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党的领导集体与陕甘宁边区的政治建设
　　在延安时期中共领导的诸多根据地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一向十分重视对陕甘宁边区的建设。1938年7月，毛泽东指出：“边区的作用，就在于作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1940年3月，毛泽东在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又指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1941年5月，毛泽东又说：陕甘宁边区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性质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各根据地的模型推广到全国，那时全国就成了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937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就明确提出，要把陕甘宁边区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党在制定一系列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设计中国未来蓝图的同时，也把陕甘宁边区作为“试验区”和“示范区”进行实验，使新民主主义纲领和各项制度，首先在这里得以贯彻实施并取得了成功。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科学地总结了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政权建设的经验教训，切实地推进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治建设，从而既坚持了党对根据地和统一战线的领导，又最大限度地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为推进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不断扩大提供了政治保证。
　　在众多的抗日根据地中，陕甘宁边区是率先实行民主政治的区域，也是实行“三三制”原则最早和最为成功的模范根据地。陕甘宁边区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由于在全国具有开创新社会的性质，因此党中央对它特别重视。边区的一切重大制度和方针政策都是党中央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我国和边区的实际提出来的；边区制定的许多具体施政方针，也是经党中央讨论或批准的；边区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党中央都及时地给予指导和帮助。
　　根据地政权建立之后，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为了加强党对抗日根据地政权的领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建设形式。
　　“三三制”政权提高了边区各级政权机关的工作效率。共产党员占少数，而他们要在政权中发挥作用，赢得其他人士的尊重，必须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党外人士，特别是“高成分”的地主、富农、国民党员等，不久前还被作为“革命的对象”受到打击，现在他们被接纳到政权机关，参与边区治理，使他们一方面感到受礼遇而生感激，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借此机会一展自己“治政”的才华，让人们认识其存在的“价值”。这就在政权机关内部形成了一种激励机制，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三制”政权把社会各阶层的优秀分子吸收进政权机关，保证了民意的全面反映。“三三制”后选到议会和政府里的共产党员要同多数的非党人士合作共事，就不能不细心地深入地去研究把握党的政策，就不能不注意研究别人的立场和意见，而想出种种的对策，使别人接受自己的意见，同时也接受别人好的意见，也就不能不时刻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要站稳自己的立场，为抗战和革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因而，在工作制度上也就不能不实行转变，在主张和办法上多用心思索，考虑通过政治领导，争取大多数来实现党的主张。
　　二、党的领导集体与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高度重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为边区的经济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最终领导边区军民渡过了难关，壮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中，毛泽东提出要把发展农业生产作为边区经济建设的首位。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吃饭是第一个问题，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大生产运动中，发展农业，解决吃饭问题，始终放在第一位。为此，陕甘宁边区政府采取了中共制定的一系列关于促进边区农业发展的政策和措施，并使之加以贯彻落实。同时，他还提出了一系列边区经济建设的思想，如边区经济建设应以发展农业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工业、商业的发展；边区民营经济与公营经济必须协调发展；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与吸引利用外资相结合的方针；征税必须严格执行“合理负担、取之有度”的原则等。
　　抗战开始后，陕甘宁边区由于脱产人员逐步增加和支援前线，财政支出随之增大。1939年后，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对边区的封锁包围，停发了八路军的军饷，还在一些地方制造反共磨擦，使边区陷入极度困难，如同毛泽东所说：“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①1939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生产动员大会上生动地分析了当时的严峻形势，形象地指出，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饿死或解散，一条是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我们当然只能选择后者。接着向边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在大生产运动中，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身体力行，亲自参加挖地、种菜、捡粪、纺线等劳动。他们的榜样，极大地鼓舞了边区军民的劳动热情。
　　朱德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他1940年5月从前线回到延安，就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了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之中，亲自参加和领导了部队机关的生产运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记述说：“不论在合作社、妇女、工会、青年和指战员会议上，或者在讨论农村建设的农民会议上……人们都可以看到他在讲演时那种坚韧顽强的形象。”②朱德对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更是关怀备至。他一回到延安，就大力倡导部队进行农业、工业、运输等方面的生产运动，以大量的劳动力支援边区经济建设。为了实现这一主张，他耐心地向广大指战员做解释工作。他说：“国民党封锁边区，就是要边区军民挨饿，以便让日军在战场上消灭我们。不论是军队还是老百姓，谁也不打算饿死，或者被消灭。”③他还说，“军队是武装的工农，他们过去也都从事生产，可是很久以来的传统，这些工农一参加军队就不参加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指挥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④在朱德的亲切关怀和亲自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同时，朱德还提出屯田政策，并亲自组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并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多次视察了南泥湾大生产运动。朱德除了亲自领导边区部队生产运动外，还对边区的工业建设给予了亲切指导和大力支持。
　　任弼时1940年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后，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西北局、中财委等重要部门，是党中央领导核心中直接地、经常地指导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员。他一面谆谆告诫全党，对经济工作“需要有远大的眼光，长期的计划”，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一面则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从调查研究入手，一步一步推进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有计划有目的地探索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发展规律，使边区经济逐步走上新民主主义道路。
　　在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亲自带动下，在陕甘宁边区军民的共同努力下，大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但粉碎了敌人的封锁政策，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民生活，而且教育和锻炼了干部。国民党用几十万大军包围封锁边区，想要困死我们，他们的阴谋彻底失败了。而在大生产运动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了伟大的延安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载入史册。正如毛泽东后来高度概括的：“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⑤
　　三、党的领导集体与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
　　延安时期，中共领导集体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建设从边区所处的特殊地位和对敌斗争的实际出发，建立了以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为主力部队、以边区保安部队为地方部队、以边区抗日自卫军为群众武装相结合的军事武装组织体制，成为军事建设上的显著特点。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不久，党中央召开了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还在会上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陕甘宁成为全国抗日的大本营。他说：“陕甘宁根据地是十年内战后留下的唯一根据地，是我们出征抗日的唯一依托，党中央要在这里扎根。陕甘宁有它的优势，从地理条件上说，它交通不便，又有黄河阻隔，是敌人进攻的薄弱环节。它距离华北前线不远，指挥比较便利。从根据地现状来说，由于大革命的影响，当地群众有较高的觉悟，我们又有两年的工作基础。主力开赴前线，对敌人是很大的威胁和钳制。我们再留下一支部队，党中央在西北立足是完全可能的。”⑥
　　1937年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三个主力师，在八路军总部的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的总后方，也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为了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中央军委从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中抽出部分兵力，组成留守部队，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37年9月，八路军后方留守处成立，主任萧劲光，留守部队均归留守处建制。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直属中央军委领导，指挥机关设在延安。
　　1937年10月上旬，为适应战争形势，便于指挥和扩大补给起见，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奉中央军委命令对留守部队进行了统一改编。留守部队统一改编为警备团，共9个团另2个营。1937年12月，留守部队改编为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留守兵团主力大部布守在边区神木以南、宜川以北千里黄河河防。八路军留守兵团保卫边区，肃清土匪，安定人民生活，保卫河防，保卫中央，巩固与扩大留守部队，建设正规化部队，提高部队战斗力，加强战斗准备，培养与积蓄干部。
　　边区的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多次直接过问部队的建设，指示部队在走政治建军道路的同时，尽快地走上正规军的道路。1937年12月，留守兵团召开了第一次兵团首长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毛主席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指出：军队是根据地赖以存在的必不可少的武装力量，要把留守任务看得同前线抗日救国一样的重要。要使留守兵团尽快走上正规化建军道路。他风趣地拍拍萧劲光的肩膀说：“我在延安，就是靠留守兵团吃饭。”⑦他还说，要把这支来自各方面的比较散乱的部队建成一支具有很强战斗力，打不烂、拖不垮的正规兵团，关键就在于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去做，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团结。他指示留守兵团要在干部中做工作，使他们明确留在根据地的意义和作用，带好部队，完成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毛泽东虽然工作繁忙，但他高度重视留守兵团的建设，他还要求萧劲光每天晚上到他那里，谈谈部队的情况，汇报工作。
　　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为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为维护边区的安全和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促进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于有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集体的关心，边区的抗日武装成为政治素质高、军事技术过硬、战斗力强的人民军队。党中央在延安时期的各项军事建设为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干部，在人民军队建设的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党的领导集体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
　　延安时期中共领导集体在陕甘宁边区大力建设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文化建设。抗战爆发后，有不少文学青年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在国难当头的日子，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如何掌握革命文化的武器为抗战和人民大众服务，如何与工农兵结合正确发挥自己的才能，并不是很清楚的。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陕甘宁边区文艺界的问题也投入了很多精力来加以解决。
　　1942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在一个月时间里，中央分别于5月2日、16日和23日召开了三次座谈会。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各种文艺主张，党的领袖们以坦诚和信任的态度，同文艺家们敞开心扉，促膝恳谈，平等辩论。毛泽东结合座谈会的情况，经过深思熟虑，写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包括他在5月2日座谈会开幕式的“引言”和5月23日座谈会闭幕会的“结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明确地提出文艺工作必须服务于政治，面向工农兵，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必须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总方针。朱德也在座谈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多写反映前方的斗争，反映后方的生产斗争的通讯和报告文学。针对“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的说法，他理直气壮地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⑧毛泽东、朱德等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延安文艺界在毛泽东文艺思想指引下，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评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与中央领导集体的贡献分不开的。
　　在中共领导集体的指导和边区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边区的群众文化活动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来自全国各地的大批文化人和当地的文化人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文艺宣传队伍，他们贯彻党关于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活跃在机关、部队、学校、农村、工厂，深入到抗战第一线，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宣传活动，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发动组织群众参加抗战。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在延安上演的新剧目有189个。⑨对民众进行宣传动员，启发民众的民族意识，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参加抗战成了群众文化工作的最突出特点。
　　通过创作大批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但为当时的人们提供了精神食粮，而且也为繁荣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过组建文艺团体和培养艺术工作者促进了文化艺术事业长远发展。党在延安时期专门建立艺术院校，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文艺工作者。这支在延安文艺运动中陶冶和培育中成长起来的文艺大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相继开赴东北、华北，扩展辐射向全中国，投身于文化建设的主战场，为繁荣党的文化事业提供了人员保障，成为社会主义人民文艺建设的强大主力。党在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不仅在当时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着传播新文化、新知识、提高人民思想认识水平的作用，也为以后文化建设与发展夯实了根基。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②[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440—441页。
　　③[美]艾格尼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1979年版，第442页。
　　④1943年12月9日《解放日报》。
　　⑤吕澄等主编：《党的建设七十年纪事(1919—1991)》，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4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页。
　　⑦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25页。
　　⑧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6页。
　　⑨田酉如：《中国抗日根据地发展史》，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