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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第二章 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为在全国范围执政奠定了基础

梁星亮(执行),杨忠虎,宋炜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决定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红军在进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又进行了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帮助者①。这是一次关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历史性会议,也使毛泽东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并获得了最高决策的参与权,为延安时期正式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初步基础。
  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奠定了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的组织基础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终于胜利到达陕北。长征的胜利,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政治路线的正确,也对进一步加强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确立他的最高军事领导地位具有重要意义。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②首次在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的最高军事领导地位。在8月下旬召开的党的洛川会议上,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党的最高军事领导人。
  然而,在抗日战争时期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毛泽东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最后确立,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战胜各种错误倾向的挑战和斗争之后形成的。抗战初期,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是不甚理解和不甚放心的。于是,派所谓“熟悉国际形势”而又富有朝气的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王明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及主席团成员,又深受共产国际领导欣赏,回国伊始就以国际路线的代表自居,对中央的工作横加指责,并提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他在会上作了《如何继续全面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方针政策提出了批评。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对中央领导层进行了调整,决定不设总书记,实行书记处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并增补王明等人为书记处书记。同时,王明还取代毛泽东分管的共产国际最为关注的党的核心工作。由于王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不少与会同志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这样,王明就对已经开始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构成了挑战。对此,胡乔木曾记述道:“王明1937年第二次回国,又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对毛泽东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③后来,毛泽东也认为,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是孤立的。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上得势,使他更加忘乎所以,会后应蒋介石之邀,于12月下旬率领中央代表团赴武汉。在武汉期间,王明独断专行,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不经中央同意,擅自发表“宣言”、发布指示,公开宣传他的错误主张,甚至以通知的口吻致电延安,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程。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央根据王明的提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即三月会议。王明在会上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继续宣传他的右倾错误主张。由于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虽有张闻天、毛泽东等人在会上抵制,王明的主张仍被与会大多数人所接受。会后,王明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不顾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不同意见,写了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显然,王明在这次会议上又一次获得了优势,使毛泽东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由于王明与以毛泽东、张闻天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矛盾加剧,甚至趋于公开化,三月会议决定派任弼时为代表,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抗战路线和党内领导层的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共产党有较多的了解。任弼时在汇报时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指出:毛泽东最善于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的正确已经完全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所证明,只有毛泽东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任弼时实事求是的汇报改变了共产国际对中共抗战路线和毛泽东的认识,也使共产国际领导人认识到王明第二次回国后所推行的错误做法。1938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和任弼时即将由莫斯科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任弼时进行了重要谈话。明确地指出:“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实际斗争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争当领导人了。”④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上级,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对毛泽东与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党在延安桥儿沟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代表中央作了政治报告,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路线。会上40多人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各项主张,很多人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的种种错误。王明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也公开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表示“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⑤会前陈云提议由毛泽东担任中央总书记,会上张闻天也主动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与毛泽东,但为毛泽东所婉言谢绝。会后,张闻天即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⑥这样,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只待在组织形式上的最后确认。
  从1941年到1945年开展的整风运动,使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清除了“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也为全面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做了重要准备。但在整风运动开展之前,党内的思想仍不统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虽然制止和纠正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但对党的六大到遵义会议之前中央领导机关所犯错误的认识始终没有统一,尤其是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认识存在着严重的分歧。1940年9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的“左”倾教条主义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并在第三版的序言中说:不能把昨日之是,看做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因而,要实现对党的政治路线和毛泽东的历史作用达到统一认识,确保党的事业健康发展,在全党范围进行一场深入的思想整风和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势在必行。整风运动历时四年,经过三个阶段。特别是第三阶段,通过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进一步提高认识,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在党的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给革命危害最大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彻底清算,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统一,也将使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到最终确立。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从组织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书记。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隆重举行。大会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醒目的大字,大会正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在6月19日举行的七届一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选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从此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参加的新的党的领导集体正式形成。在党的历史上,称之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正如邓小平所言:“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⑦这些领导人大多是在革命根据地孕育和锻炼出来的新一代领袖人物,是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都是共产党内最优秀、最有才华的人物。正是有了这样的领导集体,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人民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了八年民族解放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是有了这样的的领导集体,抗日战争胜利后,党领导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后,党又领导人民战胜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离开陕北时,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建立新型的国家政权,实现共产党由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指日可待。
  ①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4页。
  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④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页。
  ⑤《王明言论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39页。
  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49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8页。
  二、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奠定了建立新中国纲领的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党实施新民主主义纲领,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雏形和实现由局部执政到全国范围执政的关键时期。当时,中国革命的主要锋芒集中在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身上,国内的一部分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又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性质并没有改变,只是党的某些政策和策略作了适应于形势的变化。因而决不能因为党的某些政策和策略的变化,而放弃新民主主义的总方向。只有从中国的国情和抗日战争的实际出发,坚持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及其各项政策,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国家。
  1937年8月,党在洛川会议上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就提出了建设抗战的民主中国的基本纲领,并在抗日根据地内率先实践,努力将根据地建设成为抗战的模范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示范区。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进一步作了原则的规定。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规定在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即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共和国构成的形式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规定将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共和国所有;保护和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农村实行“耕者有其田”,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将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同时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概括地说,就是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①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期间,始终在自己的执政区域——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前进,并逐步达到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规定的目标,同时又带有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各个阶段的特色。
  1.党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在局部地区获得成功,成为建立民主中国的模型。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是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首要目标。早在1937年3月,党就吸取江西时期的历史教训,顺应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将陕甘宁工农苏维埃政府转变为抗日民主政府,尔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都以陕甘宁边区为楷模,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这种新的民主政权,不仅包括工农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人们,是名副其实的抗日民主政府。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政团,对汉奸和反动派实行抗日民主专政,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是判断解放区社会性质的主要标志。1940年,中共中央提出和实施“三三制”的政府人员分配政策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一步制度化和规范化。它在保证共产党领导的同时,又维护和保障各抗日阶级、阶层、政党参政的基本权利。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既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那一部分。这反映了全民族抗战的实际,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策略思想的成熟。抗日民主政权的构成,包括所有抗日成分,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权民主的广泛性。其中工农成分占90%,又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政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在政体上,各抗日民主政权在抗战中后期,相继建立和健全了民主集中制,实行普选和参议会(人民代表大会)制,同时加强了法制建设,为政治民主化和实行法治提供了法制保证。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的、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的统一战线政权,乃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
  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构想,为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和制定各项具体政策指明了方向。陕甘宁边区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制定了许多关于民主政治和政权建设的政策和方针,并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为各抗日根据地树立了榜样。晋察冀边区是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1月边区用民主选举的方法产生了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随后边区行政委员会统一委任县长,在县以下设立区、村(镇)公所,抗日民主政权自上而下建立起来。从1938年到1939年夏,晋冀豫和冀鲁豫边区也初步民主产生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2月晋绥边区成立了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颁布了施政纲领,并对各级抗日民主政权进行了整顿。在山东和华中各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抗日民主政权的发展和完善,建立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模式,为全国树立了榜样。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出现了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两种政权的性质根本不同,代表的阶级利益也根本不同。国民党政权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国民党政权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他的一切施政纲领和方针政策均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民主只是一种形式和装饰品。抗日民主政权是由人民选举的代表组成,实行民主集中制,体现了真正的民主精神。国民党政权实行的是片面抗战的路线,不要组织人民参加抗战,企图抢占抗战胜利的果实。抗日民主政权实行全面抗战的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力争使抗战胜利的果实为人民所有。在这两种不同性质政权领导下的解放区和国统区形成鲜明的对比。“解放区内全体人民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所有这一切,使得中国解放区在强敌压迫之下,在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进攻的情况之下,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之下,能够屹立不摇,并且一天一天发展,缩小敌占区,扩大自己的区域,成为民主中国的模型”。“国民党内的主要统治集团,坚持独裁统治,实行了消极的抗日政策和反人民的国内政策。这样,就使得它的军队缩小了一半以上,并且大部分几乎丧失了战斗力;使得它自己和广大人民之间发生了深刻的裂痕,造成了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的严重危机;使得它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不但是极大地减少了,并且变成了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物。”②1944年6月,当国统区掀起第二次宪政运动的时候,美国著名作家斯诺在美国《星期六晚报》上发表文章,指责国民党统治的腐败,称赞抗日解放区是一个“战斗的国家”,“这一战斗的国家是中国人前所未有的最接近于政治与经济民主的,而且这个国家有一个政府,直到现在真正当得起清廉政府的称号。”③
  抗日根据地及抗日民主政府作为新型的社会模式,它的政治作用不仅限于根据地范围内,而且超出了根据地的边界,广泛地影响着全国各地,为建立新中国和新中国建立后的政权建设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干部。它集中体现在它是统一战线的政权、是民主集中制的政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抗日民主政权给人民以广泛的民主权利,而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则通过派党员参与政权,以自己的政治工作与模范作用去赢得支持来体现党的领导。同时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实践,为党造就了一大批有一定理论水平,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干部。因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抗日民主政府是今后民主中国的模型。
  2.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实行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为新中国建立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做了重要准备。党在延安时期实行的各项经济政策,都是以中国国情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依据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和政策作了全面的论述,指出:“严肃地坚决地保持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性,和保护社会经济中的有益的资本主义成分,并使其有一个适当的发展,是我们在抗日和建设民主共和国时期不可缺一的任务。”④他还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⑤因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经济状况十分落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⑥而且“农业国中的资本主义是向上的”,“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将来还有用……它是革命的、有用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之发展的。”⑦因此,“中国共产党特别需要严格地把共产主义观察、研究、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新民主主义的实际政策相区别”。⑧毛泽东还指出了当时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⑨因此,党在发展公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同时,又采取了减租减息和“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半封建制度”的当时“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⑩。加之当时解放区处于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只有实事求是地发展公营工业和民营经济,才能保障战争的供给。
  其次,党在延安时期实行的各项经济政策,也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出发的。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法宝,要建立和发展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不仅需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军事上实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也需要正确的经济方针政策来给予有力保证。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从抗日救国的大局出发,为了团结更广泛的人们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阵营中来,在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系列的经济原则、经济政策。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在实行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建立了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执行对内自由、对外统制的贸易政策;积极发展农工商业。在财政工作中,实行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累进征收政策。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以及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与节约并重、以农业为第一位等经济工作的方针,进一步使抗日根据地的经济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证。抗战胜利以后,为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党领导建立了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经济上,由于实行土地改革政策,使亿万农民得到了土地,调动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使解放战争获得了坚实的群众基础;由于实行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使占现代工业10%的民族工业得到保护和发展,对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发展国民经济,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3.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实行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当时和以后较长时期繁荣发展文化的基本指导方针。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并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这种文化既不同于国民党实行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就是文化的民族形式。这种文化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它是中华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是以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但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加以吸收。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就是文化的科学内容。这种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对于中国古代文化,要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就是文化的大众方向。这种文化,应该为全民族90%以上的工农大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因此是最民主的文化。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实践运动都是以广大的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因此民众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泉。同时,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还需要一批革命的或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44-1045页。
  ③《国际观察家对中国政治的评论》,新知识书店1946年版,第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3页。
  ⑤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793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⑦⑧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601、527、320页。
  三、党培养的大批优秀干部是建立新中国宝贵的人才资源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13年中,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以它特有的地位和影响而成为众望所归的一方热土,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爱国华侨、民主人士、国民党高级将领和外国友人来这里参观访问、学习考察。尤其是一大批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在科学民主的时代精神和救亡图存的民族精神的鼓舞下,怀着爱国报国、追求进步、向往光明的满腔热忱,跋山涉水,历尽艰难,会聚在宝塔山下,给陕甘宁边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增添了新的活力,也给党培养新型的行政、建设管理人员、科技人员、知识分子提供了条件。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延安。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代表着未来中国发展的方向,全国进步人士无不对她寄予厚望,延安成为万众瞩目的红色大本营。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抗日救国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民族的危亡也牵动着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赤子之心,特别是一大批有志青年和知识分子立志报国,渴望民主,追求光明,向往自由,“到延安去”成了千万有志人士的共同选择。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从万里海外,不顾日军的炮火和空袭,冒着生命的危险,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阻挠,像潮水般地奔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形成了“天下人心归延安”的壮观景象。从西安到延安,从陕甘宁边区周边各地到延安,蜿蜒起伏的数百里山路,成为追求真理的人们用意志和鲜血铺就的一条信仰之路、理想之路、救国之路。
  据统计,仅1938年5月至8月间,经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就达2288人。1938年底,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达10万多人。在来延安的进步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中,地域上,有的来自国统区,有的来自沦陷区,还有一部分南洋和欧美国家的爱国华侨;民族上,主要是汉族,还有回族、蒙古族、满族、朝鲜族等十几个民族;职业上,有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社会贤达、海外人员,甚至有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在这些人群中,人数最多的是青年知识分子,有文学家、音乐家、戏剧家、电影明星、新闻记者、律师、科学家、医生、教员等,他们中许多人在赴延安前就已经是名人、名家。如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领袖黄华、姚依林、蒋南翔等。文学艺术界、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更是不胜枚举,如周扬、高士其、徐懋庸、柳青、萧军、欧阳山、吴伯箫、艾青、何其芳、萧三、贺敬之、冼星海、陈荒煤、贺绿汀、戈壁舟、艾思奇、范文澜、马健翎、陆定一、何干之、吴亮平、田家英,等等,真乃人才荟萃,群星灿烂。
  当然,这些人来延安的目的是不完全一样的。有的是为投身革命而来的,有的是为宣传革命而来的,有的是为考察延安的真相而来的,也有的是为着收集反面宣传材料而来的。还有小部分人抱着不切合实际的美妙幻想,在生活一段时间后,不能适应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环境,而要离开。对于这些人员,共产党实行“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政策。事实上,许多人从延安回到国统区,经过对比,又重新回来了。这些进步人士和青年知识分子,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座革命熔炉里,通过共产党的教育培养和自身的社会实践,逐步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成为中国革命坚定的奋斗者,有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陕北公学从1937年至1939年6月间共培养学员6000余人,其中约有3000人加入了党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上简称抗大)第二期共吸收外来青年知识分子609人,毕业时有427人加入了党组织,成为共产主义战士。正是有抗日救国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的共同目标,大家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来,在思想、精神、意志上建立起新型的人际关系。
  随着抗日战争新形势的需要和陕甘宁边区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发展,一大批进步人士、革命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奔赴延安,改变了延安和边区原来的人才结构和知识层次,为党培养新干部提供了条件。在那贫瘠的土地上、窄小的窑洞里,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从1937年开始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鲁迅艺术学院、延安自然科学院、军政学院、军事学院、行政学院、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民族学院、青年干部训练班、中国女子大学、延安大学、日本工农学校、西北工学、中国医科大学、部队艺术学校、八路军抗日军人家属学校、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等几十所干部学校,既培养党政干部和军政干部,也培养科技干部和文艺干部,还培养工会干部、青年干部、妇女干部和民族干部。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在延河两岸,到处有歌声,遍地是课堂。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各敌后的抗日根据地也都设立了直属区党委党校、干校和干部培训班等,此外还开办了许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院校。晋察冀边区主要有抗大第二分校和华北联合大学等;晋冀鲁豫边区主要有抗大第一分校和1940年迁往山西武乡的“抗大”总校等;晋绥边区主要有抗大第七分校和1942年10月创办的鲁迅艺术文学院晋西北分院等;山东抗日根据地主要有由太行山迁往沂水的抗大第一分校和鲁西北政治干部学校等。华中抗日根据地主要有由陈毅兼任校长和政委的抗大第五分校(1942年1月改为抗大华中分校),以及分别在淮北、淮南、苏中、鄂豫边和苏北设立的“抗大”第四、第八、第九、第十分校等。所有这些学校,都为造就一支能文能武的干部队伍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革命的大熔炉,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也是培育革命干部的大摇篮。在这里,“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院校’,全世界恐怕就只有这么一家。”然而,正是这一座座窑洞大学,正是如此艰苦的学习生活环境,磨砺了热血青年的意志,培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革命的骨干力量。在这里,大批工农干部提高了政治、军事理论和文化水平;在这里,许多知识分子得到了改造和锻炼,实现了世界观的自觉转变,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在这里,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抗战的生力军。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共培养造就了数十万干部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输送到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就有4万多名。抗战胜利后一次派往东北的干部就有2万多名。尤为突出的是,经过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和社会的斗争实践,大批学生出身的、在抗战前后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被锻造成为意志坚定、素质优良的知识型干部人才,使共产党和军队的干部队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据1939年11月统计,党政方面,“在中级干部中,有百分之八十五是知识分子”,①华北地区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在一九三六、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的学生,”“就是靠这些干部,打开了局面,工作开展了,而且搞得很好”②;“后来政治干部除了老红军以外,就靠这批人,从这批‘三八式’里边选出的”。③
  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党政军干部和专门技术人才,依靠他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太阳的升起。依靠他们,取得了全国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斗争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依靠他们,中华民族又开始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取得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并向新世纪的宏伟目标迈进。
  党在延安时期实行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具体化。这就决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在中国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在政治上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专政;在经济上实行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在文化上实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这个社会中,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因素,他们彼此斗争着。但社会主义因素在经济上都处于领导地位,是决定性的因素,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因素将不断增长并获得最后胜利,中国将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西北大学 梁星亮)
  ①《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5页。
  ②《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梁星亮(执行),杨忠虎,宋炜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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