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作为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中央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共中央落脚陕北表明：“一个旧的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①。“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②这个新局面主要表现在长征开始并实现了中国革命的“四个转变”。
　　(一)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实现了中国革命道路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
　　长征的过程就是中国革命在实践上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过程。分析长征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第一，长征的整个过程走的都是农村。长征不是以攻占大城市为目的，所以长征中红军虽然也经过了大的中心城市，如兵力空虚的贵阳和昆明，但红军并没有去攻打和占领，只是从战略角度进行了佯动。长征通过农村“威胁”城市的方式胜利地完成了战略大转移。第二，长征落脚点的选择都是在农村。长征落脚点的选择事关长征的成败。长征开始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敌情的变化，通道、黎平会议后改为向贵州进军。此后，红军虽然多次改变落脚点，但哪一次也没有把大中城市或中心城市作为落脚点。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落脚陕北，这是继井冈山斗争以来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军队在农村包围城市道路问题又一次成功的实践。长征的胜利，不仅从实践上进一步证明了农村道路的正确性，而且为全党形成统一的认识奠定了实践基础。实践的成功促使了指导思想的改变，而指导思想的改变又使实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长征在指导思想和实践上实现了中国革命道路从城市到农村的彻底转变。
　　1.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促使“城市中心论”在实践上彻底转变的开始
　　中国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对这个问题，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初期并没有进行深入的思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经过艰难的探索，在实践中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并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总结。1930年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标志着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的基本形成③。在这个理论指导下，中国革命开始恢复，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转变。
　　然而，受大革命影响，特别是共产国际的影响，以及党内的教条主义，“城市中心论”占据了主导地位。“土地革命战争前八年，毛泽东虽然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但并未被党中央所承认。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是城市中心论。”④“城市中心论”使中国革命出现了大革命以来的又一次重大失误和严重挫折。正如《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以城市中心论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这说明促使全党对从城市中心到农村中心转变反思的开始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2.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是对道路反思的继续，为遵义会议从指导思想上实现革命道路的彻底转变奠定了基础
　　中央红军渡过湘江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蒋介石为了阻挡红军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急忙调整部署，企图围歼红军于北进湘西的途中。如果红军继续北上，势必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后果不堪设想。而博古、李德等不察敌情的变化，仍然命令中央红军北出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这紧急关头，毛泽东、王稼祥、洛甫提出放弃北上会合二、六军团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如果说在通道还犹豫的话(通道会议改变了进军方向，但会后由于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去湘西而未能实现转兵)，到黎平则是以政治局决议的形式果断地实现了转变，即黎平转兵。(黎平政治局会议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黎平会议肯定了毛泽东进军贵州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左”倾领导人北上湘西的错误主张，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并为纠正“左”倾错误创造了条件。)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李德仍要中央红军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并通过了《关于野战军通过乌江以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是“左”倾统治在长征中的第一次动摇，使毛泽东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3.遵义会议实现了中国革命道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转变
　　毛泽东说过：“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一个长时期中，许多同志把党的中心任务仍旧放在准备城市起义和白区工作方面。一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转变，是在一九三一年反对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胜利以后，但也还没有全党的转变。”⑤“应当指出，在1932年以后，由于红军对中心城市的不能攻克或不能固守，特别是由于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实际上已经停止了夺取中心城市的行动；而在一九三三年以后，又由于城市工作的更大破坏，临时中央也离开了城市而迁入了乡村根据地，实行了一个转变。但是这种转变，对于当时的‘左’倾路线的同志们说来，不是自觉的，不是从研究中国革命特点得出的正确结论的结果，因此，他们依然是以他们错误的城市观点，来指导红军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并使这些工作受到破坏。例如，……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所谓‘中国两条道路的决战’和所谓‘不放弃根据地的一寸土地’的错误口号，等等，就是明证。”⑥更极端的例子就是1934年秋，红七军团6000余人攻打福州的失败。
　　“城市中心论”是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一个方面，随着“左”倾错误在党中央统治的结束，它的实践也就结束了。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一贯就是农村中心论的杰出代表，并为此而多次受到“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从此，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不仅逐渐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更重要的是这条正确道路的贯彻有了保证。而王明在1937年回国后重提城市中心的失败，则是城市中心论的彻底失败。“王明路线长达四年的统治，尤其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城市中心论’给这个革命造成惨重损失的教训，才使中共中央通过遵义会议决议，最终确立了以农村为中心的牢固观念，中国革命才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逐步走向全国胜利。”⑦
　　4.中央红军落脚陕北、陕北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不仅证明了这条道路的正确，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革命在指导思想和实践上从城市到农村彻底转变的实现
　　长征后的实际情况使全党更加认识到中国革命只能以农村为中心，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全党最终统一了认识。长征结束时，红军由30多万人变为不到3万，根据地丧失90％以上，白区工作丧失了100％，中国革命的主要武装力量受到了严重挫折，敌我力量的对比更加悬殊，革命的艰巨性比长征前更加严峻，还要面临比国民党更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党再也没有犯过去的错误，政治路线的改变就是这种实际情况的反映。与此相适应，党的战略方针和战略重点也发生了变化，党的军事路线也由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
　　5.中国革命道路从城市到农村的彻底转变为道路理论的成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基础，并使之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展
　　长征是中国革命由城市转入农村的又一次伟大而成功的实践。长征实现了中国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转变主要是由于指导思想的改变从而使它在实践角度得到了充分体现。诚然，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的成熟是在延安时期，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由于城市道路失败和长征伟大实践成功的对比，才会有这个理论的成熟。严酷的战争环境使长征没有也不可能从理论上对此进行概括和总结，长征用事实和实践证明了道路理论的正确，为毛泽东等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践素材。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熟，从理论上进一步总结和完善道路理论只是时间的问题。
　　抗日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强调抗日战争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取得胜利，把国内斗争的经验运用于民族斗争，所以，才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壮举，最终完成了革命道路在实践上的彻底转换。1936——1939年，毛泽东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着重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标志着道路理论的成熟，从此，中国革命就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由此可见，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是对这条道路反思的开始；通道、黎平转兵是反思的继续，为遵义会议从指导思想上的转变奠定了基础；遵义会议是这条道路在党在指导思想上转变的开始，而中央红军落脚陕北、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标志着新道路在实践转变上的完成；抗日战争则是对新道路的运用和发展。
　　(二)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到北方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党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并没有去考虑南方和北方问题。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扩大，使得南方和北方在中国革命中具有了特别的意义。长征开始并实现了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到北方的转变，这一转变，客观上解决了在日本侵华形势下中国革命又一重大问题，它不仅使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有了发展，而且对于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长征前，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南方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红色政权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过多次武装起义，红色根据地发展到15块，中国革命实现了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分析当时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南方。然而，“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代表者们否认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所造成的南方和北方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种情况只是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才起了一个相反的变化)，错误地反对所谓‘北方落后论’……”⑧为什么中国革命的重心在南方呢?这是因为，在近代，南方是中国革命的发源地。毛泽东也说过“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到了抗战时期才转移到了北方。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都是在南方，南方是很光荣的。但是同志们，这些革命都失败了，太平天国失败了，辛亥革命失败了，北伐战争失败了，土地革命失败了，都失败了。”⑨
　　2.中国革命重心转变的必然性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两大基本矛盾交替上升，由此使近代中国社会划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加深，中日矛盾已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中国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中国与日本以外其他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结束内战，动员全民族共同抗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最主要任务。国内的一切政党、阶级、阶层都必须围绕这个最主要任务来制定自己的纲领和政策。
　　长征前，南方各根据地的形势和发展前景都不容乐观。国民党在军阀混战结束后，开始不断强化中南各省统治力量，先后调集了上百万大军向各个革命根据地进行多次军事“围剿”，根据地经济日益困难，加之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使中国革命在南方的发展遇到了困难。在日寇侵略中国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何正确处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关系，摆脱困境成为党的主要任务。同时，北方已经成为抗日的前沿阵地，“北上抗日”更有号召力。“毋庸置疑，红军长征开始时，中共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问题主要是从政治策略上考虑的，还不是红军长征这一重大军事行动的直接战略方向和战略目的。”⑩但是，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党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有了根本的变化。当时，正值华北危机空前加深，全国正处于抗日救国运动高涨的前夜。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步伐，妄图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在两河口会议明确地把北上抗日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的紧密地结合起来，适时地确定了党的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并使之成为夺取长征胜利的行动指南和政治基础。作为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理应在这场民族斗争中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领导全民族抗战已是义不容辞。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主要力量在南方，无法奔赴抗日前线。在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哪种政治力量能够成为抗日救国的中坚，哪种政治力量就能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并获得迅速发展。因此，革命重心的北移，既是摆脱困境、发展革命力量的需要，更是抗日斗争的需要。
　　而且，在日寇扩大侵华的条件下，北方这种在地理条件一般意义上的优势就更加突出地体现出来。陕北地处全国中心，可进可退，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向东可以直接进入抗日前线。这里沟壑纵横，远离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重兵把守的大中城市，是国民党统治相对比较薄弱的地区，有利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保存和发展自己，是“北方的井冈山”。同时，这里还有一支相当力量正式红军。更重要的是这里已经建立起了一块根据地——西北革命根据地，这块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仅存的一块相当大的革命根据地。红26军和27军在连续粉碎国民党对陕北的两次“围剿”，尤其是在第二次反“围剿”斗争后，把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在20多个县内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陕北、陇东一带的30多个县，是理想的抗日大后方(11)。
　　3.长征实现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向北方转变的历史过程
　　1934年7月，红七军团高举“北上抗日”旗帜，揭开了红军战略转移的序幕，中央红军长征开始是中国革命重点由南方向北方转变的开始；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否定了博古、李德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中央红军迅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实现了由东部到西部的转移，也是在实践上实现北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为战略转移取得胜利奠定了组织基础，并开始了中国革命战略重点由西南向北方的转变；两河口会议明确地把北上抗日与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和战略目的紧密地结合起来，适时地确定了党的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包座战斗的胜利，为实现中共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关于北上和南下的争论是转变的分歧和曲折；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标志着中国革命战略重点从南方向北方转变的实现；党中央在陕北的一系列政策，不仅初步解决了陕北苏区当时面临的各种困难，而且巩固和扩大了陕甘根据地，使中国革命有了巩固的大后方；西北和平局面的实现、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和山城堡战斗的胜利，标志着内战的结束，也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向北方转变的最终完成。
　　4.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到北方转变的特点
　　以中央红军为代表，各主力红军的长征都经历了曲折过程，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这个转变是在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下被迫进行的。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进行长征，而蒋介石为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以“安内”，派几十万部队对各路红军进行了疯狂的围追堵截，“我们经过了很多困难，从南方被赶到北方，从几十万人到只剩下几万人。”(12)1961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的谈话时也说：“一万二千五百公里的长征是光荣的，但实际上是由于犯了路线错误，被敌人追赶的不得不走的。”
　　第二，对战略转移方向的认识是多变的、不断发展的，转变也是逐步完成的。红军长征是与寻找落脚点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红军在长征中至少七次改变落脚点。红军长征的最初目的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由于敌情的变化，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后改向贵州进军。此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多次召开会议，多次选择战略转移方向，特别是两河口会议后，把单纯的战略转移与抗日斗争联系起来，使战略转移的目的地逐步明确，最终在榜罗镇会议确定到陕北根据地。
　　第三，这个转变损失惨重、教训深刻，虽历经曲折，但最终成功。长征中，红军人数大幅度地减少，绝大多数根据地丧失，革命遭受严重挫折，中国革命又重新进入了低潮。翻开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各路大军尽管启程时间不同、行军路线各异，但都是千回百转，非常曲折，大体上都经历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历史过程。红军长征的过程，就是逐步从南方向北方转移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万里长征教育了我们。”(13)迫使进行的战略大转移客观上顺应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使被动的逃跑、撤退和转移成为走向成功的转折点。
　　5.中国革命重心转变的重大意义
　　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向北方战略转移的胜利，充分证明了党的北上抗日方针的正确性，在最为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第一，它指引中国革命走出困境，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向北方转变的胜利，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使中国革命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克服了困难，摆脱了危机，战胜了党内长期占统治地位并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的“左”倾错误，促使了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使党走向成熟，并形成了团结统一的领导核心。它使中国革命力量得到了重新整合，使各路红军集中到了离抗日前线较近的西北地区，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保存了力量、锻炼了队伍、积累了经验。它使党中央和红军胜利落脚陕北，从此摆脱了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为致力于民族解放斗争奠定了基础。随着全民族抗战的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北方开始，很快遍布全国，形成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大后方，奠定了陕北在全国革命中的地位。从此，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象征，成为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起点。
　　第二，它是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重要原因。中国革命重心从南方向北方转变的胜利，对中国革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指导了中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如果我们重新审视中国革命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在南方经历了上海、井冈山和瑞金三个中心，在北方，经历了延安、西柏坡和北京三个中心；如果从中国革命的总趋势看，它经历了南方到北方，最后到全国的历史过程；经历了从东部到西部、再到东部，最后到全国的历史过程。
　　从中国革命的历史来看，正是由于我们找到了中国革命新的工作重心和新的出发点，中国革命才会取得一系列的伟大胜利。在抗日战争时期形成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10多块抗日根据地，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正如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所指出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在解放战争时期，我党主动让出了南方的根据地，从北方出发，很快就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
　　(三)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巩固了新的领导集体的领导地位，实现了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的转变
　　党的领导与党的指导思想紧密相联。长征前，党的主要领导长期为教条主义的指导思想所控制，先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继而又是三次“左”倾错误，并在30年代初达到顶峰。三次“左”倾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中国革命的反复与挫折，特别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失利，使白区丧失百分之百，根据地丧失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长征结束了“左”倾错误的领导，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由教条主义到毛泽东思想走的伟大转变。
　　1.建立新的领导集体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长征初期严峻形势的必然结果
　　长征初期军事上的严重失利使得领导问题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更紧迫，中国革命到了关键的时刻，到了不更换领导中国革命就要重蹈覆辙、就要失败的地步。以中央红军为例，突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的红军由出发初的8.6万多人锐减为3万左右。湘江战役红军的受损，是“左”倾教条主义者带来的恶果，它标志着王明、博古“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也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李德、博古瞎指挥的彻底破产。这也是自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虽然在主要领导问题上接连出现了多次错误而最终在长征中得以解决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国革命需要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这个领导集体既能比较准确地认识国情进而领导中国革命，又能正确对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议。遵义会议顺应了历史潮流，解决了最紧迫的领导问题，遵义会议因此载入史册。
　　2.新的领导集体的建立和巩固对长征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遵义会议之后，在新的领导集体的领导下，长征中的红军焕发了青春和活力，一改以往被动挨打的局面，军事上取得了巨大胜利，跳出了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包围圈，同时克服了党内和军内的分歧，最终胜利地完成了长征。正如彭德怀所说，“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单独北上，经过1935年9月至1936年9月一年的实践：粉碎第三次‘围剿’、十二月会议、东征胜利、停止内战等，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大大树立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威信。在活生生的事实中，使全党同志得到两条路线的比较，从而认识了自己的领袖。”(14)长征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了新的领导核心的正确，毛泽东成为新的领导核心也就逐渐为全党全军所认同，也为共产国际所默认。
　　3.以毛泽东为核心新的领导集体的建立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前提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毛泽东同志在党内和军内的地位直接关系着毛泽东思想的发展程度。大革命失败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概括，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但是，由于党还处在幼年阶段，中国革命还处在探索阶段，加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过多干涉，导致党内长期为教条主义所统治，把苏联经验教条化、模式化的倾向非常严重。领导问题，或者说“左”倾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发展最大的、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中国革命的实践非常丰富，教训也很深刻，但“左”倾领导者并没有进行科学的总结，更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由此使“毛派”长期遭受排挤和打击，使正确的理论和经验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中国革命出现了严重的曲折。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重新回到了主要的领导岗位，他的许多正确观点和思想随着长征的胜利逐渐为大家所认同，毛泽东等也逐渐摆脱了井冈山时期的局限性，从更广、更宽和更深的角度来认识、分析和领导中国革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领导集体在实践上的伟大成就，不仅使中国革命摆脱了错误和曲折，而且也为毛泽东等人在延安时期从理论上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为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前提。
　　总之，长征实现了由“左”倾错误领导到以毛泽东为核心新的成熟领导集体的转变，由此也实现了中国革命指导思想由教条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转变，这不仅为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毛泽东思想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四)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开始并实现了中国革命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
　　九一八事变后，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范围的政策在中日矛盾面前起了变化。若干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暂时地赞助中国的和平与统一”，企图借助一个强有力的中国政府来与迅速膨胀的日本势力相抗衡；同时，日本的威胁使整个资产阶级甚至包括军阀都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外患日迫的情况下，国内军阀之间的大规模内战已基本停止，国民党内部高级将领的主动抗日，如东北、华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的开展，福建事变、两广事变、长城抗战等，都说明抗日已成为人心所向。
　　然而，蒋介石在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地位后，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他把靠近南京的中南各省视为自己的畿辅之地。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加强对中南各省的统治，采取了包括五次大规模“围剿”红军在内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从而使包括农村在内的中南地区成为国民党统治力量日益强化的地区。中国依然陷于严重的内战时期。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政党，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者。正确认识和把握国际国内矛盾变化的基本趋势，通过政治战略的调整和实际行动去争取未来斗争中的有利地位，并借助民族解放战争来实现阶级解放战争胜利的任务，这也是她在新形势下必须积极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而这个任务是以教条主义为指导的“左”倾中央所不能解决的。
　　长征的胜利使蒋介石千辛万苦布下的种种“天罗地网”都归于失败，使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是难以消灭的，加之在日寇扩大侵华的情况下，使得他不得不重新审视国民党的内政外交。同时，中共中央和红军的战略转移，不仅使红军的力量遭受严重损失，而且远离了国民党统治中心，减缓了对蒋介石的威胁和压力，使他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向抗日。内战政策不得人心，因此，红军长征胜利后，内战基本结束，国共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与改善。
　　长征中，党独立自主解决了在正常情况下难以解决的有关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大问题。长征中，党克服了“左”倾错误，撤换了“左”倾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使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军事路线都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适应形势变化的要求，党改变了策略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的形成。本来主要矛盾的变化，党的政策也应该有所改变，但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党的策略方针却没有改变，使党犯了严重错误，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与实践，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
　　长征中，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北上抗日的主张，并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长征沿途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唤醒了全国人民的觉悟。长征的胜利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使一切爱国的抗日力量得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之下。长征是宣言书，它壮大了全面人民的抗日力量，推动了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向抗日战争的伟大转变。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促成因素是很多的，但其中首先是共产党和红军的存在，是共产党和红军的不可战胜，这是最基本、最关键的制约因素。蒋介石只是在消灭共产党和红军无望后，迫于形势才同意和共产党进行第二次合作的。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强大影响和感召下，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压力下，在日寇的步步紧逼下，蒋介石的政策逐步发生了改变和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长征的胜利，庄严宣告：“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这就是创建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
　　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第二次由失败转向胜利的关键，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渡过了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来最危险、最艰难的时期。从此，中国革命迅速地打开了新局面，掀起了革命的新高潮，并最终走向胜利。因此，“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①《张闻天文集》(2)，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74-375页。
　　④朱乔森等：《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4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76-977页。
　　⑦李佩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未能及时确立农村中心的原因》，《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1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5页。
　　⑩《红军不怕远征难》，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11)张秀丽：《试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历史必然性》，《延安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1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
　　(14)《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