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所在的江西苏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到失败；同时，党在全国的其他绝大多数革命根据地和广大白区工作也遭到失败。中国革命又一次陷入低潮。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领的中央红军历经千难万险长征到达陕西北部的吴起镇。从这时起直到1948年3月23日，中国共产党以陕北和延安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领导中国革命将近13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延安时期。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决心和精力开展了一次全党规模的整风运动(史称延安整风运动或1942年整风运动)。在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对这次整风将要起到的历史作用，曾说过三句话：“现在可以对付黑暗，将来可以迎接光明，创造一个新世界。”①事实正是如此。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和统一，实现了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大团结。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时期，延安整风运动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延安整风的历史地位
　　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在烽火连天，客观环境异常艰苦的抗日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开展全党的整风运动，这不是偶然的。它是在全党彻底清算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路线，进一步解决党的政治路线的需要；它是引导全党同志真正从“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进一步确立科学的思想路线的需要；它是集中力量纠正当时党内存在的几股不正之风，用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风，以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的需要。总的来说，它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高瞻远瞩，把握时机，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时候，为着把革命事业推进到最后胜利而采取的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步骤。
　　把延安整风运动放在中国革命近百年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研究，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从上一世纪40年代初的鸦片战争开始，到本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全党整风运动前，已经走过了长达百年的艰苦历程。这是不断遭受屈辱和失败的一百年。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失败开始，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变革，包括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都先后失败了。中国人民的痛苦和灾难日益深重。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把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推翻，树立起民主共和的旗帜，是一次伟大的胜利。但是，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封建买办阶级的代理人、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窃取。这场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以失败而告终。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是一部失败的记录。
　　1919年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新篇章。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处于绝望中的孙中山看到了希望。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势如破竹。但是由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两个右派集团的相继叛变，这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反革命大屠杀的血泊中站起来，创建了红军，独立地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崭新道路。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革命再次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当党中央率领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到达陕北时，红军由原来的30多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也由30多万人减少到4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党领导的白区地下革命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全国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只剩下西北苏区这一小块。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事业几乎濒临绝境。
　　面对这种空前严峻的形势，许多人以为共产党不行了。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却从低潮中看到了高潮，从失败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他们在陕北站稳脚跟之后，很快提出了把握抗日战争的历史机遇，把革命转变到胜利方面去的决心和构想。毛泽东说：如果我们把过去几十年的革命做一个总结，那便是只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没有永久的胜利。“几十年来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民主革命屡次地失败了，这种情形，现在要来一个转变，不是再来一次失败，而是要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了。”“历史上多次失败的情形，不能再继续了，也决不能让它再继续了，而要使它转变为胜利。”②他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就是这个由失败到胜利的转折点。虽然这个转变还没有到来，现在还没有胜利，但是胜利是可以争取到来的。
　　怎样才能把革命转变到胜利的方面去呢?毛泽东认为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他说：“世界上有压迫人民的敌人存在，所以要有革命党”，“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③那么，中国共产党还有什么问题呢?毛泽东说，遵义会议以后，“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党有几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大家看见的，是不能怀疑的。”但是，毛泽东又指出，我们党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什么问题呢?就是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毛泽东把这几样不正确、不正派的东西概括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整风的具体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④
　　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地完成了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而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达到了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不仅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而且教育和训练了在抗日战争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不仅卓有成效地解决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等不正之风，而且通过整风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的革命作风。整风运动的最伟大的贡献是在全党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经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屹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成为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旗帜。闪耀在西北高原上的革命红星光彩夺目，照耀着全中国，举世瞩目。到整风结束时，中国共产党已有了120万党员；党领导的广大解放区已拥有9550万人口；中国共产党和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已成为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陕甘宁边区已成为全国人民为之向往的革命圣地。在延安整风运动胜利结束之后，紧接着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体现了整风的成果和整风的精神，开成了一次在党的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七大之后很快就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当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等同志结束在陕北的13年战斗生活，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东渡黄河去华北时，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车轮已加速驶向最后胜利。一年多以后，就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终于实现了中国人民百年以来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苦苦追求的理想。
　　许多伟大的历史活动和历史事件，往往离开它发生的年代愈远，就愈能看清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伟大地位和作用。延安整风运动就是这样。岁月如流，延安整风运动至今已过去了50周年。今天当我们把它放在中国近百年革命由屡屡失败到最后胜利的历史背景上来研究，把它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低潮转变到高潮的历史转折过程中来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到：延安整风运动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走出低潮，走向胜利，延安整风运动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延安整风的主要经验
　　延安整风运动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精心组织和领导下，有准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起来的。这次整风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身建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延安整风的经验是多方面的，笔者认为最具特色和最具有现实借鉴意义的主要经验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持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延安整风运动始终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放在基础的地位并贯穿于整风运动的全过程，因而使整风运动成了一次自建党以来空前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运动，一次深刻的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全党的教育运动。
　　中国共产党从它诞生时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党在诞生之后，很快就投入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之中并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和英勇献身的精神。然而，“中国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⑤在党的历史上，主观主义的错误领导之所以能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统治全党，正是乘了党在当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水平不高这个弱点。当时党内主观主义的表现主要是两种，一是教条主义，一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者轻视实践，也脱离实践，把活生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僵死的教条；经验主义者则轻视理论，只满足于狭隘的经验。二者的表现虽然不同，但共同点都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延安整风最主要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着重批判对党危害最大的教条主义。从遵义会议到六届六中全会以前，毛泽东就分别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方面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并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高度，揭露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教条主义的实质。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⑥他不仅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而且身体力行，刻苦攻读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写出许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在延安整风的各个时期，分别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19日)、《整顿党的作风》(1942年2月1日)、《反对党八股》(1942年2月8日)、《如何研究党史》(1942年3月20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年5月)、《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3年6月1日)、《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日)等重要著作，深刻地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具体地指导了整风运动。为促进干部深入系统地学习马列原著，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还倡议成立了专门的翻译班子，翻译和出版马列著作，并亲自修改和审定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为了帮助干部更好地学习党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提供给党的干部进行学习。周恩来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多次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联系自己亲身斗争经历，讲述中共党史，讲解《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延安整风期间，党员和干部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蔚然成风。
　　延安整风中间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不是孤立的读书，而是把学习理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紧密结合起来，和统一对党的路线、政策的认识结合起来，和改造党员的世界观、方法论结合起来。一方面批判了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一方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这样使广大党员在精神上从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从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中解脱出来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延安整风运动又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延安整风中的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不是静止的读书。为了把学习理论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党中央大力倡导和开展了调查研究活动。1941年3月至4月，毛泽东为他的《农村调查》一书的出版写了“序言”和“跋”，对于调查研究问题作了全面论述，并进一步阐明了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8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专门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以任弼时为副主任的调查研究局，加强对调查研究的指导。许多党的高级干部身体力行，深入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张闻天于1942年初带领调查团深入到陕北和晋西北地区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农村调查，整理出《米脂杨家沟调查》等著名的调查报告。他在写给中央的报告《出发归来记》中写道：“冲破了教条的囚笼，到广阔的、生动的、充满了光与热的、自由的天地中去翱翔——这就是我出发归来后所抱着的愉快心情。”他说：“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曾经使我们犯了无数的错误，使我们受到过极大的损失，如果我们从这里能够得到什么教训的话，那就只有无情地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做坚决的斗争，把自己的一切工作放在坚固的唯物论的基础之上。”⑦延安整风过程中，调查研究活动的开展，沟通了理论与实际的联系，成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形成了深入实际，不尚空谈，紧密联系实际的良好风气。
　　二、坚决纠正党内的不正之风，增强党性观念，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
　　延安整风运动进入普遍整风时期以后，主要的任务是整顿三风，即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延安整风中抓住了当时党内存在的这三股不正之风，集中地、认真地、有步骤地逐一加以解决，从而使党的作风焕然一新。
　　反对主观主义是延安整风运动的最主要的任务。其实质是解决党内马克思主义与主观主义的矛盾，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以来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这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是生死攸关的根本性的问题。虽然历次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领导，特别是教条主义的错误对革命已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许多人在当时对此并没有清楚的认识，教条主义者仍然迷惑着不少的人。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首先科学地阐明什么是理论，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理论联系实际。他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⑧。他指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够对于实际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才是我们党所需要的理论家。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怎样互相联系，毛泽东用“有的放矢”这句话作了通俗的解说。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就是“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⑨毛泽东的这些精辟的论述，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些糊涂观念，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醒悟过来，使思想和精神获得了解放，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反对宗派主义是延安整风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各种表现形式的、程度不同的对内对外的宗派主义，是当时影响党的团结和统一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真正实现全党的大团结。
　　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党的遵义会议以后，宗派主义在党内已不占统治地位，但其残余仍然存在。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中，列举了党内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着重批评了和党闹独立性的危险倾向，他指出：“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现在讲的，虽然不是这种极端严重的宗派主义，但是这种现象必须预防，必须将各种不统一的现象完全除去。”“我们一定要建设一个集中的统一的党，一切无原则的派别斗争，都要清除干净”⑩。
　　反对宗派主义的重点是解决向党闹独立性的问题。同时，也广泛触及了当时在党内存在的种种党性不纯的表现和不正之风，如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个人第一主义、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小广播、在反倾向斗争中的两面派行为、绝对平均主义，等等。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摆正个人与组织、局部和全局、民主和纪律等各方面的关系，搞好党内外的团结，新老干部的团结，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的团结，外地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在思想整顿的基础上，为了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于1942年9月1日作出了《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适应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斗争的形势，对于从组织制度上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和团结一致，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对党八股进行了有力的声讨，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失去了藏身之地，使实事求是、生动活泼的文风得到了发扬。
　　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及时地纠正了当时存在于党内的几种主要的不正之风，创造了正确解决自身存在的消极因素的成功范例。
　　三、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正确解决党内存在的矛盾。
　　延安整风的根本方法，是在学习整风文件的基础上，通过检查工作和检查思想，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错误的路线、思想和作风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从而正确解决党内矛盾。
　　1942年2月1日，全党普遍整风时期一开始，毛泽东就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中指出：“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11)；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这就是“治病救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延安整风中解决党内矛盾的总方针。这一方针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时期在党内斗争中所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这一总方针的指引下，延安整风中无论是解决党内的路线是非问题，还是解决党员的思想作风问题，所采用的主要方法，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1943年秋，为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央政治局几次召开会议，讨论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战初期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当时王明称病没有参加会议。党对王明仍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耐心地做思想工作。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听取他的意见。周恩来与他促膝谈心。经过工作，王明当时承认了他的错误，后来还写信给中央，承认“毛主席是我党有史以来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思想上和事业上的代表”，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2)。党的七大上，经过毛泽东做工作，仍选举王明为中央委员。对一般党员和干部，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特别强调自我批评。主要的方法是：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的地区、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犯错误的环境、性质和原因，提出努力的方向。这样，既使党风和干部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觉悟，又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同志，共同工作，使党的事业更加兴旺、党的队伍更加壮大。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总结延安整风的经验时说：“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的整风运动之所以发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运动中展开了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与自我批评。”(13)党的七大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党内生活的一条准则和党员的权利写入了党章。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还进行了普遍的审查干部的工作。一般说来，这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对解放区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在工作过程中，曾因扩大敌情而在短时期内发生了错误。主要是1943年7月15日，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以后，使许多单位大搞逼、供、信，造成了一批冤假错案。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曾经发现审干工作有“左”的错误，就曾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在发现错误仍在扩大时，毛泽东即于7月30日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后来，又于1944年春开始对遗留的错案进行平反。毛泽东曾几次主动承担责任，并进行自我批评。这段史实从反面说明，党内斗争必须坚持正确的方针和方法，否则必然伤害自己的同志危害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
　　四、始终把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作为理论和政治路线学习的重点。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党的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开始的，中间经过全党范围的普遍整风，在广大干部中扫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纠正了党内存在的几种不正之风，然后，又转回到党的高级干部的路线学习上来。在整风的全过程中始终把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政治路线学习和思想教育作为重点。
　　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了高级干部的理论和路线学习的重要性。他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抓紧研究。”(14)1941年中央又作出《关于高级学习班的决定》。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全会关于加强学习的决议，1939年2月，中共中央特设了干部教育部，由张闻天任部长。
　　1943年秋，在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要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参加学习的高级干部比整风准备时期大大地增多了，党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参加了学习。半年以后，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为这次高级干部对历史的讨论做了总结。在此基础上，于1944年5月，召开了中央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延安整风运动把党的高级干部作为重点，又着重于解决思想和政治路线问题，是保证延安整风顺利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关键。
　　延安整风的现实启示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我们党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的考验，任何敌人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历史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实践，雄辩地证明了这一论断。今天，面对国际风云骤变，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低潮的严峻现实，学习邓小平今年年初巡视南方的重要谈话，重温这一段历史，深深感到它给予我们的现实的启示是十分深刻的。
　　一、当革命事业受到挫折，甚至遭到严重失败的时候，首先和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决心。
　　人类历史的发展从来是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革命事业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到胜利，这是人民革命事业发展的逻辑，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新生事物发展的一条定律。当革命处于顺境和高潮时，不要忘乎所以，要警惕可能跌入逆境和低潮的危险；当革命已经处于逆境和低潮时，不要丧失信心，要看到转化为高潮和胜利的可能。这样，才能在任何艰难险阻面前，都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顽强的斗志，不为历史长河中暂时的逆流和旋涡所迷惑。在这方面，毛泽东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当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后，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许多人以为共产党已经失败了，党内也有人怀疑红旗是否还能举下去，他却指出“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5)，革命高潮不久就要到来。土地革命战争的蓬勃兴起证明了毛泽东的论断。当江西中央苏区的反“围剿”失败以后，革命事业几乎陷于绝境的情况下，他却在结束长征之后，很快提出了“把革命转变到胜利方面去”的伟大构想。经过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果然在1949年实现了这个伟大构想。
　　坚定的革命信念来自于革命者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理解和对自己所从事的正义事业的执著的追求。中国共产党在其70年的历程中，曾几次受到十分严重的挫折，陷入困境和危机。其最主要者至少已有四次。其中建国前有两次，一次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一次是1934年反“围剿”的失败；建国后也有两次，一次是发动“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一次是开展“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灾难。但是，每一次都是由我们党自己纠正了错误，从而迎来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过程中经受考验，千锤百炼，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
　　当代的中国正满怀信心地、成功地前进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以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新的高潮。但是，在世界上，社会主义事业却遭受了最严重的挫折，陷入了低潮。我们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站稳脚跟。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当前世界社会主义事业虽然陷入低潮，但从长远看，从现代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这仍然是历史长河中的暂时曲折，世界不会走向黑暗，而仍然要走向光明。尤其要看到，一个稳定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存在和发展，特别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正在雄辩地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东欧的刚变，苏联的解体并不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道路的终结，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正显示着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代表着时代的潮流和发展方向。
　　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无论是革命或建设都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
　　延安整风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是在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在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毛泽东思想。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曾经在民主革命时期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和革命特点的以农村为中心、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道路；建国以后，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不拘泥于“本本”，不照搬外国的经验和公式，而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开辟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中国建立了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问题上，曾经走过了曲折的历程。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终于找到了一条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生机勃勃，正充满信心地胜利地前进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证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议的最基本的经验。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南方的讲话中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6)在“相结合”和实事求是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过相当沉痛的教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说明，“相结合”和实事求是，是一件具有根本意义而又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相结合”的过程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坚持“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这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之本，成功之路。
　　三、要及时解决革命政党自身存在的问题，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把自己的事情办好。
　　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要达到政治上的成熟，要能够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实行正确的领导，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善于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从自己的错误中进行学习。中国共产党的70多年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总结经验，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探索中前进的历史。全党规模的总结历史经验的活动已有两次。一次是延安整风时期，后来形成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次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教训，形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次总结历史经验，都是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进行的。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对于推动党的事业由挫折走向胜利，对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都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当前，在新的国际、国内的形势下，我们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正确总结当代社会主义事业在发展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借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教训。一方面，要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信念不能动摇，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和认识我们原来所熟悉的那样一种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制度，的确是存在许多弊端的。这些弊端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利于综合国力的提高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如不及时加以改革，就会严重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甚至可能葬送社会主义。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资本主义为什么老而不朽，社会主义为什么要加以完善，根本的问题在经济。我们要通过改革开放，把经济搞上去，以此为中心，集中精力把中国的事情办好。特别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加快改革，扩大开放，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体制，通过改革开放注入新的生机和活力，使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显示出本来应当具有的巨大优越性。这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前途之所系，也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由挫折和低潮中走出来的希望之光。
　　四、正确把握反对错误倾向的重点，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几次遭受大的挫折的原因是复杂的。从主观方面来看，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和特点。就是在理论、路线、策略和政策上出了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在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中都没有胜利，在客观上是因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力量强大，在主观上则是因为没有精神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错误。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左”和右的错误都给革命事业造成过巨大的损失。因此，必须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右又要反“左”。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是既及时地纠正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又在整风中着重清算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严重的“左”倾错误，才使全党从“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确立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要准确地把握反对错误倾向的重点。当前，在改革开放中虽然也有右的倾向，但主要的错误倾向是“左”。右的表现主要是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企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对这种倾向，我们当然不能放松警惕。但现实生活表明，改革开放在前进中遇到的主要阻力是来自“左”的一套束缚。改革开放的胆子不大，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走了资本主义道路。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仍然以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来影响以至冲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些都是“左”。产生“左”的根源是主观主义。它们在思想上的特征主要是僵化和停滞，固守着过去形成的某些思维形式。它们或者停留在对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则、某些本本的教条式的理解上，或者停留在过去对社会主义的一些不正确的思想和政策上，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因此，不容易接受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甚至怀疑和否定改革开放。
　　从历史上看，中国共产党内“左”的东西比右的东西更根深蒂固，危害也最严重。在建国前党的历史上曾经造成几乎断送革命的后果；在建国后党的历史上也曾几次造成几乎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的严重局面。从1957年到1978年，我们几次吃亏都是在“左”。所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在反倾向的斗争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根据实际情况，正确地把握重点，这样才能真正解放思想，迈开大步，才不会犯大的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
　　五、党风问题是事关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重大问题。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成为执政党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是如此。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通过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及时有效地克服了当时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创造了成功的范例。
　　当前我们党的作风的主流是好的，但是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实堪忧虑的不正之风，有些方面还是比较严重的。特别是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的行为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严重地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削弱党对人民群众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如果任其蔓延，党就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危险。尤其要看到，我们党现在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形势，处于执政党的地位，肩负着空前繁重的任务，迫切需要坚决地、及时地、有效地解决好党的队伍的作风建设问题。在这方面，应认真汲取当年延安整风的宝贵经验，对党内存在的不正之风有一个清醒的、足够的估计和认识，不能因为党的主流是好的而对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掉以轻心。延安时期党风方面存在的问题，也不是主流。毛泽东说“这不过是一股逆风，一股歪风，是从防空洞里跑出来的。”(17)他号召把产生这种歪风的洞塞死。我们今天看到的不正之风，在有些地方和有些方面已经不是“防空洞”中出来的那种风了，更应当抓紧做“塞洞”工作，重点应当是针对干部中的消极腐败现象和官僚主义作风，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作毫不留情的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的时期，还不是全国的执政党，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十分注重廉政建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成为全党的表率。边区党和政府的清正廉洁和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时，延安的物质生活非常艰苦，但却有极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不避艰险，投奔延安。历史证明，党风正、政风廉，这是中国共产党得人心、得天下的重要历史经验。现在，党早已成为执政党，更应当注意自身的作风建设，更应当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和各种不正之风。中国共产党只有永远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永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有力地凝聚党心和民心，肩负起伟大的历史使命。
　　六、必须把党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忠诚于党的事业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并在实践中培养和造就出一大批能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真正关系大局的是这件事。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重点是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和高级领导核心的建设。
　　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就指出：“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18)因此，在延安整风中，始终是把教育和提高高级干部作为重点的。结果是培育出了璨若繁星的大批优秀的高级干部，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善于把马列主义的真理与各自负责的具体革命事业相结合，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条战线上能够创造性地进行工作，开拓出了彪炳史册的光辉业绩。他们又都比较年轻，以当时的党中央领导核心为例，在1935年10月长征到陕北时，毛泽东42岁，周恩来37岁，朱德49岁。1945年党的七大选出的中央书记处5位书记(毛、朱、刘、周、任)平均年龄是49.2岁。正是这样一个年富力强的领导核心，才在最艰苦的斗争中，表现了惊人的才干和精力。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前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蜕变，原因很复杂，但是，有一条看得很清楚，就是问题出在共产党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正是通过这些国家内的执政的共产党，通过这些党的高级领导集团而起作用的。所以，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邓小平还指出“要进一步找年轻人进班子。”他说：“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19)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我们的事业任重而道远，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选拔大批优秀年轻干部进入各级领导班子，是当前一项紧迫而又重要的任务。
　　国际国内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都告诉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抓好领导干部、高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核心的建设，只要在这样几个层次上不出大的问题，无论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如何兴风作浪，环境如何险恶，都不会对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造成严重的后果。即使出一点问题(例如我国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动乱)，也可以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造就成千上万的、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无限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年富力强的党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这是抵制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图谋，使国家长治久安，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关键性保证。
　　延安整风至今已过去了半个世纪，当年整风的许多具体作法也许不一定都完全适用于新时期党的建设，不应当照搬，但它的最基本的经验仍然是我们应当永远予以珍视的宝贵遗产。我们应当深入了解和认真研究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包括延安整风的丰富经验，使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得到发展、得到创新。这对于中国共产党胜利地经受新的考验，对于不断推进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注 释：
　　①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见《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564、56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1页。
　　④同上书，第812页。
　　⑤《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20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⑦《张闻天选集》第317、318、321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7页。
　　⑨同上书，第820页。
　　⑩同上书，第821、822页。
　　(11)同上书，第827—828页。
　　(12)《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2、533页。
　　(15)《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2页。
　　(16)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
　　(1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12页。
　　(1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3页。
　　(19)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至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