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精神的内容十分丰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理论界有多方面、多层次的研究和论述。归纳起来，延安精神的主体内容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延安精神的这些主体内容，在1942年前后，在全党范围进行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中，得到了最生动、最光辉的体现。也可以说，延安精神经过了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之后，就系统地形成了。
　　一、整风运动与党的优良作风系统地总结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以延安为中心，所进行的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是对全体党员和干部一次世界观、方法论和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全面改造；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思想革命。如此深刻、全面的思想革命活动，建党以来还是第一次。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党在正确路线指引下，迅速发展壮大，到1942年，党员由抗战初期的几万人发展到80余万人。大批新入党的党员，尚未受过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未得到根本改造。遵义会议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思想影响，在党内尚未彻底肃清，特别是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在党内还相当严重地存在着，虽然这些不正之风，在党内已不占主导，只是残余，但却无时不在腐蚀党的肌体，涣散党的队伍，严重影响党的团结，从而削弱了党的战斗力。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困苦的历史时期，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对全党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来一次全面的思想革命活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下了最大的决心，利用陕甘宁边区这块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全面教育和训练党员干部。毛泽东指出，这次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整风的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即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
　　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从党的指导思想上看，是要通过对党的历史的反思，彻底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的思想影响，使广大干部真正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引导全党同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观察、认识国情，正确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从而实现全党政治、思想上的团结统一；从党员思想作风上看，是要对全体党员和干部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通过整风学习，实现对干部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根本改造，使广大干部真正树立起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纵观这次持续数年之久的全党整风运动，从始至终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所采用的基本方式是以自我教育为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整风运动中，党的群众路线得到了全面的贯彻。经过整风运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被科学地概括为“三大作风”，使之成为统帅全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理论联系实际，是整风运动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无论是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还是改造党员干部的主观世界，整风运动始终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首先，理论联系实际，是整风运动中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正确认识现实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本原则。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高度，论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他呼吁全党废止洋八股，少唱空洞抽象的调头，“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①这是毛泽东对理论联系实际原则的一次极为深刻的阐述。
　　在全党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从事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工作，写出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如：《<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等。这些论著从理论上武装了全党，为全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斗争实际，总结研究党的历史，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成为整风运动中批判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的锐利思想武器，为党确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毛泽东思想理论系统形成的重要标志。
　　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延安整风运动最主要的内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突出特点是理论脱离实际。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把兴趣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研究上。他尖锐地指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②毛泽东强调指出：“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③
　　遵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教导，全党干部在整风运动中，广泛地联系本部门的实际问题，紧密结合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对存在于自己思想上和工作中的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了认真的检查，自我批评和反省，在整风学习中，完成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根本改造。许多老同志每当回忆起当年延安整风学习时，都把那一段经历视为自己人生旅途中一次真正的革命洗礼。李维汉说，经过整风学习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延安整风，教育了两代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培养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伟大胜利。这里讲的两代人，是指当时在延安的新干部(即抗战后参加革命的青年一代)和老干部(即抗战前参加革命的中年一代)。那时延安除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等极少数老人外，一般老干部还是中年人。李维汉讲“整风教育了中、青两代人，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④这是非常深刻而全面的历史概括。
　　在整风中，为彻底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作风，中央各级党政部门领导和干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纷纷制定深入社会、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的计划。陕甘宁边区政府专门建立了调查研究机构；中央妇委、西北局联合组成了妇女生活调查团；中央青委发出《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的通知》；林伯渠率领陕甘宁边区政府考察团到富县、甘泉调查研研究。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中写出了一批有很高价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报告。这里要特别提出的是张闻天。在1942年1月到1943年3月，他亲自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陕北神府、米脂、绥德，晋西北兴县等地进行了一年多的农村调查，写出了《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米脂县杨家沟调查》、《出发归来记》、《谈神府调查的体会》等调查报告和文章。张闻天在这些调查报告中，满怀激情地总结了自己深入社会调查研究的心得体会。他说，这次调查“冲破了教条的囚笼”，“不再空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在切身经验上体验到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方向的正确，决定来一个彻底的自我改造。”他特别强调说，自我改造，还得从做一个真正唯物论者开始。他认为粗枝大叶，夸夸其谈，自以为是的作风，决不是真正唯物论者的特点，而正是主观唯心论者的特点。他明确指出“要做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首先必须承认，我们的一切工作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的愿望出发。”⑤在整风运动中，特别是在一年多的社会调查中，张闻天以无产者彻底革命的精神，对自己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作了彻底的清算，作了无情的自我解剖，实践了自己提出的“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的诺言。⑥使自己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成为一个战斗的唯物主义者。
　　通过延安整风，大大弘扬了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干部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整风运动所采取的基本方式
　　延安整风运动，从始至终所采取的基本方式是以自我教育为主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中共中央在《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中明确规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⑦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整风报告中又进而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整风中必须注意的两条宗旨。中共中央宣传部1942年4月3日，向全党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再一次强调在整风学习讨论中“每人要都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讨论与批评的态度，应该是严正的、彻底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坦白的，实事求是的，与人为善的态度。”⑧
　　在整风运动中，全党从上而下，从领导到一般干部，都按照上述规定，认真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开创了建党以来开展积极的党内思想斗争的新局面。通过在整风运动中全党范围普遍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既清算了存在于党内的不正之风，又推广了民主作风；既弄清了思想，又团结了同志，既密切了干群关系，又密切了党群关系。全党达到了思想上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全面应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式，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纠正党内不正之风，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利用整风形式，全面总结历史上党内斗争的经验教训，也是从延安时期开始的。毛泽东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纠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⑨延安整风在处理历史问题时，就克服了历史上开展党内斗争的缺点，对犯错误的同志认真实行了惩后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即使对像王明这样犯有严重错误而又不做认真自我批评的人，党还是采取了一再挽救的态度。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还动员代表们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给他以改正自新的机会。
　　延安整风，党在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此以后，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经常地检讨工作，检查思想，以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思想和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
　　(三)群众路线在整风运动中的全面贯彻
　　延安整风运动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在党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广泛的群众性思想革命运动。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部队、学校，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党员，革命队伍的每一个成员，无一例外地都投入了这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之中。参加整风运动人数之多，群众发动之彻底，参加者态度之积极，都是空前的。
　　整风运动，从各级领导班子的建立到整风计划的制定，直到每一个阶段运动的具体部署，都贯彻了群众路线。上下结合，领导蹲点，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等一整套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在整风运动中得到了全面的实践和运用。
　　毛泽东根据他亲自领导全党整风运动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这个理论总结集中反映在1943年6月1日，他为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这是一篇论述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在这篇文献中，毛泽东提出了“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著名论断。毛泽东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1942年的各地整风，凡有成绩者，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⑩他还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1)毛泽东这些精辟论述，把群众路线的科学工作方法与唯物主义认识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党的群众路线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党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基本工作方法，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实践中系统地总结出来的，又在整风运动中推广应用，使之成为全党干部所遵循的科学的工作方法。
　　通过整风运动，存在于广大党员干部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理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得到了全面的清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遇事同群众商量，处处倾听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得到了全面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得到全面的培养，党内涌现出了一大批密切联系群众的优秀干部。1943年2月3日，中共西北中央局在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对在工作中成绩显著、刻己奉公，在群众中有信仰的干部中选拔出王震等22名，给予隆重奖励。毛泽东亲手为受奖同志题词。他们有被授予“有创造精神”、“切实朴实”、“大公无私”；有的被授予“善于领导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一刻也不离开群众”、“为群众谋福利”等光荣称号。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也是党最基本的工作路线。对此，在党的七大制定的党章总纲中作了明确的规定。刘少奇在七大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从理论上对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进行了全面论述。刘少奇将群众观点的基本点概括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他强调指出：“这几个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12)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系统形成的党的优良作风，在七大得到了全面的理论升华。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向全党宣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13)毛泽东说，这“三大作风”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从此，“三大作风”就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作风，代代相传，并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赞歌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发起了两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这就是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毛泽东说：“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14)他把这两大运动形象地比喻为整个革命链条上的“两个环子”。毛泽东领导全党紧紧抓住了这两个环子，“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们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15)如果说整风运动，大大弘扬了党的“三大作风”，是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造思想的赞歌，那么，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中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就是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又一首辉煌的赞歌。
　　从1939年开始，国民党反动派加紧了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进攻，调动大军在边区搞武装挑衅，频频制造摩擦事件。与此同时，又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1940年11月19日，下令停发八路军军饷，切断了外面对边区的一切援助。陕甘宁边区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最困难的阶段。
　　当时，边区这块贫瘠的黄土地，经济十分落后。9.8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实耕地只有800多万亩，仅占可耕地的20%多，人口也仅150万。地广人稀，农业产量低，每亩地平均年产量不到40斤。抗日战争开始后，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成为革命的总后方，边区人民为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但面临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压迫和经济封锁，边区人民要解决自己的吃穿，要全面支援抗战，要养活脱产的四五万党政军各机关、学校工作人员，确实不易。当时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克服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动手。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报告。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向全党发出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这次大会成为边区大生产运动正式发动的标志，会后，党政军民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就在边区逐步展开了。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毛泽东为大生产运动确定的总方针。这一基本方针的贯彻，始终是建立在全边区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础上的。
　　边区农业落后，工业基础又十分薄弱，大生产运动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的。特别是在外援几乎完全断绝的情况下，要发展经济，战胜困难，一切全靠自力更生，白手起家。当时，中央从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边区大生产运动的中心一环。中央号召全边区两百万民众和全体党政军各机关、学校群众团体、留守兵团、保安部队，都要参加农业生产，要把全边区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组织到生产运动中来，自己动手，解决吃穿。要求必须在战时的条件下，力所能及地开荒种地、养猪、种菜，要逐步实现粮食和日常费用的自给、半自给。毛泽东提出全体干部要实行“三位一体”，即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中央军委向军直机关和后方留守部队提出，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的口号。在大生产运动中，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各级生产委员会，把最有经验的干部调到生产第一线，负责组织领导工作。中央领导同志，也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了生产计划，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在杨家岭办公室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片土地，亲自在工作之余种菜；朱德在八路军总部所在地王家坪也开垦了一片地自种；周恩来、任弼时在枣园参加了中直机关组织的纺线比赛，被评为纺线能手，他们当年纺线用的纺车至今还放在枣园的窑洞里。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自领导和带动下，边区大生产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中央财政部的统计，边区群众在1939年全年共开荒104万亩，增产粮食20万担，牛羊百万头，保障征收救国公粮5万担；4万在职人员的生产，平均保障了3个月的口粮，警卫营、保卫营及政治教导队则保障了10个月或半年的粮食；边区机关、学校经过半年的生产运动，开荒11万亩，收获粗粮1万多担，蔬菜约120万斤，能解决两万人所需粮食的1／4、蔬菜、肉食实现了部分自给。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留守部队的成绩最为突出。他们豪迈地提出“一把锄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战斗口号，开展了大规模的军垦屯田。军垦屯田走在最前面的是三五九旅。
　　1941年3月，王震率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全体指战员，在这几十里渺无人烟，荆棘丛生的荒芜山沟，开始轰轰烈烈的军垦屯田大生产运动。起初，创业是艰难的。没有住的，战士们临时住在用树枝搭起的帐篷里；没有吃的，战士们要到百里以外去自己背粮，道路崎岖，翻山越岭，一走就是三四天；开荒没有工具，用废钢烂铁自己打造。就这样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战，荒芜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粮食堆满仓，稻谷翻金浪，猪牛羊肥壮，鱼鸭满池糖”的陕北江南。
　　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大生产运动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到1943年，开垦种地达10万亩，收获细粮达1.2万石(折合60万斤)；收获蔬菜达595万多斤。粮食、蔬菜实现了全部自给。从1944年开始，每年向边区政府交公粮1万石。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发展农牧业的基础上，还搞了多种经营，创办了纺织厂、肥皂厂，还建立了一支拥有600头骡子的运输队。经过大生产运动，全旅战士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到1942年，全旅战士已每人每月能平均吃肉2斤以上；每天能吃菜1.5斤；每个战士每年能保证供应两套单衣、一套棉衣、两双袜子、两双单鞋，一双棉鞋。从此，边区部队再也不用为战士吃不饱、穿不暖而发愁了。过去留守部队，有的战士“夏天穿棉衣、冬天穿短裤、落霜天气，赤脚下操”(16)的艰难窘迫局面，再也不会出现了。
　　三五九旅成为边区部队大生产运动的一面旗帜。旅长王震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在三五九旅的带动下，边区留守部队都普遍实行了军垦屯田，先后开发了各自的“南泥湾”，如：槐树庄、金盆湾、大凤川、小凤川、豹子川等。
　　1943年秋，毛泽东亲自视察了南泥湾。他高兴地说，国民党要困死我们，饿死我们，他们越困，你们越胖了。他还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我们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17)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军民大生产运动中所表现出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高度评价和赞颂。
　　边区军民大生产，是以农业生产为中心、为基础的。农副业生产的发展，为边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边区经济要从根本上摆脱困境，必须要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创建和发展边区公营工业。党中央和毛泽东，中央军委、边区政府各部门都十分重视边区工业生产，下定决心自己动手，创办自给工业。
　　边区1938年以前，公营工业仅有小规模的印刷、被服等军需业，全部职工不过270余人，日用工业品几乎全靠外部输入。1938年2月，沈鸿带领7名技术工人，携带10部工作“母机”(有车床、刨床、铣床、钻床)和两箱科技书籍(主要有机械工程手册、化学工业大全等)，从武汉辗转抵达延安。这就成为当时边区创办最早公营工业的全部家当。沈鸿等少数技术人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物质、技术缺乏的极大困难，艰苦创业。他们首先创办了延安工艺实习厂，这是边区第一个机器制造厂；后又由陈振夏等努力，恢复了石油厂；又先后创办了难民纺织厂，农具厂、皮革厂、造纸厂以及八路军制药厂。在创办这些工厂中，充满艰辛，历尽坎坷。要做火药，没有“三酸”(硫酸、硝酸、盐酸)，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自己研究制造，没有炼铁炉，就自己设计，制造土炼铁炉。大家群策群力，终于获得了成功。
　　在大生产运动中，边区工业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得到了全面发展。发展最快的就数纺织工业了。难民纺织厂，开始只有8台机器，10个工人，到1942年底，职工总数已扩大到370人，拥有房屋120间，窑洞210孔，机器计有，铁机38台、木机18台、合股机7台、落纱车100多台。到1943年，边区的公营纺织厂发展到了20多家，拥有职工1300多人，能年产布3万多匹，可供部队、机关、学校所需布的70%。除纺织业外，战时军事工业及民用工业均有较大发展。留守兵团的兵工厂，到1943年能每月生产手榴弹10万枚；延长石油厂，能100%的保证无线电台、各种机器及部分汽车、油灯所需油料；各种民用工业、如纸张、印刷、肥皂、毛毯毛巾、鞋袜、食油、食盐等，也都能保证供应80—100%(18)。经过大生产运动，全边区的产业工人已发展到1.2万多人。边区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
　　边区工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迅速发展，完全靠的是全体科技人员和工人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正如沈鸿所说：“我们当年在延安，没有向钱看，而是向前看。当时工人的工资最高只有28元。我和军工局局长李强的津贴只有20元。当时的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一天想什么呢?想的只是怎样用矿石炼出铁，用铁制成枪炮，用“酸”制成火药，用棉花织成布，用马兰草造成纸，用骨头、木柴造成火柴，用牛羊油和石碱造成肥皂，用机器制造出更多的机器……我们想的是增加生产，支援抗战，建设边区，保卫边区，提高人民生活。而这些我们都实现了。像在其他事业上一样，在建设边区的工业上，我们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奋斗出来的。”(19)这就是延安时代培育起来的一代革命者对党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精神；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就是延安精神。
　　大生产运动，获得了全面的物质和思想双丰收。经过大生产运动，边区经济贫困落后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克服了极其严重的财政困难，基本上实现了边区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自给，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大生产运动全面的锻炼了干部和训练了军队，增强了干部的劳动观点，培养了军民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作风，密切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和军民关系。大生产运动显示出在党领导下，军民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向全世界证明，“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0)毛泽东自强自立的思想，在大生产运动中，取得了光辉的胜利。从延安时代开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成为党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夺取最后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新中国建国的一条基本方针。曾于七十年代访问过中国的法国规划部长里奥奈尔·斯道尔鲁认为，中国有个很好的政策，那就是自力更生。英籍女作家韩素音访华时说，自力更生再加上艰苦奋斗，使中国获得了迅速发展，今后要想达到预定的目标，仍然要靠这两条。(21)
　　整风运动中，改造主观世界所取得的思想成果，在大生产运动中变成了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力量。整风运动为大生产运动奠定了扎实的思想基础，大生产运动又检验了整风运动的思想成果，推动了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整风和大生产两大运动同时进行，相互促进，全面弘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革命传统，培育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延安精神。
　　三、正确地总结过去，胜利地走向未来
　　通过以上对延安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历史的简单回顾与总结，可以看出，以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在延安时代，通过对自身历史的正确总结和不断的自我革命、自我教育中逐步形成的；是党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不彻底批判党内普遍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就树立不起来；不彻底批判党内的宗派主义，就不能实现全党的团结和统一；不结合党的历史、不结合自身的思想和工作实际，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深刻地自我反省，真诚坦率地互相帮助，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就形不成。总之，不彻底清算普遍存在于党内的各种不正之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就树立不起来。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确地总结了过去，完成了对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彻底清算，使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走向成熟，为党胜利地走向未来，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毛泽东说：“我们走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22)江泽民也讲：“党是在战胜困难，克服失误，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的。”(23)这是非常深刻的历史结论。共产党人掌握理论的最好道路，就是要善于“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历中学习。”(24)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70年的光辉战斗历程，尽管这70年，风云变幻，饱经沧桑，但党正是在艰难坎坷之中，不断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开拓自己前进的道路。
　　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中国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清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领导全国革命和建设的执政党，中央领导始终把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全面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求全国一切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工作人员所具有的那种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
　　五六十年代的党风基本上是好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有着扎实的基础，各条战线涌现出许多弘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带头人。焦裕禄精神、“铁人”精神、雷锋精神，曾成为激励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正因为党有了一大批类似焦裕禄这样的好干部、类似“铁人”王进喜这样的好工人、类似雷锋这样的好战士，使党自延安时代培育出的一整套优良传统和作风，得以在广大干部、青年和群众中不断发扬光大，使党永远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永葆政治的活力。
　　“文革”十年内乱，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各重不正之风在党内滋长，在社会蔓延，严重败坏了党的声誉和社会风气。“文革”后，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拨乱反正，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了恢复。十一届六中全会，又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再一次强调指出，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是进行党的建设的一个伟大创造；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永远坚持。
　　近几年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由于受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在党内出现了淡化党的领导，放松党的思想教育的不良倾向，少数党的领导干部不注重自身的思想革命化、使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消极腐败等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又有所滋长，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一次受到严重冲击。党风不正，再次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忧虑、不安相不满。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首先应清醒地看到，这是国际敌对势力与国内极少数敌视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相互勾结，策划的一场预谋的反革命暴乱；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党内的消极腐败现象，以及广大群众对这种严重脱离群众的腐败现象的不满情绪，是极少数坏人用以搞大规模动乱的一个社会思想根源。
　　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也是极其深刻的。对于发生在共产党执政40年后的全国性的政治动乱和北京反革命暴乱，需要认真总结和吸取的经验教训太多了，这里不作专门论述。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指出，那就是：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多么的重要，而丧失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又是多么的危险。通过对过去一段历史的反思，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陈云讲的“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26)这一理论的深刻含义。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在十三届六中全会上，专门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决定明确地告诫全党，“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能否始终保持和发展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盛衰必亡。”决定再一次强调，“继续坚定不移地加强廉政建设和党风建设，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这是改善党群关系，保证我们事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战略措施。”
　　江泽民担任总书记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的第一站就是对革命老区延安的视察。在视察延安时，他多次反复强调了当前发扬延安精神的重要意义。他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没有过时。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岁月要发扬延安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离不开延安精神。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很难建成的。”(27)
　　党在呼唤延安精神，人民在呼唤延安精神，愿延安精神永远伴随着我们胜利地走向未来。
　　注释：
　　①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288页。
　　②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476页。
　　③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467页。
　　④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79页。
　　⑤张闻天，《出发归来记》，《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7—319页。
　　⑥同上，第313页。
　　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2月版，第700页。
　　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54—55页。
　　⑨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74页。
　　⑩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67页。
　　(11)同上，第567页。
　　(12)刘少奇：《论党》，《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48页。
　　(13)《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90页。
　　(14)毛泽东：《论军队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3月版，第1108页。
　　(15)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0页。
　　(16)肖劲光：《八路军留守兵团的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选编下册，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页。
　　(17)王恩茂：《南泥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18)李强：《陕甘宁边区工业的发展》，《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232页。
　　(19)沈鸿：《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回顾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生产》《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第240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
　　(20)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21)参见黄炳钧、任振强：《访韩素音》，载1989年9月29日《经济日报》。
　　(22)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0页。
　　(23)江泽民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9月30日。
　　(24)《恩格斯致弗·凯利—威士涅威茨基夫人(1886年12月28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8页。
　　(2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7页。
　　(26)见《陈云文选(1956——1985年)》，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245页。
　　(27)江泽民：《在陕西视察工作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89年9月15日第1版。
　　刘昌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