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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 局部执政与党的建设 第一章 毛泽东与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

梁星亮(执行),杨忠虎,宋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的地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最终确立,并在局部执政中发挥了党的其他领导人所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为人民服务”作为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本理念,在延安时期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并贯穿于局部执政始终。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毛泽东一方面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阶级结构,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同时,也对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前途和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经受更大的考验、跳出历史周期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一、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全党的确立
  1935年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后,毛泽东进入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①至党的七大召开以后,毛泽东不仅被赋予党的最高权力,而且声望、地位居于全党之首,毛泽东思想被确定为党的工作指针。在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书记处成员,而且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在全党的最高领袖和导师的地位被最终确立了。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而历史的选择过程,恰恰体现了毛泽东领导地位在全党确立的必然。
  1.毛泽东的杰出才能是其领导地位确立的先决条件。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此后,在红军转战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1935年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以周恩来为团长。毛泽东由此进入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其在军队中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加强。由于毛泽东性格果敢而善决断,而周恩来则性情温和、善与人同,加之中央红军是毛泽东带出来的军队,更便于毛泽东指挥,这样,毛泽东就成了“三人团”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红军在新的领导指挥下,四渡赤水,威逼贵阳,直插滇东北,巧渡金沙江,摆脱了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使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转机。长征的胜利是毛泽东高超军事指挥艺术的生动体现,以不争的事实证明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正确,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进一步加强和其最高军事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全面抗战爆发后,以张闻天、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适时调整了党的政治路线,制定了对国民党既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政策,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开创了敌后抗日斗争的新局面,毛泽东在党内的实际领导地位亦日趋加强。但共产国际由于对中共中央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不甚理解和不甚放心,于是派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的领导。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政治处候补书记的王明以国际路线的代表自居,抵达延安后的第十天,即1937年12月9日,就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他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并对张闻天、毛泽东提出的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方针政策进行批评。此外,王明还对中央领导层进行了调整。王明的所作所为对已开始成为党的实际领导人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严峻挑战。对毛主席的领导大有取而代之的味道。②后来毛泽东回顾十二月会议时说:他在当时是孤立的。王明在率中央代表团赴武汉期间,又以国际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央之上。擅自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文章和谈话,并将其领导的长江局的文件发至全党;他下令不准武汉《新华日报》刊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还秘密让苏联人员将其对毛泽东的意见告诉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以破坏毛泽东在共产国际及其领导人心目中的形象;他甚至以通知的口吻致电延安,单独决定下一次政治局会议的议程。
  相比之下,为把抗日战争的胜利变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始终抓紧军事部署,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坚持独立自主和放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不失时机地积极创建和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利用日军只能占领点线的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华中敌后游击,在大片土地上建立了多块抗日根据地,发展了大量武装。到1940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敌后16块抗日根据地拥有近1亿人口。③这是毛泽东抗战以来领导党取得的最重要的成绩。1941年至1942年日军大扫荡时期,敌后人民武装力量和根据地一度缩小,毛泽东领导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渡过了困难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的复杂关系中,无论推行宪政运动,还是在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毛泽东均着着进攻,处处主动。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他指导要“有理、有利、有节”,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和支持,显示了其政治上的远见和高超的战略眼光。到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共建立了19块根据地,拥有近100万平方公里土地,近1亿人口;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民兵发展到260万,④已经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力量。共产党实力的增长无疑表现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领导有方,使毛泽东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声望大大提高,其领导地位的确立亦成为理所当然。
  针对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全党要普遍地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反对教条主义。王明也在发言中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并说:“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的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⑤以1941年5月发表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话开始,到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止,整风运动最终实现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高度统一。王明错误路线被彻底清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为全党所公认和信服。
  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为党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成绩,更显示出了毛泽东军事运筹的雄才大略、政治策略的巧妙灵活以及理论概括的发挥创造。其个人的杰出才能有目共睹,赢得了党内人士的敬仰,这是他在党内最高领导地位最终确立的先决条件。
  2.党内高层领导对毛泽东的认同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重要因素。在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党内其他高层领导人逐渐认识并认同毛泽东正确的路线原则,成为在毛泽东领导地位最终确立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共产党选择自己领袖的曲折过程中,周恩来是最早认识到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全力推荐其为全党的军事领袖,并心悦诚服地拥戴毛泽东的领导的。在毛泽东遭受打击排斥时,又是周恩来坚持维护他的军事指挥权。由于周恩来当时在党内的崇高地位和威望,故他对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前后周恩来的作为,可见一斑。
  周恩来作为长征初期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成员之一,逐渐与博古和李德划清界限,从“三人团”内部站出来抵制错误路线,同时周恩来不断地采纳毛泽东的意见和建议,一方面削弱和排除了李德对红军的指挥权,另一方面加大毛泽东对中央红军指挥的分量,为最终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创造了条件。遵义会议上,周恩来又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路线错误的批评,指出只有改变错误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同时全力推举毛泽东来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他的发言和倡导得到与会大多数人的积极支持。周恩来的态度,对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起到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周恩来以党和红军的利益为重,不计个人得失,逐步地由负责者变为帮助者。他对长征途中林彪错误主张的严厉批评,维护了毛泽东的威信;而同张国焘分裂主义所作的坚决斗争,则使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经受住了一次最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些,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除周恩来外,张闻天、王稼祥、朱德、任弼时等领导人,也在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闻天作为王明“左”倾中央的核心成员和遵义会议后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对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起到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正是他和王稼祥从王明“左”倾阵线中分离出来,与毛泽东一起充分酝酿并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并在会上作了反报告,与毛泽东、王稼祥密切配合,最终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使毛泽东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遵义会议后,作为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张闻天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与毛泽东坦诚相处并自觉树立毛泽东的威信,二人分工协作,相得益彰,形成洛(洛甫,即张闻天)管党,毛管军的“洛、毛领导体制”。
  王稼祥在遵义会议前后对毛泽东的支持自不待言,在任弼时向共产国际汇报党内情况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稼祥也作了发言和说明,进一步坚定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决心。他于1938年七八月间回国,亲自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顺利进行扫除了障碍。
  作为当时声望最高的军事领导人之一,遵义会议前后,朱德在政治上、军事上支持毛泽东,反对博古、李德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并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在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亦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在以张闻天、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右倾错误的斗争中,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赴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争取到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促成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成功举行,进而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基本确立起到了关键作用。1940年3月底,任弼时结束在共产国际的工作回到延安后,又协助毛泽东领导延安整风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全党的思想统一和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⑥
  正是有了这些党内高层领导人的支持和协助,才使得毛泽东的正确原则在与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即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也为毛泽东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起到推动作用。
  3.共产国际的支持是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确立的外部保障。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各国共产党皆为其下级支部,无论是路线方针的制定,还是领导成员的组成、变更,都受其指导。因此,在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过程中,共产国际的首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外部保障。
  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恐怕国共关系紧张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战,因此对毛泽东提出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强调独立自主原则不甚放心,决定派王明回国帮助中共中央的领导。王明回国以后执行的右倾错误政策和凌驾于中央之上的行为,与以毛泽东、张闻天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矛盾不断加剧和公开化,王明便在三月会议上提议派任弼时赴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抗战政策和情况,这一提议得到了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支持。任弼时到共产国际后,不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还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这些生动具体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1938年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经过认真讨论后作出了《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1938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接见即将回国的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时明确表示:在中共中央内部应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共产国际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上级,他的意见和态度对中国共产党有着无比的权威。王稼祥于8月初回到延安,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由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等领导八路军,执行党的新政策,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核心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⑦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共产党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正如李维汉的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⑧由此可见,共产国际的认可对毛泽东领导地位最终确立的重要性。
  毛泽东领导地位确立的过程是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毛泽东凭借其卓越而超凡的个人才能,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对党的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赢得了党内的敬仰,也得到了党内其他领导人的认同以及共产国际的支持。毛泽东领导地位在全党的最终确立,也为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奠定了组织基础。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69页。
  ②《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③④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94、849页。
  ⑤《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39页。
  ⑥李跃新:《任弼时与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⑦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56页。
  ⑧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页。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局部执政理念
  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经济建设等问题。当时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电击中身亡。事后有位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这位农民一时的怨言,引起了毛泽东久久的深思。他经过深入调查,发现边区当年征收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过重,所以怨声载道。这件事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此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多次提及此事,可见它对毛泽东的触动之深。也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这一局部执政的理念,得到了系统的阐述并发扬光大。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悼念张思德的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内涵,他指出:“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①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阐明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②也是在党的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首次被提到了党的唯一宗旨的高度,并写进了党章。从此,为人民服务这一基本的执政理念,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成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行动准则。
  1.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做到权为民所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一直把是否符合人民的利益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原则。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③正是坚持了人民利益至上的政策观,我们党虚心采纳了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精兵简政的提议,很好地解决了边区“鱼大水小”的矛盾,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认真实践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宗旨,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政策观,为党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拥护,从而使党获得了领导中国革命并取得胜利的资格和能力。
  同时,还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④如前所述,农民的一句“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的牢骚话,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没有责难那位农民,而是亲自派了一个调查团深入农村做调查。当发现是因为征收公粮太多,老百姓负担过重,所以发牢骚后,立即调整征粮政策,作出削减公粮4万石的决定。为此,党中央和毛泽东还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组织党政军机关工作人员开展大生产运动,通过发展生产来克服财政和经济困难,切实减轻群众负担,改善人民的生活。从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可以看到,凡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状况较好的时期,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就比较高,凡是人民负担过重、经济状况相对较差的时期,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就比较低。因此,切实制定发展经济的政策,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党在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下权为民所用的重要方面。
  “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⑤正是由于树立了人民利益至上的政策观,把人民满意不满意作为调整政策的依据,权为民所用,才使共产党得到了根据地人民的真情拥护,使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成为举世瞩目的抗日民主中心,并使党最终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
  2.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做到利为民所谋。中国共产党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我们党的全部任务和责任,就是为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⑥毛泽东认为维护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不能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须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给人民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这就涉及要处理好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给”和“要”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指出:“为了革命,为了抗战,我们向人民要东西是完全合理的”。“但这只是做了一个方面的工作,而且还不是第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⑦。对“给”和“要”关系的如此定位,也正体现了党的根本性质和宗旨。有感于农民的那句牢骚话,毛泽东慎重提出要帮助群众组织生产,改善他们的生活,要“首先用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去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救民私粮’的问题,然后仅仅用百分之十的精力就可以解决救国公粮的问题”。⑧毛泽东明白,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赢得民心,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是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民主执政的根本目的,也是在抗日根据地局部执政的共产党与在全国执政的国民党的根本区别。
  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是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生活水平的变化来直接判断政策,决定态度。不给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群众就会感到失望,就会导致对现行政策和对共产党领导的不满。毛泽东对此洞察于心,明确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⑨群众利益无小事,农民的那句牢骚话就促使毛泽东进一步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学会搞经济工作。陕甘宁边区地处贫瘠的黄土高原,由于长期的封建剥削和战争的破坏,边区经济十分落后,人民生活也非常困苦。“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就目前陕甘宁边区的条件说来,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⑩延安时期,共产党在具体工作中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利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都力求与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应,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帮助人民实现丰衣足食,真正做到了利为民所谋,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义无反顾的支持。
  3.“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做到情为民所系。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奋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政治问题。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指出了以人民利益作为共产党人功过是非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和行为准则,升华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毛泽东不断告诫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11)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毛泽东才会对于农民的“咒骂”非但不动怒,反而进行深入的思考并发现问题,作出正确的决策。而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也进一步证明,要保证党的领导正确有效,就必须紧密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代表群众利益,反映群众要求,集中群众智慧。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不到30年的时间里,能够战胜强大的敌人,带来中国翻天覆地的历史变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找到了革命政党真正依靠的力量——工农劳动大众,并且真正和他们融为一体,始终紧紧地依靠他们。
  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毛泽东明确把是否坚持群众路线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认为“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12)“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3)也就是说,党通过民主、科学的决策程序,深入群众、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分析研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过程,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产生出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再将党制定的方针、政策拿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比较、鉴别、论证、修改、补充,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经验是否正确,做到由理性认识到实践的又一次飞跃,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我们党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的信赖和爱戴,最主要的保障就是党始终不渝地坚持群众路线。经过这种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所制定的路线、政策更加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加符合实践的要求,真正做到了情为民所系。
  1942年冬天,陕甘宁边区的农民李有源望着秦晋高原升起的一轮红日,触景生情,唱出了一首民歌《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陕北民歌由陕北黄土地唱遍全中国,传到全世界。它是人民心中的歌,是人民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忠实践行为人民服务这一执政理念的讴歌。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1094-109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4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8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4页。
  ⑦⑧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467、467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3页。
  (12)(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5、899页。
  三、延安时期毛泽东对未来中国前途的构想
  毛泽东在党的七上所作的结论中指出:“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①毛泽东正是这样的领导人。在党还处于局部执政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从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出发,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和阶级结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章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构想,为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指明了前进的目标。
  抗日战争初期,对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二者间的关系,党内很多人在认识上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那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二者如何衔接呢?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抗战胜利后中国到底变成什么样子呢?怎样实现我们所要的共产主义?针对这些不清楚的问题,毛泽东作出了解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②他还指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③“虽然按其社会性质,基本上依然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它的客观要求,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然而这种革命……是新的、被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在第一阶段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建立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为目的的革命。因此,这种革命又恰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大的道路。”④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概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毛泽东对未来中国前途的创造性构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澄清了党内对抗战胜利后中国前途的不明确的认识,“确是为中国革命当前任务和它的前途作出了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易于了解的论断。”⑤
  关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毛泽东认为,在政治方面,“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这些阶级,或者已经觉悟,或者正在觉悟起来,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因此,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⑥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⑦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是由各阶级在革命中的地位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力量,因此必然成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力量。民族资产阶级是这个联合专政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它的两重性,它不是领导者,在国家政权中也不占据主要地位。与新民主主义国体相适应的政体,是采取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通过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选出乡、区、县、省直至全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以行使人民赋予的职权,体现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体现民意和新民主主义的精神。同时,各级政府又必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因为“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⑧
  这种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共和国,也不同于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它是中国在一定历史时期中所采取的特殊的国家形式。它带有一种过渡性质,是“过渡的形式,但是不可移易的必要的形式”。⑨新民主主义政治中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而无产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等,将保证新民主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转变。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提出没收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国家所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政策。同时提倡“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⑩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民主主义的。一方面,由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经济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建设起来的,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含有社会主义经济的因素——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它们在国家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也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因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之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11)针对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的情况,毛泽东还进一步指出:“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2)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检验和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3)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指导方针是:必须紧紧地追随着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个总目标。
  1944年8月31日,毛泽东在给时任延安解放日报社社长的博古的信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社会生产,公营的与私营的)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4)由此,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因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如无巩固的经济做它的基础,如无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如无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做它的基础,是不能巩固的”(15)。
  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三大经济纲领的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逐渐形成。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16)同时他还对此作了具体分析,指出这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分工合作,共同促进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
  在文化方面,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并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7)这种“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18)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他还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对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了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知识分子在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人民的科学家、工程师、技师、医生、新闻工作者、著作家、文学家、艺术家和普通文化工作者”,因此提出“今后人民的政府应有计划地从更广大人民中培养各类知识分子干部,并注意团结和教育现有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20)。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21)从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断可见,他设计构建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既有资本主义因素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特殊的社会形态。它政治上实行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但领导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工人、农民始终是这个政权的主导部分,这是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成功后的当然结果,也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需的政权保证。经济上在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封建土地关系以后,实行国营经济为主体,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集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允许不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为进入社会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实质上就是利用资本主义以发展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有民族的形式,更有共产主义的内容,是将来走向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保证。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同时,新民主主义社会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它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后身是社会主义社会,它的存在就是要在无产阶级政权的条件下,利用资本主义来补上发展生产力的一课,从而为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前提。
  “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22)毛泽东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向我们展示了未来中国的美好蓝图。在党还处于局部执政的延安时期,毛泽东所构想的这样一种社会形态,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不曾描述过的。它解决了革命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一个明确的建国目标,也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同时,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中,政治上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席之地,经济上允许并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携手共建新中国提供了政治基础。
  ①《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94-395页。
  ②③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1、647、668页。
  ⑤胡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1999年第2期。
  ⑥⑦⑧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4-675、677、677、675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1061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1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53页。
  (1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8-239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1页。
  (16)《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18)(19)(2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708-709、709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2-1083页。
  (2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9页。
  四、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思考
  在党还处于局部执政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对未来中国的前途提出了构想,为党和人民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并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①它一方面要求“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②;另一方面,也对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前途,对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面临更大的考验,跳出执政“周期率”,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1.以史为鉴,加强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为改造和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保持其先锋队性质,在党还处于局部执政地位的年代,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党的思想和作风建设,不但自觉地确立和践行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等形形色色的错误倾向,而且还创造性地提出了党员不仅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的思想,使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当革命胜利的曙光刚刚露出地平线的时候,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就已经将他的视线投向了党执政后如何加强自身建设,经受执政考验,防止腐化变质,跳出“其兴也浡”、“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率问题。
  1944年,郭沫若撰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该文是纪念明朝末年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推翻明王朝三百周年而作。文中说明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后,它的一些首领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生活腐化,进行宗派斗争,以致这次起义在1645年陷于失败。此文立即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党中央将这篇文章印成小册子,发给党内干部学习。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时,还特别讲到这篇文章,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③在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局部执政地位的情况下,毛泽东就已经开始从执政党成败、政权兴亡的高度来思考这个问题。
  历史上,历代封建王朝、农民政权及资产阶级政党,因其阶级的局限,都未能跳出历史的周期率。无产阶级是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从其历史地位和使命来看,由其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不具有陷入历史周期率的必然因素。但无产阶级政党如果抛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的宗旨,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历史周期率。为此,毛泽东多次告诫全党要汲取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和历代王朝人亡政息的教训,警惕在胜利面前纷纷然、昏昏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就告诫全党:“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④1944年毛泽东在对延安高级干部所作的题为《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进一步要求全党要放下骄傲自满这个大包袱,以便开动机器,轻装前进。他还回顾了从1927年北伐到1938年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11年间共产党及其军队犯了四次骄傲都吃了亏的教训,要求“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⑤
  离开陕北和西柏坡后,在由战争转向和平、农村转入城市、革命转向建设、局部执政转为全国范围执政,在党的工作环境、社会地位、中心任务、生活条件将要发生重大变化之际,毛泽东更是及时预见到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的情绪可能增长,具体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⑥他深切地告诫全党要经受住胜利的考验,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要继续保持艰苦奋斗作风。为了防止骄傲,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当时还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如“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⑦等等。这些都是胜利以后很容易出现的不健康现象,对此党中央都及时下了禁令,毛泽东不仅为全党作出了榜样,也得到党外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赞扬。1949年3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出发前,毛泽东还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我们今天是“进京赶考”,“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⑧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从率领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党,向率领人民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执政党的历史性转变当作“进京赶考”,可见他对前车之鉴有着相当深入的思考。
  2.未雨绸缪,敲响执政党拒腐防变的警钟。1945年7月,黄炎培在访问延安提出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曾经有一段详细的描述:“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用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⑨因此,无论是“政怠宦成”,还是“人亡政息”,抑或“求荣取辱”,均未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在这中间,同时也道出了一个政权建设中普遍存在的致命因素:历代王朝政权的腐败。
  历史证明,腐败是一切剥削阶级的共生现象。无论是农民起义建立的政权,还是封建政权的更迭,无一不是在开国的时候励精图治,勤政廉政,一派欣欣向荣,但奢靡之风亦随之泛滥,国运亦由鼎盛走向衰亡,最终都未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支配。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后,会不会腐化变质?它能否跳出历代剥削阶级走过的这种兴盛—懈怠—腐败—衰亡的历史怪圈,这是毛泽东一直思考和关注的重大问题。
  从本质上讲,腐败与共产党的先进性是水火不相容的。但中国共产党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环境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又是在政治、经济等极不发达的社会条件下领导人民开展革命和建设的。应当承认,剥削阶级腐朽陈旧的东西在一部分人的头脑中还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在全国胜利在望之际,在党即将成为全国执政党之际,在各方面的情况都将发生巨大变化之际,毛泽东充分预见和估计了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国内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毛泽东指出:从党内看,“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从党外看,“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而“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⑩为预防党内有些同志经受不起新的考验,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即将成为执政大党的中国共产党敲响了警钟,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1)“两个务必”重要思想的提出,指明了执政党建设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一个是如何保持谦虚谨慎,一个是如何保持艰苦奋斗,也就是如何克服执政党建设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骄傲和腐败的问题。
  3.民主、监督,跳出历史周期率。党的七大结束不久,黄炎培等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在杨家岭的窑洞里,黄炎培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萦环脑际而未能解答的问题。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12)他希望中国共产党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面对黄炎培的优思,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3)毛泽东的回答并非神来之笔,而是对执政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这里讲的民主,就是指建立人民民主政治制度,由人民管理国家事务,从而防止腐败,建立廉洁政治。那么如何实现人民管理国家事务?毛泽东认为:一个是要使“人人起来负责”,另一个是要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对于毛泽东的回答,黄炎培深以为然,他在《延安归来》中写道:“我想:这话是对的。……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14)
  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站在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对民主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抗日根据地的普选,使人民第一次有了自由选择自己的“公仆”的权利;以“三三制”的政治原则组建民意机构和政权机构,破除了一党一阶级对权力的垄断,使根据地政权具有了相当的民主性;以民主的原则指导政府的建设和施政,发挥人民的监督作用,使根据地各级政府真正成了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勤政廉政的政府,等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共产党在根据地开展的这些民主政治建设,造就了一批模范的民主抗日根据地,这是毛泽东对处于局部执政地位的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初步探索,同时也是毛泽东思考未来执政党建设问题的客观现实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由局部执政转为全国执政,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中的一些有效的经验和思考,得以在全国推广和实践。例如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能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成为我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在局部执政的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只有加强党内教育和与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15)并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让民主人士参政议政,让人民监督党和政府。建国后,他首先提出在制度上要允许民主党派长期存在和发展,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是毛泽东在党际关系上加强民主监督,跳出执政“周期率”的思考和实践。
  充分发扬民主,保证人民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让人民来监督党和政府是毛泽东的一贯主张。在共产党处于局部执政时期,毛泽东就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并初步实践,至今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
  (西北大学 梁星亮 陈莉莉)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809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8页。
  ⑥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43页。
  ⑧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17页。
  ⑨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04页。
  ⑩(11)《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8-1439页。
  (12)(13)(14)黄炎培:《八十年来——黄炎培自述》,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204-205、205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0页。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梁星亮(执行),杨忠虎,宋炜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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