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全民族共同抗战。
　　为了实现这个任务，中共中央于1936年12月27日向党内发出《中央关于蒋介石释放后的指示》①，指出：为达到抗日的目的，必须“继续督促与逼迫蒋介石实现他自己所许诺的条件”；改革国内政治；扩大与巩固红军，巩固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与红军的团结，使陕甘两省首先成为抗日的根据地，等等。
　　12月28日，针对蒋介石12月26日在洛阳发表的歪曲西安事变真相的所谓《对张杨的训词》，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②，批评蒋介石歪曲事实真相，要求他“不打折扣”地履行自己的诺言，并严正指出：“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机关由保安迁到延安。
　　为了推动国民党进一步转变政策，尽快实现国共两党的重新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全国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于2月10日发表《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③，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
　　(一)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致电从拯救民族危亡的大局出发，特别提出，如果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中国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作出四项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政府之方针；
　　(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项要求是积极的合理的，是一切主张抗日的人们所赞成的。四项保证是对国民党的重大让步。这个让步是必要的。有了这样的让步，才能取消国内两个政权的对立，才便于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种让步又是有原则的：第一，国民党必须抛弃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的政策，同时共产党取消两个政权敌对的政策，第二，在特区和红军中必须保持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工农已取得的权利；在国共两党关系上必须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和批评的自由。超过这种限度原则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
　　这个电文发出后，得到了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和亲日派的斗争。2月15日，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等14人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反对汪精卫提出的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李宗仁提出保障言论出版自由、保护爱国运动、解放群众及加强救国运动案；杨虎城、于学忠等提出西安方面八项主张的提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虽然还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没有检讨国民党过去政策上的错误，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虽然通过的决议中不乏对共产党和红军的诬蔑攻击之词，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共产党所提出的条件在原则上是接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实际上已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1937年2月24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将有限度地开放言论，改善管理新闻与出版办法，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等，这标志着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发生了转变。
　　在中国革命进程和国共关系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关头，为了使全党明确认识当前的形势、任务以及党的政策和策略，中国共产党做了一系列的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准备。1937年4月15日及时发表了《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④，指出：在国内阶级力量重新结合的新形势下，联合全民族的力量和国共两党合作有了可能，党毫不迟疑的向十年斗争的对手伸出友谊之手，证明我党不是追眼前局部利益不顾大局的小团体，而是以国家民族整个利益为前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及其最近的实际行动，表明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与国民党爱国分子的压力下，对于恢复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有了善意的愿望，对日寇的侵略有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对我党“国共合作”的提议也未示拒绝。《告全党同志书》同时也明确指出，必须和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和行动作坚决的斗争。
　　在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武装冲突已经基本实现的新形势下，为了实现全国人民对日抗战的迫切要求，1937年5月2日至14日，党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会上，张闻天致开幕词，毛泽东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⑤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⑥的结论；博古作《组织问题》的报告，刘少奇、朱德等作专题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中分析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以及国民党的政策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开始向和平、民主和抗日转变的总形势，提出了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和早日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报告指出，争取民主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是“中心一环”。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立即实行两方面的民主改革：一是将国民党的一党独裁的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二是保证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进行这两方面的改革，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
　　报告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报告强调指出，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为了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共产党必须正确地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共产党人在为实现这些口号所规定的具体目标时，应起到先锋模范作用；必须正确建立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必须发展共产党的队伍，保持思想的统一和严格的纪律等。
　　报告最后指出，在党内，必须继续反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争取更多的群众，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也要警惕右倾错误在新的形势下复活，以免使革命事业遭到失败。在结论中，毛泽东批评了否认国民党转变的“左”的错误。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于5月17日至6月10日，党中央又在延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白区工作会议，比较系统地在全党揭露和批评关门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引导全党冲破“左”倾思想的禁锢，思考和分析过去党在白区工作遭受挫折的教训，彻底否定错误的工作指导方针。出席会议的有北方局及其所属的河北、河南、山西、山东、内蒙古、绥远、湖南、广东、福建、北平、天津、唐山、保定等地党组织的负责人。张闻天、刘少奇主持会议。
　　5月17日，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与群众工作》⑦的报告，总结了八七会议以来特别是瓦窑堡会议以来华北地区白区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批判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明了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的必要性，论述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党的工作与群众工作、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强调白区工作应采取的方针，是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去工作，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乡村去发展乡村武装斗争力量，借此以配合乡村斗争，推进革命形势。
　　6月1日至6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对白区工作的路线、方针问题，毛泽东出席会议并发言。6月6日，张闻天在白区工作会议上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⑧的报告，按照中央精神，从总的方面肯定了刘少奇的报告，同时要求党在白区的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会议决定仍给华北派一个中央代表，杨尚昆、彭真等负责北方局的工作。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以后，党积极开展了以争取民主为中心的巩固和平、促进团结、实现抗战的各项工作。
　　针对国民党计划于1937年11月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公开向全国人民说明，国民党政府关于国民大会的选举、召集和任务的规定是不民主的，呼吁全国各界联合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政治制度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取消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规定；主张民主选举国民大会代表，废除圈定和指定代表的办法；提出大会的任务不应限于通过宪法，而应扩大到讨论和制定抗日救亡的方针等。同时，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被无理起诉的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中国共产党将以上主张直接向国民党提出。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得到许多爱国团体和广大进步青年的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地方实力派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一批又一批的进步青年从全国各地到陕甘宁边区或延安参观学习。1937年5月3日，冯玉祥发表实行中苏联盟、扩大爱国抗日运动、保障公民自由、组织并武装民众、立即停止“剿共”军事等五项抗日救国纲领。6月，上海市民4000多人上书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沈钧儒等七位救国会领袖。山东、广西、四川、山西等地的地方实力派也同共产党进一步联系，表示愿意共同救亡。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代表于6月6日到达延安，表示同意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合作抗日。
　　西安、杭州、庐山会谈
　　为了早日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中国共产党应蒋介石于1937年1月间发出的邀请，派代表直接与国民党谈判。从同年2月到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就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的地位等问题，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秦邦宪)等人，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及蒋介石、宋子文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进行了多次谈判。
　　1937年1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一切军事行动。1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裁撤西安“剿匪”总司令部。同日，潘汉年在南京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就国共两党关系的政治纲领问题进行磋商。
　　1937年2月中旬到3月中旬，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进行正式谈判。中共代表申述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文中所提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阐明中共在红军改编和边区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国民党代表坚持必须先解除红军武装、然后从政治上解决的谈判方针。在政治问题上，中共方面宣布承认三民主义及国民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取消暴动政策，停止赤化运动，要求国民政府分批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容许共产党员在适当时公开；但国民党方面要求中共放弃自己的独立地位，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在陕甘宁边区问题上，中共方面宣布取消苏维埃政府，将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中央统一法令及民选制度；但国民党方面则要分割陕甘宁边区，把边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分属陕西，甘肃，宁夏各省，并取消民选制度。在红军改编习题上，中共方面宣布取消红军名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一指挥；并作出让步，由起先提出红军改编后至少六、七万人，设六个师，每师三个团，改为愿将红军最精壮者编为三个国防师，计六旅十二团及其它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每师15000人，在三师之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将红军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但要求南京政府命令马步芳、马步青停止在河西走廊对红军西路军的进攻。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提案则只允许红军最多编三个师共九个团，每师一万人，不设旅，上面不设指挥部，只设政训部，由南京政府向红军派遣各级军政人员，还提出红军改编后要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中共方面提出的对红军西路军停战问题，亦遭国民党方面拒绝。3月10日，周恩来将谈判情况报告中共中央。3月12、13日，中共中央接连指示中共谈判代表，向国民党方面申明，顾祝同、贺衷寒提案完全不能承认，谈判须重新作起，要求与蒋介石面谈解决。西安谈判遂告结束，周恩来返回延安，叶剑英仍留西安进行联络。
　　3月下旬至4月初，周恩来、潘汉年到杭州同蒋介石进行谈判。周恩来向蒋介石重申了中共关于国共合作的原则立场，是站在为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奋斗的纲领上，并表示了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诚意，明确指出：中共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收编之诬蔑。同时，根据中共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的精神和西安谈判中两党争议的问题，向蒋介石重申了中共中央提出的谈判条件，并提出六项具体要求：(一)陕甘宁边区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人数须达四万人；(三)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需增加。在谈判中，蒋介石为国内舆论和抗日形势所迫，表示原则上同意国共重新合作。但又提出，中共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提与他合作，与他永远合作，甚至表示可以把中共合并于国民党。这只能表示蒋介石对谈判缺乏诚意。4月初，周恩来返回延安，杭州谈判结束。
　　1937年5月下旬，国民党派出由涂思宗、萧致平率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西安行营考察团(亦称中央考察团)到达延安。他们考察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和武装部队，受到中共中央和延安各界群众的热情欢迎。中央考察团表示愿将延安各界对国共两党合作的愿望和诚意转达南京政府，以迅速促进对日抗战的实现。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林伯渠在庐山同蒋介石、宋子文、宋美龄、张冲等谈判。蒋介石公然推翻杭州谈判时的许诺，根本不提共同纲领问题，对中共方面提出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不予置理；而建议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主张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由他担任拥有最后决定权的该会主席的职务。他甚至还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出洋”的无理要求。但与此同时，他又对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可根据以前申明，发表与国民党合作宣言；南京政府在这一宣言发表后，即发布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的三个师的番号，委任师长，三个师的人数定为4.5万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正官长由共产党推择国民党人担任，副官长由边区自己推举，可由林伯渠担任，边区的事由边区政府自己办理；国民大会的240名指定代表名额中，可指定共产党代表，对其他各党派，由国民党尽量选定；被关押在狱中的共产党人，由国民党分批释放，等等。周恩来坚决拒绝要毛泽东、朱德“出洋”和国民党人任边区政府正官长等要求。对于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的问题，他表示须请示中共中央。在这次谈判中，蒋介石虽然仍表现出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的活动、限制人民的民主要求等倾向，但是，上述承认国共两党合作的表示，毕竟是有利于实现全国抗战的。国共合作的形势已渐趋明朗化。
　　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卢沟桥事变爆发，翻开了国共合作抗日历史新的一页。
　　从1937年5月起，日本侵略军即在北平西南宛平县卢沟桥附近进行连续挑衅性军事演习，7月7日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其无理要求被中国方面拒绝。当交涉还在进行时，日军即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驻军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当地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此即为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它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开始。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中国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北平、天津、保定等地的人民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纷纷起来支援第二十九军的抗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市学生联合会等抗日团体和战地的工人、农民群众，积极组织和参加募捐、救护、运输等多种战地服务，全国人民也掀起抗日救亡、支援前线的热潮，给前方将士以巨大鼓舞。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是民族革命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进一步推动全国抗战，193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问题，并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⑨送交蒋介石。宣言提出迅速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基本主张，希望国民党能予实行。同时，声明中国共产党愿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中共中央希望以宣言作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国民党虽然表示同意国共合作，但对中共代表在庐山的活动仍加以限制。这时，蒋介石、汪精卫正邀请全国各方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中共代表却被排除在谈话会之外，只能秘密地同蒋介石、邵力子、张冲等谈判国共两党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蒋介石对共产党提出的宣言态度冷淡，而另外提出一套方案。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改编后三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西安行营；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训练处”只管联络，无权指挥。蒋介石不愿意承认共产党的平等地位，并企图通过改编红军，逼朱德、毛泽东“出洋”，以便控制和吞并这支革命军队。周恩来表示，中共中央不能接受国民党当局对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的意见。第二次庐山谈判未获结果。
　　8月上旬，应国民党的邀请，中共中央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并同国民党继续谈判。这时，平、津已经沦陷，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由于蒋介石急欲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的态度有所松动。双方达成协议：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并设总指挥部；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出版《新华日报》。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对外正式宣布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⑩，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某些让步，如不设政治委员，将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全军约4.6万人，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为了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组成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还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及政治机关，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经中共中央批准，聂荣臻任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任第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不久由邓小平接任)，进一步加强了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对军队的领导。同时，为保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主力出师抗日后，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直属队及第七七〇团；第一一五、第一二〇师的部分直属队，共9000余人组成留守部队，在延安设立以萧劲光为主任的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陕甘宁边区地方部队分别编为10个保安大队和各县保安队。
　　南方红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于1937年8月1日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可以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从8月至12月，国共双方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等具体问题，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进行多次商谈。南方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以合作抗日的协议。在协议中，红军游击队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保持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保持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游击队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派人干涉。第二，双方停战，国民党军队撤出游击区，保持游击区群众在土地革命中取得的利益。第三，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训，采取独立自主靠山或近水扎营等办法。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11)。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等红军游击队，统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12)。这样，散布于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除广东琼崖地区游击队外)，随即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余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鄂北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
　　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937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新四军军分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在红军改编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除将在西安的红军西北办事处改为八路军办事处外，还陆续在南京、上海、太原(后在临汾、秋林)、兰州、迪化(今乌鲁木齐)、武汉、重庆、长沙、衡阳、广州、香港、桂林、洛阳等城市，设立了八路军、新四军的办事处或通讯处。
　　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实行国共合作、坚决抗日的诚意。八路军、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进行抗日战争，这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合作的主要内容。国共两党首先在军事上达成联合行动的协议，有利于促进国共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和全国抗日战争的开展。
　　在国共两党关于发表合作宣言的谈判中，国民党代表有意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刁难。9月初，在部分八路军主力部队开赴抗日前线的情况下，国民党仍坚持宣言的发表要在八路军集中开动之后，并提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以丁惟汾为正，林伯渠为副。周恩来致电国民党方面，要求立即发表国共合作宣言，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按共产党方面推荐的人选，以林伯渠为正，张国焘为副。中共谈判代表在坚持宣言所提基本政治主张的同时，也对宣言中某些用词的修改作了让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正式形成。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41—34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5—251页。
　　③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85—386页。
　　④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73—48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52—270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1—281页。
　　⑦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⑧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491—513页。
　　⑨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8—10页。
　　⑩ 1937年9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按全国海陆空军战斗序列，将第八路军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此后仍沿称八路军，其指挥机关仍简称总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
　　(11) 1937年7月，周恩来在参加国共两党第二次庐山谈判之后，在上海会见刚从海外回国的叶挺时表示，希望他能出面集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抗日。叶挺申明完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12) 1937年11月12日，经中共中央同意，叶挺开始在武汉正式组建新四军军部。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自1939年起，新四军军部确定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