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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牟玲生


  ——在“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历史经验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研讨会上的讲话
  (1992年6月15日)
  各位来宾、同志们: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历史经验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研讨会,是由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和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联合发起召开的。首先,我对这次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对应邀参加研讨会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和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的负责同志,以及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欢迎。
  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的精神,到处都是一派改革开放和加快经济建设步伐的热气腾腾的局面。这种形势下召开这么一次研讨会,是很有必要也很及时的。通过对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从低潮走向高潮的历史经验的研究和学习,对于我们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搞好经济建设,进一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很有益处的。今天邀请大家来开这么一个研讨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交流研讨成果,共同研究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对当代社会主义的有益借鉴。为了这个目的,我讲几点意见:
  第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是相当丰富的,这些丰富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必须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
  延安时期,即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党中央以陕北和延安为革命的大本营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国革命奇迹般地从低潮走向了高潮,从挫折走向了胜利。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成功的实践,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如: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努力搞好经济建设;坚持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在陕甘宁边区认真实行民主政治制度;坚持开展武装斗争,等等。这些丰富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革命之所以能从低潮走向高潮,从挫折走向胜利,归根到底是中国共产党找到了“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并能比较熟练地运用它。
  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教条,不是什么一成不变的学说,而是活的行动指南。”①对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来讲,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仅仅提供了一般的指导原则,没有也不可能提供具体的模式和现成的答案,这已为国际共运的历史所证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以前14年的经验和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讲,要在中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照搬马列主义的个别词句,背诵马列主义的一般原理,或者照搬照套外国的经验,不仅无济于事,而且都付出过沉重而又巨大的代价。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正确认识国情、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回顾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的科学论断。基于这种态度,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第一,中国革命必须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来指导;第二,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毛泽东还认为,这两个基本条件从根本上决定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是中国共产党要长期解决的历史任务。否则,要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是不可能的。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的成熟时期。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反过来,又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相结合”的理论指导。在“相结合”原则的指导下,以毛泽东为代表,集中全党的智慧,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相结合”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军事路线,以及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全面内战爆发,党又制定了打败蒋介石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军事原则,并提出了新的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和文化纲领。如果没有“相结合”原则的指导,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都是不可能的,也就谈不上中国革命从低潮向高潮的转变。在此期间,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经济建设、民主政治,等等,都是在“相结合”原则指导下,才可能产生的丰富实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由于没有找到“相结合”的道路,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曾一再犯过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致使中国革命几次遭受重大挫折,甚至濒临绝境。
  回过头来看历史,“相结合”的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付出巨大代价才寻找到的真理,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宝贵经验。从党70多年的历史看,什么时候“相结合”搞得好,革命和建设就大踏步前进;什么时候“相结合”搞得不好或者背离这一基本经验,革命和建设就会遭受重大损失。历史是一面镜子。无论现在还是将来,我们都必须从“相结合”的理论中汲取营养,都应该更加坚定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只有在“相结合”原则的指导下,才能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第二个问题: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当前来说,就是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相结合”的正确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和第二代领导核心不断探索的结果,是全党智慧的结晶。
  建国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许多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如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样,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实践也证明,由于中国是在极为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由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全新的事业,所以要实现这种结合,并且结合得很好,也是特别艰难的探索过程。“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是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付出的沉重代价。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马列主义、毛择东思想的原理,重新认识国情,正确分析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状,重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及主要矛盾,寻找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科学地解决我们面临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全党的智慧,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终于找到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这就是: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对党在延安时期“相结合”的历史经验来讲,这既是一种继承,又是一种丰富和发展。在这条“相结合”道路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基本国情的前提下,创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奋斗目标,规划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蓝图,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13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个路子是正确的,是当代中国唯一正确的选择。毫不动摇地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我们就能在各条战线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国家和人民就具有光明的前途。
  但是,找到了这条正确道路,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历史时期,我们是在生产力落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决定了我们必须排除思想僵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两种错误思想对“相结合”的干扰和影响。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左”的积习和有的倾向将长期存在。这就决定了实现“相结合”的过程,也必然伴随着排除“左”的和右的特别是“左”的干扰。为此,我们必须不断从延安时期“相结合”的历史经验中汲取营养,必须不断从“相结合”过程中和党的丰富实践里学习对今天有用的东西,如:不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水平,不断提高全党具体分析中国实际情况,端正思想路线,具体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等等。这样,才能使“相结合”做得更好。
  第三个问题: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根据新时期的历史任务丰富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相结合”的历史经验,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之所以要强调丰富发展的问题,是因为“相结合”的历史经验,也不是一种死的教条,而是活的全党的行动指南。目前就是要按照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扩大开放,尽快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是在关键时候发表的重要谈话。这篇讲话总结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反面教训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正面经验,回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全党统一思想、统一认识提供了理论依据,为我国今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当前应抓紧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抓住机遇,进一步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这不仅对于实现我国的发展战略目标意义重大,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具有深远的意义。
  其次,我认为,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改革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典范,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的又一次丰富和发展。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阐述了许多极为重要、又为当前所迫切要求解决的重大问题,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我国经济每隔几年都要登上一个新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只能是“三个有利于”;当前要防右但主要是防“左”;要两只手抓工作,两只手都要硬起来;等等。所以说,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精神是我们将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的纲领性文件。
  现在沿海各省热气腾腾,沿边各省(区)在迅速崛起,以上海为龙头的沿长江各省、市在阔步前进。陕西作为内陆省,面临的形势更为严峻。一方面,我们必须制定适合本省情况的特殊政策,必须有更多的办法,必须有更大的劲头,才能赶上全国前进的步伐。另一方面,延安曾经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曾经是毛泽东思想逐渐成熟的所在地,陕西应当在继承和丰富我党“相结合”历史经验方面,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陕西如何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继承和丰富“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如何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丰富实践中得到更多借鉴?如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同陕西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等等。这些都需要大家共同研讨。希望通过大家的共同研讨,为尽快振兴陕西经济出谋划策、贡献力量。
  今天,我初步谈这么几点意见,作为本次研讨会的一个引子。希望各位与会代表能围绕“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历史经验与当代社会主义发展”这个研讨的主题,畅所欲言,发表意见。
  注释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01页。
  

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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