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是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1935年10月19日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到1948年3月23日在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形势下，东渡黄河前往华北为止，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这将近13年的时间。
　　一、延安时期的基本特点
　　(一)时间长，跨度大。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领导中国革命将近13年，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的前期，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的历史中，占了将近一半的时间。
　　(二)中国革命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变。
　　其一，是由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中共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正是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中国的魔爪伸向华北之时，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党中央完成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西北的任务后，立即着手解决这一问题。1935年12月23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会后，为了推动全国人民武装抗日斗争，中共中央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的率领和指挥下，于1936年2月下旬到5月上旬，东渡黄河，进行东征。红军在晋南、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广大地区，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为了顾全大局，避免内战，中共中央决定红军主动回师陕北，并在5月5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改变了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态度，提出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但是，蒋介石倒行逆施，继续增兵并强迫东北军将领张学良和西北军将领杨虎城进攻红军。张、杨深感继续“剿共”没有出路，接受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多次派代表和红军进行谈判，并达成“局部停战协定”。张、杨多次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不但拒绝他们的建议，而且派遣嫡系部队围攻边区和红军，并监视张、杨的行动。1936年12月12日，张、杨被迫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同志到西安，协助张、杨同国民党谈判，终于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条件，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此后，中共又作出了一系列努力，继续同国民党进行谈判，直到抗战爆发后两个多月，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了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实现了由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转变。
　　其二，是由民族解放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的转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革命又处在了十字路口。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要从中国人民手中抢夺抗日胜利果实，使中国仍旧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坚决保卫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胜利果实，努力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的反革命方针，为共产党制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革命方针。但是，国民党蒋介石要立即发动内战，在当时还有许多困难，便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美蒋反动派的阴谋，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包括第三方面人士，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去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毛泽东以大无畏的精神由延安飞往重庆。经过43天的谈判，共产党完全出于诚意，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了一些让步，用以换得全国人民需要的和平与民主。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双十协定”。正如毛泽东所说：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如果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蒋介石在“双十协定”签订后的一个月内，出动了100多万军队进攻解放区。中共站在自卫的立场上予以坚决还击，歼敌10万多人。国民党蒋介石感到发动全国内战的时机尚未成热，被迫于1946年1月10日发布了停战令，同时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五项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但是，国民党军队仍在不断进攻解放区，出现“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解放区军民，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开展以战备为中心的练兵、生产和减租减息三大运动。同时，对于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坚决予以消灭。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抗日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大大激发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生产热情，踊跃参军参战，积极支援前线。当1946年6月下旬，国民党蒋介石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全面内战时，解放区军民已有了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坚实基础，顺利实现了由抗日民族战争到人民解放战争的转变。
　　(三)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延安时期，中共发展达到成熟有三个重要标志：
　　其一，能够完整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形成自己的科学理论。众所周知，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前，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大胜利的经验和两次大失败的教训。第一次是1924年至1927年，以国共第一次合作为基础的北伐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也加紧了背叛革命的活动，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等反革命政变。主观上由于中共还处在幼年时期，在革命紧要关头，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使党在蒋、汪等叛变革命，向人民发动突然袭击时，毫无招架能力，致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第二次是1927年8月至1935年1月，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没有屈服，继续战斗，领导了南昌起义，召开了“八七”会议，许多地方发动武装起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大批骨干力量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共先后建立了19块根据地，组建了30万红军，党员也壮大为30万人的队伍。但是，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上犯了主观主义的“左”倾错误，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城市中心论”；在阶级关系和策略问题上，要把反对资本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同时进行；在党内斗争问题上，要求中共积极开展反右倾斗争。党内先后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教条主义错误，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奉若神明，照搬照抄，一次比一次更“左”，其结果使革命力量在白区损失近100％，在苏区损失90％，红军由30万锐减至3万人左右，共产党员由30万减至4万余人，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实践锻炼，到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才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才发展成熟起来，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才制定了合乎情况的党的总路线和一整套具体政策。这时候，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是在那个时期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①
　　其二，能够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际问题。遵义会议是中共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自己问题的开始。当时由于密码丢失，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了，这个坏事反而变成了好事，中国共产党在没有共产国际的干预下，独立自主地纠正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取消了据说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到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决排除干扰，顶住压力，坚持独立自主地按中国的情况来办，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寻找适合中国特点的发展规律。
　　其三，毛泽东思想发展达到成熟，并成为中共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延安时期，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广大党员划清了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树立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全党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使党的高级干部认清了教条主义的危害和毛泽东领导的正确，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开始树立起来；使广大干部和党员提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真正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进一步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党以来的斗争实践与历史经验，使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化、完善，达到成熟，并在七大通过的新党章中，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四)为建立新中国创造了模型。
　　延安时期，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成为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逐步成长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苏维埃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这是陕甘宁苏区的最高政权机关，实际上也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各部负责人，绝大多数是中央政府的各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成立，边区首府延安。边区政府所辖区域，根据国民政府政务院第333次会议正式通过的决议，划定陕西的延安等18个县、甘肃的正宁等4个县和宁夏的盐池共23县归边区管辖。总面积12.96万严方公里，人口150万，可耕地900万亩。从此，中国共产党以陕甘宁边区为依托，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将前进的步伐一步一步推向全国，把中国革命一步一步引向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实行抗日民主政治，从1937年至1946年，先后进行了三次民主选举。第一次是1937年5月开始簿备，7月至11月进行，全边区7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选举，延安等个别地方达80％以上。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了各级抗日民主政权。第二次是1941年，在充分宣传动员、调查登记选民之后，于6月10日开始举行选举，全边区参加选举的选民平均达80％，绥德、清涧、延川等县达95％。第三次是1945年3月起各分区进行试点，积累经验。时值日本投降，举国欢庆，选举工作于10月中旬全面开始，1946年3月结束，参加选举的人数占全部选民的82.5％，最高的达96％。陕甘宁边区从1939年至1946年，在延安先后举行了三届四次参议会。第一次参议会，是在第一次普选之后，于1939年1月15日至2月3日举行，出席大会的参议员145人。第二次参议会，是在第二次普选基础上于1941年11月6日至21日举行，出席会议的参议员201人，候补参议员18人。1944年12月4日至19日，边区参议会举行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出席会议的参议员203人。第三次参议会，是在第三次普选之后于1946年4月2日至27日举行，正式参议员135名，候补参议员35名。陕甘宁边区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的建政原则，所谓“三三制”，就是在政权的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各占三分之一的制度。边区从1940年初在陇东分区和绥德分区首先试行“三三制”，并取得成功的经验。1941年的第二次民主选举中，就全面贯彻了“三三制”原则，比如在选举第二届边区政府委员时，18名政府委员中，有7名是共产党员，超过1人，共产党员徐特立请求退出，由党外人士白文焕递补，完全符合“三三制”原则。“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中的一个创举。由于实行了“三三制”，边区各级政权都吸收了大批非党进步分子和开明士绅，使边区各级政权具有广泛的民主性，成为名副其实的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抗日阶级、阶层合作的民主联合政府。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军改编，出师抗日，陕甘宁边区成为八路军的总后方，它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也是当时中共唯一的一块根据地。为了保卫中共中央，保卫边区，中央军委组建了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后改为留守兵团)，边区成立了保安部队(后纳入留守兵团建制)。这支部队承担着清除匪特，粉碎国民党顽固派蚕食边区阴谋和抗击日军对边区的进攻三重任务。抗战初期，边区境内成群的土匪达48股之多，约4000余人，枪2000余支，他们尽管政治背景、指挥系统各异，但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从内部破坏和颠覆边区的民主政权；在边区境内，除保安、延安、甘泉、安塞等六七个县外，大多数是统战区，存在着两套政权机构，即由边区政府委派的县长、政府工作人员和国民党委派的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国民党还在边区的北、西、南三面(东面是日军)部署了40多万兵力，不断制造摩擦，蚕食边区；边区的东面是黄河，隔河便是山西抗日前线，日军不断逼近黄河防线，企图切断边区与各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并西渡黄河，突破西北门户，占领陕甘宁边区，进而占领西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支部队建设成为有铁的纪律，始终同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有正确建军思想和原则指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中共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缩影，胜利地完成了保卫中共中央和边区安全的艰巨任务。
　　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其经济体制中包含着多种经济成分，主要有由政府或机关、部队、学校经营的公营经济，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集体活动的合作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这4种经济成分构成了边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制。另外，由于边区实行不消灭地主阶级，而是限制其封建剥削的政策，因此，还保留着地主经济。这5种经济成分的存在，是符合抗日战争的需要，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具体体现。各种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体是个体经济占第一位，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第二位，公营经济占第三位，合作经济占第四位，残存的地主经济所占比例最小。边区政府掌握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如财政金融、对外贸易等。尽管公营经济在数量上不占主要地位，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它引导和帮助合作经济、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范围内充分发展，它们互为依存，相互辅助，共同发展，是新式的国家经济模型。
　　陕甘宁边区所辖地域，过去几乎是文化教育的一块荒地，知识分子若凤毛麟角，99％的人是文盲。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十分重视文化事业的发展，把它摆在重要位置，作为仅决于生产建设的大事来抓，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发展教育、文学艺术、社会科学、医疗卫生、新闻出版和文化团体等事业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壮大无产阶级的文化队伍，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同时，大批吸引边区以外的文化人来边区，政治上信任他们，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尽可能地为知识分子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条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无妓女、无乞丐、无小偷的社会，新人新事层出不穷，新思想新风尚蔚然成风。
　　二、延安时期毛泽东的地位和作用
　　(一)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确立。
　　在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集中力量解决了当时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后不久，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为延安时期正式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打下了基础。
　　1938年7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由莫斯科回国。行前，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任弼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进行了重要谈话。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毛泽东同志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应该支持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他人和王明，就不要再争了。9月，王稼祥在延安桥儿沟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这对巩固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
　　1943年3月16日至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着重讨论了从组织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问题，通过了《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党中央政治局主席；决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之下，设立中央宣传委员会和中央组织委员会，毛泽东兼任中央宣传委员会的书记。
　　1945年6月19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第一次正式选举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据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二)毛泽东的著述与毛泽东思想。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处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尽一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种书报。延安也出版了大量书刊，有了读书条件，自幼酷爱读书的毛泽东便发奋攻读。他读书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中国到外国的，从古代到近代的，包括哲学、经济、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方面，还学习英文。毛泽东读马列著作用力最勤。为了系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为了从理论上清算王明的“左””倾错误，指导中国革命胜利前进，毛泽东系统地研读马列著作，许多书是反复读。书中空白处，写满了批语。他的读书日记中，逐日记载读书进度。毛泽东不但自己勤奋读书，还大力提倡干部读马列著作。比如1942年11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布尔什维克化12条时提出：我们要注重理论，高级干部要准备读书，从《共产党宣言》起到《季米特洛夫文选》止，选三四十本。我们有这样丰富的经验，有这样长的斗争历史，要能读一二十本到三四十本马恩列斯的书，就把我们的党大大武装起来了。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从事浩繁的理论研究工作，为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揭示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耗费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他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在陕北的窑洞里、煤油灯下，奋笔疾书，写下了卷卷雄文。1991年6月第2版的《毛泽东选集》4卷本，共收入159篇文章，其中有112篇是在陕北写的，占总数的70％以上。没有出版的论著为数还不少。其数量之多，内容之富，水平之高，无人比拟。此外，中共中央在延安时期经常召开各种会议，决策重大问题。毛泽东在这些会议上的报告，或为会议起草的文件，多是经过政治局反复讨论后，由毛泽东亲自定稿的。党中央大量的指示、批示、决议、通知、通报、电报、命令等，大多数是由毛泽东起草，经党中央领导核心讨论、审定，再由毛泽东修改定稿的。毛泽东曾形象而风趣地说：“我是党的文书”。
　　延安时期，除毛泽东之外，还有一大批老一辈革命家，紧紧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把马列主义中国化，为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或所负责的实际工作，写出了大量文章，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著作中许多观点。比如，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党的建设、工人运动的论述，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文化工作、外交政策及许多党务工作的论述，朱德关于军事工作的论述，任弼时关于土地工作的论述，陈云关于经济工作的论述等。其中有不少内容是毛泽东著作中没有充分展开的。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毛泽东以他惊人的才能、非凡的智慧、坚韧的毅力、丰富的经历、渊博的知识、高度敏捷的思维能力，以及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刻苦的钻研精神，为毛泽东思想发展成熟为完整的科学理论，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正如刘少奇所说：毛泽东思想“在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创造出来时，其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便是毛泽东”。这个评价是十分贴切的。
　　延安时期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强调：“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此后，毛泽东在1939年10月写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并把它上升到对中国革命规律性的高度来认识。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又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是“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同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中又说：“中国共产党的20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20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这些著作的发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阐明了“相结合”的原则，并为这一原则在全党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经过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对“相结合”原则的重要性有了共识。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在《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一文中，把毛泽东关于“相结合”的理论，概括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1943年7月，刘少奇在《清算党内的孟什维主义思想》一文中，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的概念。同年7月8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他说：“中国共产党在22年历史中已经产生了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中国共产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
　　“毛泽东思想”概念提出后，逐渐为党内许多同志所接受，在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也越来越多，不过在表述上不尽相同，有“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主义”等不同提法。“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的确定表述，是在党的七大上正式确定的。
　　经过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长期酝酿和词论，中国共产党七大正式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了党章。刘少奇在七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吸收了全党的集体智慧，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内容、形成过程及在党内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全面论述。他说：“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在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是在同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错误思想进行原则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国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是我们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表现在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的各种著作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情况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等。刘少奇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个党员的职责。”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三)毛泽东的舵手作用。
　　延安时期，国内外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形势错综复杂。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瞻远瞩，牢牢地掌握着中国革命的航船，绕过急流险滩，驶向胜利的前方。主要表现在几个关键时刻，及时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航向。
　　1、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短短3个多月时间，东北3省就沦为敌手。此后，日本侵华步步升级，1932年1月大举进攻上海。1933年攻占山海关，占领热河全省和察哈尔一部分。1935年又制造华北事变，置华北5省于日本侵略者的魔爪之下，在5年时间，东北沦陷，华北名存实亡，日本帝国主义一步步向中国腹地进攻，企图灭亡全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即时停止了陕北根据地内部正在进行的错误肃反，从内都挽救了当时全国仅存的这块根据地的危机；接着，又部署了直罗镇战役，中央红军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蒋介石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从外部挽救了根据地的危机，并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立即把目光投向全国，着手解决日益加剧的中华民族的危机。当时北京学生首先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分析华北事变以来的国内外形势，制定新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定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会后，毛泽东根据党中央的决议，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深刻地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关门主义错误，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与必要性，强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全面系统地阐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和政策，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方针问题，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确立，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奠定了政治基础。
　　2、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形势下，党内的右倾思想也滋长起来。正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注意到了并开始纠正的时候，1937年11月，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国。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发言中，自称代表国际路线，根本否认洛川会议以来党中央在统一战线中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提出了一系列投降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抹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同阶级、集团的存在和区别；抹煞国共两党在抗日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和尖锐斗争；否认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的独立自主原则和“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正确方针，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正规战上，幻想依靠国民党军队求得速胜；反对实行民主和改善民主，要求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所允许的范围内。与会的部分同志一时附和或支持了王明的错误。但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12月会议后，王明到了武汉，把持了长江局的工作，不经中央同意，发表“宣言”和指示，使右倾投降主义贯彻到长江局，影响到东南局，在这些地区造成了危害，成为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会议，王明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进一步发展了投降主义的主张。会后，王明违背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不顾毛泽东等人的不同意见，写了题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公开发表。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分析了当时的抗战形势，总结了15个月以来抗战的基本经验，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策，特别着重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职责，强调党在抗日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号召全党必须明确认识并认真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使命。许多同志也围绕总结经验作了报告和发言。六届六中全会基本上纠正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和步调。这次全会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肯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如果这些问题不在抗日战争初期得到解决，中国共产党便很难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胜利发展的艰巨任务。
　　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在党内，由于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从思想高度进行深刻总结，所以在指导思想上仍然存在一些分歧，致使在局部地区或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在各抗日根据地，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根据地遇到了极大的物质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利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战局相对稳定的有利时机，领导全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和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是在全党范围内通过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以及它们的表现形式，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的一场生动具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肃清了历次“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党内的影响，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并进一步成熟起来，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
　　通过根据地军民的大生产运动，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用“自己动手”的办法，达到了“丰衣足食”的目的，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坚持了长期抗战。随着大生产运动的深入发展，人民群众的负担也逐年减少，大大密切了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部队、机关、学校投入大生产运动，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支出，密切了军政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和上下级关系。
　　总之，经过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1942和1943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地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两个环子，如果不在适当的时机抓住它们，我们就无法抓住整个的革命链条，而我们的斗争也就不能继续前进。”②
　　4、在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时候，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现实是有两种命运和前途：一种是光明的命运和前途，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主张的，在打败日本侵略者以后，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另一种是黑暗的命运和前途，就是国民党蒋介石坚持的，在日本被打败后继续维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统治，继续反共反人民，保持中国半殖民半封建的地位和分裂贫穷的状态。在这个关键时刻，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致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又致了题为《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24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总结了8年抗战的经验。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正确地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七大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开成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七大以后，全党和全国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周围，在七大路线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经过8年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又胜利地保卫了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为打败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四)毛泽东转战陕北成为“战略钳制队”。
　　1947年3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失败后，改变战略，向陕甘宁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当时蒋介石命令他的“最后王牌”胡宗南率23万大军，从南、西、北三面进攻边区。西北解放军的兵力仅2.6万人。蒋介石妄图以压倒多数兵力，迅速歼灭西北解放军，赶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然后调出胡宗南主力，加强机动兵力，挽救在全国失败的战局。
　　为了把国民党军的战略总预备队胡宗南部拖在陕北，给人民解放军在其他战场举行战略反攻创造有利条件，3月18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动撤离延安，转战陕北。3月底，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前委和工委，由中央书记处的多数书记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前委，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书记处其他两位书记刘少奇、朱德率工委，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转战在陕北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之中，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世界上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胡宗南这支国民党的战略总预备队，被死死地吸引在陕甘宁解放区。西北野战军在毛泽东的直接指挥下，用“蘑菇”战术，从3月25日至5月4日，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歼敌1.4万余人。7月下旬，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研究了进一步组织全国各战场的战略进攻问题。小河会议后，西北野战军佯攻榆林，调胡宗南主力北上。8月18日至20日，在米脂县沙家店地区歼灭胡宗南主力整编三十六师6000余人，西北战场转入内线反攻。1948年2月24日至3月3日，西北野战军用围城打援的战术，取得了宜川、瓦子街战役的胜利，歼敌共3万余人，敌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等被击毙，西北战场开始外线进攻。4月21日，西北野战军又光复延安，胡宗南仅占领延安1年1月零3天。与此同时，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也取得重大胜利。
　　1948年3月23日，在全国各战场陆续转入战略进攻的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由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与中央工委会合。毛泽东等在转战陕北1年零5天中，跋山涉水，栉风沐雨，途经12个县，行程两千余华里，不仅对陕北和全国军民是莫大的鼓舞，而且直接吸引着敌人几十万大军，具有巨大的意义。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说：党中央、毛主席选择这样艰苦的地区坚持斗争，代表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意志，代表了中国人民的顽强精神。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说：党中央毛主席不离开陕北，实际上是成了大的战略钳制队，胡宗南的军队是不下于东北杜聿明的军队的，但硬是被我们拖垮了。
　　(作者单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注 释：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82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7—1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