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实现无产阶级自身团结统一和争取联合最广大同盟军的一项重大战略。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动势力极其强大、革命力量十分弱小、革命任务异常艰巨的情况下，创造性地提出要战胜极其强大的敌人，必须建立占全民族绝大多数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建了中国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方针和政策，形成了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宝库中璀璨夺目、极富创造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证明：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能否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关系着革命事业的兴衰成败。什么时候正确处理了统一战线问题，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就发展，就胜利；什么时候受到“左”或右的错误路线干扰和破坏，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就要遭受挫折，甚至失败。
　　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成立之初，只是一个由少数具有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小党。党的“一大”前后，主要从事组织上的建党工作，同时积极在产业工人中开展罢工运动，并明确规定只“联合第三国际”，而“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从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在短短的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由共产党领导和支持的大小罢工就达100多次，参加人数达30万人以上。虽然这些罢工运动在全国造成了很大的声势，提高了共产党在工人群众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中的影响，但终因自身力量薄弱，结果都遭到了军阀的血腥镇压，工人运动很快陷入低潮。严酷的现实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逐步认识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战胜强大的敌人，仅仅依靠工人阶级自身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组成强大的革命统一战线。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表现出了卓越的组织才能和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引起了孙中山先生的高度重视。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在革命屡遭失败之后，深感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下决心改组国民党，他产生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愿望。中国共产党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于192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对哪一时期革命任务和应该采取的革命策略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就中国民主革命的重大问题，向社会各界公开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是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新起点。在同年7月召开的党的“二大”上，中国共产党不仅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而且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提出要联合全国一切革命的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会议还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组织联合战线的具体办法。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对推动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在怎样建立联合战线的问题上，中共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最初难以接受共产国际关于要共产党到国民党中去工作的意见，为此，同年8月，中共中央又召开了西湖会议，对怎样与国民党合作，能否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
　　在1923年党的“三大”上，中国共产党作出了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各革命阶级的联盟的决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一大”，23名共产党员当选国民党“一大”代表，其中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等 10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和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开创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黄埔军校的建立，是国共合作初期的重要成果。黄埔军校由孙中山亲任总理，蒋介石被任命为校长，廖仲恺被任命为国民党党代表，周恩来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黄埔军校为国共两党培养了一大批军事指挥人才，也是中国共产党真正从事军事活动的开始。以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为标志，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高潮。北伐战争用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打垮了军阀吴佩孚，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占领了半个中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统治。毛泽东后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孙中山先生致力于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①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政治影响在大革命中充分得以显示。民主联合战线的建立并由此而领导的大革命，不仅为国民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空前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壮大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从建党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短短的6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由最初的50多人，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5.8万名党员，领导着280余万工人和970万农民的具有相当群众基础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积极努力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国共合作，推动了工人、农民、学生、妇女等革命群众运动的展开，也为取得东征、北伐、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成立武汉国民政府等诸多中国革命史上空前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同时，我们党还直接掌握了一部分武装力量，为后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准备了军事人才。
　　中国共产党在参与领导大革命过程中，既看到了统一战线的威力，也为忽视以至放弃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从而导致大革命失败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还是一个幼年的党。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虽然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但由于敌强我弱的阶级力量对比，由于党还很不成熟，缺乏驾驭复杂形势的能力，特别是缺乏正确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之间关系的成功经验，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在处理与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等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错误，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等国民党新老右派夺取革命成果，千方百计地排挤和打击共产党人，阴谋背叛革命的猖狂进攻，一味地主动妥协退让，不敢坚决斗争，并且极力束缚和压制工农运动，解散工农武装，退出国民革命军，拱手让出了对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领导权。结果，共产党人在“四一二”、“七一五”等反革命政变中遭到了血腥屠杀，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统一战线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组织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组建反抗国民党武装力量的工农红军，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中国共产党走上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纠正一种错误倾向的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错误倾向，即片面强调武装斗争而忽视了统一战线。党的“八七会议”确立以土地革命作为新的时期领导革命斗争的主要内容，但对怎样进行土地革命，怎样争取革命的同盟者，没有制定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党内不少人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普遍存在一种急躁拼命情绪；一些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怕重犯右倾错误，认为“左”比右好，从而为“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把持临时中央之后，实行关门主义，提出了“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错误政策。认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只有工农和下层小资产阶级，其他一切阶级、阶层都“已转入反动的营垒”。因此，不但错误地把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并列看成是革命的对象，而且把一切中间力量都看作是“最危险的敌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动，全国规模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迅猛兴起。在中华民族处于危亡的关头，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实行不抵抗政策，继续对红军进行反革命围剿，中国共产党则高举抗日的旗帜，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历史地肩负起了抗日救亡的民族独立和解放重任，另一方面，把持临时中央的王明等人未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制定出可以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战的战略策略，反而继续推行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方针。在这种错误政策指导下，1933年，曾在上海对日军进行英勇抵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动福建事变，我们党没有积极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合作，拒绝同福建政府在军事上配合。当蒋介石进攻十九路军时，红军主力却向西调离，结果福建人民政府失败了，蒋介石也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这种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错误，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与此同时，错误路线对内片面强调纯洁革命队伍，在根据地搞大清洗，打击所谓“AB团”、“社会民主党”和“第三党”，使许多优秀的同志被批判，被斗争，被清洗，甚至从肉体上被消灭。结果使中国共产党陷于孤军作战、孤立无援的境地，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革命根据地丧失90％，红军由30万人降到了3万人，中共党员由30万人降到了4万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全部损失，红军被迫进行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935年10月，红军经过艰苦卓绝的万里长征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今吴旗县)。随后三支主力红军会合时，兵力已不足3万人，却被十多万敌军包围，形势十分险恶，处境非常困难。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瓦窑堡(今子长县)，红军在陕北刚刚站稳脚跟之后，马上就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著名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战略策略方针。随着红军东征等军事行动的开展，中共中央机关于1936年6月底从瓦窑堡移驻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从1935年10月至1948年3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陕北领导中国革命长达13年之久。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和壮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在党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延安时期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全面成熟和发展时期，是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最好并取得辉煌成就时期，是统一战线对中国革命发挥重要法宝作用时期。
　　①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