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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标柱 党建所倚

梁仲明


  ——浅谈延安时期党的建设
  在风雨如磐的漫漫长夜里,鲁迅先生曾不断地呼唤着民族的脊梁。1935年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他终于看到了盼望已久的民族的脊梁,异常兴奋地致电中共中央,称赞:“你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鲁迅不愧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远见卓识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判断力是令人佩服的!
  当仅剩下的2.5万名红军战士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延安便成为中国革命的再生之地。15年中,经受了两次重大挫折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这块有着中华民族不断的根、不灭的魂的大地上再度调正了航向。他们深刻地认识到:“既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革命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设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历史变革的伟大斗争中,一刻也没有放松自身的建设。党的建设,不仅使党日趋走向成熟,而且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凶恶敌人、夺取革命胜利的坚强核心。
  整风运动——自我教育精神的创举
  中共中央率领工农红军来到贫瘠的大西北后,既面临着关山危崖般的困难威胁,又经受着魑魅播撤的黑暗熬煎。然而,这个时期对中国革命事业危害最大的莫过于党的肌体受到各种不健康因素的侵蚀。首先,遵义会议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无疑是正确的,但对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尚未从思想路线方面进行彻底清算,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在党内仍有较大影响。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还公然重新出版了他的“左”倾错误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其次,抗战以来,随着党的影响的扩大,党员数量由4万人迅猛增加到80万人,且多数党员来自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很不高,对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方向缺乏应有的认识,对于真假马克思主义缺乏必要的鉴别能力。不仅如此,而且由于这些人思想尚未完全入党,所以必然“力图以他们自己的本来面貌来代替党的无产阶级先进部队的面貌,实行篡党,使党和人民事业蒙受损失。”②凡此种种表明,要带领人民克服困难,战胜黑暗,获得光明,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只有使党永葆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本色,才能聚集起真正的时代精英,呼唤起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者十分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也解决了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些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光辉指南。然而,中国共产党产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的土壤里,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即“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③因此,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有各种各样的反映,对革命事业造成过极大的危害。延安时期,思想战线形势依然十分严峻,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斗争严重存在。所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明确指出: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
  党的思想建设从何入手?怎样进行?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了通过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好形式。所谓整风,就是针对党内在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集中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全党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有关文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团结全党,共同前进。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也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自我教育的延安精神的伟大实践。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所谓学风,主要指全党的学风,即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主观主义是一种极不正派的学风,其具体表现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重视理论而轻视实践,经验主义满足于局部经验而轻视革命理论的指导,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思想方法是一致的,其结果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离,理论和实践相脱离。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对内产生排内性,妨碍党内团结和统一;对外产生排外性,妨碍党团结全国人民的事业。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是为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服务的。由此可见,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反对和纠正主观主义,便成为党的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据此,延安整风运动的中心环节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
  在反对主观主义等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坚决摒弃了“左”倾错误者所推行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精心培育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自我教育精神。一是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著作和党的文件,深刻领会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便运用它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践问题;二是在学习的基础上,紧密联系实际,反省历史,弄清思想,划清马克思主义路线与错误路线的界限,增强辨别是非的能力;三是开展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对自己的工作和历史进行深入的剖析,同时也对别人的工作和历史进行客观的评析,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双重目的;四是学习和讨论党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使全党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认识。
  延安整风运动作为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它使广大党员从主观主义特别是王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掌握了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根本方向,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诚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延安整风“在思想一致的基础上把全党团结起来”。“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号召,谁不听哪!谁不是自觉地听哪!没有这样的党的风气,我们能够战胜比我们强大得多的敌人吗?”④
  历史雄辩地证明:延安时期创造的以自我教育的整风精神来实现党的思想建设,是适合中国共产党特点的一种好形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党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近50年来,延安时期的整风精神得到了发扬和广大,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坚强领导核心。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友爱精神的体现
  革命同志亲如手足,互助友爱,这是延安时期在革命队伍中建立起来的新型的人际关系。这种精神也充分地体现在党内的斗争和团结上,这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制定和实施。
  30年代前期,王明“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共中央。他们在组织路线上实行任人唯亲的宗派主义干部政策,对于不满意、不同意他们路线和政策的革命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使大批革命的骨干横遭陷害,制造了一场令人痛心的灾难。进入抗战时期,经过巨大磨难的中国共产党人倍感团结和友爱的重要。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终于找到了正确开展党内斗争、有效维护党内团结的方针。1942年,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说:我们进行党内斗争“有两条宗旨是必须注意的: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把马列主义关于党内斗争和党内团结的原则,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解决党内矛盾的完整方法体系,它的贯彻促进了延安时期党内互相帮助、团结友爱风气的形成。
  1、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个延安时期,特别是在整风运动时期,到处传颂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佳话。作为批评者,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摆事实,讲道理,和风细雨,以理服人;作为被批评者,则抱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虚心考虑别人意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1940年10月,苏北参议会参政员施文舫,曾面诤陈毅,指责东台县一个干部贪污腐化、瞒上欺下,言语间有批评陈毅偏听偏信之意。对此,陈毅因言词逆耳而厉色怒斥,施则悻悻而去。次日晨,陈毅早饭未吃赶到施家,登门道歉。之后,立即派人对施所揭发的那个干部进行调查严处。几十年后,陈毅对此事仍铭记在心,在他60岁生日时做诗历历刻述:“难得是诤友,当面敢批评,有时难忍耐,猝然发雷霆。继思不大妥,道歉亲上门”。
  2、对待历史上的问题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犯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延安整风中,中国共产党对上述两个缺点,高度引以为戒,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眼于总结历史经验,吸取教训。对王明问题的处理就是明证。1941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等严厉批评了王明历史上所犯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王明先是反驳,声言到共产国际打官司,继而又乘秦邦宪等人自我批评之机,一再推卸责任,企图嫁祸于人。对此,毛泽东等除用无可辩驳的事实和理论全面剖析其错误外,还偕同王稼祥、任弼时等多次找王明交谈,耐心教育,促其反省,吸取教训。党的七大、八大根据毛泽东提议,还选举他为中央委员。
  3、对人的处理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延安整风运动的经验证明,党内斗争,既要反对调和主义,又要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伤害同志”。整风后期,由于康生作祟,审干出现严重偏差,伤害了为数众多的好同志。作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除主动承担责任、公开赔礼道歉外,一再指出,要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保证以后不再重犯。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实施挽救了大批犯错误的同志,形成了党内同志之间亲如手足、团结互助的友爱精神和作风,并同一切资产阶级政党,尤其是当时的中国国民党内那种派系林立、相互倾轧、争权夺利的痼疾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
  组织建设——高度民主精神的发扬
  高度民主精神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特征之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建设中,努力发扬高度民主的精神,逐步总结形成了一套健全完善的组织原则和制度。主要表现为: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集体负责的领导方式等。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中国共产党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起来的。党的一大到六大的章程都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思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毛泽东从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任务出发,提出扩大党内民主的要求,通过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他还提出必须在党内施行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使党员懂得什么是民主生活,什么是民主制和集中制,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怎样实行民主集中制等。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概括为“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⑤。纵观延安时期党的历史,无论党的高层决策会议,还是基层日常工作,都出色地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很少有个人专断独行的现象。“精兵简政”政策的提出和制定就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典型事例。
  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路线之一,延安时期是这一路线更加完善和光辉实践的时期。抗战初期,毛泽东就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能力的领袖和干部”⑥是不行的。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培养和选拔了成千上万的优秀干部,他们为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积极肯干,不谋私利,有力地促进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完成。
  集体负责的领导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的主要领导原则之一。延安时期是党的历史上集体领导、集体负责发挥最好的时期之一。所谓集体负责,就是凡属于重大问题都需经过党的领导成员集体讨论决定,任何个人或少数人无权擅自决定或处理。当时,由毛泽东、朱镕、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组成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一个德才兼备、紧密团结的有机整体。他们不信权威,唯信真理,不搞崇拜,谁的意见对人民、对革命事业有利,就按谁的办。集体负责、集体领导,有效地防止了陈独秀式家长制和王明式的独断专行作风的重演,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正确迅速和有效的贯彻执行。
  三大作风——科学求实精神的结晶
  毛泽东思想最本质的特征和灵魂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求实精神。延安时期,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三大优良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求实作风是党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体现。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无产阶级斗争实践的科学总结,是革命人民的行动指南。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同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否则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然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无论陈独秀还是王明,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圣经和教条,与中国革命实际相脱离,结果将革命引向歧途。延安时期,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理论脱离实际,盲目照抄照搬书本和外国经验的错误做法,经过艰辛的努力,在全党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全部历史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密切联系群众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忘我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在作风上的生动反映。翻开人类历史,几乎所有的剥削阶级的集团或党派都仅仅代表本阶级的利益,欺压人民,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坚定地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创造者,因而真心实意地为人民谋利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树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确信“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定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实践完全证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铜墙铁壁和无往而不胜的强大法宝。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解决党内矛盾,克服消极因素,增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的重要武器。延安时期,党的这个优良作风与科学求实的延安精神相结合,焕发了更加绚丽多彩的光辉。中国共产党人以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闻过则喜、闻过即改的高风亮节,广泛听取来自于各方面的批评意见,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缺点,改进工作,有效地抵制了各种政治尘埃和微生物的侵蚀。
  历史胜于雄辩。当年,曾经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纯洁度产生过怀疑,其理由是“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延安13年,却是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最辉煌的一页,是高歌猛进的13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洗礼,革命熔炉的锤炼,使全党获得了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空前的团结,空前的成熟,空前的发展,空前的壮大,成为举世瞩目的顶天立地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的统帅下,中国人民不仅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实现了炎黄子孙梦寐以求的解放宿愿,而且还建设了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就是革命的辩证法和无可辩驳的铁证。
  (作者单位:陕西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
  注 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下同),第135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3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5页。
  ④《邓小平文选》(1975—1982),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57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7页。
  

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研究室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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