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源广泛，尤以陕籍和湘籍人居多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以它特有的地位和影响，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有志之士，他们怀着满腔热忱跋山涉水，历尽艰险，会聚在宝塔山下，默默无闻地为抗日救国和边区建设贡献力量。这是边区政权工作人员来源广泛的基本原因之一。据历史文献显示，从地域上来看，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主要来源于陕西、湖南、湖北、江西、江苏、山西、安徽、四川、福建、云南、浙江、河北、广西、辽宁等十多个省，囊括了近60个市、县。而在来源广泛的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中，又以北方的陕西籍人居多，南方则以湖南籍人居多为特点。
　　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中，北方以陕西籍人为主，是因为地缘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地缘因素在各种社会关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同省的人相对于他省的人有紧密地缘关系；长期生活同一环境中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在中国的地缘关系中，各省观念最为强烈。陕甘宁边区是在原西北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边区政权工作人员的地缘亦是如此，因而陕甘宁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中陕西籍人较多。在政治工作人员中，有高岗、习仲勋、张邦英、安文钦、李鼎铭、刘景范、曹力如、王子宜、霍维德、李景林、马锡五、马文瑞，等等。经济工作人员中，有霍子乐、惠中权、高长久、黄静波、蔡子伟等。在文化工作人员和军事工作人员中，贺连城、赵伯平、马健翎、江隆基、王世泰、贺晋年等，也是陕西籍。以上这些陕西籍工作人员，他们了解当地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和政治状况等，便于依据陕甘宁边区的具体实际开展工作，有利于边区各项建设的发展。
　　在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中，南方以湖南籍人为主。大革命失败以后，毛泽东和湖南省委一起在湘赣边界发动了秋收起义，秋收起义首次打出共产党的旗帜，使许多湖南的有志之士看到了新的希望，他们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积极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来，这无疑使得秋收起义队伍中湘赣籍人居多。后来这些人又坚定不移地跟随毛泽东走向井冈山，如谭政、陈正人、文年生等人。1928年4月，朱德与毛泽东各自领导的部队会师井冈山，中共的许多重要领导人也先后转移到井冈山，其中在30多位重要的领导者中，又以湖南籍人居多，如林伯渠、谢觉哉、徐特立、李维汉等。后来，这些人与秋收起义队伍中的湖南籍人一起，经过长征最早到达陕北。这也是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中，南方以湖南籍人为主的原因之一。另外，经过其他途径到达井冈山，后经长征到达陕北的湖南籍人还有萧劲光、贺龙、王震等。这些湖南籍人到达陕北后，在边区政权建设中担任重要职务，如林伯渠连任边区政府主席，谢觉哉先后担任高等法院院长、参议会副议长，李维汉先后担任政府秘书处秘书长、政府办公厅秘书长，徐特立担任教育厅厅长，萧劲光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贺龙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王震任绥德分区专署专员、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长，等等。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又有许多湖南籍人先后来到边区，如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副厅长、厅长周扬，边区教育厅厅长柳湜，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李木庵等。
　　二、人员的基本构成遵循“三三制”的建政原则
　　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第一次提出了“三三制”政权。指示指出：“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①并强调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②“三三制”是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制度创新，这个制度也在边区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边区政权工作人员的构成也正是这个制度的具体体现。
　　从1941年第二届和1946年第三届边区常驻参议员组成来看，第二届边区常驻参议员共9名，其中民主人士6名；第三届边区参议会常驻议员12名，8名为党外人士。另据中共中央西北局统计，至1944年，从边区各级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边区政府主席、副主席、边区政府各厅厅长到县长、乡长、科长等的任职中，非党人士共有3592名，大批开明人士参加到政权中来。
　　从第二届和第三届边区政府委员组成人员看，第二届边区政府18名政府委员中，党外人士12名。第三届边区政府19名政府委员，党外人士13名。在这些政府委员中，许多党外人士还担任重要职务，其中李鼎铭任边区政府副主席，柳湜、贺连城任边区教育厅正、副厅长，霍子乐任建设厅副厅长。
　　陕甘宁边区政权工作人员在分配上遵循“三三制”原则，避免了民主政权工作人员中“清一色”共产党员的现象，这同排斥其他一切党派，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形态形成鲜明对照。
　　三、中共党员与党外人士真诚相待合作共事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实行“三三制”原则，使许多党外人士参与到边区各级政权之中，这就必须正确处理中共党员与党外人士在工作中的合作关系。毛泽东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典礼上讲话时指出：“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③毛泽东的指示也成为边区政权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方针。边区政权中的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真诚相见、相互团结、共同合作、共筑友谊，表现出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
　　边区参议会议长高岗对党外人士关心备至，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1942年，他与党外人士李鼎铭、柳湜等一起到绥德、米脂调查研究。在工作中，他放手让党外人士大胆工作，让党外人士直接解决具体问题。高岗对党外人士的信任与尊重，赢得了党内外人士的赞誉，他们说：“高岗同志是团结民主人士一道工作、统一战线、共建边区的典范。”④林伯渠与党外人士李鼎铭两人亲密融洽的关系，也是最好的例证。在大生产运动中，林伯渠与李鼎铭联名向各分区专员、各县县长发出指示，要求立即领导开展生产大竞赛。生活中，林伯渠特意为李鼎铭修了一排石窑洞，请李鼎铭去住，一时传为佳话。在他们的领导下，许多中共党员与党外人士建立了真挚的合作关系。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对党外人士以诚相待，热情相处，在工作中同许多党外人士共商政事。他与李鼎铭、安文钦、贺连城、霍子乐等许多党外人士既是同事，又是朋友。
　　在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的真诚努力下，双方合作关系非常融洽。正如李鼎铭所言：“我在政府里几个月来，没有看到党员与非党员的差别；相反，他们非常尊敬无党无派的人士，因此我也不敢以‘外人’自居，而要站在‘主人’地位了。”⑤“我身为党外人士，与共产党合作两年，并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的任何歧视与排斥……共产党对于民选来的党外人士是坦诚相见，崇尚友谊，表现了最高的信任与尊重。这是我自己亲身体会到的事实。”⑥安文钦也曾说，中国共产党对待开明绅士“就像一家人一样。他们从来不忽视，不反对我的建议……他们老是尊重别人的意见，尽力去做……他们真是为老百姓做事。”⑦
　　四、直接得到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指导，许多人员在中央担任要职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正如任弼时所言：“陕甘宁边区对于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说来，是处于一种领袖的地位，即根据地的领袖地位。边区对于全国、甚至全世界来说，是处在一种中央发言人的地位。”⑧边区的特殊地位，使得边区与中共中央的关系较之其他各根据地更加密切。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长期驻地延安，这使边区政权工作人员可以更方便、更直接地得到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指导，这是其他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工作人员所没有的。尤其是在国民党顽固派严密封锁解放区，交通和通讯条件又十分落后的情形下更显优势。另外，中共中央在领导和协调分散在各地的解放区的各项事务时，中央领导人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彭德怀、朱德等也直接或间接地参与领导边区的各项事务，这也使边区政权工作人员有更多的机会直接接受中共中央的指导。同时，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也参与中共中央的各项事务，许多工作人员都在中央任职，如谢觉哉任中共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主任；李维汉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高岗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南汉宸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特立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等。这些人员在中央任职，能最早了解中共中央的各项决策，从而快速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
　　五、既是中共局部执政的中坚，也是新中国成立和建设的骨干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政权工作人员在边区这座革命熔炉里得到培养和锻炼，造就了一大批党政军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成为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中坚骨干。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实践中，以高岗、林伯渠、谢觉哉、习仲勋、李维汉、南汉宸、萧劲光、雷经天、马锡五、徐特立、王震等为首的中坚力量，对边区的各项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林伯渠长期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领导着整个边区政府的各项事务，为边区建设立下了丰功伟绩。谢觉哉先后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对边区法制建设和“三三制”建设等作出了重要贡献。马锡五先后担任边区高等法院院长，在司法工作中创立了“马锡五审判方式”，为边区司法制度带来了创新的内容。南汉宸任边区财政厅厅长时，提出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等多项建议，对克服边区财政困难起到了重要作用。徐特立任边区政府首任教育厅厅长，可以说他是边区文化教育事业的领航人。他提出的“一切儿童不分男女、成分施以同等免费教育”，写进了陕甘宁边区第一个教育法规中，他也被赞誉为边区师范教育、小学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奠基人。在军事方面，八路军留守兵团、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肩负着抗击日军、国民党顽固派和保卫边区、保卫中共中央的双重重任，贺龙、萧劲光、王震、谭政等，率领部队光荣地完成了这些艰巨的任务。王震所属部队被授予“模范党军”、“百战百胜的铁军”称号。他带领八路军三五九旅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毛泽东亲笔为他题词，称赞他“有创造精神”。此外，被派往各分区的专署专员、副专员也是边区各项建设的骨干力量。如曹力如、李景林、张仲良、霍维德、李景波等40多人，他们在各分区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外，党外人士也在边区局部执政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党外人士李鼎铭、安文钦、霍子乐、贺连城、霍祝三等人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他们在工作中非常珍惜自己的政治权利，对边区建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提案，得到了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的肯定。如李鼎铭等人提出的“精兵简政”案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安文钦等提出的“培养边区新知识分子和技术青年，设立正规中学及技术学校案”；贺连城等提出的“稳定边币价值以期巩固边区金融而利民生案”；霍祝三等提出的“加强干部教育改进工作作风案”。这些提案关注到边区的政法、财政、文教、军事、经建等方方面面，说明他们积极参政议政，在边区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陕甘宁边区建制撤销，边区政权工作人员先后被调往中央及各地方任职，对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林伯渠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各项伟大斗争。谢觉哉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府首任内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之一。习仲勋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南汉宸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是新中国金融事业的拓荒人，新中国中央银行的创始人。徐特立被公认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奠基人。萧劲光任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另外，众多的边区政权工作人员分散在全国各省市工作，成为地方建设的顶梁柱。如曹力如任新疆人民政府副主席，周兴任云南省省长，雷经天任广两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霍维德任甘肃人民政府副主席，王震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柳湜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等等。这些人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成为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重要支柱，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④张思铨：《高岗在西北东北》，大道出版社2005年版，第258页。
　　⑤1942年1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
　　⑥1943年9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
　　⑦[英]斯坦因著，李凤鸣译：《红色中国的挑战》，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页。
　　⑧陕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1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3—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