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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二、开展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争

申沛昌 任学岭主编


  (一)抗日战争中的国民党正面战场
  全面抗战爆发后,处于执政地位的国民党,制定“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消耗战略方针,把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辖平汉、津浦两条铁路线,由蒋介石兼任司令长官;第二战区辖晋、察、绥,由阎锡山任司令长官;第三战区辖苏、浙,由冯玉祥任司令长官;第四战区辖闽、粤,由何应钦任司令长官;第五战区辖鲁,先由蒋介石、继由李宗仁任司令长官。1938年10月以前,国民党军先后组织了忻口、淞沪、南京、徐州、武汉等重大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在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体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广大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和爱国热忱,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再加上蒋介石集团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正面战场的开局非常不利。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调整了对华政策,加强了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将其军事打击的主要目标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力量,同时,英美等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企图以牺牲中国谋求与日本的妥协,因而加紧了对国民党的劝降活动。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的情况下,1938年12月,汪精卫集团公开投敌叛国,蒋介石集团的对外对内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溶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设立了防共委员会。会后,又颁发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共法规。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又决定由“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随后,国民党陆续在全国各地不断制造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冬到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事件发展成为第一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国民党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势力虽然反共,但没有投降日本,仍然组织对日会战。在相持阶段组织了南昌会战、随(县)枣(阳)会战,1939年到1942年进行了三次长沙会战,1939年的对日冬季攻势,桂南(南宁)会战、枣(阳)宜(昌)会战,1940年至1941年的豫南、上高、中条山战役,1942年的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以及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等大规模战役。总之,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的作战还是比较频繁的。国民党军队钳制住了日军的主力,基本上保住了西南、西北大后方省区和东南一部分地区,在客观上也配合了敌后解放区战场的坚持和发展。
  1944年4月,日本为了打通由中国东北直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历时8个月,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战役,也是国民党军抗战以来的第二次大溃败。国民党军队损失了近60万人,丧失国土20余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同胞沦于日军铁蹄之下。这次战役的大败退,主要是国民党长期消极抗战和政治、经济、军事腐败的恶果。但这时中国驻印军、中国远征军配合盟军进行了反攻战,取得了重大胜利。1945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国民党军也进行了收复失地的反攻战争,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之,国民党军在抗日战争初期,实行过若干有利于抗战的政策,担当了正面战场的抗战任务,但是由于其始终推行片面的抗战路线,尤其是在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坚持独裁,压制民主,这就使它没有也不可能真正承担起领导全民族抗战的历史重任。
  (二)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争
  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红军将领率全体指战员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听候出动的命令。8月22日,国共双方达成将陕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协议,首先实现了军事上的合作。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正式发布了《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命令宣布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9月11日,第八路军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后,正、副总指挥改称为正、副总司令;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命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后其正、副主任,分别改任为王稼祥和谭政;野战政治部主任为傅钟,总部秘书长为舒同,军法处处长为吴溉之,供给部部长为赵尔陆,兵战部部长为叶季壮,卫生部部长为姬鹏飞;陕北的主力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三个陆军师。
  第一一五师,由原红军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及陕南红军第七十四师合编组成。林彪为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周昆为参谋长,罗荣桓为政训处主任,萧华为副主任。下辖第三四三、三四四两个旅,一个独立团、骑兵营、炮兵营、辎重营等三个直属营,一个教导队。三四三旅由红一军团的一、二、四师改编组成,旅长为陈光,副旅长为周建屏,参谋长为孙毅,后改为陈士榘,政训处主任为唐亮。下辖六八五、六八六两团。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副团长邓华。六八六团团长为李天佑、副团长杨勇。三四四旅由红军十五军团的第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改编组成,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参谋长为陈漫远,后改为卢绍武。下辖六八七、六八八两个团。六八七团团长为张绍东、副团长韩振纪;六八八团团长为陈锦秀、副团长田守尧。红军第七十四师编为师直属独立团、骑兵营、辎重营、炮兵营等,直属独立团团长为杨成武。师留守主任为陈先瑞。编制是每师下辖两个旅,每旅下辖两个团,以下各师相同。全师兵力共1.5万余人。
  一二〇师,由原红二方面军第二和第六军团,陕北红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独立第一、第二师,赤水警卫营及前敌总部直属队一部合编组成。贺龙为师长,萧克为副师长,周士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训处主任,甘泗淇为副主任。下辖第三五八、三五九两个旅,一个教导团、骑兵营、特务营、炮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等五个直属营。三五八旅由红二军团和红二十八师编成,旅长为卢冬生,后改为张宗逊,副旅长为张宗逊,后改为李井泉,参谋长为姚喆,政训处主任为张平化。下辖七一五、七一六两个团。七一五团由红二军团第四师编成,团长为王尚荣、副团长为顿星云,政训处主任为董延卿;七一六团由红二军团第六师和红二十八军编成,团长为宋时轮、副团长廖汉生,参谋长曾来古,政训处主任为伍云甫。三五九旅由红六军团和红三十二军编成,旅长为陈伯钧,副旅长为王震,参谋长为刘子奇,政训处主任为袁任远。下辖七一七、七一八两个团。七一七团由红六军团编成,团长为刘转连、副团长为陈宗尧,参谋长为欧阳家祥,政训处主任为刘理明;七一八团由红三十二军和红军总部特务团一个营编成(一部分编为教导团),团长是文年生、副团长是贺庆积,参谋长是帅荣,政训处主任是罗志敏。师教导团团长彭绍辉、副团长苏启胜。骑兵第一团改编为骑兵营,独立一师及陕北独立团改编为特务营,红二十七军军部警卫营改编为炮兵营、辎重营,独立二师改编为工兵营。师留守主任为贺晋年、副主任为王兆相。全师兵力共1.4万余人。
  第一二九师,由原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一军,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独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团及第十五军团的骑兵团等合编组成。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倪志亮为参谋长,李达为参谋处处长,张浩为政训处主任,宋任穷为副主任。下辖第三八五、三八六两个旅,一个教导团,特务营、炮兵营、骑兵营、工兵营、辎重营等五个直属营。第三八五旅由红四军之第十、十二师编成,旅长是王宏坤、副旅长为王维舟、参谋长为耿飚,政训处主任是苏精诚。下辖七六九、七七〇两个团。七六九团由红四军第十师编成,团长陈锡联、副团长汪乃贵、政训处主任丁先国;七七〇团由红四军第十二师编成,团长张才千、副团长曾广泰、政训处主任萧元礼。三八六旅由红三十一军之第九十一、九十三师编成,陈赓为旅长、陈再道为副旅长、李聚奎为参谋长、政训处主任王新亭。下辖七七一、七七二两个团。七七一团由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一师编成,团长是徐深吉、副团长为韩东山,政训处主任黄振堂;七七二团由红三十一军第九十三师编成,团长叶成焕、副团长王近山,政训处主任谢富治。教导团由编余干部和西路军归队干部组成;团长张贤约,政训处主任袁鸿化。红二十九军改编为特务营,红十五军团骑兵团改编为骑兵营,红三十军改编为炮兵营,陕甘宁之一、二、四团改编为工兵营,陕甘宁第三团之二、三连和关中警卫营合编为辎重营。师留守主任为阎红彦,甘渭汉为副主任。全师兵力共1.3万余人。①
  改编后的八路军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开赴抗日前线,挺进敌后,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抗击日本侵略军。
  在全民族抗战中,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领导自己的军队实行敌后抗战呢?这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首先,在统一战线中,国共两党都有自己的军队和政权,指挥不统一,而且国共两党的力量悬殊较大,国民党掌握着全国政权,军队数量多,装备先进,但对共产党充满敌意,共产党军队人数少,装备落后,但对游击战争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共产党只能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其次,敌强我弱,游击战争是弱国对付强国的有效作战形式,敌小我大,敌人后方必然有许多空隙,这里是发展敌后战场的好地方。再次,敌后抗战能有效地聚集和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更好地实现全面抗战的路线。最后,敌后抗战是实现持久抗战的最好办法。
  由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中国共产党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就必须建立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这种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的战略基地。建立抗日根据地,一方面要有一支抗日武装,并用这支武装去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另一方面要组织民众进行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其中最重要的一环是发动民众,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敌后解放区战场,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8月八路军主力出师至1938年10月,是敌后战场的开辟时期。它又可以分为两个小的时期。
  (1)从1937年8月八路军主力出师至11月太原失陷,主要是在战役上配合国民党,并以部分后方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力量的工作。8月底,一一五师东渡黄河进入晋东北地区。9月初,一二〇师开赴晋西北。这时,正值晋北战局紧张,日军已逼近雁门关,平型关一线,八路军随即配合国民党军进行正面防守。9月25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取得了全面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平型关战役后,一一五师即派出以政治机关和教导队组成的工作团,在五台山等地协同中共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9月下旬,一二〇师以主力侧击沿同蒲路南进之敌,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同时以教导团和师政治机关等700多人的工作团,在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的率领下,开展群众工作。10月中旬,一二〇师配合忻口战役,在雁门关附近伏击敌人,歼敌800多人。9月底,一二九师主力也渡过黄河,一路在晋东娘子关一线,同南下的一一五师主力相配合伏击沿正太路西犯之敌,同时,以教导团一部在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八路军的出师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起到了战略支援的作用,并为开辟敌后战场奠定了基础。
  (2)从太原失守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后,主要是独立自主地深入敌后,开辟解放区战场。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在华北的正规战已告结束,以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主体的游击战进入主要地位。11月八路军按照中央指示,分兵深入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的“山西四角”等地,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1月7日,一一五师聂荣臻部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创建了敌后第一块抗日根据地。12月,晋察冀军民粉碎了日军的八路围攻,巩固了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10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河北省阜平县召开,民主选举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政权。同时,一二〇师以云中山和吕梁山地区为中心,创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以太行山为中心创建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随后中共中央乘日军集中兵力围攻徐州、武汉,华北空虚之际,指示八路军以山西山区为依托,向华北平原地区扩展,晋察冀军区随派出支队开辟了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又以一部挺进山东与当地抗日武装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分兵一部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一二〇师以一部向绥远发展,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新四军也开赴大江南北,分别在苏南、皖中、皖东和豫东等地创建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底,八路军、新四军共创建十多块根据地,人口达5000万以上,面积达200万平方公里,八路军由4.5万余人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由1万余人发展到2.5万人。敌后战场的开辟,不仅有利地钳制和打击了日军,而且配合了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正如毛泽东所说,两个战场在战略上“相互需要,相互配合,相互协助”②。
  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相持阶段的到来到1940年底是敌后战场的发展时期。
  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对华北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作战”,并采用所谓的“囚笼”政策,企图“彻底消灭”敌后抗日根据地。从1938年至1940年底,日本对华北地区出动千人以上的“扫荡”就达109次,使用总兵力在50万人左右,其中规模在3万人以上的就有3次,6万人以上的一次。从1939年至1940年,日军在华北修复铁路1870公里,公路1.56万公里,新筑碉堡2749个,企图通过这些“线”和“点”构成对抗日根据地的网状“囚笼”。
  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中共中央采取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强调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但同时又不放弃有条件下的运动战。特别是1940年8月至12月进行的历时三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共作战1824次,击毙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拔除敌人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470多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和物资,百团大战使华北一度处于瘫痪状态,打破了敌人的“囚笼”政策,鼓舞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对敌人反“扫荡”斗争的胜利,为抗日根据地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获得了发展。至1940年底,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已发展到150万人,还建立了大量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形成了主力兵团,地方武装及民兵游击队三位一体的抗日武装力量。在华北、华中、华南创建了16块根据地 (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鲁豫、豫鄂边、山东、皖东北、皖东、皖南、皖中、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东江、琼崖),并建立了民主政权,进行了经济、文化建设,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和支持,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主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已经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和主要力量。
  第三阶段:从1941年到1942年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把中国变成它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后方基地,集中侵华日军的64%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加紧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从1941年起,日本强调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不断扫荡的同时,又实行所谓的“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从1941年春到1942年秋,日军在华北连续发动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941年到1942年,日本对华北敌后根据地实行了空前的“扫荡”,出动人数在千人以上的就达174次,其中万人以上7万人以下的就达30次,使用总兵力达到83万人。“扫荡”的规模和持续的时间都大大超过了以前,并在“扫荡”中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同时,在对“扫荡”地区进行血腥洗劫后,日军又在根据地周围加修碉堡、据点,构筑封锁线,并用逐渐推进的办法,实行“蚕食”政策。
  在日军对敌后根据地“扫荡”过程中,留在敌后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军队,在“曲线救国”口号的掩饰下,大批投敌,这些部队都变成了伪军,加入了日军向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的行列。
  由于日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封锁和华北各地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从1941年到1942年,华北解放区的面积缩小六分之一,人口由1亿减为5000万以下,八路军和新四军由50万人减为40万人。
  如何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呢?中国共产党为坚持抗战,克服困难,争取胜利,制定了著名的十大政策,主要是通过各方面措施加强根据地建设,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三三制”政权,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并进行整风运动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同时,为了加强对敌斗争,中国共产党制定开展“广泛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要求各根据地精兵简政,调整敌后武装机构,大力发展地方游击队,实行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普遍发展民兵,这样,地方武装和民兵的建设得到了迅速发展,充分发挥了群众的力量。敌后军民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极为有效的抗击敌人的办法,诸如: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围困战、破袭战等。后来,又实行了“敌进我进”的办法,组织武装工作队(武工队),深入敌后,开展对敌政治、军事攻势。武工队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新发展,它有效地瓦解了敌人的“蚕食”政策,使敌人统治的心脏地区不得安宁。
  中国共产党适时调整政策,领导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胜利渡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从1941年到1942年人民军队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为中国长期抗战做出了贡献,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
  第四阶段:从1943年到1945年9月是敌后抗日力量在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对日反攻阶段。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日军在中国战场逐渐丧失了战略主动。1943年,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反扫荡”斗争中取得了迅速恢复和发展。敌后解放区的人口又上升到8000多万人,人民军队则增加到47万人。从1944年春天起,解放区军民普遍开始了局部反攻,尤其是乘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从解放区战场收缩兵力之机,人民军队立即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把战争打到敌占区去。随后,经过1945年春夏季的反攻作战,解放区军民取得了重大胜利,共击毙日伪军38万余人,俘获日伪军9万余人,收复县城77座,解放国土32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2200余万,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部队,主力已经发展到120万人,民兵220万人,抗日根据地发展到19块(陕甘宁、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晋绥、冀热辽、苏北、苏中、苏南、浙东、淮北、淮南、皖江、豫西、鄂豫皖、湘鄂赣、华南、琼崖)。日伪军占据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于解放区军民的严密包围之中。随着日军在1945年4月至6月湘西会战中溃败和美国向日本本岛投下两颗原子弹及苏联红军出兵东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全面反攻阶段,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出《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向所有解放区武装部队连续下达了七道全面反攻的命令。各解放区抗日军民向日军发动了全面反攻,人民军队也开始实现由游击军到正规军,游击战到正规战的转变。由于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地区,而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中,人民军队成了实现全面反攻的主要力量。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宣传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历时8年的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敌后作战12.5万多次,共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伪军118.7万人。同时,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军民,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军队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人民群众伤亡600多万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为在持久抗战中消灭日军有生力量,发展人民抗日力量,逐步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①李良志、李隆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1937~1938)第7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8-12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中共中央在延安十三年简史/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延安大学陕北文化研究院,延安大学中共党史研究院编;申沛昌,任学岭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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