是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取得一切工作胜利的保证。
  其次,克服宗派主义,提倡团结友爱,顾全大局。当时,宗派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对党内的宗派主义,一种是对党外的宗派主义。对内的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内性,妨碍党的团结。他们往往错误地对待局部利益和全体利益的关系,总是不适当地特别强调他们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总希望使全体利益去服从他们的局部利益。这些人往往在口头上也说尊重党,实际上却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党的利益摆在第二位。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他们往往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任人唯亲,作风很不正派。他们不懂得党的民主集中制,他们不知道共产党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们忘记了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局部服从全体,全党服从中央的民主集中制。针对这种错误倾向,毛泽东明确指出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大局。⑩要提倡顾全大局,每一个党员,每一种局部工作,每一项言论和行动,都必须以全党利益为出发点,绝不允许违反这个原则。对外宗派主义倾向产生排外性,妨碍党的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这一部分同志,他们喜欢对党外人士妄自尊大,看不起人家,不了解人家的长处,严重地脱离群众。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懂得一条真理: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员相比较,无论何时都是占少数,共产党员决不可脱离群众的多数。毛泽东告诫全党同志:“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11)如果不同党外干部,党外人员互相联合,敌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的目的就不能达到。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让人家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这样就是照顾多数,团结大多数群众一道工作。这一时期,由于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广大的发展,地域不同,或是工作不同,而产生了各部分同志互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这些现象,看来似乎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妨碍着党的战斗力的增强。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内的团结,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他强调:“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12)
  第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共产党人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这好比“打扫房子”和“洗脸”。1943年冬,中共中央决定组织党的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特别是关于1931年初到1934年底的这一期间的历史问题。为此,中央专门编发了《六大以来》一书。目的是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纠正错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这对于犯错误与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次极深刻的教育。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党是有过沉痛教训的。毛泽东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正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以鉴戒。”(13)特别是王明在党内所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作法,使党的肌体遭受极大的伤害。党中央深刻地吸取了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整风中对王明教条主义错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分析的态度,而不是否定一切。党在检讨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错误以后,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条件的产物。王明“左”倾错误对党的危害是极大的,它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但这一时期的错误,对于24年来在党领导之下的轰轰烈烈地发展着的、取得了伟大成就和丰富经验的整个中国革命事业说来,不过是部分现象,而这些现象,在党还缺乏充分经验和充分自觉的时期内,是难于完全避免的;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更加坚强起来的。另一方面,党中央在否定王明“左”倾错误的同时,强调在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广大的干部、党员和广大的军民群众在一起,进行了积极的工作和英勇的斗争,而在许多地区和许多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整风中对于受王明“左”倾路线影响犯错误的同志,不是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用简单打击的办法,而是采取了和风细雨说服教育的方式,既具体地分析其错误的内容及其危害,找出他们所犯错误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提出改正错误的办法,又指出他们在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反蒋战争等问题上的若干观点,同主张正确路线的同志们仍然是一致的。对于任何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只要他已经了解和开始改正自己的错误,就不存在成见地欢迎他,团结他为党工作。而对还没有很好地了解和改正错误,但已不坚持错误的同志,也以恳切的同志态度,帮助他们去了解和改正错误。正如毛泽东在1944年12月1日致陈毅信中所说,“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又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只要“这个关节”打通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14)上述这些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作法,使广大党员干部振奋了精神,明确了方向,达到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坚持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共同继续前进的目的。
  第四,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延安整风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毛泽东对这一方针做了详细的解释:“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一个人发了阑尾灸,医生把阑尾割了,这个人就救出来了。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病治好,使他变成为一个好同志。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15)按照这种精神,每个同志在学习文件的过程中,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认清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最后写出总结,确定努力方向。同时,提倡同志之间互相批评,互相帮助。改造错误,主要是依靠个人的自觉性,开展自我批评。整风学习的自觉性,要具体地表现为严肃地解剖自己,通过自我批评,提高思想觉悟,用正确的思想自觉地克服错误思,想。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始终认真贯彻了民主集中制,在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把各种不同的思想和不同的意见,统统摆在桌面上,从不同思想、不同意见的鲜明对比中,对问题进行充分的研究和探讨。强调在批评别人的错误时,必须从实际出发,摆事实讲道理,与人为善,以理服人,以便更利于分清是非,团结同志。最后在对人的处理上持慎重态度,不轻易给以纪律处分。根据整风运动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把这一方针概括成为一个公式:“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就正确地体现了整风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个公式成为党开展党内斗争,解决党内矛盾的唯一正确方针。
  延安整风运动还反对了“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使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正如毛泽东1953年同薄一波谈话时所说:“1942年全党整风,才真正找到了一条根本的指导原则,也可以说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就是主观和客观相一致。”(16)延安整风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克服党内错误的模范,它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巩固和团结,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新局面。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7)毛泽东对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一科学概括和论证,标志着延安精神的正式形成。
  三、执政党理论的提出,延安精神的丰富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结合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所走的道路和所处的国情,深刻地总结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建设方面的经验,针对胜利后党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主要是:运用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权力;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防止脱离群众;等等。这不仅为执政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而且对延安精神在新形势下赋予了新的内容。
  首先,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18)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人民内部进行民主制度,对反动派实行专政,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人民是什么?“在中国,在现阶段,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19)人民民主专政,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对人民民主,决不是说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实行专政,恰恰相反,不但不给他们民主,还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为什么要这样呢?道理很简单,不对他们实行专政,就不会有人民的民主。不这样,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对于帝国主义及其他反动派的本性,毛泽东的认识是深刻的。人民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他们决不会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进行捣乱。“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在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分子还存在的条件下,国家专政职能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20)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是党的一项基本原则。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为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21)由于中国受到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长期的压迫,全国先进的现代性的工业只有10%左右,而落后的手工业和农业则占90%左右。这就意味着将中国建设成现代工业化国家,要比工业先进国付出更多的代价,困难更多。为了早日实现这个大目标,毛泽东要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要围绕着生产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鉴于党的中心工作由战争向经济建设的转移,毛泽东向全党同志发出努力学习经济建设工作的号召。他说:“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22)
  党风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能否戒骄戒躁,保持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是党兴衰的关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预见到了执政党条件下党风建设的艰巨性以及党风上可能出现的问题。要求全党同志戒骄戒躁,不要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中,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国民政府用停发经费和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困死。正如毛泽东在描述1941年、1942年解放区军民生活情景时说的,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困难大极了。这种艰苦的环境,迫使共产党人必须发扬光大中华民族艰苦奋斗的本色。通过大生产运动和实行奖励廉洁、禁绝贪污的措施,发展了生产,得到了丰衣足食,减轻了人民群众负担,密切了群众关系。延安出现了军民同庆,大家欢喜,欣欣向荣的景象。共产党则创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艰苦奋斗作风,它是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标志之一,也是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特色。毛泽东在谈到艰苦奋斗的作风时自豪地说:“我们是艰苦奋斗,军民兼顾,和蒋介石统治区的上面贪污腐化,下面民不聊生,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是一定要胜利的。”(23)毛泽东还注意吸取中国历史经验教训,并用它来教育党员。1944年3月,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在攻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以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陷于失败的过程。毛泽东读了以后深受启发,把这篇文章作为整风文件,印发给党员干部学习,“叫同志们引为鉴戒。”(24)党在执政以后,改变了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艰苦复杂环境,有些革命意志薄弱者会丢掉艰苦奋斗的作风,腐败下去。另一方面,中国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长期的艰苦奋斗。为此,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语重心长地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这样,毛泽东就及时告诫了全党,要经得起资产阶级捧场和金钱的考验,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拒腐蚀,永不沾。(25)二中全会指出,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是,夺取全国的胜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号召全党同志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949年10月26日,毛泽东向延安的同志们和陕甘宁边区的同胞们发出了《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著名电报,他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26)
  党中央还注意到执政党内部的团结,特别是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结论中指出: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班长”和委员还要能互相谅解。书记和委员,中央和中央局,各中央局和区委之间的谅解、支援和友谊,比什么都重要。(27)毛泽东上述执政党建设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延安精神,也是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宝贵财富。
  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延安精神形成的关键,没有党的正确领导,就不会有延安精神,就不会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它给了人们这样一种信心,只要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华民族就会立于不败之地。延安精神形成的历史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利益的代表,她一切为人民,没有自己的私利。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是什么?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中国共产党正是挑起了抗日大旗,建立广泛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一系列符合人民利益的政策,组织千百万群众成为浩浩荡荡地抗日大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又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庄严宣告:“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压迫屠杀、欺悔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自豪的。今天,中国人民最大的利益是什么?就是把经济搞上去。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正是顺应了人民群众的要求,提出了九十年代经济建设的宏伟目标,制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及一系列方针和政策。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在全力以赴地带领人民为之而奋斗。这是中国人民的大局,任何人都要顾全而不能破坏这个大局。延安时期,大批青年从国统区不辞劳苦冒着生命危险奔赴延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艰苦奋斗,出生入死,为人民的利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体现了人生价值。今天,生活在老一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美好环境中的青年,应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保持安定的社会环境,扎扎实实地工作,将七中全会的精神变为自己的行动,使自己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体现人生价值。延安精神形成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道理很明白,这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即国情不同。照搬照抄别国的东西,都是要失败的,全盘“西化”的观点是错误的。延安精神是党和人民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这就要求老同志不忘延安精神,并将它传给下一代;年轻的同志要学习了解研究延安精神,并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使延安精神世代相传,永放光芒。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63、16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59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3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76、777页。
  ⑧张闻天:《出发归来记》。
  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4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4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4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1、892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5、786页。
  (16)薄一波:《崇敬的怀念》,1981年7月3日《人民日报》。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43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页。
  (19)《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2页。
  (20)《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2页。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66页。
  (22)《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17、1418页。
  (23)《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32页。
  (24)《毛泽东书信集》第242页。
  (25)《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6页。
  (2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2页。
  (27)《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78、1379页。
  

弘扬延安精神/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 理论研究委员会编.—陕西: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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