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兵谏”
　　正当中共中央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的时候，1936年12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
　　张学良，字汉卿，辽宁海城人，生于1900年，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张作霖拥兵自重，割据东北，主持东三省军政，直奉战争后一度控制北京，有“东北王”之称。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企图直接控制东北，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7月，经东三省议会推举，张学良以“子继父业”名义出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主持东三省军政，人称“少帅”。1928年12月，他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再干涉，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把原先的共和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服从南京政府的统治，就任南京政府任命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之职。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由于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使日本侵路军占领了东北的大好河山，受到国人的强烈指责，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罪名。1932年3月热河失守后，又被迫引咎辞职，通电“下野”，出洋考察。面对国破家亡的惨痛现实，数十万东北军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而张学良却被蒋介石召回国，率领东北军“剿共”打内战。1934年，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指挥东北军与鄂豫皖苏区红军徐海东部作战。1935年，蒋又任命张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在西安组织“剿共”总部，将东北军向西北调动。这时，日本侵略中国愈加器张，华北国土危在旦夕，而东北军在陕北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与红军作战中，就损失两个半师的兵力。东北军官兵逐渐认识到与红军作战于己不利，长此下去，东北军将消耗殆尽，埋怨这种局面都是被蒋介石逼迫所致。严酷的事实也使张学良逐渐看清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实在是祸国殃民，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国家的前途和东北军的出路。深刻反思之后，张学良自责地说：“内战不停止，很难造成抗日之局势，从前我认为非先统一则不能抗日，现在我则认为非抗日则不能统一”①。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消灭不了的，要抗日救国，不能不联合中国共产党。
　　1935年12月，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之后，到上海秘密访问和自己有深厚友谊的东北籍进步作家杜重远。杜因宣传抗日遭受国民党政府迫害入狱，当时虽保释但仍被监视。张向杜倾诉苦闷，请教和商谈国家大事。杜重远给张学良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与东北军在西北的处境，恳切而深刻地向张指出：东北军现在是西北地区主要的军事力量，陕西的杨虎城是力主抗日的爱国将领，他手下有很多进步人士，是可以合作抗日的可靠力量；新疆的盛世才也是东北人，赞成“打回老家去”的主张，争取苏联的国际支持，也是可以合作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已经到达陕北，只有西北这几方面力量大联合，走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道路，东北军才有出路。张学良对杜重远的分析深表赞同，此后即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多种渠道，争取尽早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
　　这时，东北义勇军司令李杜从苏联回国，也在上海，张学良知道李杜与共产党有联系，遂约见李杜，向李郑重表示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希望能和共产党负责人就此事商谈，请李为他秘密牵线介绍，一切保密和安全问题由张对李完全负责。李杜表示找到关系后，就设法通知张。1936年3月，经李杜联系，张学良派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请中共党员刘鼎到西安商谈。接着，张学良以督师为名，偕刘鼎到洛川，在将去肤施(今延安)与周恩来会谈前，张、刘多次长谈，使张学良对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及抗日救国政策等有了更多的了解。
　　张学良知道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领导的，而自己任校长的东北大学的学生是参加这次学生运动的重要力量。他与东北大学联系，要学生会派代表到西安相见。东北大学学生救亡工作委员会派中共地下党员宋黎等3名学生代表与张学良面谈，报告一二·九运动的经过和当前抗日运动的新形势，还讲述了东北同胞在日本侵略军铁蹄下当亡国奴的种种惨状。张学良大受感动，表示坚决主张抗日，还自责说，东北在他手中失掉，一定要从他手中收回。谈话后便把宋黎留在身边，拟进一步考察，委以重任。
　　张学良还让驻防洛川的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在前线通过和红军的各种接触，找共产党的领导，商谈和红军联合抗日救国大计。嗣后，由东北军团长高福源和王以哲积极联络，张学良先后在洛川、肤施和李克农、周恩来分别举行了对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有重要意义的会谈。此后，张学良思想上有了重大转变，极力想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的政策。他去山西向阎锡山说明联共抗日的必要，又分别派代表去新疆联络盛世才，去广西、四川、山东、华北联络白崇禧、刘湘、韩复榘、宋哲元等地方高级将领，邀请他们派代表到西安共商联共抗日大计。布置以后，张学良又亲自赴南京，劝蒋介石停止“剿共”，被蒋严词拒绝。1936年11月，黄炎培作为上海地方协会和商会代表，赴绥远前线慰问奋起抗日的傅作义部，途经西安时，与张学良深谈。张对黄说，我们“剿共”四年，何以未有一人来慰劳?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的不满，溢于言表。
　　杨虎城生于陕西蒲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因伯父是秘密反清组织哥老会首领在逃而被捕顶案，在西安被处以绞刑，伯父后来亦被清政府捉去打死。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使杨虎城终生对欺压百姓的邪恶势力不共戴天。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陕西起义响应，杨虎城挺身参军，立下战功。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称帝，杨虎城积极参加了反对衰世凯及其在陕西代理人陆建章的斗争。在以后陕西靖国军4年多反对陕西军阀的战斗历程中，与陈树藩部及北洋军阀部队大小战斗百余次，杨虎城部大多参加，以英勇善战享誉军中。1922年陕西靖国军失败，杨虎城率部退居榆林期间，结识了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和共产党人魏野畴并多有交往，杜、魏二人对杨虎城后来革命思想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他率部联合其他陕西地方军队，抗击河南军阀刘镇华部镇嵩军的进攻，历尽艰辛，坚守西安孤城达8个月，与南方的北伐战争遥相呼应。
　　杨虎城长期与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即使在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后，他仍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保护共产党人，继续与共产党人合作，中共党员魏野畴在杨虎城为军长的部队中任政治处处长，蒋听松任军部秘书长，曹力如在杨部孙蔚如师任政治处处长，南汉宸任军政干校校长。杨部的共产党员有200多名，还成立了中共皖北特委。1931年杨任陕西省主席后，任命南汉宸为省政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面对国土沦丧的严酷现实，杨虎城异常愤慨，抗日情绪激昂，派所部第四十二师北上参加抗战，并对部队以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为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对陕西各界的抗日救国活动也大力支持。1933年，日本侵略军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率所部十七路军开赴华北前线抗日。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当即声援并以枪支、弹药予以大力支持。他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强烈不满，坚决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从1935年11月起，杨虎城多次与中国共产党人共商联合抗日大计，十七路军和中共建立了比较牢固的关系。
　　1936年夏，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西安城南王曲镇成立了长安军官训练团，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训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团长以下、连长以上的现任军官，课程是军事和政治，而政治则以宣传抗日为主。张、杨亲自执训，队长、教官主持讨论，有效地提高了部队军官的政治觉悟，也大大加强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联系。此外，东北军还以在北平从事抗日救国进步活动遭受迫害流亡到西安的学生为主，成立学兵队，秘密进行抗日教育。在东北军内部也秘密成立了抗日同志会。
　　1936年8月，国民党特务先后秘密逮捕了北京大学学生代表马绍周和宋黎，马被拘押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宋在押解途中呼救，被十七路军宪兵营巡逻队营救。杨虎城得知消息，立即通知张学良。张学良下令全城戒严，派东北军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救出了马和被捕多时的刘澜波，抄获大量国民党特务向南京政府报告的情报。9月，东北军方面高崇民、刘澜波等人化名写文章，宣传抗日联共，批评蒋介石阻挠红军东征抗日，这些文章合编成小册子，书名《活路》。经张学良和杨虎城商议，由十七路军总部军需处秘密印刷，向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散发，进行爱国教育。此事被西安的蒋介石系统特务机关获悉。几天后，奉蒋介石之命任西北“剿总”参谋长的晏道刚约杨虎城谈话，要杨注意身边的人向红军暗通消息，引起杨虎城的警觉。同月，西安群众召开纪念九一八事变五周年大会，会场公开贴出“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团结抗日，共赴国难”等口号，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张学良接见了群众代表，高度评价群众的爱国热情，表示坚决率东北军披甲还乡，报仇雪耻。
　　在国难深重的形势下，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才是救国图存的最好出路。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不仅分别与红军秘密停战，同时，这两支既受蒋介石指挥与红军作战，又遭受蒋介石压制、排斥和分化而面临生存危机的国民党地方军队之间，也互相支持帮助。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东北军、十七路军和与红军在西北形成了三方面力量的联合。
　　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共抗日一系列爱国行动，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国策格格不入，斗争愈演愈烈。蒋介石于1936年10月22日，由南京飞来西安，向张学良。和杨虎城施加压力。
　　他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张学良告知蒋，东北军将士不同意继续“剿共”、打内战，建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大发雷霆，厉声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蒋召见杨虎城时，杨告知蒋，部队抗日情绪高涨，“剿共”士气低落，值得忧虑。蒋介石态度强硬地说，“剿共”势在必行，风吹草动，兵随将走，士气问题由蒋来解决，决定亲自去王曲镇向长安军官训练团训话。
　　10月27日，蒋介石在张、杨陪同下，向参加长安军官训练团的军官、西北“剿总”和十七路军总部上校以上军官和驻西安各部队团长以上军官训话。他说：“我们革命军人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要孝顺父母；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这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本分。同时，我们革命军人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是不革命，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样不忠不孝的军人，是要予以制裁的”②。训话重弹“攘外必先安内”老调，连篇高压和威胁的话语，引起许多与会者的强烈不满。
　　10月29日，蒋介石以避50岁寿为名，移住洛阳，进行“剿共”部署，调集嫡系部队，在汉口至河南灵宝铁路线上陈兵约30个师，拟陆续开进陕西进攻红军，又下令扩建西安和兰州的机场，要求有可供100架轰炸机起落的战时地勤设备。张学良又约阎锡山赴洛阳，借为蒋祝寿之机，再次规劝蒋介石，亦被蒋严词拒绝，还对张大加训斥。 11月1日，在张学良参加的洛阳军分校纪念周上，蒋介石竟大骂主张抗日是“混蛋”，说日本侵略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大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声言“剿共”是其既定计划，死也不能更改。蒋介石在洛阳作了军事部署之后，于12月4日到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向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施加压力，内定以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接着，又接连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师长以上军官谈话，要求他们服从命令，全部开赴陕北前线“剿共”，否则，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调十七路军到安徽，由中央军开赴陕西和甘肃“剿共”。12月7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先后分别去临潼劝蒋，张学良声泪俱下，与蒋争论了两三个小时。蒋介石大发脾气，拍着桌子对张大加斥责，再次威胁说，即就是开枪打死他，“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杨虎城告诉蒋介石，抗日为人心所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大敌当前，不宜对内用兵。蒋仍固执己见，扬言十七路军军官中如有不愿“剿共”而主张现在抗日者，要放手撤换。面对蒋介石的一再施压，多次劝说无效，张学良与杨虎城密商，决心以军事手段；逼蒋停止内战，抗日救国。
　　12月9日是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西安一万多大、中、小学生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向蒋的住地临潼进发请愿。蒋介石竟下令军队布防，对学生动武镇压。张学良见形势危急，赶往西安东郊十里铺附近劝阻学生，同时也深为学生的救国赤诚所感动，当场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学生的要求。当晚，深为国事担忧的张学良再次赴临潼向蒋反映学生要求，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又被蒋严词拒绝，直到深夜才满怀忧愤地返回西安。
　　12月11日，杨虎城两次到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官邸，与张商量扣留蒋介石的行动计划，诸如行动时间、任务分配等均初步确定，主要有：12日凌晨在西安、临潼两处同时行动；凡蒋与南京和西安方面的通话，必须通过张官邸的总机接线，注意蒋与各方面的通话内容和其他方面向蒋的电话报告；若蒋有觉察或其他人向蒋告密等情况，随时以两个加强连立即由西安赴临潼扣蒋，如由西安派兵来不及，即命令驻临潼的东北军刘多荃部火速执行扣留命令；如情况无变化，则12日凌晨在临潼执行扣蒋任务，由十七路军派可靠军官和得力部队担任。张学良还与杨虎城商议，拟事先通知在临潼华清池担任外围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来西安，告知扣蒋计划，以协助十七路军扣蒋行动。杨向张建议，为了保密，可在行动前临时通知王营长随扣蒋部队前往，得到张学良的赞同。
　　随后，杨虎城赶回新城十七路军总部作秘密安排：命令特务营营长宋文梅立即组织一个加强连，每人配手电筒，派定4辆大卡车，随时准备赴临潼扣蒋；命令陕西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部(辖3个团、1个炮兵营)官兵，均不得擅离营房。为了保密，只通知说准备内务检查，未告知军官们扣蒋行动。杨虎城还担心宋文梅指挥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经验不足，当晚又急命陕西警备二旅副旅长许权中(中共地下党员)到新城，指挥宋文梅所部加强连。许权中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旅长、代师长，1928年参加著名的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顾问，1933年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副军长、十八师师长，以骁勇善战而闻名。1936年冬被杨虎城请回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因为扣留蒋介石事关全局成败，杨虎城特别慎重；又特别叮嘱宋文梅说：这次是为了国家大事，对蒋不应从个人仇恨出发，必须带回来活的，不要死的，如打死了蒋你要偿命，谁打死了他，都以军法从事；扣蒋时要尽可能避免开枪，要迅速扣押。杨虎城要求宋文梅服从许权中的命令，为了保密，由杨在临出发前亲自通知许权中。
　　此后，杨虎城再次反复考虑，觉得执行扣蒋任务的宋文梅等是西北军官兵，和在临潼华清池担任外围警卫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官兵互不熟悉，共同执行如此重大的任务指挥很不方便，如果部下发生误会，更会贻误大事，又建议张学良派东北军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执行扣蒋任务。张采纳了杨的建议，又担心孙铭九经验不足，决定再加派几个得力军官去指挥，于是，去临潼扣蒋的部队变更为东北军担任，其他仍照原定计划执行。
　　根据杨虎城的命令，特务营除宋文梅外，余部由该营营副张希钦指挥，扣押住在西京招待所和花园饭店内的南京政府高级军政官员，解除中央宪兵第二团驻守陕西省政府和临潼华清池以外余下的不足1个营的武装。孔从周部3个步兵团负责占领公安局、飞机场、火车站、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保安处，其所部炮兵团占领省政府。还安排在临潼扣住蒋介石后，送至西安，暂时软禁于新城大楼杨虎城办公室内，并在新城杨虎城住宅内设立临时指挥部，由杨虎城卫队白志钧部警戒守卫。
　　对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政治训练处处长曾扩情，陕西省公安局局长马志超、西安军警联合督察处处长江雄风、陕西保安处处长张坤生、中央宪兵第二团团长杨振亚和省党部的特务等，务必设法扣押，其任务临时分配。
　　扣蒋行动开始后，即以电报命令大荔驻军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部占领潼关，电令陕北前线西路的第十七师、陕西警备第一旅及十七路军总指挥部直属各部队，分别迅速集合于渭南、西安等地区，策应潼关方面，命令陕西警备第三旅占领咸阳解除蒋军第十三师万耀煌部两个团的武装，巩固后方。
　　决定了扣蒋大事，张学良与杨虎城约定，12月11日晚12时张到新城与杨共同指挥。
　　午后，张学良去临潼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杨虎城因准备当晚宴请来陕西的南京政府高级官员未参加)，会议决定12月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会后，张学良再次劝蒋无效。
　　傍晚时，张学良离开临潼返回西安，离开时，命在临潼华清池担任外围警卫的东北军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随自己到西安。张向王交代扣蒋任务，又特别强调要活的，不许打死；还要求王玉瓒要和孙铭九营长互相协助，完成任务。随后，张学良即亲自与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该师团长刘桂五面谈，命令他们当晚12时集合，指挥孙铭九等卫队营官兵赴临潼请蒋委员长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事，同时告知白、刘，千万注意不要伤害蒋。
　　晚8时左右，张学良和杨虎城在新城绥靖公署宴请来陕西的南京政府高级官员，10时左右，宴会结束，张、杨即紧张地分头进行西安事变的军事行动安排。东北军中除何柱国军长未找到外，王以哲、刘多荃、董英斌、于学忠等高级将领均到张学良公馆集中，张学良沉痛讲述扣蒋行动的缘由。他说：咱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不抵抗的罪名，不为国人谅解。究竟是谁不抵抗?我屡次请求委员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共产党的问题应该用政治方法解决，先安内后攘外是给日本造机会，反倒多次挨他的训骂。最近我在洛阳痛切陈词，请求准许东北军去察绥打日本。他反骂我是反革命，说他就是革命，违反他的意志就是叛国反革命，骂共产党不要父母，不要祖国，说我也不要父母，不要祖国。在临潼拍桌子骂我，说等他死后我再去打日本，逼得我连话都不能说。现在死逼着东北军继续去打内战、“剿共”，不听他的命令，就调咱们到福建去。实在逼得我们没办法了，我与杨主任(杨虎城)商量决定把他扣起来，逼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还拥护他做领袖。
　　杨虎城与高级将领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周、许权中和机要秘书王菊人等除安排军事部署外，还就扣蒋后的一些重大事宜进行商议，如：改组南京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在内的抗日联合政府，改组方式由救国会议通过，不能像过去由国民党一党决定，救国会议的组成，拟照孙中山提出的国民会议之精神办理；为了打破蒋介石一手把持的局面，各省行政拟采取分权制，成立省救国会议，行使相当于议会的职权，产生省行政机构，推定人选；在西北成立军事联合机构，暂时负责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将来移归联合政府；陕北行政人员，在红军区域内，先撤销亲蒋的县长以上人员，更换为亲共或至少是不反共人员，职权暂时不变，待人心安定后，除八十四师高桂滋、八十六师高双成防区外，其他地区由共产党派人接任县长，仍受陕西省府节制，对共产党和红军要以友党友军对待。
　　12月11日晚12时，张学良率部下高级将领王以哲、刘多荃、董英斌、于学忠等及亲信幕僚到新城杨虎城办公地，杨虎城部高级将领孙蔚如、赵寿山、李兴中、孔从周、许权中和机要秘书王菊人等已先后到达。相互简要交流情况，杨虎城命赵寿山为总指挥，任命许权中为警备二旅副旅长，协助孔从周旅长负责解除陕西保安司令部和省政府武装，命宋文梅率部担任扣押住在西京招待所的南京政府军政要员的任务。
　　12月12日凌晨2时许，东北军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团长刘桂五奉张学良命令，指挥卫队第一营营长王玉瓒、卫队第二营营长孙铭九率部赴临潼扣留蒋介石，途中，东北军第一零五师师长刘多荃亦赶到，与白凤翔等同行。在临潼华清池，与蒋介石的卫队发生激战。蒋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负伤，蒋介石连假牙都来不及戴，由贴身侍卫保护，从住处五间厅翻越后墙外逃，隐藏于骊山半山腰的大石头后，逃跑时慌乱中摔伤腰部。天亮后，被搜山的军队发现，送到西安，先住在新城大楼绥靖公署，14日移住高桂滋公馆。
　　在东北军临潼扣蒋的同时，十七路军解除了在西安的国民党宪兵和警察武装，包围了西京招待所，扣押了在此下榻的高级军政官员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锄欧、蒋伯诚、蒋百里、萨镇冰、张冲等。邵元冲因不听警告企图越墙逃走而被流弹击中死亡。
　　对于这次震惊中外的爱国军事行动，发号外、通电时如何称呼?当时有“一二一二革命运动”、“双十二抗日革命运动”等建议，后经研究称“兵谏”最合适，发布的第一号号外遂以张副司令、杨主任暨西北各将领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向社会各界通报，此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接着，张学良和杨虎城采取了一系列必要的军政措施：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停止“剿共”；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委员会，张、杨任正、副主任委员，主持西北军政事务；成立设计委员会和参谋团，研究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重要问题，高崇民、杜斌丞、卢广绩、王炳南、王菊人等为设计委员会成员，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马占山、李兴中等为参谋团成员；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委员会任命原西安绥靖公署总参议王一山为陕西省民政厅长并代理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为省政府秘书长，续式甫为财政厅长，李寿亭为教育厅长；宣布组织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孙蔚如任军团长，王以哲任副军团长，马占山任抗日援绥骑兵集团军总指挥，郭希鹏任第一军团骑兵指挥官，何宏远任第一军团炮兵指挥官，集结军队待命，支援绥远抗日军，收复失地；把东北军原学兵队扩充为抗日先锋总队，孙铭九任总队长，下设3个支队，支队下设大队、中队；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王炳南为主任委员；释放政治犯。
　　张学良、杨虎城多次发表讲话，诚恳地说明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对蒋介石屡谏无效的情况下，才不得不进行兵谏。这些讲话在西安的报纸上均作了公开报道。张学良还致电路透社、《泰晤士报》记者，并对外国通讯社发表谈话，介绍兵谏的缘由。这些讲话的报道，对向国内外说明西安事变真相，澄清社会上流传的种种谣言，起了重要的作用。
　　党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张学良和杨虎城对于扣蒋是否通知中共中央，经过反复斟酌。1936年12月11日晚，起先拟请在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任主任秘书的红军代表张文彬以中共的通讯密码告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朱德，原拟电文为：“闻此间即以实际行动，停止内战，迫其抗日，请迅速准备”③。嗣后，考虑到恐南京方面破译密电，为了绝对保密，决定扣蒋前不向中共中央发电报通知，当即烧了电报稿。因此，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
　　12月12日凌晨6时，张学良就“兵谏”致电毛泽东和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④。同日上午，由张学良、杨虎城领衔，就西安“兵谏”发表通电，电文中言辞恳切地写道：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土，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泣血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⑤!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响。事变发生的当天，国民党在南京紧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由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院长，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由中常会电请旅居德国的汪精卫回国。在南京政府中，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他们调动陕、甘、宁、绥、豫等地的“中央军”准备进攻西安，并派数十架飞机飞临西安上空侦察示威，准备进行轰炸。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为保全蒋介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他们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和中间状态的众多人士中，少数人表示完全支持张、杨；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内战，因而对张、杨不表示支持。尽管态度不一致，但他们主张消弭内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几乎一致地要求恢复蒋介石的自由。
　　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政府宣称张、杨已经“赤化”，声明它不能坐视南京同西安妥协，极力挑动扩大中国内战，以便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国和美国力求维持蒋介石的统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为亲日派控制，并认为在这种前提下，不妨同共产党采取某种形式的合作，以便对付日本。苏联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关系，也支持中国抗日，但对事变的性质作了错误的估计。《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表示盼望事变能早日得到和平解决，同时却违背事实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与亲日派有密切关系，认为此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立即复电，表示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商量大计，提议在军事上应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至西安、潼关一线；与根据地相连接的固原、庆阳、富县、甘泉一带可仅留少数兵力，红军决不进占寸土；红军负责钳制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同日，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彭德怀、任弼时，说明发生西安事变，要求红军集中于延安、甘泉，以便取径迂回至敌主力后之郑州等地；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二军和第八十一师、骑兵团五部则在原地和东北军配合钳制胡宗南等部；这一部署有很大的机动性，或东渡黄河直取郑州；或南渡渭河，截击潼关一带；或从泾河下游攻潼关。具体如何抉择，有待观察形势，并同张、杨协商。
　　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会上，毛泽东首先作报告，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毛泽东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的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也要立即部署兵力。毛泽东提出：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周恩来发言说：西北这一行动是为了抗日，而不是针对南京政府。由于国民党的“中央军”已逼近潼关，战争一触即发。他提议：在军事上我们要准备打，但在政治上不与南京政府对立，应争取蒋之大部；我们要在实际工作中起领导作用，深入发动群众，以群众团体名义欢迎各方代表来西安参加救国会议。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他预计随着这一形势的发展，“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群众抗日更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内部更分化”。他说：我们“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把西安抓得很紧，发动群众威逼南京。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毛泽东最后作结论说：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出来。
　　这时，内战危机有一触即发之势。12月14日，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革军委，认为目前战略应“迅速停止内战，发动抗日战争，找机会争取宁夏，一部出绥远与傅作义联合抗日”。他们建议：“红军与张、杨两部须立即统一指挥，并即决定行动步骤”；红军主力目前不宜出河南。这项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当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联名致电张、杨，提议立即组成西北抗日援绥军，下辖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三个集团军；设立西北抗日援绥联军军政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朱德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主席；抗日援绥军三部主力应集中于以西安、平凉为中心的地区，巩固团结，与敌决战，各个击破之，只要打几个胜仗，即可大大开展局面。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说明西安事变后各方面的反映及党的对策，其中提到：“在运动中，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
　　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⑥，表示支持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反对亲日派借机“讨伐”张、杨，发动大规模内战。该电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并要求南京国民党当局“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12月16日，毛泽东致电阎锡山，提出：“时局应和平解决，万不宜再起内战。”
　　周恩来、罗瑞卿等9人冒着大雪，12月14日从党中央所在地保安(今志丹县)出发，17日下午2时许赶到肤施(延安)城外的飞机场，乘张学良派去的飞机，黄昏时到达西安(叶剑英、博古稍后几日到达)。中共代表团对外称红军代表团，周恩来为总负责人，叶剑英负责军事工作，罗瑞卿、李克农协助，博古(秦邦宪)负责党和群众工作，李克农为秘书长。
　　周恩来与张学良商谈了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并商定东北军、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由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成立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同时，还商定了与南京谈判的五项条件。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12月1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外界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并陈述个人对于解决事变的意见。
　　杨虎城对于请中共代表团来西安，帮助处理事变问题寄予厚望，这是基于他对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均有深刻的认识。杨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军人谁都斗不过蒋介石，我看能斗过蒋介石的只有共产党。当杨虎城得知周恩来到西安的消息后，高兴地说，周恩来先生到西安，这下我们就好办了。他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之一，有对蒋斗争的丰富经验，又和蒋处在平等的地位，对蒋既可以说理，也可以批评。蒋介石最怕共产党，我们也就请共产党作代表和他谈判，我看蒋不能也不敢再那样装腔作势了。他还特别指示部下，一定要保护好周恩来及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安全。
　　对于扣在西安的蒋介石，杨虎城也不主张杀掉。12月13日深夜，杨虎城即向部下指出，蒋介石是不能杀的，活捉还得活放。他说，只要我们提出的救国主张，蒋能接受并保证实现，中央军能退出潼关，我们便放他。但是，杨虎城根据自己多年来和蒋介石打交道的教训，对放蒋又有许多忧虑。
　　12月18日，周恩来与杨虎城会商。杨坦率地向周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共产党与国民党虽然是敌对，但地位平等，可战可和，而自己作为蒋的部下，如蒋一旦翻脸，处境则与共产党不同。周恩来对杨的顾虑表示理解，他向杨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只要东北军、西北军、红军三方面团结一致，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形成强大的力量，蒋纵使有报复之心，也不可能实现。杨虎城对共产党人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却不计前嫌的做法表示钦佩。他诚恳地说，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杨虎城顾全大局的言行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⑦，明确指出：蒋介石被扣留，完全是他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日寇自蒋被扣以后，尽其造谣挑拨之能事，以鼓动内战，其阴毒计，昭然若揭；若武力讨伐，足以堵塞双方和解的余地。中共中央认为，无论从国家民族大计，还是蒋氏的个人安危考虑，国民党必须立刻实行以下处置办法：(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电文最后写道：“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
　　事实上，中共中央此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更加明确，即根据事变后形势的进一步观察，考虑到蒋介石被扣问题事实上成为南京与西安对立的焦点，考虑到国民党阵营中(包括原先对蒋介石不满的地方实力派在内)出现的“拥蒋”势头等情况，为促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改变了12月15日红军将领联名发表的通电中提出的对蒋介石的处理意见。中共中央的这一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全面分析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中共中央分析国际国内复杂紧张的政治形势，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出发，经过反复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中共中央明确肯定，西安事变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的发动，采取扣留蒋介石及其一部分主要将领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敌对地位，有可能造成对于中国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这是日本和亲日派所欢迎的前途。但是仍有可能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这是全国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所欢迎的前途。中国共产党要力争避免前一前途而实观后一前途，因此，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中国共产党同情张学良、杨虎城，：并准备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以积极援助。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些方针，是同年9月公开放弃反蒋口号以来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继续和发展。中共中央在12月19日向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⑧中，对这些方针作了概括的说明。同一天，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表通电⑨，重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并提出具体建议：南京、西安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互不进出，听候和平会议解决；由南京召集和平会议，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均派代表参加。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虽从苏联报刊的反应中对共产国际解决事变的态度已有所了解，但不赞成苏联关于西安事变是亲日派的阴谋这种估计。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意见，但因电码错乱完全不能译出。中共中央要求共产国际重新拍发电报⑩。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独立自主地制定出来的。
　　根据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商定的计划，12月21日，中革军委主席团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南下，协助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抵抗南京政府军队的进攻。红一、红十五军团同红二、红四方面军各两个军开始由定边、环县之间南下。12月23日，中革军委又决定以红二十八、红二十九军及骑兵第一团组成追击军，监视与钳制胡宗南部南下。此前，张学良提出，为保障西安侧后方的安全，希望正在河西兼程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派出部分兵力东返，配合黄河以东的红军主力击敌。
　　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于12月22日正式派出谈判代表宋子文、宋美龄到西安。蒋介石授意宋氏兄妹代表他与西安方面谈判。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也参加谈判。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12月21日的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有关问题并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经过两天的谈判，同宋子文、宋美龄最后达成六项条件：(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五)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的关系；(六)实行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表示同意谈判议定的六项条件，但他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蒋介石还对周恩来说：有关红军的事，今后可和张学良商量，研究一个适当的解决办法。还表示在他回南京后，请周恩来去南京直接谈判。
　　捉蒋以后，西安许多民众，包括不少上层进步人士，要求对蒋介石进行公审，甚至连公审大会的日期都已择定。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张学良的秘书吴家象后来曾深为感慨地说，周先生实在令人佩服，他能够把那么多反对他意见的人说服过来，真是不易。这段话真实地反映了周思来当时工作的实际情况。
　　博古、叶剑英于12月23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在周恩来和张、杨两将军与蒋介石谈判的同时，叶剑英为了贯彻党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也日夜奔忙，参加各方面人士的座谈会、讨论会、报告会以及个别访问、接见等。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形式，进行说服争取工作。
　　12月25日上午，张学良突然告诉杨虎城，自己决定当天陪蒋离开西安。杨当即表示反对，并认为蒋介石会扣留张学良。但张坚持己见，杨出于无奈只好同意。周恩来和博古也认为蒋介石在走以前须有一个政治文件表示，且不同意当日蒋离开西安和张学良瞎行，但尚未来得及告知，张学良已送蒋离去。周恩来急忙赶往机场劝阻，飞机已经起飞。张离西安后，杨虎城告诉孔从周，张学良决定如此匆忙地放蒋，事先并未征得自己同意，陪蒋走更出乎意料；杨痛心地说：我原以为纵然不对我说，一定会对周恩来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事实也证明周恩来和杨虎城等不同意张学良亲自送蒋是完全正确的，蒋介石言而无信，张学良送蒋回南京后，立即遭到扣押。
　　蒋介石离开西安的当天，杨虎城即收到张学良署名的电报，告知释放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大员。陈等离西安后，南京政府即派大军西进潼关、华阴等地，企图挑起战争。周恩来、杨虎城等人会商，决定由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组织联军，并拟定了迎敌作战方案。1937年1月5日，三方面又联合发表了由杨虎城领衔的通电，义正辞严地宣布，如果南京方面不顾国家危亡与社会舆论谴责，肆意挑起内战，杨虎城、于学忠等将率部坚决抵抗。在杨虎城等人已完成反击部署，严阵以待的情况下，南京方面的气焰方始收敛。周恩来与杨虎城在十分复杂困难的情况下，临危不惧、患难与共，为制止内战再次爆发做了不懈的努力。
　　2月2日，发生了东北军少壮派军官孙铭九等人不顾大局，策划枪杀东北军主和派高级将领王以哲的“二·二事件”，西安的形势再度紧张。周恩来临危不惧，事发当天即赴王以哲家吊唁，使王的家属和东北军将领深受感动，也澄清了汉奸、特务企图嫁祸于中共的谣言。后又当机立断，于2月、3日派人把孙铭九等人送到渭北红军驻地暂避；同时支持杨虎城用军事力量迫使东北军卫队团撤离西安，避免了东北军内部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自相残杀。在杨虎城处于困境时，周恩来不仅对他表示理解和同情，而且主动替他出主意和解除困难。因此，杨虎城对周恩来深为佩服和感激。经过艰苦的努力和斗争，西安方面与南京达成了和谈协议，避免了内战的爆发。2月4日，杨虎城、于学忠等人联名发表了和平宣言。3月，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代表在完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任务后，返回延安。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基本结束了十年内战的局面，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阴谋，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11)。当年红军代表团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亲身参加西安事变和谈的叶剑英元帅，1979年4月22日重返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 (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西安办事处)旧址参观时，在《访西安办事处志感》中写下了“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12)深刻感人的诗句，高度评价了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①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版，第146页。
　　②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3页。
　　③ 王菊人：《记西安事变前后的几件事》，《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6页。
　　④ 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96页。
　　⑤ 刘东社编：《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⑥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19—320页。
　　⑦ 《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1—322页。
　　⑧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5—327页。
　　⑨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8—329页。
　　⑩ 据1936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引者注)，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实际上，该通电在12月19日当天即发出。共产国际指示则是12月20日收到的。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页。
　　(12) 《老一辈革命家诗词选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2页。原诗全文是：“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