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工作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1939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博古、凯丰、吴克坚、叶剑英、董必武为常委。南方局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派驻重庆，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的机构，直接领导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江西、福建以及香港、澳门地区的党组织。由于国民党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公开活动，因而南方局处于秘密状态，其领导人对外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的身份出面活动。南方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复杂的情况下，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南方局通过各种公开的和秘密的渠道，争取抗日进步力量，用各种方式向广大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维系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
　　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王若飞等代表中共中央多次同国民党谈判，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事宜。他们始终遵循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通过复杂的谈判斗争，既表明共产党对国共合作抗战的诚意，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政治进攻进行坚决斗争，从而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维系了国共合作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工作，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尽量争取他们抗日，而且也十分重视对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在当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对冯玉祥、李济深、王昆仑、朱蕴山、朱学范、李德全等进步人士，以及当时在国民党内担任要职的于右任、张治中、孙科、邵力子、贺耀祖等人，都经常往来，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建立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意义。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使他们了解了中共的主张，并以实际行动来促进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南方局领导人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谭平山等国民党左派视为知己，经常征询他们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反对国民党顽固派。1941年夏，周恩来提议由一部分国民党民主派以及国民党政府中担任幕僚的进步人士，组织一个秘密政治团体。经过王昆仑、王炳南等人的筹划，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名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参加者后来发展到200余人。小民革的成立及其活动，对争取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分化国民党顽固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南方局还用很大力量团结和争取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重庆的中共参政员，同国民参政会中的各界知名人士广泛联络，加强相互了解，并同他们一起为促进全民族抗战和国内民主提出许多提案。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积极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著名知识分子交朋友，经常就国际国内形势、坚持团结抗战的大局交换意见。章伯钧、左舜生等人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会，周恩来对此完全赞同，表示在挽救民族危亡中与他们风雨同舟，共同奋斗。1941年3月19日，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基础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成立。参加这个同盟的先后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因国民党当局的压制，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无法在重庆公开活动，于是派人到香港开展工作。周恩来等指示中共驻香港办事处，对民主政团同盟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经过多方努力，1941年9月18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在香港创刊。10月10日《光明报》公开发表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和成立宣言，提出坚决抗日、加强团结、结束党治、实行宪政、实践民主、保障自由等主张，在国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南方局在时局恶化的条件下能够利用一切可能和机会，同各界知名人士来往，密切关系，广交朋友。如，对郭沫若创作25周年和50大寿，对洪深50大寿，对冯玉祥60大寿，对沈钧儒70大寿都作为大事来抓。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因批评国民党腐败无能，抨击蒋介石的错误经济政策而被捕入狱。他在狱中度过60寿辰时，周恩来等人专门联名书写寿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书琴作伴支床有龟”相赠，表达了对坚持进步立场、勤奋工作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赞扬。此后，又领导南方局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营救，终于使马寅初获释出狱。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统治区统一战线的政策，尽量争取和团结民族工商界人士及地方实力派。在武汉、广州失守以后，国民党加强了法西斯专制统治，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四大家族”，利用军事、政治特权，打着抗日的旗号，大发国难财。他们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垄断了金融界。对工业实行“统购”，对不少商品实行“专卖”，民族工商业面临被扼杀、吞并或破产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受到排挤的民族工商界人士和地方实力派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断专制逐渐不满，而对中共团结抗日、争取民主的主张表示赞赏。因此，他们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团结的重要对象。南方局从成立起就把争取、团结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做。周恩来经常亲自做这方面的工作。为了加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南方局成立了经济组，由许涤新任组长，钱之光、潘梓年、熊瑾玎都交了不少工商界的朋友。四川的卢作孚、胡子昂，重庆的康心如，云南的缪云台，上海的刘鸿生、胡厥文，天津的李烛尘等，都成了共产党的朋友。1941年，周恩来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身份同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建立联系。1942年2月，周恩来亲自同刘文辉会面，向刘分析抗战形势，指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配合，并表示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一切愿意抗战的人士合作，尤其愿意同西南地区的民主力量建立密切的联系，愿意在政治上给他们以支持。经过这次会晤，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阶段。刘文辉后来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从事反蒋民主运动，直到1949年起义。1942年，周恩来、董必武等人还多次同重庆的民族工商业人士开座谈会，鼓励他们发展生产，支持抗战。为了促进民族工商界的联合，增强力量，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阐明我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恳切希望他利用自己工作职务的方便，把西南地区的民族工商业人士联合起来，共同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相对抗，至少不致被诱惑或被吞并。高兴亚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1945年1月，由王若飞、潘汉年出面举行招待重庆产业家的聚餐会，吴蕴初、章乃器、马寅初、胡厥文等出席了会议，一致谴责国民党军队在湘桂战役中的大溃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经过长期耐心的工作，中共在工商界中的影响逐步扩大，许多民族工商业人士积极参加大后方民主运动，以个人、联名或团体名义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当局真正实行民主。以黄炎培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上层知识分子，经过长期的酝酿，于抗战胜利后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在抗战后期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和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同中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周恩来后来曾对南方局的同志说：“1941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1945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①。这充分反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威力和周恩来在贯彻执行中取得的重大成就。
　　南方局十分重视对华侨的统一战线工作，同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建立联系，促进华侨支持祖国团结抗战，并赞助华侨参加当地的抗日活动。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广交海外和国际朋友，以大量确凿的事实及文字资料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内战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支持中国团结抗战，努力扩大和发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南方局对宗教界人士也开展了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为南岳祝圣寺和尚暮笳题词：“上马杀贼，下马学佛”。叶剑英出席了南岳佛道救难协会成立会等活动。这些活动，对团结宗教界人士共同抗日起了积极的作用。
　　加强抗日民主宣传，建立文化统一战线，也是南方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在重庆继续公开出版发行，并同国民党的报刊检查制度和其他压迫手段进行坚决的斗争，积极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日斗争的战绩和各项建设的成就，切实反映群众要求抗日和民主的呼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活动。南方局还在其他城市通过进步报刊和中间性报刊，鼓励不同阶层的群众为坚持抗战、民主、进步，在各自的岗位上作出努力。茅盾、张友渔、胡绳等一批进步文化人士转移到香港后，南方局决定成立以廖承志为首的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加强党对进步文化工作的领导。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领导下，香港的党组织和党外进步人士合作，大力宣传共产党坚持抗战的主张。1941年4月8日，香港《华商报》出版。5月17日，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这些报刊在海外华侨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群众中，发挥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作用。
　　南方局十分重视团结文艺界人士开展各种进步文艺活动，举办各种讲座、讲演会和报告会等，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的发展。南方局大力支持老舍主持、有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参加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1941年，为了冲破国民党对进步文艺的高压政策，周恩来指导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发动一个戏剧演出活动。不少话剧团相继在重庆演出进步话剧，使沉寂的文化生活顿时活跃起来。郭沫若创作的《屈原》在重庆上演，更是轰动一时。在以后的几年中，都举行大规模的戏剧演出，上演剧目达200余个。南方局团结了一大批著名的作家、导演和演员，培育了许多文艺新秀。演出活动还推广到桂林、昆明、贵阳等地，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不断强化法西斯统治，南方局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并把大批作家分送到延安和香港。于是，香港顿时成为一个进步文化的活跃中心，不仅出现了《笔谈》、《时代文学》、《华商报》、《大众生活》等很多进步刊物，而且先后摄制了《小老虎》、《民族的怒潮》、《流亡之歌》等影片，反映了抗日斗争情况，受到群众的欢迎。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了香港，周恩来又指示有关人员，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者抢救出来。他指出，这批人中有的是我国文化界的精华，要用一切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从而保护了茅盾、邹韬奋等许多优秀文学家。由于党的统战工作，使进步文艺得到发展，这对于暴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教育和鼓励群众为坚持抗战、争取民主而斗争，产生了积极影响。南方局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团结了广大的学者、专家和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巩固了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阵地，组成了浩浩荡荡的进步的抗日文化人士大军，使国民党处于孤立的地位，提高了广大人民积极抗日的自觉性。
　　1941年面对皖南事变后的险恶环境，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决贯彻隐蔽精干的方针，指示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要坚决执行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所有已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务不注意的地方找职业，或是到抗日根据地，代之以新的未暴露的干部。当时为了便于工作，有意把一些进步的中上层人士留在党外，让他们在统一战线内安全地开展工作。1941年12月陈云在《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一文中提出：依据“党内小党外大”的原则，大多数进步的中上层人士应该暂时只作党外共产主义者而不必入党。
　　南方局长期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重庆，是党在抗战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南方局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团结和领导人民群众同顽固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通过近八年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推动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发展，提高共产党在全国的威望及世界的影响，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是抗战时期党的统战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南方局的出色工作，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和在沦陷区的斗争
　　西北地区是全国抗战的重要后方基地，又是连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苏联的重要通道，因而在抗日战争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
　　为了更好地动员和组织西北地区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对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1938年11月成立的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主持陕甘宁边区以外的陕西、甘肃、宁夏等西北各省的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1941年5月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和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合并，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整个西北地区党的工作。在新疆，主要是通过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办事处开展工作。
　　战斗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充分利用一切公开合法的机会，大力开展群众工作，积极领导和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党在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争取和团结各阶层抗日爱国力量。西北国民党统治区社会上层人士、国民党军队中下级军官、省县级公务人员、教育界名流以及各地绅士都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视野之内。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八路军驻西安及西北各省的办事处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西安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人数近4万，抗日救亡活动在城乡进行得轰轰烈烈。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成为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和革命人士奔赴延安的“红色桥梁”。中共中央代表谢觉哉和八路军驻甘办事处，积极联系甘肃省主席贺耀祖和各界人士，提出开展民众运动、整顿军队等建议，逐步打开了甘肃统一战线工作的局面。中共中央派张子华以八路军总参谋部及周恩来秘书的身份，到宁夏做马鸿逵的工作，并会见一些进步人士。中共宁夏工作委员会成立后，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和各界进步人士建立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新疆，与盛世才在一个时期内建立起特殊的统战关系。中共中央先后派代表陈云、邓发、陈潭秋以及毛泽民、林基路等100多名共产党员到新疆工作。他们中的不少人被安排到省政府以及军队、新闻、文教、群众团体等部门任职。党通过新疆反帝同盟联合会这一合法的统一战线组织，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及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保证国际交通运输线的畅通，支援了全国抗战。
　　党在沦陷区的抗日斗争，是党领导的抗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实施全面抗战路线，在把工作重心放在广大农村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同时，十分重视被日军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地区的工作。
　　1940年以后，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已控制了华北敌后的大部分地区和华中、华南的部分地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为开展沦陷区的城市工作提供了可靠的基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党在敌后大城市中的工作。1940年7月底至8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敌后城市工作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指出：过去中央工作偏重军事和战区，对南方和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大力加强这方面工作。9月1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对沦陷区城市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通知指出：抗日战争没有长期艰苦的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的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中央要求全党提高对敌后城市工作的认识，确定以上海、香港、平津、平西、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大青山、胶东、鲁西、鲁南、皖东、鄂中、豫东等14个地区为工作的重点，责成当地党组织和军队负责分头进行，并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的中共中央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领导沦陷区的工作。此后，各地党组织先后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或城工部，加强对沦陷区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领导，使这些地区党的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及南方局紧急指示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和东江纵队，营救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这次营救活动历时半年多，共营救出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及部分国民党军政官员和家属等800余人。沦陷区的党组织还通过秘密交通线不断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帮助，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文化建设。1941年至1942年间，北平地下党组织百余名知识分子，其中包括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的教授，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同时，上海党组织秘密输送技术工人、医生、护士、教授、作家等约1700人，以及大量军需物资到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沦陷区党组织的这些活动，加强了人民抗日武装的力量，支援了根据地军民的斗争。
　　在党的领导下，沦陷区人民多种形式的反日斗争，对坚持抗战，配合敌后解放区战场和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打击和粉碎敌人“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阴谋，为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党对国统区抗日民主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是把抗日战争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阶段看待的。进行抗日战争，不仅要驱逐日本侵略者，而且要为建设新中国创造条件。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党高举抗日民主大旗，在抗日救亡的前提下推动国统区人民要民主、要自由的进步运动，为抗战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斗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受到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异常兴奋地表示：“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②。1937年11月，她发表声明指出：“共产党是一个代表工农劳动阶级利益的政党。孙中山知道没有这些劳动阶级的热烈支持与合作，就不可能顺利地实现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③。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于1937年7月31日被释放出狱，他们赞成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卢沟桥事变后，向国民政府提出普遍动员民众、实行民主政治等项政治主张。10月，其领导人章伯钧等从香港回到南京，积极参加抗战工作。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从1936年两广事变时的反蒋抗日转到拥蒋抗日的立场。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都表示拥护政府抗战，拥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
　　于是，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深入到城乡各个社会阶层。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纷纷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在日本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面前，中国民族工商界的人士也表现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踊跃认购救国公愤，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华中、华北地区的许多工商界人士抱着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决心，把自己的企业搬迁到西南和西北后方各省区继续从事生产，以支持长期抗战。上海著名实业家胡厥文等克服重重困难，创立迁川工厂联合会，积极组织民营厂商内迁。上海进步实业家沈鸿在八路军办事处协助下，将所办的五金厂的机器设备经西安迁往延安，这对以后陕甘宁边区的工业生产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全面抗日需要国民党实行政治改革，实现宪政和民主，这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愿望。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围绕着是否要实行民主政治，国共两党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全国抗战和国民党参政会的召开，再次唤起民众对实现民主宪政的强烈企求。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通过“实行宪政”的决议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掀起了第一次宪政运动热潮。1943年9月后，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组织各种讨论时事的政治性团体，利用报刊和集会，讨论宪政，抨击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呼吁从速准备宪政。9月18日第三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当天，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一文，强调实现民主政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明确提出准备实行宪政，必须具备“立即宣布人民依法享有言论出版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各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等条件。11月12日，褚辅成、张君劢、黄炎培、董必武等组成宪政实施促进会。在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积极参与下，第二次宪政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1944年1月，黄炎培等创办《宪政》月刊，旗帜鲜明地宣传宪政，呼吁民治精神。黄炎培还同沈钧儒、章伯钧、王造时、张志让等16人发起宪政座谈会，多次开会讨论实行宪政的“先决条件”，批评和剖析国民党的“五五宪草”。2月，张澜等在成都发起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实行约法、尊重人民自由、刷新政治、革除弊端、全民动员、武装人民等主张。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谴责国民党排除异己，拒绝进行民主改革，坚持独裁制度。宪政运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巨大的声势，并得到全国人民的广泛响应。
　　大后方的文化界、工商界人士，积极投身民主运动。文化界进步人士提出“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1944年5月间，重庆文化界举行集会，要求言论出版自由，取消新闻图书杂志和戏剧的审查制度。著名民主人士李公朴、闻一多等在昆明创办《自由论坛》，疾呼经济民主，迫切要求国民党取消经济“统制”，减轻民营工商业的税捐负担。中国西南实业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国货厂商联合会和中国生产促进会等工商团体，于1944年5月联名起草《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之建议书》，要求国民党改变政策，解决工商界的具体困难。
　　中国共产党积极支持全国人民的民主宪政要求，推动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文中，分析国民党当局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指出其可能选择的三种方向：(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二)照老路拖下去；(三)改变政治方针。毛泽东号召一切爱国的抗日党派、抗日人民和国民党人团结起来，不许国民党当局走第一个方向，不让它继续走第二个方向，要求它走第三个方向。194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④，决定参加宪政运动，以吸引一切民主分子于党的周围，达到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3月12日，周恩来在延安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明确指出，实施宪政的先决条件有三条是最重要的：一是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二是开放党禁；三是实行地方自治。周恩来的演说，进一步指明了宪政运动的发展方向。
　　宪政运动尽管没有达到它所热切期望的“开始准备实施宪政”的目的，却有力揭露了国民党当局真独裁、假民主的面目。在民主宪政运动逐渐高涨的背景下，民主人士进一步组织起来。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许多无党无派的民主人士参加了这个组织。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等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重庆筹备建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4年，李济深、何香凝在广西从事抗日民主活动，为另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的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所有这些，同样不仅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进一步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①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15页。
　　② 宋庆龄：《国共统一运动感言》，《抵抗》三日刊第12号，1937年9月26日。
　　③ 宋庆龄：《关于国共合作的声明》，《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109页。
　　④ 《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册)，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6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