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路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总动员，实行全面抗战路线。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①，通过《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②。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全国军事的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外交政策；6.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会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以加强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张浩、叶剑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亦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亦称副主席)。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还决定设立中央军委前方军分会。同时决定建立长江沿岸委员会，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为委员，周恩来为书记。
　　洛川会议是在全国抗战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制定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把实行全民族抗战与争取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结合起来，把反对外敌入侵与推进社会进步统一起来，正确处理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了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基本政治主张，指明了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具体道路，这是同国民党领导集团所实行的片面抗战路线不同的正确的抗战路线。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国共关系时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记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对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保持高度警觉性。总之，必须坚持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并且在8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的座谈会上再次强调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的问题。也就是说，“是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的问题。两党之间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解决。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以及具体的方针政策，既从总结党的两次统一战线实践，即大革命时期的民主联合战线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经验教训出发，又着眼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事实上，同以往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相比，特别是同1924年至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相比较，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它是全民族的。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主要反对的是国内敌人，参加统一战线的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抗日战争反对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参加统一战线的不仅有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了除汉奸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中的投降派以外的所有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以及海外华侨等。有这样广泛的阶级、阶层参加的统一战线，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是没有过的。统一战线的广泛性，增强了抗日阵营的力量，这是它的极大优点。但是也带来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复杂性，使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的时候，面临着许多复杂的情况和艰难的任务。
　　第二，它是长期的。抗日战争的持久性、长期性决定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长期性。因此，争取同国民党长期合作，反对破裂，以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始终是共产党坚持的战略目标。而且共产党还希望在战后两党继续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
　　第三，它是以两个政权、两个军队的合作为基础的。一个是国民党领导的全国政权和军队，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局部政权和军队。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有几十万军队，但没有控制全国的政权；共产党既没有自己领导的政权，掌握的军队也很少。到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已经掌握全国政权，拥有庞大的军队。共产党则不但有了自己领导的局部政权，还有了自己的军队。两个政权、两个军队的合作，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心支柱和突出特点。这种合作的情况如何，决定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命运和抗日战争的胜败。国共合作主要是两党领导的军队的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从军队的合作开始的。在抗战期间，两个军队各自担负一定的战略任务，互相配合，共同抗敌。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尖锐的时候发展成为军队之间的武力摩擦。这给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带来一些特殊的问题。
　　第四，它是没有成文的共同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的。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在政治上，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为共同纲领；在组织形式上，通过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为主要形式。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反对和阻挠，国共两党始终没有达成一个能够约束双方的、为大家共同承认和遵守的共同纲领，也始终没有形成固定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这一特点，加重了统一战线的不稳定性，给统一战线的巩固增加了困难。
　　第五，它的内部是不平等的。由于国民党不给其他党派平等的权利，对共产党采取歧视、限制和削弱的方针，因此，国共两党的合作是一种不平等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六，它是得到国际反法西斯国家的赞同和支持的。这与大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有很大的不同。那时，国际帝国主义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世界革命处于低潮，几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中国各派军阀势力，反对中国革命，反对国共合作，唯一援助中国革命和支持国共合作的只有苏联，但力量又不够强大。中国的抗日战争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得到已经强大起来的苏联的支持，也得到同日本有矛盾的英、美的一定程度的赞助和支持。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共长期合作，巩固统一战线，造成有利的国际条件。
　　第七，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党，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它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既有反对右倾错误的经验，又有反对“左”倾错误的经验，并且拥有一支经过战争考验的军队。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和重要支柱。这同大革命时代大不相同了。这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坚持和发展，直到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最有决定意义的。这些新的特点，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广泛性、长期性和它的复杂性。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两军的合作
　　战争初期，日本侵略者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对华北和华中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战略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国民政府统帅部调动全国军队，同时在北线和东线战场实行防御战略，抵抗日军进攻。八路军和新四军分属第二、第三、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分别参加了各战区的防御作战。在华北战场，国共两党协同作战，取得了平型关、忻口和娘子关等战役的重大胜利。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1937年10月17日蒋介石致电朱德、彭德怀：“贵部林师及张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③。忻口战役历时一个多月，歼敌2万余人，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军队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总的来看，华北战场的战略防御作战，较好地实现了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合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努力和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中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发展起来。在这个旗帜下，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开始了中国近代以来空前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毛泽东在论述这个统一战线的意义时指出：“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发展的状况”④。
　　抗战开始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方针的同时，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以极大的努力推动国民党改变错误政策，组织和动员全国民众，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充分动员组织民众，支持山西抗战，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十分重视发展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同阎锡山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反对了关门主义，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党组织既重视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又大刀阔斧地放手发动群众；既抓群众工作，又抓政权和武装工作；既尽力推动阎锡山抗日，又对他的动摇性和反动倾向保持高度警惕。党在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获得的巨大成功，为八路军在山西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在日军的作战重心还放在华北战场之时，国民党军事当局就决定以上海为对日作战的主战场。蒋介石先后调集并指挥70万兵力进行淞沪会战。中国军队广大官兵不畏强敌，浴血奋战，打得十分顽强。在上海市区的华德路口，中国军队第三十六师第二一五团第二营300余名官兵与敌展开白刃战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四行仓库的谢晋元等八百壮士孤军奋战四昼夜，杀敌数以百计。在1937年8月14日至16日的上海空战中，中国空军英勇作战，创下击落敌机45架的战绩。淞沪会战历时三个月，中国军队毙伤敌4万余人，打破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计划。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地区的组织，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推动上海各界、各阶层民众组织抗日救亡团体和战地服务团，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给国民党军队的作战以有力的支援。12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之后，立即转兵直逼中国首都南京，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寇随即在城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南京陷落后，举国震动。1938年1月，蒋介石在开封召开军事会议，八路军主要将领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刘伯承等出席。同年1月到5月，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中国军队同日军展开以徐州为中心的苏、鲁、皖三省交界地区的作战，3月上旬，国民党122师与敌血战，师长王铭章以下大部官兵壮烈牺牲。而随后中国军队取得的台儿庄大捷，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游击队，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作战。
　　南京失守前夕，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机关大部西迁武汉，武汉成为全国抗战运动的中心。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组织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同时代表中共中央开展对国民党和其他抗日力量的统一战线工作，负责与国民党当局继续就加强两党关系问题进行谈判。
　　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改组军事委员会，主要是按照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北伐军的经验设立政治部。政治部的领导大权固然是由蒋介石嫡系的有力人物掌握(政治部部长陈诚；第一厅掌管军队政治训练及军中党务，厅长贺衷寒；第二厅掌管民众运动，厅长康泽；总务厅厅长赵志尧；秘书长张厉生)，但也邀请周恩来、黄琪翔(中华民族解放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任副部长，郭沫若任掌管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为了巩固国共两党在军事上以及政治上的联合，推动国民党军队的改造，并便于对国民党的各个派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4月1日，第三厅正式组建成立。在周恩来、郭沫若的领导下，第三厅团聚了一大批致力于抗日民主运动的进步文化工作者。他们广泛深入地进行救国宣传，推动抗战文化工作的发展，并开展对敌、对国外的宣传。此时在武汉成立的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全国歌咏协会和全国战时教育协会，都是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的抗日统一战线组织。这些协会的部分领导人，同时担任第三厅下属机构的领导职务。第三厅还以政府的名义，大力协助各协会冲破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统制政策，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第三厅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阵地。
　　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对抗战是比较努力的。在政治上，也有了一些进步的表现，同共产党的关系有所改善，对群众的抗日运动有所开放，全国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气象。为了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以各种方式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建议和方案，希望能够影响、推动和督促国民党改变片面抗战路线和一党专政立场，真正实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和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组织动员全国民众，实行全面抗战。
　　在中共和广大人民的呼吁下，1938年3月底至4月初，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加强国共合作，继续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须发布以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在这一纲领下，遵照孙中山先生联共的精神，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民族解放同盟。中共中央要求国民党继续改善政治机构，整顿地方政府，洗刷贪官污吏。这次会议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抗敌建国纲领》，在坚持抗战和开放民主方面接受了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国民参政会有各党派的成员参加，国民党占大多数。国民政府以“文化代表团体”的名义，邀请共产党员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等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除毛泽东外，其他六位都出席了是年7月在汉口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大会。
　　1938年6月初，日军直逼武汉。国民政府统帅部为了保卫武汉，于6月中旬决定成立第九战区，并扩充第五战区兵力，进行武汉保卫战。这时，中共中央提出，当前的紧急任务是“保卫武汉，保卫中国，用一切方法削弱敌人，加强自己，克服一切困难与动摇，以持久战最后战胜敌人”⑤。6月15日和27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配合友军作战。为牵制日军的行动，策应武汉作战，八路军广泛出击，有计划地破坏交通线，袭击敌人，共进行大小战斗近千次，歼灭大量敌军；破坏铁路、车站多处。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动员民众保卫武汉做了大量工作。
　　从6月12日开始，武汉会战历时四个多月，战场延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和湖南等省，是抗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到10月中旬，日军从东、南、北三面对武汉形成包围，武汉已无险可守，蒋介石决定放弃武汉。10月25日，中国守军奉命撤退。此次会战共毙伤敌近4万人，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它打破了日本政府早日结束战争的企图，使战争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这是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这一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战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比较大的消耗。战争规模的扩大及日本所投入的兵力之多、损失之大，远远超出日本侵略者的最初预想，日军在战略上已矛盾重重，日益陷入被动地位。在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的战略防御战作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国各界民众组织的抗日自卫武装等，对抵抗日军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争的迅速展开，抗日根据地的建立，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友军的正面防御作战。
　　在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有条件地接受了共产党和各抗日党派的一些主张，因而它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基本上反映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国共两党在这一时期关系也是比较融洽的。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民党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和红军总司令朱德派代表林祖涵，各自携带祭文来到桥山，共祭中华民族初祖轩辕黄帝。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撰写了祭文，其中写道：“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论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这是国共两党首次共祭黄帝陵(1938年4月5日，国共两党再次共祭黄帝陵)，对唤起全国民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起到了巨大的号召作用，也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为加快第二次国共合作步伐起到了推动作用。
　　国民党在抗战初期所表现出来的这些进步的方面，得到了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赞同和支持。但是，国民党政策的转变是很不彻底的。它始终不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没有正确地解决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组织形式等重大问题，因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严重障碍。
　　①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5—36页。
　　② 毛泽东：《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356页。
　　③ 电文中的“林师”，指以林彪为师长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张旅”，指张宗逊为旅长的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
　　④ 毛泽东：《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64页。
　　⑤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