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外政策的调整和国共间的秘密谈判
　　1935年华北事变后，民族矛盾更加尖锐，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方针并没有延缓日本的侵略，反而助长了它的侵略气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华北的一系列挑衅事件所打破，对日问题已成为国民党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1935年11月1日至6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为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会议确认了自1931年以来“国难并未解除，而且更加严重”的事实，通过了“救亡大计案”、“努力生产建设以图自救案”和“安定金融办法案”。会议期间，汪精卫被晨光社记者孙凤鸣枪击受伤入院，亲日派力量受到打击。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在国难严重的形势下，国民党五全大会表现出团结一致的气象。19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表对外关系的演讲，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形势，提出了国民党的外交方针。他说：“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家生存、民族复兴之路，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书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就绝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其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①。蒋介石的这一方针，虽然说明国民党对中日妥协仍抱有幻想，但也表明国民党当局在民族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修改对日政策、准备抗战的新动向。因此，国民党五全大会始终在“御侮救亡”的气氛下进行，一反此前几次会议以“剿共”为中心议题而转向抗日。这表明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方针开始变化。
　　国民党五大后，在新的外交方针指导下，国民政府的对日交涉表现出较强硬的态度。1935年11月20日，蒋介石就华北“自治”问题约见日本大使有吉明，明确表示：“中国对引起违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②。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约集全国师生代表300多人讲述对日政策，表示中国决不签订任何损害国家主权的条约，也不订立秘密条款，如到最后关头，则当不惜一战。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御侮之限度》的外交报告，对他在五全大会上讲的“最后关头”作了解释，说：“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从去年11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果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作最后牺牲”③。蒋介石几次对外交政策的阐述，表明他在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下，对日态度趋于强硬。
　　与此同时，面对华北事变以后日本的步步紧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也发生微妙变化。一方面打算利用苏联来牵制日本，为此南京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有所改善；另一方面，在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为主的方针下，也打算利用抗日的旗帜，以极其苛刻的条件同共产党谈判，以达到“溶共”的目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介石认为中共已到了“日暮途穷的绝境”，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即在不放弃军事进攻的同时，通过谈判来“收编”红军。因此，从1935年底开始，“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④12月19日，蒋介石亲自对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说：“如果苏联政府能够促进达到(国共)团结，我将感到高兴。”1936年1月初，蒋介石又对鲍格莫洛夫说，他准备同意中共合法化，但是不能让红军存在。并请苏联政府利用其在中国共产党人心目中的威望，说服红军承认中国实际上存在的政府。1月22日，蒋又进一步表示：“在如下基础上，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⑤。蒋介石不仅提出通过政治谈判解决中共问题的愿望，而且还积极寻找与中共联系的渠道和办法。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当晚，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手下的电台收听到消息后，即抄送交蒋介石。此后，蒋介石即采取措施疏通与共产党的联系。1935年12月，蒋介石派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和国民党中央的代表，通过苏联政府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提出国共谈判的要求。中共代表团团长王明与邓文仪交换意见后，遂派潘汉年回国与各方联系。潘汉年于1936年5月抵达香港，7月在上海同中共中央驻沪代表冯雪峰取得联系，不久即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接谈。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又通过宋庆龄，在上海找到了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人董健吾，通过董前往陕北与共产党和红军取得联系。与此同时，宋子文、陈立夫派曾养甫通过谌小岑经翦伯赞的介绍找到自由职业大同盟书记吕振羽，吕随即向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汇报，经北平市委研究，由吕振羽赴南京与曾养甫会谈。1936年1月至3月，周小舟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先后两次去南京与曾养甫会谈合作抗日的条件。1936年上半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为中央特派员前往上海，开展上层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冯雪峰到达上海后，会见了鲁迅、宋庆龄、茅盾、沈钧儒、史沫特莱等，向他们了解情况；又找到共产党员和党的组织，传达遵义会议的情况和瓦窑堡会议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由于蒋介石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所以，国共两党虽然从1935年冬开始，先后在上海、南京、莫斯科等地进行了秘密接触，但谈判并没有结果。蒋介石虽然改变了过去坚决“剿共”的强硬态度，主动与共产党沟通关系，但他错误地认为共产党积极合作的态度是向他“投降”、“输诚”，企图在不放弃军事围剿的条件下，通过谈判“招抚”和“收编”红军。尤其是在1936年9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一下子又变得强硬起来。到1936年11月潘汉年和陈立夫在上海会谈时，陈立夫提出遵奉三民主义，服从蒋委员长；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取消苏维埃政府，改为地方政府等4项条件，要求共产党接受。陈立夫代表蒋介石说：“对立的政权与军权必须取消，红军保留3000人，师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潘汉年当即反驳说：“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上的收编条件”，表示拒绝接受。由于国民党当局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态度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共两党的谈判在西安事变以前没有、也不可能有实际的效果。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中共中央将抗日反蒋方针改为逼蒋抗日方针，是根据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对内对外政策的转变以及整个形势的发展变化决定的。
　　1936年2月，当董健吾受宋庆龄派遣，带着南京方面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的秘密信件，与赴陕北向中央汇报同南京谈判情况的共产党员张子华一起，到达瓦窑堡时，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博古即将情况电告在山西前线(当时红军正在进行东征)的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毛泽东回电表示：“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的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随即提出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⑥。这五条意见是：(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上述意见，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一般要求和政治基础。
　　1936年3月8日至27日，中共中央召开晋西会议专门讨论了同南京政府谈判的问题。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⑦，首次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5月5日发表的《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⑧不再称蒋介石为卖国贼，而称其为蒋介石氏。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已开始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6月20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正式提出立即停止内战，合作御侮救亡，并宣布随时准备与国民党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
　　中国共产党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政策的转变，与共产国际关于在中国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1936年8月，由苏联回国的潘汉年到达保安，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以及他回国后在上海、南京等地同国民党联络的情况。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我们愿与南京谈判，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在今天应该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我们可以承认统一指挥、统一编制；在许多策略方面(可以)有所改变，但是一定要停止“剿共”，一定要实行真正的抗日；“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合适，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为此，应采取的方针是：“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订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⑨。
　　根据形势的变化，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⑩，倡议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在这封由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并转全体国民党员的信中，重提大革命时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光荣历史”：“因为有了这个合作，一切民族压迫者与封建压迫者，都在我们面前发抖了。”“现在全国人民盼望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之心是迫切到了万分。他们相信，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中共中央在信中指出，当前全国全民族沦亡惨祸的绝大危险之所以迫在眼前，完全是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错误政策所招来的。信中承认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于“和平的绝望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的解释“较之过去有了若干进步”，并表示“诚恳的欢迎这种进步”；同时也坦率地指出，蒋介石的这种解释依然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要求，他还是认为现在尚未到最后关头，因而“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
　　在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书发出以后，毛泽东于9月间分别致书宋庆龄、蔡元培、邵力子、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请他们阅览中国共产党致国民党书，并希望他们利用各自的资望和地位，积极响应和推动统一战线的组成。周恩来也先后致书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蒋介石、胡宗南、陈诚、汤恩伯等，反复陈述“大敌当前，亟应团结御侮”的道理，望蒋介石等“从过去之误国政策抽身而出，进入于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这些书信在国民党营垒内起到了极大的震动作用。国民党内忠于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向国民党领导人提议召开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讨论国共第二次合作问题。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也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使全党上下了解放弃近十年来一直鲜明坚持的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中央先后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和《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11)。指示中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决议则指出：“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地表示出他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发生新的变动等条件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因此，“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同时，决议也再一次提醒全党：“在目前说来，‘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依然是彻底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主要危险。”
　　把“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是中国共产党策略和政策的重要转变。总的来讲，华北事变以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安内攘外”，重在军事“剿共”；华北事变以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认识到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以国民党五全大会为起点，到二中全会，对日本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某些变化，并开始作抗战准备。但要蒋介石集团真正走上全国抗日道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中共中央的上述两个文件提醒全党，为了逼蒋抗日，推动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还必须进行艰苦的斗争。同时，必须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绝不应放松对他们的一切违反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的严厉批评和斗争。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的时候，必须吸收千百万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以形成抗日救国的雄厚力量，否则，不能推动与逼迫其上层分子和当政者走向真正的抗日道路。
　　①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页。
　　② 南开大学中共党史教研组编：《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页。
　　③ 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72辑，“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外交方面”，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7年版，第166—167页。
　　④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1981年版，第72页。
　　⑤ 〔苏〕尼基伏洛夫：《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远东问题》1977年第3期。
　　⑥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⑦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39页。
　　⑧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141页。
　　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页。
　　⑩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35—245页。
　　(11)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251—252页，第258—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