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9日西安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要去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张学良亲赴灞桥劝阻，表示一星期内用事实来回答。张学良、杨虎城再三向蒋苦谏，蒋不仅不采纳，而且强令东北军、西北军“进剿”红军，不然就将张、杨所部调离陕西。张、杨无奈，被迫于12日晨5时，发动“兵谏”。张学良在华清池扣留蒋介石；杨虎城部包围西京招待所，囚禁与蒋同赴西安的陈诚等军政要员。同时，张、杨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13日通电全国，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主张在有利于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这一事件。17日，应张学良之请，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抵达西安，与张、杨会谈。19日，中共中央通电全国，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建议。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条件。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25日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二)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
　　西安事变对蒋介石是个极大的震动，使他感到对内反共打内战，对外对日妥协退让的政策不能继续下去了。为了讨论、制定对共产党、对日本的政策，国民党决定于1937年2月15日召开五届三中全会。
　　中共中央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1937年2月10日致电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现上述五项要求，中国共产党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从抗日救亡的全局出发，在对红军和根据地保持绝对领导权的前提下，对国民党作出的有原则、有条件的让步，其目的在于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以利于组成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共的主张得到了国民党内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赞同，他们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指出近半年来，中国共产党多次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呼吁“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会上，国民党民主派同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进行了激烈斗争，最终通过了一个实际接受中国共产党提议的决议案。表示“整个的民族利益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益之上”，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在对日政策上，“如果让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这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由内战转向抗日，由反共转向联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
　　国共合作的格局虽然基本确定，但怎样实现合作，尚有一系列具体问题亟待解决。从1937年2月至3月，以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就一些具体事宜进行了谈判。3月8日，双方商定由周恩来把近一个月谈判大体趋于一致的意见写成条文，即：“三八协议”，主要内容是：(1)红军现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请中央任命；(2)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中央军事委员会及蒋委员长之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按照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已推选，呈请军委任命，政训工作由中央派人联络；(3)在红军改编的三个师以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其直属队为特务营、工兵营等等。两天后，贺衷寒提出一个修改方案。限定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后，每师只能1万人，政训人员和各级副职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省。将“改选推荐”改为：“地方推荐”，删掉“民选制度”。这种以“谈判”、“改编”为名，行“收编”、“招安”之实的无理要求，为中共代表严词拒绝。3月13日周恩来向顾祝同提出：“西安无可再谈，要求见蒋解决。”
　　同年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继续进行谈判。周恩来重申了我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原则和立场，蒋介石基本上同意了中共代表提出的有关边区政府和红军改编的意见，并提议由周恩来起草一个两党合作的共同纲领。周恩来返回延安后，中央政治局召集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汇报杭州谈判的情况。6月，由周恩来携中共中央草拟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赴庐山与蒋介石谈判。在庐山，蒋介石又推翻了在杭州的许诺，提出成立一个由他领导的“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派出同等数量人员组成，红军改编为三个师，共4.5万人，副职由国民党员担任，并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陕甘宁边区的正职官长也要由国民党政府指派等无理要求。中共对蒋介石企图通过谈判来达到收编红军、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溶化共产党的企图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同时，我党从大局出发，重新拟定了同国民党的谈判方案，在两党合作的组织形式以及边区政府的人事安排上作了重大让步。正当国共两党庐山谈判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七七事变”，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加快了谈判的步伐。
　　(三)召开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代表会议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抗战，于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了由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毛泽东先后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两个报告。毛泽东这两个讲话，主要阐明了以下几个问题：
　　1.中国共产党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依据。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完全征服中国的政策，使中华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中的中日之间的矛盾变得特别突出特别尖锐，把若干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的矛盾推入次要地位，从而扩大了日本帝国主义同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便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的和平阵线相结合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应当以抗日为目的，不是同时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
　　2.党在当前阶段的任务。当前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为了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国内和平固然不利，没有国内民主也不行。所以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争取民主，”……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全国必须发起一个广大的民主运动，这运动的当前目标，应当放在国民大会和宪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权利”，“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3.党的最高纲领与实行三民主义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国民党已不能照旧不变地统治下去，因而全国人民和国民党中的爱国分子，又有两党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而且要求国民党和我们一道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号召全国人民实行三民主义。”毛泽东同时又强调说：“共产党人决不抛弃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
　　4.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是革命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在回顾了第一次大革命的教训时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在当前，“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毛泽东还从原则上提出了实现政治领导的方法：(1)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为了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行动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2)必须依靠和发挥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3)共产党要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联盟，要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下，发展和巩固这种联盟。(4)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全党在思想政治上高度的一致性和纪律上的严格性。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要以艰苦卓绝的努力，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接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还召开了白区党代表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倾向，进一步明确了我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