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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人民战争的海洋里——一个八路军医生的成长

《白求恩在中国》编写组


  还是在十二月八日从三五九旅返回以后,白求恩就给军区司令员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报告了医疗队在广灵伏击战中的工作情况。在谈了伤员的伤情分析和工作成绩之后,白求恩写道:
  “我们医疗队,此次紧跟在部队后面进行急救医疗工作所获得的成绩,充分表明这种工作方法的正确性。……一个革命医生坐在家里等着病人来叩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医生应该跑到病人那里去,而且愈早愈好。每一个旅都应该有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归自己调动的流动医疗队,它是前方部队的急救站和后方医院的桥梁。”
  接着,他建议:为了把这个新的经验加以推广,“最好把各部队团以下的卫生工作人员和医生集中到后方来,开一个速成训练班。”
  白求恩的建议得到军区领导的赞同。随着医院院务委员会的建立,各项工作的就绪,办速成班的事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速成班被命名为“特种外科实习周。”
  “特种外科”这个名称,按白求恩的想法,是指游击战争中火线救护时一些特定的战伤的诊断治疗。为了便于培养医务工作干部,军区后方医院一所集中收容这种属于特种外科的伤员,一所也就改称为“特种外科医院”。后来,院务委员会成立,依靠群众来建设和管理医院,群众的家就是医院的病房,群众的炕就是医院的病床。把医院建立在群众之中,这就又赋予“特种外科医院”以新的含义。“特种外科医院”的名字也就越叫越响了。
  “实习周”,原先准备抽调团以下医疗单位的卫生工作人员来参加,后来扩大到也吸收一部分各分区、各旅卫生部门的主要领导干部。
  一九三九年一月三日,实习周开始了,学员们一个个按时赶来了。一时间,村前村后,笑语喧哗,把杨家庄闹得热气腾腾。
  可是在这兴高采烈的气氛中,三五九旅卫生部的潘主任却心事重重。今天中午,他牵着汗淋淋的战马,兴冲冲地去找白求恩报到。可是出人意料之外,白求恩惊奇地说了一句:“你?你怎么也来啦?”没容得潘主任说话,白求恩又毫不客气地说:“请你回去告诉旅长同志,我认为他派你来参加实习周是错误的,我不能接收你这样的学生。”
  “为什么不接受我呢?”潘主任实在想不通。“是因为我的技术基础不好吗?不会,白求恩对于技术不好的同志从来都是热情帮助的。是因为自己的工作不好吗?也不会。这些年来,在毛主席的教导下,在党组织的培养下,自己因为爱护伤员还立过功,评过模。白大夫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把伤员看得比自己还重,他不会不欢迎我的。”
  到底为什么白求恩拒绝潘主任参加实习周呢?这还得从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说起。那时白求恩在三五九旅医院检查工作,在一个病房里,他发现一名上肢负伤的伤员由于处理不当,没有及时上夹板,右臂已经变形,一块犬牙状的长骨露在外面,骨端断口发黑,伤口散发着糜烂的恶臭。
  白求恩十分生气地质问:“这是谁干的事?”
  问了一声,没人回答;又问了第二声,潘主任上前回答说是他干的。他是旅卫生部的政委兼医务主任。
  “是你?”白求恩既惊奇又恼火。一个旅的医务主任干出这种事来,显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白求恩严厉地批评说:“你为什么不给他上夹板?你知道你面前躺着的是什么人?这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战士,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精锐,是我们亲爱的同志。你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站在一旁的旅卫生部长想解释一下,潘主任制止了他,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伤员的右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被锯掉了。直到晚上,白求恩还在生气,说:“我要报告旅长,假使一个连长丢了一挺机关枪,不用说是要挨批评的。枪还可以从敌人手里缴获,可是失掉了一个战士的臂膀,这种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就是因为这件事,使白求恩对潘主任产生了不好的看法。在白求恩眼里,他是一个不懂装懂、不负责任的干部。白求恩认为,实习周是不能接收这样的干部来学习的。
  晚饭后,参加实习周的同志被召集到院务委员会开动员会。潘主任跟在大家后边,最后一个走进会场。他在门口的一条凳子上坐下,心里忐忑不安。老村长讲话以后,白求恩向大家说:
  “这次实习周采取一种新的学习方法。实习周分为招呼员、护士、军医三组,三个组的同志每天轮换。对于你们,特别是领导干部们,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法呢?这是因为我们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历史上剥削阶级的任何军队都不同。在剥削阶级的军队里,对一个军医要求的只是技术。但是,对于我们这支军队来说,会打枪的人是不是就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八路军的战士呢?不一定。同样,一个掌握了技术的人也不一定称得起八路军的军医,我们的军医还得具备一个重要条件,成为马克思说过的那种人民的公仆。所以,要请你们做招呼员的工作,学会照料我们的伤员。
  “实行这种训练办法还在于许多同志都是领导干部,请你们抬担架、洗器械,给伤员喂饭、换药,是为了使你们知道你的下级每天都做些什么,只有知道他们做些什么,你才有资格指导他怎么做。”
  动员一结束,学员们被编成了三个大组。白求恩果然没有算潘主任的数。不过还好,一位同志因病请假了,在大家建议下,潘主任冒名顶替参加了招呼员组。
  紧张的实习周开始了,潘主任负责四号病房。他一会儿给伤员打针服药,一会儿清整病房,伤员们怎么也认不出,这个热情勤快的招呼员会是旅卫生部的政委兼医务主任。
  中午,白求恩带着医生组的同志们检查病房来了,看到这个整洁舒适的环境,听着伤员们的一致称赞,很满意。恰巧,潘主任提着便盆进来了,白求恩一见,奇怪地问:“这个病房是你负责的吗?”
  潘主任答道:“是我。有什么不好的吗?”
  白求恩满意地说:“很好!”
  下午,白求恩又特地到潘主任负责的病房去了一趟。潘主任正帮助一个伤员练习功能恢复。伤员拖着僵硬的腿,伏在潘主任的肩头,艰难地行走。虽然是严冬,两个人的头上都冒着热气,看到这些,白求恩拉了翻译一把,转身走了。
  晚间,全体学员集合,听白求恩讲颅脑手术。白求恩把病变定位、手术步骤、注意事项,一一讲完后,又把一张局部解剖图挂在黑板上,让大家临摹下来。在学员们画图的时候,他特意来到潘主任身旁。潘主任的笔记详细记下了讲课内容,清晰地画出了复杂的标图。看着这份笔记,白求恩不由地暗暗说了个“好”字。
  第二天,各组学员轮换了,潘主任参加了医生组的实习,跟着白求恩来到手术室。手术台上躺着一位兵工厂的同志,他在进行试验时把手炸伤了,需要做切除。白求恩给他消过毒,指着他的手问大家:“这个伤员的切除位置应当确定在那里?”
  一位同志认为应当从贴近手掌的关节部位切开,因为他的五个指头都已经负了伤。
  白求恩没有表态,转身回视大家。有人表示同意这位同志的意见。白求恩看了潘主任一眼,潘主任正在专心思考,没有发言。白求恩喊道:“潘主任,请你回答。”
  潘主任抬起头来,果断地说:“我不同意这样的切除法。如果这样,伤员的一只手等于全废了。他的食指上有两节还没炸坏,我认为应当保留下来,将来也许有用。”
  白求恩认真地听着潘主任的分析,待他说完,立刻肯定说:“这个方案非常好。我们不但应当想到伤员的今天,还要想到伤员的明天,将来装上假指,伤员留下的两个指节就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个手术由潘主任向大家示范,我当助手。”
  这却是潘主任没想到的。他镇静了片刻,接过手术刀,在十几双眼睛注视下开始了手术。不要看潘主任满手老茧,做起手术来,他的动作就象姑娘绣花一样,灵巧极了,连那些过去与他一起工作的同志,也都以新奇的目光看着他。
  白求恩越发疑惑了。这样一个热爱伤员、精通技术的同志,怎么会犯那种错误呢?他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也不是一个不懂装懂的人。可是两个月前的那件事是他亲眼看到的呀!难道这两个月里他进步这样大?
  “不是,这两个月里他是有进步,但是他过去就是一位比较好的卫生工作领导干部。”翻译看出白求恩的疑问,在从手术室返回时,向白求恩作了一番详细的介绍,特别讲述了那次事故的真情:“那个伤员并不是潘主任处理的,你见到他的时候,伤员刚从前线抬下来。”
  “他为什么不申辩呢?如果讲清了,我不会对他那么不客气的。”
  “他认为你的批评并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而是对整个旅的卫生工作。他是医务主任,是卫生部的政委,自然应当负起责任来。事后,他追查了这件事,对那个团里的卫生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他自己到旅长那里作了深刻检讨。”
  白求恩又感动,又后悔,不知说什么好。
  翻译接着说:“你还不了解他,讲起他的经历,你大概很难相信那是他的过去。”
  翻译低下头,开始叙述起潘主任的往事:
  潘主任一家祖孙几代人都是当长工的。在旧社会里,穷人家的孩子还不如地主家的一条狗,为了抵债,他八岁那年就到地主家干活。按说正是上学的时候,可他得一天到晚光着脚在外边跑。夏天身子晒脱了皮,冬天脚上冻起了疮,就这样还得挨打挨饿。十三岁那年,他实在忍不住了,把放牛鞭子一扔,从地主家偷偷地跑到山里参加了红军。先是当勤务员,首长们每天教他认几个字,慢慢能写自己的名字了,党组织又把他送到后方医院当招呼员。在那里,和那些同他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一起学文化。这以后,他逐渐学会些技术,当上了军医。他有革命热情,又肯吃苦。当医生时,为了背拉丁文单字,油灯烧了他的头发他都不知道。有一次,他为一个多发性脑外伤的伤员做手术没有成功,难过得一夜没有睡好。第二天,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封锁线,去向一位老医生请教,回来以后,二话没说又上了手术台,终于为这个伤员做好了手术。他那点技术全是在工作中跟着老同志这样一点一滴地学会的。……
  自从来到八路军以后,白求恩时常听到人们把八路军比做学校,把人民战争比做学校。今天,潘主任的成长再次向他证明,事实确是这样。在八路军里,有多少象潘主任这样的同志啊!在他们当中,潘主任并不一定是最典型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向人们证明:八路军的干部就是这样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摔打锻炼出来的!
  潘主任的经历,也使白求恩深深责备自己。当时为什么没有认真调查一番呢?为什么没有及早访问这样动人的事迹呢?
  听完翻译对潘主任事迹的讲述,白求恩想了很久,很久。他恨不得把自己的技术一下子教给同志们,对潘主任更是充满了感情。
  他手把手地教潘主任做手术,精心帮助潘主任整理手术图谱。这是两双什么样的手啊,一双手握过放牛鞭子,留下旧社会创伤的斑痕;另一双手抚摸过巴黎的公社战士墙,治疗过西班牙人民阵线战士的伤。这两双手是多么有力量,又是多么灵巧啊!
  转眼七天过去了,实习周结束的头一天晚上,潘主任又被白求恩请去了。白求恩询问了潘主任的学习情况,并且向他做了自我批评,给他提出了今后的希望。送出了潘主任,白求恩走进房间搬出打字机,给三五九旅首长写了大意是这样的一封信:
  过去,我对中国缺乏了解,特别是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惊人奇迹,我知道的太少了。……通过潘主任这件事,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使我进一步了解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的伟大内容。
  第二天,朝霞为银装素裹的群山又染上了层层绯红。学员们迎着初升的太阳,奔向了各个战场。望着他们,白求恩看到人民战争中培养起来的一代新人正在茁壮成长。此时,他的心头回响着一个伟大的声音:“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白求恩在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白求恩在中国》编写组.—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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