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窑堡会议
　　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中共中央有必要对一个时期以来“左”倾教条主义思想进行清理，全面检讨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分析、研究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制定出适合新情况的完整的政治路线和战略方针。
　　193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机关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中心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邓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并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作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报告。而后，与会者围绕全国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红军军事战略，围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时论中，围绕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参加到抗日营垒中来的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人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拥护的，但对于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略而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认识不深刻，对民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营垒中分化出来，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并引经据典地过分强调要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路线。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各阶级对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提出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①后结束。
　　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当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准备并吞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种形势下，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不愿意当汉奸的中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决议认为：民族革命的新高潮推醒了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落后阶层；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知识分子已转入革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乡村富农和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也有对革命采取同情中立的态度以至有参加的可能，因此，“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党应该采取各种适当的方法与方式，去争取这些力量到反日战线中来。决议明确指出，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间，也不是完全统一的，党也应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利于抗日民族解放斗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应采取这样的策略。
　　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决议重申《八一宣言》中所提出的，统一战线的最高组织形式是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两天之后，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了“反革命和革命两方面的形势”，特别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利用地主买办营垒内部矛盾的可能性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买办阶级是有区别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是动摇。他们一方面不喜欢帝国主义，一方面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在中国面临变成殖民地的危险的时局下，这个阶级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其中一部分(左翼)有参加斗争的可能，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毛泽东根据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资产阶级的许多代表人物政治态度的变化，论证了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毛泽东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例子，还举了唐生智、冯玉祥以及宁都起义领导者赵博生、董振堂的例子。
　　关于地主买办营垒，毛泽东指出，他们内部也不是完全统一的。由于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争夺的半殖民地，所以“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美国以至英国的走狗们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声的轻重，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当前“党的基本策略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毛泽东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指出：“实现中国的独立自由是一个伟大的任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备花费长久的时间；不是少少一点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须聚积雄厚的力量。”“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过去已经花去于很长的时间，而要最后地彻底地解决内外反革命势力，我们还得准备再花一个应有的时间，像过去那样地过分的性急是不行的。还得提出一个很好的革命策略，像过去那样地老在狭小的圈子里打转是干不出大事情的。”严酷的现实和历史的经验“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
　　为了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报告都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指出关门主义的由来主要在于不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的环境中去，强调党不能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必须大胆地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策略，去组织和团聚千千万万民众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军，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决议和报告都指出：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必须坚决加以纠正。毛泽东在报告中大声疾呼：同志们，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实的奴仆。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不但估计到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已经发生的变化，而且预计到将要继续发生的变化。尽管地主买办阶级中较大规模的分化当前还不是事实，蒋介石还在对日本实行妥协退让和坚持“剿共”的内战政策，但是决议和报告实际上已经看到随着日本侵略的继续加剧，随着英、美和日本的矛盾的发展，依附于英、美的反革命力量有可能发生变化，党有可能使它至少暂时处于不积极反对反日战线的地位。能够预见到这一点，表明党不是从教条主义出发，而是从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出发来观察形势和制定政策的。
　　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报告在着重批评关门主义倾向的同时，及时提醒全党记取历史上发生过的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时的右倾错误教训。毛泽东特别指出，在目前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红军不但要充当起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达到最后的目的。决议认为，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内部，既要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又要坚决不动摇地同一切动摇、妥协、投降和叛变的倾向作斗争。共产党必须以自己彻底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和行动去取得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决议强调指出，必须更深刻地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党的领导权的取得，单靠在工人阶级中的活动是不够的(这是要紧的)，共产党员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
　　为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瓦窑堡会议决议规定将“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同时改变不适应抗日要求的部分政策。决议指出人民共和国是以工农为主体的，同时又容纳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阶级。人民共和国首先保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同时又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存在和发展。
　　关于改变对富农的政策问题，在瓦窑堡会议之前，中央政治局在1935年12月6日已作出了《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③在这个决定中指出，1929年共产国际指出中国共产党与在反对农村中主要敌人豪绅地主的斗争中，要“加紧反对富农”；四中全会以后，党在各个苏区实行消灭地主、反对富农、联合中农、依靠佃农的路线。现在党和红军面临民族革命战争日益紧迫的情况，无论从目前的中心任务和长期的实践经验来看，“加紧反对富农”的策略都“已经不适当了”。现在对富农的政策是：“只取消其封建式剥削的部分，即没收其出租土地，并取消其高利贷。富农所经营的(包括雇工经营)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则不能没收。苏维埃政府并应保障富农扩大生产(如租佃土地，开辟荒地，雇用工人等)与发展工商业的自由。”改变对富农的政策，是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为公开纠正“左”的错误政策采取的一个重大步骤。
　　瓦窑堡会议决议在12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改变对待富农的政策。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耕的，均不没收。乡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也就是说，对于富农的土地和财产，除封建剥削部分外，采取保护政策。
　　关于对工商业政策的规定。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的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和商店，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税租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在红军占领的地方保证一切对反日反卖国贼运动有利益的工商业，使得全国人民明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不但在政治上的自由，而且是发展中国工商业的最好的地方”。
　　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清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瓦窑堡会议还特别强调必须反对在发展党组织中的关门主义，扩大与巩固党，并对过去长期存在的过分强调党员出身的“唯成份论”提出批评。决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由于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与殖民地；农民分子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常常在党内占大多数，但这丝毫不减低中国共产党的布尔什维克的地位。决议明确指出：“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党在组织上进一步肃清关门主义影响，对贯彻执行党的政治主张，建立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起了强有力的保证作用。
　　瓦窑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和发展。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克服了中央军事领导上的错误，当时战争环境下只能解决最迫切的军事问题。遵义会议决议中虽然也总结了党在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指出博古、李德等根本不了解在政治上利用第十九路军事变是粉碎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没有在军事上采取与之直接配合的方针，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机会。但也主要还是从军事上总结、分析的。只有在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才有可能结合国内形势和党的任务，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会议所提出的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既说明在抗日的前提下，有必要和可能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至地主买办阶级中的一部分力量重新建立统一战线，也着重说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能够和必须掌握领导权；既着重批判“左”倾教条主义在政治策略上的错误，也提醒全党警惕1927年大革命时无产阶级放弃领导权而导致革命遭受失败的教训。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善于总结过去革命失败的教训，学会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西北地区抗日力量联合的实现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一方面积极地推动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
　　中共中央着重对在西北“剿共”前线的国民党各地方实力派的处境和现状进行分析，认为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部是首先能够争取的对象。联合他们，不仅能改变红军的被动态势，而且能影响其他实力派，扩大统一战线，造成西北的新局面。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开展对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的工作，以期首先实现西北地区抗日力量的联合。
　　在瓦窑堡会议前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以传递信件等方式，已同张学良建立了联系。1936年6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担任这个委员会委员的叶剑英、朱理治两人被任命为军事代表，驻在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红军还将大批在作战中俘虏的东北军官兵释放回去。这些都加深了东北军对共产党联合抗日诚意的认识。为进一步加强同东北军的联系，1936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赴洛川，先后同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会谈。在此基础上，1月25日，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领导人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④明确表示：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实现这一主张，为全国人民抗日的先锋”。2月下旬，李克农再次到洛川与王以哲进行商谈，达成红军与第六十七军互不侵犯的口头协定。
　　3月初，张学良飞抵洛川，与李克农就双方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根据张学良的要求，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即延安)，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张学良接受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并提出争取蒋介石抗日的意见。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事项。”
　　根据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的结果，中共中央决定派刘鼎作为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在西安进行工作。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⑤的党内文件，指出：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向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也不是把东北军变成红军，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使东北军实行彻底抗日的纲领。争取的办法，主要靠耐心说服与解释工作。文件指出，在东北军内的统战工作，应是“上层统一战线与下层统一战线同时并进与互相配合”，上层统一战线尤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方针和以前“左”倾错误的方针明显不同，实际上不只是适用于争取东北军。
　　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张学良抗日的同时，进一步加强了对杨虎城的说服工作。杨虎城及其率领的第十七路军，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同共产党有过联系。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杨虎城仍和南汉宸等一些共产党员保持着联系。为了争取既有抗日热情，又有联合之可能的杨虎城共同抗日，1935年12月到1936年夏天，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中共中央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到杨虎城处商谈联合抗日问题。经过多次谈判，杨虎城表示赞成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联合抗日等主张，并同意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驻西安。此后，中国共产党与第十七路军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在这期间，中共中央还在张学良、杨虎城之间进行工作，促进他们的团结合作。中共中央指示驻西安的地下党员，努力做好联合张、杨内部的工作。经过努力，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了日趋密切的合作。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红军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联盟。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胜利。
　　为了实现西北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还注意开展对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36年6月，中共中央派邓发赴新疆联络新疆督办盛世才，初步沟通了中共中央与盛世才的联系。中共中央还派员开展对驻守陕北的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工作，高表示赞成中共关于建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提议。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写信赞扬高桂滋的爱国热情，同时提出了作为双方谈判的八项要求。9月22日，中共中央派彭雪枫为特使，携带毛泽东给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的亲笔信，赴兰州联络，向于学忠表示了双方立即停战、联合抗日救国的愿望。1936年夏，彭德怀率领红军西征时，坚决执行统一战线方针，不仅派朱瑞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而且发布了给宁夏当局马鸿逵、马鸿宾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提议书。
　　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这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刘少奇关于党在国统区斗争的策略及对北方局的领导
　　瓦窑堡会议以后，为实现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和斗争策略的彻底转变，加强对地处抗日前线的华北地区斗争的领导，1935年12月2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北方局工作。会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以中央驻北方代表身份，主持北方局工作。从1936年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一年多时间里，刘少奇大胆地运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巩固党的秘密组织，使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结合起来，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为后来华北的抗日战争做了准备。
　　1936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抵达天津。他对华北党组织的状况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形势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向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传达瓦窑堡会议的精神，阐明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以及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强调要转变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不适应抗战需要的工作路线，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他明确提出华北党组织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此，要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年4月，刘少奇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⑥一文中，深刻地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在革命斗争中的种种表现，指出其在党内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源以及对革命造成的严重危害。他认为，如果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阻碍党和革命事业的前进。
　　同月，刘少奇根据新的形势，总结过去工人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撰写《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⑦，阐述了国民党统治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其主要内容是：第一，国民党统治区的职工运动的策略任务，不是脱离群众，实行冒险的进攻，而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第二，要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和政治的日常斗争”，“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第三，在强调利用合法斗争方式时，“应该暂时放弃独立组织赤色工会的任务，过去的那些秘密的赤色工会即行取消。要在各级党部内设立职工部来指导工人运动中的工作”。对于党已掌握的黄色工会，亦不应该立即将它转变为赤色工会。“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之外表的掩护了，这些工会才能公开转变成为赤色工会”。第四，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卖国贼的口号之下，我们在黄色工会中要与各派的工人及其领袖建立统一战线，特别是行动的统一战线(如罢工、示威、抑制日货、参加抗日运动等)”。
　　在实际斗争中，刘少奇领导中共中央北方局积极纠正过去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做法，并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给以正确的指导。在他的正确指导下，华北各级党组织根据青年学生的特点，积极引导他们开展多种多样的救亡和促进统一战线的活动。平津学联开展对华北军政当局的工作，组织学生参加国民党第二十九军的军事集训，同中下层军官交朋友，并指派民先队员和爱国学生去讲时事、教唱爱国歌曲、做球类运动教练等。北平学联发出《致宋哲元将军的一封公开信》，诚恳地希望宋哲元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合作抗日。同时，学生们还与留驻在华北的东北军进行座谈、联欢等活动。
　　1936年春，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少奇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赴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初步谈判，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
　　中共中央和北方局还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争取华北地方实力派宋哲元、阎锡山等转向抗日。8月14日，毛泽东致信北方局联络部部长王世英并转刘少奇，指示必须向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继续做工作。同日，毛泽东又亲笔写信给宋哲元。中共中央派张经武为代表，负责同宋哲元联系。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即派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负责人张友渔协助张经武开展活动，在第二十九军的军官中进行统战工作，对推动宋哲元和第二十九军的抗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8月，薄一波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出狱后，即按照刘少奇的意见，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到达山西太原，积极做争取阎锡山抗日的工作。10月，北方局决定成立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到太原进行公开、合法的工作。随后，山西公开工委接办原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统一战线关系。中国共产党利用这一合法形式，发展大量青年知识分子和群众入会，使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活跃起来。
　　10月22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向，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⑧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委托朱蕴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并达成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取消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封锁、组织抗日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等共同意见。北方局还派张友渔同中共中央派来的联络代表张经武赴绥远，会见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支持并推动该部抗日。
　　北方局还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派出一批干部分赴上海、汉口、广州、香港等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此外，山东的韩复榘，四川的刘湘，广东的陈济棠，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也直接或间接地同中共中央或北方局联系，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这样，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前，中国共产党与晋、绥、察、冀、滇、桂、川、新、甘、陕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之间已初步建立了联系，从而为形成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为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从一九三六年春到“七七事变”，只有十几个月的时间，刘少奇领导北方局果断地纠正了“左”倾错误路线，以正确的理论和策略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运动，使党组织恢复和发展了，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发动起来了，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开展起来了，从而巩固和发展了一二·九运动的胜利成果，积蓄了革命力量。同时，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影响，在干部和群众条件方面为后来华北的抗日战争做了准备。1936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在给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指示信中，对北方局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信中说：“我们认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按指刘少奇)同志到后，有了基本的转变”，“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5—6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169页。
　　③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6—40页。
　　④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76—80页。
　　⑤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181页。
　　⑥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
　　⑦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页。
　　⑧ 即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于1935年7月在香港成立的抗日反蒋团体，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基本政治目标——引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