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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二、中央红军长征的历史过程

申沛昌 任学岭主编


  (一)中央红军长征的开始和初期的失利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和中央红军主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8.6万余人,分别由瑞金、兴国、宁都地区向集结地域开进,实行战略转移。
  10月25日,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后,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觉察红军的前进方向是要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立刻调集重兵,布置好口袋阵势,等待中央红军钻入,准备一网打尽。红军突围开始后,“左”倾错误领导人一改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所推行的冒险主义和失利时的保守主义,实行了逃跑主义,拒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建议,采取消极避战的方针,一味地命令红军西进,放弃了在湘南歼敌的良机。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由于行动迟缓,使红军遭受了最为严重的损失。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战斗空前激烈、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战役,由于“左”倾领导人指挥错误,在优势敌人进攻下虽经红军英勇战斗并渡过湘江,但人员损失过半,中央红军连同沿途的减员,已由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这是“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蒋介石为了阻挡红军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急忙调整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的途中。如果红军继续北上,势必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后果不堪设想。而博古、李德等不察敌情的变化,仍然命令中央红军北出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王稼祥、洛甫提出放弃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12月11日,红军占领通道。次日,中央军委召开通道会议,改变了进军方向,转入贵州,但会后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去湘西。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进军贵州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左”倾领导人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并为纠正“左”倾错误创造了条件。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仍要中央红军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并通过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排除了李德的干扰,为顺利召开遵义会议和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共产党内的重大而急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奠定了政治基础。
  (二)遵义会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
  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9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进入遵义城。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在军事领导上的严重错误,决定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补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取消三人团和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并规定“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议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重大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为胜利完成长征、战胜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根据敌情的变化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鉴于军事指挥集中的需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指挥军事。在新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红军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四渡赤水,声东击西,使敌军疲于奔命。3月下旬,红军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慌忙调滇军增援。红军乘机奔袭云南,直逼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云南当局急忙调集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的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以急行军速度,于5月9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至此,红军摆脱了约40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地区的计划,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方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胜利,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进一步发展革命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5月12日,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林彪反对毛泽东的领导、反对机动作战的严重错误,进一步说明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动作战以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会议决定继续北上,抢渡天险大渡河,到川西会合红四方面军。5月下旬,在进入彝族地区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根据党的民族政策,同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并使其他部落保持中立,顺利地通过了彝族地区。随后,红军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使蒋介石要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彻底破灭。
  中央红军渡过大渡河之后,继续北进,红军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懋功县城东南的达维镇附近的木城沟土桥上与红四方面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一、四方面军的会师,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十多万人,壮大了红军的力量,为日后统一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创新的局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如何正确分析形势,尽快确定新的战略方针,打破蒋介石的围堵计划,建立新的根据地,成为党和红军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懋功的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于28日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根据两河口会议精神,中革军委于29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并增补张国焘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委员。
  6月底,毛泽东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领导人离开两河口北进,连续翻越几座大雪山,于7月10日到达上芦花,在这里,一面筹备粮食,一面耐心地等待张国焘执行两河口会议精神的决定,率军北上,会攻松潘。然而,张国焘却借口种种原因,迟迟不肯北上。7月9日,张国焘以“川陕省委”名义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改组红军总司令部,要陈昌浩任红军总政委。1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共同北上,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几经曲折,张国焘最后同意红四方面军主力向毛儿盖集中。8月3日,红军总部又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一、四方面军混合编组,组成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月4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决议的正确性,强调两个方面军的团结是极端重要的。
  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在毛儿盖召开会议,着重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夏洮战役计划的报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的具体部署,变右路军为北进主力,这一决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随后,中共中央随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经草地北上,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5000余人,取得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第一个大胜利,粉碎了敌人阻止红军北上的企图,打开了红军北上向甘南前进的门户,为实现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初,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借口噶曲河涨水,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提出南进主张,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9日,中共中央在巴西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认为张国焘有分裂和危害中央的企图,当即决定率领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脱离危险区域,他们半夜从巴西出发,次日晨到达阿西。同时,中共中央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我们应该根据党中央正确战略方针继续北上”,“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南下是绝路”。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鉴于一、四方面军已分开,北上红军只有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乃一致同意毛泽东提出的行动方针,决定改变川陕甘计划,打到甘东北或陕北,进行游击战争,以便得到国际的指示与帮助,整顿修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会议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此后,陕甘支队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方针,攻占天险腊子口,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英雄气概,翻越六盘山,绕道环县、曲子镇,晓行夜宿,长驱东进,于1935年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起县城)。至此,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结束。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简史/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大学陕北文化研究院,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编;申沛昌,任学岭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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