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存在着两个政权，人民在对两个政权的比较中进行着自己的选择。得民心者必将得天下。延安所以被世人称为一片净土、革命圣地，为全国人民所向往，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利益至上，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唯一宗旨，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凝聚了民心，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和支持。依靠人民，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了一个与国统区有天壤之别，繁荣昌盛、丰衣足食的新延安。执政为民，是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一条基本经验。
　　一、教育干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
　　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执政宗旨，把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作为共产党人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不断教育边区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从思想上认识局部执政对夺取全国政权的意义，确立执政为民的理念，树立正确的政策观、群众观和权力观。
　　1.树立人民利益至上的政策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关乎能否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全局性问题。人民的根本利益要通过党的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来谋取、发展和实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是我们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作为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只有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策，把边区治理好，保证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才能保证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只有全体党政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政策观，坚决地贯彻落实党的为民政策，人民利益才能落到实处。延安时期，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都要以是否得到人民拥护和赞成，是否有利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是否顾及各阶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根本的出发点和归宿。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①我们党不但制定了反映人民根本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和总政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制定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诸如全面抗战路线、“三三制”的政权政策、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以及劳动、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政策，无不透出强烈的人民性，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拥护。党还教育党员干部，在执行政策时，要从实际出发，防止“左”、右两种倾向，及时纠正脱离实际的政策，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当年一位农民的一句“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的牢骚话，引起毛泽东同志的高度重视。他没有责难这位农民，却指示有关部门了解一下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政策有什么疏漏，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当发现政府向农民征收20万担公粮的任务太重，农民不堪重负的问题后，党中央立即调整征粮政策，经过边区政府认真研究，作出削减公粮4万担的决定。同时，举一反三，采取措施减轻农民群众的其他负担。后来，毛泽东提出要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改善他们的生活，要“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②通过这种实际的教育，使人民利益至上的政策观，成为边区党政工作人员政务活动的行为准则。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党中央和毛泽东采纳了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提案，在边区实行了精兵简政政策。1941年至1942年，连续三次精简、调整机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减少了1/4。同时，党中央还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开展大生产运动。由于这一系列正确政策的贯彻执行，边区很快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
　　2．树立相信和依靠群众的群众观。一切为了人民的政策取向，必然要求全党树立相信和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观，即在全部活动和工作中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第二次国共合作后，陕甘宁边区有了合法地位，处在相对稳定的环境下，与此同时，国民党官员的不良作风也对边区产生了某些影响，个别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欺压群众的现象屡次发生。为此，毛泽东不断告诫广大党员干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党的“活菩萨”、“上帝”、“诸葛亮”，“老百姓可以骂我们，我们却不能骂他们，因为他们是主人”。③他反复强调，只要我们依靠群众，坚决地相信人民的创造力，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我们，而只能被我们所压倒。从这个原则出发，他要求共产党员无论做任何工作，都要放手发动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让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共产党员只做引导者和向导。毛泽东还要求党员干部虚心向群众学习，和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永远做群众的学生。刘少奇在阐述毛泽东提出的群众观点时指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的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群众观点在党的实际工作中的运用，也是党的基本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1943年6月，毛泽东为党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科学地分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正确方法，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⑤即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实践中考验其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种工作方法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与党的群众路线统一了起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也就是人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充分发扬了民主，动员了群众，提高了群众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使党和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奋斗，而且有效地实行了集中，集中了群众的智慧，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性与科学性。通过这种教育，使党员干部洗净脸上官僚主义的灰尘，心悦诚服地面向群众，为群众服务。
　　3.树立代表人民的权力观。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是主人，党和政府工作人员是公仆，权力只是公仆为主人服务的工具和手段。对于这个道理，边区政府的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并不都是清楚的，有少数人还没有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有的党政干部把旧衙门的习气带进边区，以“官老爷”自居，盛气凌人，甚至以权谋私。为此，党对广大党员干部深入进行正确的权力观教育，使他们明白自己的权力来自人民，应服务于人民的道理。1945年8月，一位美国记者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回答说：“人民给的。”“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我们当了人民的代表，必须代表得好”。⑥我们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无私利可图，它应该受人民的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志。如果我们党不能代表人民，不能忠实地为人民说话办事，他们还会把权力收回去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广大党员干部作出了光辉榜样。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曾写信要求为其在边区谋份工作，被毛泽东回绝，并写信说：我们这里上至总司令，下到马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专为劳苦大众做事。统帅千军万马的朱德总司令，甘为民仆耻为官，“朴素尤似田舍翁”。他说：我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不是为当总司令，而是要替无产阶级打仗做事。“专为劳苦大众做事”，“替无产阶级打仗做事”，这些朴素的语言，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共产党人的权力观。“只见公仆不见官”，这是当年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工作人员从政作风的真实写照。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③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展览会上的讲话》，1940年1月16日重庆《新华日报》。
　　④《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5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9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二、从经济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共产党“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①这是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执政的根本目的，也是当时在延安局部执政的共产党与在全国执政的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陕甘宁边区地处贫瘠的黄土高原，由于长期的封建剥削和战争的破环，经济状况十分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②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党能否在延安站稳脚跟，取得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成功，除了领导人民抗日救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外，还要看党的政策能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因此，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成为边区建设中最迫切的任务。党中央为促进边区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1．减租减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减租减息倡导于1937年，但由于各种客观和主观原因，直到1941年绝大多数地区的减租减息只停留在宣传阶段，并未彻底实施。随着抗战进入最困难阶段，为调动广大农民参加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1942年1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以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积极性”。“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必须保障地主、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③决定为减租减息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为了使减租减息有据可依，在决定的附件中，对地租和债务的额度作了详细的规定：租额的减租率以25%（二五减租）为原则，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减租后，出租人所得一般不得超过收获量的4/10。减息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如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超过两倍者，本利停付。④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减轻了农民负担，与减租减息相适应的交租交息，又照顾了土地和财产所有者的利益，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2．开垦荒地，发展农业经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有可耕地3000多万亩，抗战爆发的1937年耕地面积为860多万亩，仅占可耕地面积的25%左右，有2000多万亩土地可供开垦，这是一个潜在的农业资源，如果土地资源得到开发和利用，对发展边区的农业生产意义十分重大。为了鼓励移民和边区群众开荒，边区政府规定公荒谁开归谁所有，三年免收公粮；私荒如果地主不开，农民可以自由开垦，并免交三年地租，三年后依照租佃条例交租，地主不得任意收回土地。对移民、难民垦荒而无力购买耕牛、农具、籽种的，由政府给予农贷帮助。鼓励开垦荒地政策的推行，使边区的耕地面积得到了大幅度增长。1945年的耕地面积由1937年的862.6万亩扩大到1425.6万亩。边区大部分农民做到了“耕三余一”，粮食实现了自给有余。边区党政军机关为了解决“鱼大水小”的矛盾，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军队垦荒屯田，三五九旅开荒14万余亩，把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为了解决军民穿衣问题，党中央和边区政府把实现棉纱、棉花自给自足作为一项重要的农业政策，颁布了供籽、免收农业税、政府收购等一系列优惠政策，推广植棉。至1944年棉田面积达29万亩，棉花产量达到300多万斤，基本上实现了自给自足。
　　为了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边区利用小河、小溪、地下水、山洪等发展农田水利。组织军民修建河渠流水灌溉工程，先后修建了杨桥畔水渠、裴庄水渠、子长水渠等，大大改善了边区农业条件。如今仍造福于延安枣园乡人民的“幸福渠”，就是当年中央机关和驻军帮助修建的。
　　3．组织劳动互助，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边区把农村分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正如毛泽东1943年11月在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所说的：“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⑤成立各种各样的劳动组织，如劳动互助社、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组、儿童杂务队、变工队、扎工队、锄草队等。1939年边区参加劳动互助社的有89982人，参加义务耕田队的有66347人，参加妇女生产组的有53126人，参加儿童杂务队的有39708人，总计249163人。1943年，边区有338760个劳动力，其中有81128个劳动力组织在劳动合作社之内，占24%。夏耘、秋收中有40%的劳动力被组织在各种劳动组织之内。1944年，边区参加劳动互助组织的农民达21万人，占总劳动力的45%。⑥边区政府通过各种劳动组织把农村分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有效地使用人力资源，有利于推广新的耕作方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把劳动力组织起来便于政治教育和政治动员，为抗日战争服务。
　　4．发展工商业，繁荣边区经济。为了繁荣经济，保障供给，边区政府还制定了“以公营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政策，大力发展工商业。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发展边区公营工业和商业贸易。采取“群众个人出资，集股合办，按股分红”的办法，创办集体合作社。合作社的经济形式颇受边区群众欢迎，从1939年起，生产合作社在纺织、服装、食品、化学、建筑、造纸、商业等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到1945年抗战结束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达到591个，每月生产总值达32亿元（边币），各类商业合作社435个，社员24万人。被毛泽东誉为“真正被群众拥护的合作社的模范”的延安南区合作社，是边区的综合性合作社的模范，下设生产、运输、消费、脚店、信用、食品、医药等七个部门，1943年获纯利2284万元（边币）。在发展公营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同时，边区政府大力保护和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明确规定：“奖励私人企业，保护私有财产，欢迎外地投资，实行自由贸易，反对垄断统制。”奖励私人经济的办法主要是由政府予以低息贷款、定期免税、订货，并保证20%的利润。这些优惠政策，大大刺激了私人经济的发展。延安市1938年仅有私商90家，到抗战末期已达470家。边区工商业的发展，打破了国民党对边区的全面封锁，满足了边区群众生活的自给需要，同时，形成了边区农工商贸相结合的产业结构，对边区经济的发展繁荣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延安时期，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实行公私兼顾、民营为主等一系列正确的经济政策，组织党政军民学进行大生产运动，大刀阔斧地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真正做到了“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经过几年奋斗，陕甘宁边区人民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5．关心人民群众生活和疾苦。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不仅体现在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方面，还表现在党的领袖关心群众生活和疾苦，切切实实为群众办实事上。毛泽东认为，共产党要给群众以利益，既要在根本经济利益上为民众谋福利，又要在日常生活中对民众体贴入微，为他们排忧解难。1944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讲话讲到边区卫生时指出：“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该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⑦接着他提出了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的办法。群众利益无小事。毛泽东的这段讲话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思想最好的阐述。延安时期，党的领袖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疾苦，从小事着眼，解决群众一个个具体问题和实际困难。一次，毛泽东乘车去开会，遇到一妇女抱着患病的孩子急得直哭，便用自己的车把孩子送进医院，并再三叮咛医生一定要给孩子治好病。1944年当毛泽东得知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不生小孩，就找来当地领导与中央医院同志一起到那里调查。当了解到该地群众饮水中含有大量有害物质时，便指示医院帮助群众对饮水做了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使那两个村庄终于传出了令人喜悦的小孩的哭声。延安时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那个时期，党的领袖就生活在群众之中，与群众打成一片。毛泽东常常与庄稼汉攀谈，了解庄稼生长情况，嘱咐他们不要误农时；他关心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多次指示边区政府要发展教育，让孩子们有书读。他在枣园居住时，得知当地老乡小孩上学有困难，便派了一名教师，在该乡办起了第一所学校；他为边区人畜大批死亡，巫医又在其中作祟而深感忧虑，要求为人民训练新医生，帮助、感化和改造旧式医生，并组织群众与迷信和不卫生习惯作斗争。过年了，他给老乡们拜年。枣园有几位六七十岁的老人，一辈子未过过生日，他知道了,亲自设宴为他们敬酒祝寿；他还向群众提议，村里死了人，开个追悼会，以寄托人们的哀思；枣园乡因天旱缺雨，庄稼收成没有保证，党的领袖就动员附近的部队、学校和机关工作人员协助枣园乡群众修了一条长达6公里的水渠，使枣园乡的旱地变成了水浇田，农作物连年获得丰收，给群众带来了幸福生活，因而该乡群众称之为“幸福渠”。
　　总结党在延安时期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的理论及其实践，可以得出这样两点结论：第一，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原则的含义，完全不同于向群众施舍小恩小惠，也不等同于一事一报的物质鼓励。它首先是指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和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实际政策，使群众抓住自己的根本利益，去为之奋斗，并从中获得好处。其次是指党和政府要尽可能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排忧解难。历史告诉我们，单纯的物质鼓励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效力。而当时无论在陕甘宁边区还是在其他抗日根据地，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即使在生产有了发展，生活得到改善的情况下，群众的物质生活仍是十分菲薄的，党和政府亦财政拮据，没有也不可能直接拿出财物给群众以帮助。正是因为党把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建立在依靠正确政策引导的基础上，才在实践中产生了万众一心，不惧流血牺牲地跟着共产党走的强大效力。第二，中国的广大民众正是通过“听其言，观其行”，特别是国共两个政权的比较，才相信了共产党的政治动员，确认共产党领导的事业便是他们自已的事业，从而心甘情愿地跟着党闹革命，党的事业才有了坚如磐石般的基础。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向陕甘宁边区发动猖狂进攻，18日，当敌人逼近延安，彭德怀等人劝毛泽东、周恩来赶快动身撤离时，他们首先想的是人民群众，当得知人民群众和机关人员都已安全撤离时，才于黄昏离开延安，踏上转战陕北的征途。当人们劝毛泽东离开战争环境险恶的陕北时，毛泽东却坚持转战陕北。因为他深知：哪里群众基础好，哪里就最安全。
　　①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67页。
　　③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286-287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8页。
　　⑥阎庆生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农村经济研究》，见《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148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三、厉行民主政治给人民以真实的政治权利
　　人民除具有物质利益方面的需求以外，还有政治利益方面的需求。对这方面实际需求满足得如何，同样影响着执政为民的效果。党中央认为，民众的物质利益的取得，离不开政治利益。给民众以选举、言论、集会、结社等项政治权利，并在此基础上使民众广泛地参政议政，建立一个民主的、廉洁的、为民众办实事的政府，是从政治上动员民众不可缺少的条件。正如毛泽东指出：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因为政治动员旨在使广大民众以国家和社会主人的姿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斗争行列中去。与之相适应，就要在政治上给民众以相应的地位和权利，就要建立代表民意的政府。如其不然，政治仍为少数人所私有，政治动员就会成为欺骗、空谈。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党在提出政治动员民众的任务的时候，总是把给群众以实际的政治利益与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的问题一起提出来。
　　为了动员全国民众抗战，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明确全国总动员的目的和任务。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肃清汉奸卖国贼，任务是动员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结成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第二部分就是实行民主政治，包括实行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释放爱国的政治犯。开放党禁，建立民选的廉洁政府，铲除贪官污吏，采取民主集中制。第三部分则是实行符合民众利益的经济政策和教育政策，如发展经济、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救济失业、救济灾荒。此后，无论是为了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战争，还是为了动员民众参加解放战争，党中央设计的宣传鼓动提纲，都保持了这样的思路，只是在具体内容上根据当时形势的特点作出调整。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时刻把民众的政治利益与物质利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从政治上动员民众的基本条件。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给人民以看得见的政治利益的思想不是表现在口头上和书面上，而是被切切实实地付诸于实际。
　　1．选举权既是人民参政的基本途径，又是从权力授受起点上实行监督。民主政治的基础是人民的参政权，但参政权并不表现为每一个人直接地参与社会和国家事务的管理，通常采用代表制来实施。因此，选举就成为人民推举自己的代表并授权给他们来实施管理国家的主要形式，民主选举充分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没有选举，没有议会，那民主的精神无所依附，也就说不上民主。“特区政府在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行抗战和普选的民主政治，作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①陕甘宁边区从1937年底起就实行了选举制度，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选举法规，如1939年1月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1941年1月制定的《陕甘宁边区各级选举委员会组织规程》、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修正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及翌年5月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的解释及其实施》等。此外，《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和《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以及为民主选举而发布的大量指示和决定，也都包含有选举法的内容。上述法规条例确立了民主选举的基本原则：一是选举权的普遍性原则。依照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的规定，凡居住于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18岁，不分民族、阶级、党派、性别、职业、宗教信仰、财产状况、文化程度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二是选举的平等原则。所有选民不受性别、职业、财产等限制，平等地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各级参议会名额和代表的产生均以一定人口数为基础，即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比例相等。三是直接选举原则。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的参议员一律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自下而上全部实行直接选举。四是实行自由竞选的原则。各抗日政党及各职业团体，均可提出候选名单，进行竞选运动。从1937年5月到1946年初，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全民普选。就性质而言，这种民主选举制尚属于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范畴，但它符合建立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是当时中国最民主的选举制度。为了把这种选举制度付诸实施，中国共产党人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由于边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要由老百姓直接选出自己的代表去组成政府，来决定和管理自己的事情，这实在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为此，每次选举前，边区政府都要进行充分的准备，成立各级选举委员会，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文字、口头和文艺宣传，还要登记选民并张榜公布，培训选举工作人员，工作十分繁重。通过宣传教育和选举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了选举的重要性，他们参选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大大提高，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第一次普选时参选者已占选民总数的70%，第二次就上升到80%，第三次则达到82.5%。有的地方几乎全体选民参加了投票。每逢选举之日，各选举点往往如同赶庙会、过年节一样，盛况空前，热闹非凡。许多极少出窑洞门的小脚妇女，也穿上节日的盛装，骑着毛驴翻山越岭去参加选举，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为使人民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他们采取灵活多样的选举方法：识字者采用票选法；识字不多者采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不识字者采用简单易行的投豆法、烙票法、编号法、举手法等；交通不便的则采用挨户送票法。选举谁和不选举谁，也是有充分自由的，并且以无记名的方式来保障这种自由权。这些生动有趣、别开生面的选举方法，也许在今天人们眼里，显得幼稚笨拙，但我们不能不为这种追求民主的精神和切合实际的选举形式而折服。凡此种种，充分显示了边区民主政治的深度与力度，同时也是对那些认为中国人民素质低下、没有民主习惯、不能实行民主制度等谬论的一个绝好的驳斥。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它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权力的主体，边区政府一切工作人员只是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公仆。为了防止公仆变为主人政治现象的发生，权力主体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者加以监督。让人民监督政府是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根本保证，也是保证执政效率的重要途径。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在临别前与毛泽东的谈话中，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百思不解的“历史周期率”问题。他总结了自己对历史的观察与思考，用“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概括了历代王朝的兴衰史。“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他期望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这的确是一道历史难题。然而毛泽东却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②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是民主，而民主的要义在于监督。一道困扰了政治家们千百年的历史难题，毛泽东只用了十分简洁的语言便作了回答，使黄老先生茅塞顿开。这绝非瞬间的即兴回答，而是一代伟人对人类历史的深沉反思和对边区政权建设实践经验升华的结论。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证明了毛泽东这个结论的科学性。《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人民则有用无论何种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利。”③1943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纪总则草案》规定：“凡政务人员，对政府工作或负责人员，有建议和批评之权利。”“各下级政府或政务人员，如接得人民向上级政府控告的诉状，特别是控告政务人员的诉状，须随时负责转呈上级政府，不得有任何阻难，亦不得置之不理。”④陕甘宁边区政府坚持在民主选举前发动选民检查批评政府工作，并以此作为鞭策国家机关改进工作的重要途径。具体办法一般是在选举前先由上届政府向选民作详细的工作报告，说明政府法令的执行及去年参议会的提案的执行程度，……哪些做了，哪些没有做，什么原因等等。要报告参议员的工作，哪一个尽职，做得好，哪一个不尽职，做得不好等等，然后发动老百姓来热烈地讨论，并提出批评意见。根据抗战胜利初期边区的乡选材料，仅28个县市的选民就提出了有关革命战争、生产建设和切身利益的48078个问题。对于选民提出的问题，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都采取积极措施迅速加以解决，如子长县东一区一乡在村选中，发现某村土地纠纷问题十分严重，不仅影响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而且影响参加选举的积极性。当选民提出这个问题后，政府工作人员很快就把拖了十几年之久的15件土地纠纷问题解决了，群众情绪为之一振。这既扭转了政府工作中的拖沓作风，也为随即进行的民主选举的顺利进行创造了条件。陕甘宁边区在1945年10月开始的乡选中，对于延安、富县、延川、志丹、曲子、合水、镇原、新正、新宁、赤水、吴旗等县选民检查发现的21万多个问题，到1946年3月即解决了17万多个。由于边区各级政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人民关心的问题，大大提高了党和政府公信力。
　　人民掌握罢免权比起掌握选举权，更能反映人民民主的本质，这是一个政权的真正人民性之所在，也是人民群众对权力监督和行使权力的直接体现。陕甘宁边区对选民的罢免权给予了高度的重视。1941年11月修正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第16条规定：各级参议员在任期内如有不称职的，得由该级议员选举之法定人数1/10以上的选民提议，经由该选举单位投票免之。作为人民行使罢免权的参议会，是人民选举产生的超乎政府之上的机关，它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有监察及弹劾边区各级政府之政务人员的职权，边区各级政府是各级参议会选举产生的，受参议会之监督，参议会选举政府委员会时，代表们对候选人民主评议，热心为公者褒，以权谋私者贬，选优汰劣。1941年延安县乡政府选举结果，连任者133人，新选者185人；安定县70%的乡镇政府人员是新选的；绥德县乡干部落选者达100人之多。参议会尽监督指导之责，随时罢免失职官员，对于防止玩忽职守、以权谋私，改进政府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全面推行了民主政治，从边区到乡村各级政府的成员都由选举产生，广大干部在人民的拥护、支持与监督下工作，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与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才有了边区的繁荣和发展，才有了党自身的空前壮大。陕甘宁边区政府精干高效、勤勉廉洁的事实，是对毛泽东关于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论断的最好注解。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 杨忠虎)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
　　②黄炎培著：《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2年版，第156-157页。
　　③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页。
　　④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集，档案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