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做“公仆”不做“官”的优良作风
　　陕甘宁边区之所以成为模范抗日根据地，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边区政权工作人员将边区事业与群众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他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形成了密切联系群众、只做“公仆”不做“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高岗连任三届边区参议会议长，其原因就在于他密切联系群众，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甘为人民公仆。南区合作社代表耿喜曾对记者说：“他事情很忙，还亲自到南区合作社，问我们关于农民生活改善情形，指导我们合作社的方针，他是心里离不开老百姓，连任议长是最合格了!”①劳动英雄吴满有说：“人民爱他，要叫他当议长。这叫做民心所归!他时时挂念咱老百姓……真是个好议长!”②“习仲勋是从群众中生长起来的，而且与群众保持着经常的密切的联系。”③这是20世纪40年代党组织对习仲勋作的鉴定中的一句话。事实确实如此，习仲勋视人民群众如父母，始终以炽热的赤子之心为人民群众服务。正如西北局高干会期间党组织对他的鉴定中所写：“他很懂得群众的情绪、习惯和需要。他是站在群众观点和群众立场来解决群众的问题，总是把群众的事情看做是自己的事情，而又设身处地地替他们设想，设想怎样才是对的，尤其设想怎样对群众有好处，而没有丝毫的主观主义气味。”④毛泽东高度评赞习仲勋“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陇东分区行政督察专员马锡五坚持走群众路线，创造了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刘巧儿”婚姻上诉案得以圆满解决就是最好的证明，毛泽东曾亲自接见马锡五并赞扬他善于依靠群众，善于结合实际。后来，毛泽东为他题词“一刻也不离开群众”。绥德分区副专员李景波，配合八路军三五九旅赶走了何绍南，并在三个月内将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100多起积案办理完毕，特别是对国民党兵痞欺压百姓的事件，都一一给予严惩。同时，他对群众提出的要求，也千方百计予以解决。他曾为将农民土地从地主手中赎买回来，到处奔波，最终使延家岔地主延焕廷深受感动，将其典去的农民土地全部归还。李景波逝世后，毛泽东为他亲自撰写了生平简介，赞扬“李景波同志一生革命，团结群众，受人爱戴，任劳任怨，奋斗不息，党性坚强，作风正派，谨择简略，永远留念”⑤。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⑥边区政权工作人员正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身体力行的。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德高望重，深受边区人民爱戴，他也最爱戴边区人民。他说：“边区政府各厅处院的工作以什么为对象?就是以边区一百五十万人民为对象，了解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情况，为他们并依靠他们做好事。”⑦林伯渠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43年春，为贯彻西北局高干会议关于发展生产的决议精神，年近花甲的林伯渠下乡，向群众学习农事经验，解决农民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平时，林伯渠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好公仆。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董必武有“甘为民仆耻为官”的名句。这正是对陕甘宁边区政权工作人员工作作风的真实写照。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们在名誉地位面前，矢志不移，忠于职守，勤勤恳恳地做“人民的孺子牛”。
　　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之所以在人民群众中有崇高威望，立于不败之地，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始终以密切联系群众，永做人民“公仆”为行动准则；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成为群众心中的“公仆”，根本原因也在于他们为人民忠心耿耿地服务。在边区，由于边区政权工作人员真正做到了“甘为民仆耻为官”，因此，边区到处出现“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平等、和谐的景象。历史证明，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永做人民“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边区政权工作人员领导边区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倡导和培养起来的优良传统，是党和人民克敌制胜的精神支柱，尤其是陕甘宁边区政权工作人员将这一优良传统展现得更加充分，成为党员干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范，也赋予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以鲜明的时代特色。
　　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对边区进攻和封锁的加剧，使边区经济遭受到极大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争取抗战胜利，在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边区政府明确提出“生产是一切工作的物质基础”，而且在边区群众生产运动的同时，边区各级民主政权工作人员也广泛开展生产运动。1939年2月，边区政府成立了由高岗、高自立、王世泰、周兴、齐华五人组成总生产委员会，领导边区一级机关的生产运动。这个生产运动，从边区政府主席到乡级干部都毫无例外地参加，并持之以恒。在生产自给运动中，高岗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高岗的生产计划》，要求亲自参加生产。他在生产运动动员大会上说：“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我们不能像国民党那样无止境地搜刮老百姓”。在高岗等人的带领下，整个边区，从干部到战士、学生、农民都全身心地投入到生产热潮中，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在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大生产运动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吃苦在前，享乐在后，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事迹举不胜举。1941年3月至1942年3月，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万余名士兵，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开赴南泥湾进行大生产。在大生产中，上至旅长，下至伙夫、马夫，一律参加。旅长王震以身示范，战斗在第一线，担负和战士一样的生产任务。但不同的是，凡出现困难的时候，干部总是冲在最前面，真正做到了动手动脚，而不是指手画脚。一位外国记者赞叹道：“王旅长的双手像他的部下的一样，由于劳动而生满了老茧。”⑧中央西北局为该旅赠送的锦旗誉其为“发展经济的前锋”。陇东分区专员王维舟在大生产运动中以身作则，开荒种菜都亲自动手。1942年，他又带领七七〇团进驻大风川，在百余里的荒山野岭上屯田垦荒，创办农场。他们捡破铜烂铁炼铸农具，用树枝野草搭临时营房，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九个月的艰辛付出，使荒芜的山野长出了嫩绿的禾苗，有“第二南泥湾”之称。
　　边区干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传统和作风，焕发了人民巨大的创造力和精神力量，靠这种精神，装备落后的中国军民打败了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者；靠这种精神，克服了各种困难，发展和壮大了革命力量；靠这种精神，使穷乡僻壤的延安成为红色首都、革命的圣地，从而使中国共产党终于从延安走向全国。
　　三、勤俭廉洁、克己奉公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⑨为保证边区政权工作人员廉洁奉公，边区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和公约。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在我们的制度下，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发薪俸，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得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可是工作中却能表现出自己是群众的模范。”⑩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更明确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11)1943年，为了加强廉政建设，边区政府在公布的《政务人员公约》中规定：“公正廉洁、奉公守法。”其中的注释写道：“这是我们政务人员应有的品格，要在品行道德上成为模范、为民表率。”“不假公济私、不要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12)边区政权工作人员正是按照这个规定去做的。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边区政权工作人员坚持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的传统和作风，培养了一代新风。林伯渠曾指出：“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提出“要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要爱惜每件公物，使之多用些日子”(13)。1937年，林伯渠和谢觉哉联名发出“保持苏维埃红军刻苦节约的传统和作风，防止浪费腐化的习气侵入”的通知，要求“公私费用必须‘严格分开’，一切私人费用，均‘不能入公家账’，禁止‘办高价酒席’。”(14)提倡勤俭廉洁，克己奉公，反对铺张浪费，中饱私囊。在这方面，谢觉哉堪称表率。1943年大生产运动中，谢觉哉制订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1．建议总务处设公马，我的两匹马加入，估计一年内有十个月可供公家生产用。2．每月十盒待客烟不要。3．衣服、鞋子、被单不领。4．种地一分，种植西红柿二十株，茄子二十株，秋白菜一百棵。5．晒腌小菜一百斤。”(15)在谢觉哉的努力下，这个计划年终超额完成。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南汉宸主管边区的财政、物资，但他告诫工作人员，绝不能擅自占公家便宜。他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即使在家里孩子们连鞋都穿不上的时候，也从来不利用职权去谋个人私利。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长期居住在延安，多次收到家书，得知母亲生病，女儿生活需要接济，使他愧疚万分，但他从不向组织伸手，只拿自己节约的津贴或向别人借钱给以接济。“生产节约，涓滴归公”，这是边区人民对林伯渠的评价。他自己带头制订个人生产节约计划：“要在农业生产上完成细粮二石任务交粮食局，收集废纸交建设厅，不吸外来纸烟，不要公家供给棉衣、衬衣、鞋袜、毛巾、肥皂等生活用品。”(16)并使之付诸实施。勤俭廉洁，克己奉公，对于他们来说，绝不仅仅是一个生活作风和工作作风的问题，而是必备的政治品质和思想道德素质。他们的这种优良的传统和作风更是一种榜样，而这种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他们的影响下，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增强了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的自觉性，普遍养成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从而团结一致，将边区政府建设成为当时中国最廉洁的政府。
　　我国自古就有“历览前贤国与家，成内勤俭败由奢”的教训，边区政权工作人员充分领悟了这一点，严格遵守《中国共产党章程》中规定的党员必须“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克己奉公，绝对不得假公济私，损公利私。”(17)廉洁已成为边区政权工作人员的政治本色。正是因为他们廉洁奉公，无私无畏，才得到边区人民的爱戴和信任，人民把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作为贴心人，作为他们学习的榜样。他们说“祖祖辈辈没有见过这样的好政府、好官员”。
　　四、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
　　批评与自我批评历来是中国共产党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纠正自我错误，消除党内不良风气的有力武器。“能不能经常地自觉地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是衡量一个领导班子是否坚强有力，一个领导干部是否具有一身正气的重要尺度。”(18)因此，“不搞批评和自我批评一定不行。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19)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20)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也明确规定：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下，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不仅具有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也勇于揭露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同不良的思想倾向和错误言行作斗争，培育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新作风。陈毅生前在《七古·手莫伸》和《六十三岁生日述怀》两首诗中写道：“喜有错误，痛改便光明。”“还是鼓勇气，改正再前行。”许多边区政权工作人员都做到了这一点。1942年10月至1943年1月，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召开。大会在讨论历史问题结束后，集中批评当时工作中和思想上的偏向，在大会上，从县、团级干部到边区许多高级领导，都做了深刻的自我批评。边区老干部习仲勋在发言中进行自我批评。他说：“特别是在肃反开始之前，组织了小代表团。我也是小代表团代表之一，那时上有大代表团，下有小代表团，我是洛河川的小代表团。反右倾机会主义这时便开始了。当时那个会议我也参加了。反右倾机会主义我也有劲。”(21)在边区参议会、政府和基层工作的张秀山、贺晋年、刘景范、张邦英、王世泰、霍维德等人也先后在大会上发言，开展批评，纠正错误，作自我检查。毛泽东对西北局高干会赞扬说：“边区高干会(党政军三百余人)展开彻底的自我批评，对过去历史，当前任务(生产与教育)，整顿三风，精兵简政，统一领导诸问题都获得圆满解决，气象一新，各事均好办了。”(22)林伯渠曾说：“我请求各级人民代表经常密切地督促行政干部和其他公务人员，督促和帮助我们成为名实相符的人民勤务员。”(23)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也曾多次公开进行自我批评，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自我批评；他在参加研究室作风座谈会时也做了检查：1945年12月19日，他在领导学习《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时，对自己有过的错误，做了深刻的检查。1945年，延属分区专员曹力如，在边区政府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两次发言，对工作作风进行自我检查，他说：“下去的公文太多，上来的东西觉得太少，开会也比较多，应该纠正。”(24)在他的带领下，延属分区各县工作作风有了明显改观。谭政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中谈道：“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都是有用的，不可偏废。但是批评是为着启发自我批评，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以批评的手段，达到自我批评的目的。”(25)这些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严格要求自己，勇于解剖自己的精神感染着大家。
　　1942年11月21、23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讲话中，引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结束语”，即“党史又教导我们说……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党不去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果党能根据党工作中错误的实例来教育和训练干部，如果党善于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那它就会是不可战胜的。如果党竟隐瞒自己的错误……不能容忍批评和自我批评，浸透自满情绪，一味自高自大，高枕而卧，那它就会遭灭亡。”(26)边区政权工作人员对此领悟深刻。在工作中，他们严格要求自己，坚持真理，不断地揭露和纠正缺点和错误，敢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许多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以自己的行动影响和带动其他同志，在边区普遍养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和作风，从而使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从思想上和认识上达到高度一致，组织上达到团结统一。其结果是边区政权真正成为人民的政权，民主的摇篮，边区被称为当时的“中国最进步的模范地区”。
　　1945年，毛泽东曾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了高度的概括，他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27)陕甘宁边区政权工作人员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正是这些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在一定意义上说，陕甘宁边区政权工作人员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来源，延安精神是边区政权工作人员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升华。
　　①张思铨：《高岗在西北东北》，大道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页。
　　②1946年4月延安《解放日报》。
　　③《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12页。
　　④《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20页。
　　⑤梁星亮、杨洪：《陕甘宁边区著名人物》，中共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7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⑦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85—486页。
　　⑧《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王震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2页。
　　⑩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汇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35页。
　　(11)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汇编》第5辑，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12)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民主中国的模型——陕甘宁边区政治文明建设》，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5页。
　　(13)《李维汉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4页。
　　(14)阮祥红：《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工作作风建设的基本经验》，《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5期。
　　(15)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97页。
　　(16)西北五省区编纂领导小组、中央档案馆：《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489页。
　　(17)赵保真等：《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18)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388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90页。
　　(2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21)《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0页。
　　(22)《习仲勋传》编委会：《习仲勋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36页。
　　(23)《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内部资料)，第540页。
　　(24)梁星亮、杨洪：《陕甘宁边区著名人物》，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25)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上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第10页。
　　(26)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49年版，第440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3—10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