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务委员会的建立，确实为特种外科医院带来了一片蓬勃的新气象。
　　伤员从前线下来了。村头上，军民联合接待站的同志们接过担架；病房里，志愿护士们铺好了被褥；忠厚热情的大娘，给伤员送来了鸡蛋、大枣；天真烂漫的孩子，站在伤员身旁，唱出了鼓舞斗志的歌曲。从前线下来的伤员，无不感受到这种阶级的温暖和军民的鱼水深情。
　　伤员住院了。办公室里，白求恩和院务委员们一起讨论伤员的治疗方案；小河两旁，妇救会员们为伤员拆洗被褥；病房里，慈母般的大娘给伤员喂饭喂水；山顶上，白发苍苍的大爷为伤员采集草药。在这里，军民团结，亲密无间。
　　伤员要出院了。院务委员会召开欢送大会，老村长代表群众鼓励战士们英勇战斗，多杀敌人；妇救会主任把一双双军鞋塞到战士们的手里，嘱咐他们为人民多打胜仗。已经痊愈的伤员在群众的热烈掌声中，带着亲人的嘱托，重返前线。
　　院务委员会的建立，也丰富了杨家庄人民热火朝天的战斗生活。正是隆冬季节，杨家庄哪里还有“冬闲”的样子?赶着牲口上山的吆喝声，广场上练兵的喊杀声，此起彼伏；积肥的、采石的，到处是忙碌的身影。部队的同志按着院务委员会的安排，帮助群众生产、练兵、学习和看病治疗。军队和人民互相支援、互相鼓舞，使杨家庄的抗日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新中国的共同信念下，人民群众彻底动员起来。部队的卫生工作同群众运动紧密结合，使军队和人民溶为一体了。
　　看到这种场面，白求恩不由得阵阵兴奋。边区军民的革命热情深深地感动着他。他深知，这种饱满的热情，来自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来自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他要努力寻求这种革命热情的源泉，他要求自己把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变成自觉的行动。在院务委员会成立后不久，白求恩向翻译提出了一个考虑很久的要求：
　　“以后请你每天给我讲一讲关于边区的政治、经济、军事、群众工作的情况好不好?特别是毛主席的著作、讲话，一定要及时地传达给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我太需要了。”
　　翻译坚决地回答：“我一定做好。”
　　和白求恩朝夕相处的翻译，对于白求恩是很熟悉的。他知道白求恩对于物质生活毫不在意，但是，对于革命真理的追求，却永无满足。白求恩除了经常阅读那本《马克思主义手册》外，还经常让他译述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著作。白求恩每次会见领导同志时，总要仔细地询问世界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及其发展前途。他身边只有一份军区机关报《抗敌三日刊》，由于战斗频繁，常常不能按时收到。因此，凡是从前线或军区来了人，他都要抽出时间去和他们谈谈。白求恩每到一地，都要深入群众进行社会调查。他的身边经常有来访者，可是这些来访者在离开他的时候，往往都成了被访问者。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关于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群众工作的情况，甚至于医院驻地的历史他也要问个明白。周围的同志经常说他不仅是个医生，而且是个“记者”，他总是一本正经地对人们说：“我虽然是个医生，可是，我不能做一个不知道政治的手术匠啊!”一边说着，一边还晃着手里的笔记本：“其实，那有一个医生能够离开政治呢?”想到这些，年青的翻译决心尽力满足白求恩提出的要求。
　　白求恩担心翻译不了解他的心情，还继续说：“在加拿大的时候，我只是从书籍报纸上认识了你们这个伟大的国家。等我到了边区之后，特别是参加了一段工作之后，我才知道，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民比我知道的要伟大得多，我对中国人民了解得太少了，希望你帮助我补上这一课。”
　　从那时起，他们每天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学习时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
　　在一个落雪的深夜，他们刚刚读完新近出版的《抗敌三日刊》，忽然，外面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警卫员一跃而起，冲出去开门。随着一股寒风袭来，一位医生气喘吁吁地站在面前。
　　“白大夫，一名才送来的伤员股动脉出血了。”
　　“啊!”白求恩和翻译都惊叫起来，他们知道，在这个部位出血，几分钟就可能导致死亡。他们拔腿向手术室跑去。
　　手术室里，那个伤员面色苍白，气息奄奄，鲜血继续从伤口溢出。
　　白求恩迅速为伤员作了初步止血，又迅速检查了伤员的全身情况：伤员的脉搏细弱，血压已经听不到了，这说明如果不进行离断手术，伤员必然因为失血而死亡。如果立即进行手术呢?伤员严重贫血，血色素只有四克，经不住这样大的手术。血，成了挽救这个伤员生命的关键!
　　“准备输血!”白求恩简短地指示说。
　　医生在伤员耳垂上取了一滴血，试验结果，伤员是“B”型血。
　　几个已经挽起袖子的医生、护士，失望地把胳膊放下了。部长分开大家，走上前说：“输我的吧，我是B型血。”
　　白求恩不同意，说：“你刚输过血，连续输血，会影响你的健康的。”
　　在场的几个医生、护士的血型都和伤员的不一致。政委建议立即再找另外的同志来，白求恩拒绝了，说：“来不及了。我是‘O’型血，万能输血者，抽我的!”
　　抽白求恩的血，这怎么行呢!部长劝阻他说：“你年纪大，身体弱，工作又繁重，你不能献血!”
　　白求恩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要耽延时间了，救伤员要紧。前方的战士为国家为民族可以献出生命，我们在后方工作的同志，拿出一点血来又有什么不应该呢!?”
　　说完，白求恩分开大家，径直走向另一张手术台。在伤员旁边躺下，对拿着三通注射器的医生说：“来，开始吧!”
　　医生犹豫地看着部长、政委。白求恩着急了，抖动着胡须，严肃地说：“这是命令，你必须执行!”
　　还能说什么呢?医生拿着镊子，夹起一块碘酒棉球擦了擦白求恩的肘部，然后把三通注射器的一端插在白求恩的肘部，把另一端插在伤员的血管里。随着针栓的移动，殷红的鲜血从三通管里缓缓流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三百毫升鲜血，徐徐流进了八路军战士的血管里。
　　为同志输血，在我们这支革命的队伍里本来是常有的事情。可是，当人们看着血液从白求恩这样一位老同志身上流到那个年青的战士身上时，人们心里禁不住一阵阵热浪冲击，人们屏住呼吸，谁也没有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注视着三通注射器针栓的移动……
　　手术室外，挤满了闻讯赶来的群众。他们看着这情景，一双双眼睛湿润了。
　　血，在人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崇高、庄严的名称。血是和生命相伴随的。血是生命，生命是血。今天，白求恩把自己的鲜血输给八路军战士，就是把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啊!
　　血，在人们的心目中，又是忠诚、纯洁的象征。历史上有多少关于血的动人故事啊!英雄们用自己的血表示和敌人奋战到底的决心，用自己的血表示革命战友间的深厚友谊。今天，白求恩把自己的鲜血献给了八路军的战士，这又是何等纯洁无私的国际主义情谊!
　　躺在手术台上的白求恩，此时却是十分坦然。对于他，献出几百毫升鲜血，又有什么值得提起呢?如果需要，就是献出生命，他也会在所不惜。等医生放下针管，他立即坐起来，走到伤员身旁。他用手按着伤员细弱的脉搏，眼睛注视着伤员的脸色：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了，伤员的脸上泛起了微微红晕；
　　时间又一分一分地过去了，血压计的水银柱渐渐上升。
　　这是多么令人鼓舞啊!它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的鲜血，流遍了八路军战士的全身，使他重新获得了生命。
　　白求恩转身系上了围裙，命令说：“手术。”
　　部长又拦住他，坚持要他休息。医生们也诚恳地表示，他们一定能完成手术任务。白求恩笑了起来，他耸耸肩膀反问大家：“你们能想象一个同志在自己战友生命垂危时刻转身走开吗?我们的部长献血后不是还在坚持工作吗?还有医生、翻译在献血后，他们不都曾经继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吗?”
　　他还是留下了，做完了手术。伤员得救了，手术室内外响起了轻松的谈话声。白求恩随着担架走出手术室，挤在门口的人们把亮晶晶的眼睛一下转向白求恩。
　　人群里，一位六十开外的老汉再也忍不住了。他走上前去，一把抓住白求恩的胳膊，颤抖着声音说：
　　“白大夫，我全看见了，你把心都交给我们了。我有句心里话得跟你说说：我老了，上前线，咱们八路军说不行了。可我还有一身子血肉，不能白白地活着。这以后，要血，就抽我的；要皮，就从我身上割。往后可别再要你们的啦!”
　　“对!以后就抽我们的吧!”
　　“抽我的!”
　　“算上我一个!”
　　老人的话音一落，聚集在手术室前的群众中立即响起一片恳切的喊声。
　　白求恩深情地望着这个老汉，望着他背后那些热情的群众。他对他们说些什么好呢?他想称赞他们，可是他不知道该用怎样美好的词句；他想抒发内心的敬意，可又不知该从何谈起。他只好默默地体会这种崇高的感情，用他的整个身心去体会这种崇高的感情所包含的巨大力量。
　　老汉继续坚持他的要求，非要白求恩当场表态不可。白求恩为难地说：
　　“谢谢你，老人的血是不能献的。”
　　老人立即反问白求恩说：
　　“你呢?你不也是五十岁的人吗?可你为什么能献血?白大夫，你还不知道我们这些人家吧!我老伴叫日本鬼子打死了，儿子也叫日本鬼子抓走了，儿媳叫日本鬼子逼得跳了井，我身边只有一个几岁的孙子。就这样，日本鬼子还不放过我们。后来，幸亏一位八路军战士救了我们这一老一少，还把我们护送到这里，但他却光荣牺牲了。这些八路军战士和我们并不认识，可他们又为什么呢?白大夫呀，八路军是我们的子弟兵，是我们的亲人啊!八路军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没有毛主席、共产党，没有八路军同志们，就没有我们爷儿俩啊!白大夫，你答应我吧!”
　　老人朴素真挚的话语，说出了边区人民在心底蕴藏已久的深情。白求恩猛地拉住老人的手，又一下子抱住了老人的肩头，感慨万千地说：“老人家，我能理解你的感情，我完全理解……”。
　　在边区的战斗生活中，白求恩何止一次遇到过这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他曾在日记中驳斥了一些人对中国的侮蔑，他说：谁说中国人民不动感情，他们具有最高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遭受到凌辱，可是他们懂得什么是友爱；他们尝受到痛苦，可是他们知道什么是愉快；他们受过无穷的苦难，可是他们仍然保持着……乐观精神和聪明智慧。”在日记中白求恩极为亲切地抒写了他与中国人民的阶级感情：“我已经爱上了他们，我知道他们也爱我。”
　　白求恩给伤员输血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一连几天，杨家庄的群众，后方医院的医生护士，纷纷拥到院务委员会来要求献血，连伤员们也相互搀扶着来了。几天来要求献血的人们把一间不大的办公室挤得水泄不通。院务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专门会议，来研究一个办法。
　　这天主持院务委员会会议的是老村长。人们刚坐下，他就提出了一个建议：“咱们得想个长远的办法。要输血的伤员这么多，光从同志们身上抽行吗?连咱们白大夫都献了血，这怎么行?打以后咱们排排队，下一次抽我的，往后……”他指了一下参加会议的武委会和妇救会主任们说：“抽他们的，再往后抽骨干分子的。”
　　这个建议使大家很受启发。最近平绥战场上下来的伤员需要输血的比较多，如果事先化验好血型，需要时就可以随时取用。经过一番讨论，大家接受了老村长的建议，决定先把医院的工作人员组织起来，然后再考虑群众的献血问题。并认为应当动员一下，讲清输血的科学原理。
　　老村长不以为然：“还要动员吗?大伙听说白求恩同志献了血，早就憋着劲啦!”
　　白求恩不同意老村长的说法：“没有那么大的影响，还是要向群众讲清道理。其实输血并不神秘，土里没有种子，长不出小米；身上没有血液，生命就会发生危险。伤员的身体失去大量的血液，只有补给他们才能维持生命。从一个健康人身上抽点血，对于身体不会有妨碍。因为健康人的造血机能完善，很快自己就会补上。我们用自己的血救活一个战士，胜于消灭十个敌人。”
　　最后，院务委员会决定先由老村长向群众作一次动员，然后自愿报名参加。对于献血的人，每人发给一百个鸡蛋、一斤红糖，作营养补助。人民战争中的另一个创举——“志愿输血队”，就这样在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产生了。
　　动员大会还没有召开，报名献血的人就行动起来了。开会那天，老村长刚说了开会的目的，几个小伙子就跳上台，伸出胳膊要求验血；那些稳健的老人也沉不住气了，一个个直朝台上挤；那些医务人员则利用他们的工作条件，把已经验好血型的人的名单当众宣布了。就这样，动员大会开成了成立大会，“志愿输血队”当场成立了。这个输血队有医院的全体工作人员，自然也包括白求恩，还有杨家庄的绝大多数男女青年。那些老年人经过大家举手表决，“被迫”当了候补队员。人们为“输血队员”的光荣称号而自豪。他们把红布黑字的血型标志别在胸前，有的还带着布条特意到要好的亲戚邻居家去串门。望着这喜气洋洋的人群，白求恩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前飘动的红布条，也得意地笑了。是啊，为伟大的抗日战争献血确是使人感到自豪呀!
　　血源的问题彻底解决了。这是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第一个“志愿输血队”。在西班牙，白求恩曾经第一个把血液送到前线，但是，那时输血要经过许多艰难曲折：昂贵的储血设备，现代化的运输工具，敌人的炮火封锁……。从一六六七年人类第一次输血开始，多少人在探索科学的输血方法，可是，整整经历了将近三个世纪，人们才在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场上，看到了这项工作的光明前景。
　　白求恩感慨地向部长说：“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血库，这在外科医学的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西班牙，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办法。毛主席说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这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啊!我钦佩中国人民的觉悟水平，也钦佩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组织动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