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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主要成就与经验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


  从1935年10月到1948年3月,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及其以后的辉煌的历程,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觉继承与发展,折射出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实践、包括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实践的不懈探索与总结。
  一、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历史进程
  (一)从瓦窑堡会议决议到《巩固党的决定》,是党的建设以组织建设为重心的阶段
  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前,党内的“左”倾错误极大地削弱了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党中央十分重视自身的组织建设。1935年12月,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即瓦窑堡会议),会议批评了党内存在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倾向和急性病,批评了过去长期存在的“唯成分论”思想。会议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强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由此全党开始了党的组织大发展。
  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党的建设新理论、新政策,迈出了建设全国性大党的步伐。1937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全中国的强固的共产党”的政治目标,“从苏区与红军的党走向建立全中国的党”,利用一切可能性“下山”,发展党与巩固党。①1938年3月,中共中央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要求全党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在党的正确方针指导下,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得到迅速发展。
  1938年10月,党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对今后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了系统规划。围绕党的自身建设这一重要历史任务,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要求,突出的一个方面就是干部学习与教育的问题。1939年5月的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我们建设一个大党”,②抓住党员队伍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基础。
  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指出,去年三月会议以来,“党已在全国有了大数量的发展。现在的任务是巩固它”。党中央所采取的巩固党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加紧干部教育”。③同年8月25日,中央政治局进一步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明确提出今后一定时期的中心任务是巩固党的组织。而“巩固党的中心一环,就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④。各根据地党组织在加强对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大力整顿党的组织,延安时期党的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
  (二)从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到《改造我们的学习》,是党的建设以理论建设为重心的阶段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大缺憾。”⑤为了“领导一个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着空前的历史斗争”⑥,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加强理论学习。
  作为中国共产党理论探索的代表,毛泽东在1940年前后先后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理论文章,对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相关问题作了理论回答。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的命题,确立了“伟大工程”的总目标: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些表述,进一步明确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建设任务,是一个内涵丰富、科学、全面系统地加强党的建设的总纲领。
  “党的建设同一定时期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是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的著名论断,中国共产党建党以来的历史证明,党的建设搞好了,“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更正确地处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和武装斗争问题”⑦。抗日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的中心内容是处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问题。历史表明,党的发展和巩固是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即同党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等问题的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毛泽东对这个命题作了更深入的思考:“中国今天的民族革命任务,主要地是反对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而民主革命任务,又是为了争取战争胜利所必须完成的,两个革命任务已经联系在一起了。”⑧为了争取把抗日战争引向人民的胜利,“没有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因此,积极地建设这样一个共产党,乃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⑨至此,毛泽东对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任务和“这件伟大的工程”的相互关系,作了科学全面的阐述。基于这些正确的认识,党在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中,坚持紧密围绕党的政治任务进行“伟大的工程”,从而使党的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为完成党的政治任务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证。
  (三)从毛泽东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到党的七大召开,是党的建设以作风建设为重心的阶段
  自瓦窑堡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以及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人民抗日军队和各群众团体组织,都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⑩。但是,在党的建设上仍然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坦率地指出:“因为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发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组织的党员才有两万多,现在到了一百多万”,“这样大的党”在异常复杂艰苦的斗争实践过程中,在认识和思考各种问题上“自然不免有各种意见的分歧”(11)。因此,加强党的理论建设,解决党内思想矛盾,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势在必行。
  1941年5月到1945年4月,全党开展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九月会议)举行,在5次会议上先后有28人次发言。(12)在高级干部学习《六大以来》等文献的基础上,毛泽东在会议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指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统治,分析了主观主义的根源和遗毒,提出了克服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不正之风的办法,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13)九月会议初步统一了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中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组长的中央学习研究组,进一步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阅读六大以来文件,研究六大以来的历史.为全党普遍整风做充分准备。
  1942年2月至1943年10月间全党整风,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各单位、各系统成立学习分委员会,广大党员各自结合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深入学习党的整风文件。在整风期间,党的其他领导也发表了一系列著述,如刘少奇的《论党内斗争》、周恩来的《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王稼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等,这些著述从不同角度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对党的思想路线、理论建设、思想作风等问题作了深入地阐发,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宝贵财富和理论贡献。
  从1943年9月起,延安整风运动进入第三阶段,高级领导干部在反对教条主义、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其标志性成果就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酝酿、讨论、修改和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以来至遵义会议前这一阶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因此,这一历史性文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了新的党章,选举了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标志着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取得了最重要的成果。党的七大阐明了党的性质、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基本方针和必须具备的条件,明确提出了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批评和自我批评、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鲜明表达了党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主张,为全党把握党的正确政治方向提供了根本准则。
  整风运动既是全党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整风运动的结果,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因而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中的重点项目。
  (四)从党的七大闭幕到七届二中全会,是党从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党的建设实现新发展的阶段
  从党的自身发展角度看,从党的七大闭幕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是中国共产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局部执政走向全面执政的重要历史阶段。从党的自身建设角度看,其间党中央虽然离开了陕甘宁边区,但是,延安时期的历史命题仍然由共产党人思考与回答,延安时期的不朽精神仍然由共产党人继承与弘扬,党的自身建设伟大工程仍然在探索中前行。
  借鉴延安整风的经验,继续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开展整党运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有了巨大的发展,到1947年中国共产党已经是一个拥有270万党员的大党,党员总体情况是好的,但是,个别基层党组织和极少数党员“受党内外地主、富农影响”,思想、作风和组织不纯的问题也明显地暴露出来。(14)为了更好地提高党员素质,领导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和武装斗争,根据全国土地会议关于整党的部署,在延安整风结束后两年后,中国共产党又开始一场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方式、以说服教育为主要方针,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和“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基本内容的整党运动。其间虽然一度发生“左”的偏差,但党中央很快发现并及时予以纠正,很好地坚持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保证整党工作驶入正轨。通过大规模整党,截至1949年初,大部分老区、半老区的整党工作基本结束。整党使得农村基层党组织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有很大进步,极大地推动了土地改革、整党建政和党的自身组织建设,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数量又有了新的增加。随着解放战争捷报频传,党又面临着即将全国执政的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在即将进入大城市的关键时刻,更多的共产党人掌握更多的权力和获得特殊地位的几率增加,这会增加党员脱离群众的危险,这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面临的新的考验。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上的两个“务必”的重要论断,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共产党人延安时期以来艰苦探索的历史延伸。
  围绕中国革命由乡村到城市的战略重心转移,进一步加强党内制度建设。在开展“三查”“三整”和积极整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建立报告制度,加强党的纪律性;一方面加强党委会制度,推动党内民主发展,解决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分散状态下存在的游击主义残余和克服无政府状态,1948年1月7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党内指示,明确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的综合报告办法,这项规定是中共中央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无组织无纪律倾向的新举措。(15)为了防止个人专断、包办一切的现象,毛泽东提出了通过党的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制度来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举措。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决议》,要求“一切巩固的解放区,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遵照党章的规定,从现在起,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代表会议”,其权限是“讨论中央的指示和各种工作,并选举和补选党的各级委员会。”(16)到1948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为拥有三百多万党员的广大群众新的大党,并在不久的将来要取得全国的胜利,在这个关键点上推出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加强党内“可能和必要实现正规的民主生活”,就显得格外重要而及时。在这个决议中重点提到党委制的健全问题,毛泽东针对一些领导机关存在着浓厚的个人包办习气的情况,为党中央起草制定了《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明确提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17)健全党委制的主旨在于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同时充分发挥党委的集体智慧和作用,为此,毛泽东还特别论述了党委会的工作方法问题,突出强调领导工作方法的重要性问题,毛泽东指出:“党委要完成自己的领导任务,就必须依靠党委这‘一班人’,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18)应该说,党中央和毛泽东在解放战争时期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一系列论述和探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学说,不仅在当时起到了加强党的领导的作用,而且对党执政以后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都提供了珍贵的历史经验。
  历史雄辩地证明,党在延安时期的组织建设、理论建设和作风建设,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素养和政治素质,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飞跃,极大地提高了党领导中国革命、解决革命实际问题的本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19)。
  二、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成就
  经过延安时期的艰苦奋斗,一度处于存亡绝续关口的中国革命重新走向辉煌,中国共产党谱写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如此深刻的伟大变革,折射出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伟大成就。在革命战争与“在朝的党”局部执政的双重考验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并回答了“建设一个怎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历史性课题,并取得伟大的成就。
  (一)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成熟而稳定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党的政治路线都要通过各级领导机构和广大干部来实现,因此,“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20)。
  组织保证最重要的是建立稳定成熟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党在延安时期之所以能够成功应对国内外各种危机与挑战,与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熟密切相关。抗战伊始,围绕如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这一中心问题,毛泽东、张闻天等党的领导人主持召开洛川会议等一系列会议,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如何坚持和扩大统一战线,如何实现军事战略的转变、夺取抗战胜利,制定了基本的战略方针。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系统提出统一战线必须要统筹处理“民族解放与阶级斗争”、“团结联合与独立自主”、“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等原则问题,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统一战线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磨擦活动的加剧,毛泽东又及时提出“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扩大和巩固抗日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领导全党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赢得国内外舆论广泛的同情与支持,成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总结中国历史经验和革命斗争实践,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典范,毛泽东统一战线战略策略的成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21)
  包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在内的领导核心,既通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了解中国的具体国情;既具有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又具有高度的理论思维能力和创造力。由这一批人组成的领导集体,有力地保证了党的各项政策的全面性和科学性,以及党的正确领导的实施,所以即便是在抗战之初一度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产生疑虑的共产国际,也选择认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22)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对中国革命性质和特点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解还不够深刻、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也不够准确,导致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任弼时等党的领导人把中国革命丰富经验升华为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做出各自重要的贡献,毛泽东以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著述,对此贡献尤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入手,深入地分析了中国革命产生的根源,从历史的发展变迁中考察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的根源,使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了坚实的历史基础,在这些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道路和前途等问题,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总体战略,同时还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纲领,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文化政策等方面的问题。当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演讲时,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陕北严寒的冬天映衬出听众拨开迷雾得见真知时的欣喜若狂的心情。(23)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探索和完善,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所创造的一种全新的国家学说和社会学说,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在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不久,党内就开始出现“毛泽东同志的理论”(24)的提法。随着中国革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生动实践日益深入,随着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思考日趋深刻,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从不同角度被不同层面的同志所认识。(25)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自觉地、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引导中国民族解放的思想保证。(26)
  1944年5月开始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45年4月20日六届七中全会上原则通过,对党内若干重要历史问题作出了正确的结论,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科学界定,明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为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载入党章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党的七大正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深刻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27)
  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完善,生动地说明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是封闭的、静止的教条,而是开放的、发展中的理论,只有依据其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探索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才是真正地信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是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及理论化的历史产物,成为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标志,表明党真正能够自如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各种复杂的问题,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第一次历史飞跃。
  (三)探索出紧密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全面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正确道路
  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此基础上制定和坚定不移地执行符合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政治路线,实现党的政治领导,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事业成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意味着党的政治路线、大政方针、政策策略的调整,伴随着党的政治路线调整,及时地转变党建方针、党建重心和领导方法,按照党的工作重心转变的要求,切实、具体、自觉地贯彻党的政治路线。
  一方面,根据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迅速调整党自身建设的方针。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指出:“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28)。党的政治路线,尤其是阶级政策和群众政策发生如此重大的变化,党中央也及时调整了党的各项政策,集中体现在党员标准问题上的调整,就是中国共产党不再以社会出身限制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工作,“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29)。党员标准的调整反映了党的理论建设、阶级政策和策略上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而党的自身建设又有力地保障了党的政治路线得以贯彻执行。
  另一方面,党的自身建设任务随着斗争形势的改变而全面调整。在抗日战争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既是从事革命斗争的革命党,又是各根据地和解放区局部执政的“在朝的党”。随着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各根据地经济建设任务日益加重,负责指导陕甘宁边区建设的任弼时旗帜鲜明地提出生产建设、经济建设是边区工作的中心,党的自身建设必须要随之改变,我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既然是发展经济,那么,就要求党政军民各种组织,都要使它的机构,它的人员,它的业务,能够适合于发展生产的新任务。在局部执政和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党的建设要为党的中心工作即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生动地说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服务政治路线、服务中心工作的自觉性和能动性,而这本身就是延安时期加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成就。
  (四)孕育并形成了不朽的延安精神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谱写了中国革命战争威武雄壮、辉煌壮丽的历史篇章,也为党和人民培育和铸造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由“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劳模精神”孕育并形成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品德和伟大情怀的集中体现。
  延安精神是以坚定正确的方向为灵魂的革命精神。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明确提出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要求,而且在深入研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本国情的基础上,科学揭示了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由之路”,特别强调必须首先为完成解放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决不能离开现实任务而空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而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上下两篇文章,统一在党领导的全部革命运动中,赋予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更为丰富和深刻的思想内涵。遵循这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党不但制定和实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而且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和调整具体的方针政策,先后夺取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中国未来的一切发展进步创造了根本前提。
  延安精神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精髓的求实精神。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为基础,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成功地解决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的根本问题;另一方面,毛泽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批判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深入进行“实事求是”教育,特别是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分清了“创造性的”、“香的”、“活的”马克思主义同“教条式的”、“臭的”、“死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破除了教条主义的长期禁锢,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是在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础上,七大把党坚持和发展真理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延安精神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本质的奉献精神。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明确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而且实行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全党上下以党的领袖们为光辉典范,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关心群众疾苦,集中群众智慧,组织群众力量,在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实现了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最大利益,在革命根据地的局部执政中给人民群众创造了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政治权利、文化享受与和谐社会环境,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延安时期,共产党把一切为了人民与一切依靠人民辩证地统一起来,把是否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当作衡量自己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人民当作土地,把自己视为种子,深深植根于人民之中。这种人民性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最显著的标志,也是延安精神最本质的特性。
  延安精神是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标志的创业精神。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坚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持独立自主,把革命胜利的立足点始终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以“欲与天公试比高”的英雄气概,把最严峻的形势看作“黎明前的黑暗”,将最强大的敌人视为“纸老虎”,顽强拼搏,埋头苦干,征服了一切敌人和困难;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情怀,立足于“永久奋斗”,大力倡导谦虚谨慎和发扬“愚公移山”精神,形成了艰苦奋斗的作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实质,是把党和革命事业胜利的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永不退缩,永不自满,永不懈怠,始终不渝地奋斗到底,这是党的实践品格的自主性和奋斗性的集中体现。在陕甘宁边区1941年和1942年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党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过着非常清苦的物质生活,但这种清苦生活条件下所锤炼的不畏艰险、顽强拼搏、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永远是我们征服困难、夺取胜利的强大动力。
  (五)探索形成了党的制度建设的思想、原则、框架及发展路径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和工作制度等方面的探索,为后来的全国执政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正确的建设框架和明晰的发展路径。
  延安时期党的制度建设有着扎实的实践基础。从陕甘宁边区党代会党内选举差额化的规定到模范乡支部建设活动,从陕甘宁边区党团制度的推广与贯彻到西北局探索党外人士座谈会制度,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决心与投入。
  将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核心来抓,是延安时期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成就。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不久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苏区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突出强调了民主制的价值,在新时期“用民主制的实行,发挥全党的积极性。用发挥全党的积极性,锻炼出大批的干部,肃清宗派观念的残余,团结全党像钢铁一样。”(30)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具体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内涵: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该是选举出来的,党的领导机关应该向党员报告工作,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会议对民主集中制的深入认识与党内生活民主化措施的提出,表明党在民主集中制的认识和实践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38年9月,党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重要内容之一即是讨论党内的民主集中制问题。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大力支持下,由刘少奇起草并提交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比较详细地规定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及各级党委、党部的工作任务、职责范围和纪律。鉴于党内一度出现的严重破坏党的纪律的行为,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为了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必须制定一件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提出的“四项纪律”作为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条件写进了党章。
  为了克服战争条件下山头主义和分散主义的倾向,中国共产党探索一元化的领导体制。1942年9月1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规定了党应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在当时党团制度等制度安排背景下,一元化领导体制并不是党对政权的包办,其领导是政治的、原则的和大政方针的领导,党对政府和参议会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党团并严格遵循票决制来实现的,党委无权直接命令参议会及政府机关。
  受制于主客观的条件,延安时期的制度建设虽然存在某些不足,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比较重视党内制度建设,经过延安时期的艰辛探索,中国共产党人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涵义和基本内容,论述了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过程中的具体要求,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具体行为规范,探索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这个时期党的制度建设可以说为其后的党建搭一个好的框架,这些表明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理论得到具体的展开并成熟。
  (六)探索确立了重视干部学习和教育的优良传统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和大批知识分子、农民加入到党员队伍中来,大力加强干部教育,提高全体党员的素质,以便更好地领导全民族的抗战,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十分严峻的问题。
  为迎接这一挑战,按照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要求来加强和指导干部队伍教育与使用工作,是延安时期党的组织工作的重要成就。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专门论述了全党加强学习的问题,全党开展了一场广泛的学习运动。1939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成立了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负责干部教育的教育方针、教学工作、招生工作等各个方面的工作,推动全党开展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并在1939年3月制定了《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1939年5月20日,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召开了干部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意义,号召大家“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与深入。”(31)延安开展的在职干部自学运动,让整个延安成为一个大课堂,成为当时师资最强、学员最多、物质条件最简单但是教育针对性最强的大学校。
  党中央倾全党之力开办干部教育,发挥干部学校的主阵地作用。在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就创办各类干部学校数十所,既有比较正规的高等学府,又有主题性强的短训班,还有设在工厂和各类生产基地的技术干部培养班。为了办好这些学校,党中央抽调和优选党内最好的干部和理论工作者到学校任职,林彪、徐向前、聂荣臻、彭雪枫、罗瑞卿等人都曾是各自辖区或系统的干部培训单位的负责同志,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博古等都不辞劳苦地亲自为干部授课。为了稳定学校的专职教员和教务工作者队伍,党中央和中央负责同志对他们给予各方面的照顾和充分的信任,像艾思奇、何思敬等优秀理论工作者忠诚于干部教育事业,抱定埋骨宝塔山下的决心,在教学研究方面殚精竭虑,在物质条件艰苦的地区创造了政党干部教育的奇迹。
  为推动全党的学习运动和干部教育工作的开展,党中央还加强了马列著作的翻译出版工作。1938年5月,马列学院成立后,就专门设立编译部,由院长张闻天亲自担任该部主任。1939年9月,中共中央成立出版发行部,由李富春亲自负责,进一步加强出版发行工作。延安的理论工作者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先后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反杜林论》、《恩格斯军事论文集》等一系列著作,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了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在干部教育系统工程中起到了基础性和战略性的作用。
  (七)确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
  党的作风建设主要是指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政治作风、工作作风和领导作风等方面的建设,通过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的实际行动,发扬和贯彻党的优良作风,影响和教育人民群众。革命事业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有优良的作风。但是,党的优良作风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是经过正确与错误的反复斗争才形成的。为什么在瓦窑堡会议、洛川会议一度已经解决的政治路线和军事战略问题,在1937年12月会议之后又出现反复?多方面的教训说明,党内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还没有解决好,就会极大地妨碍正确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干扰正确的思想路线发展的航向。因此,党中央下定决心开展全党整风,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全党上下解放思想,深刻地清算了错误思想的影响,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策略水平,是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空前统一。
  即便是在延安时期,“过去我们中央许多机关同地方民众没有联系,他们是没有‘国籍’的”,毛泽东告诫全党尤其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我们要使每个同志都懂得,如果作风不改变,不仅个人无成就,大则会使革命丧失前途”(32)。这一切都对延安时期领导干部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等方面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刘少奇在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要求全党必须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等方面养成三大作风,尤其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延安时期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斗争的生动实践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就是要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刘少奇在七大着重论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必要性、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和党的群众观点,从理论上将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系统化。毛泽东、刘少奇、张闻天等人深刻地认识到,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需要党的领导,但党必须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起密切关系,否则自身就有被异常强大的敌人消灭的危险。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自觉地培育起来的作风。特别是在延安整风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党内的思想矛盾是经常会发生的,是社会上阶级矛盾、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解决这些矛盾既不能依赖组织处分的办法,更不能用过去那种“残酷斗争”的手段。中国共产党人郑重提出“惩前毖后”与“治病救人”两条方针,达到弄清思想,纠正错误,又增进团结、共同团结的目的。正是由于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延安整风虽然一度出现审干扩大化的风波,但并没有动摇到整风运动的主流。因此,三大作风的形成,标志着党的作风建设的深化,同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一起,构成了党的建设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建设史,紧紧围绕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建立健全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框架,既注重科学执政,又高度重视执政科学,全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都取得显著的成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坚强保证。正由于延安时期党的建设取得了上述重大成效,才使中国共产党不仅能够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成功地领导全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捍卫了中华民族的独立,而且使自身也更加成熟和发展壮大。
  三、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至为关键的历史时期。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历史任务相互交织的条件下,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思想与和中国革命实际和党的自身状况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局部执政的条件下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历史课题,从而使党从幼年的党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党的各项建设积累了十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其经验至今仍然保有其鲜明的时代性、针对性和现实性。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后,经过多年的总结反思,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路线,实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从而得心应手地处理了各种复杂问题,党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但党内还存在着亟需解决的问题。正如毛泽东所说:“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呢?我讲,还是有问题的,而且就某种意义上讲,问题还相当严重。”(33)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相当严重的问题,首先是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也就是学风问题。
  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痛苦考验。两次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全党来说,主要是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规律的了解还很肤浅,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陕北后,力图完成遵义会议未能在思想上清除“左”倾错误的任务,并致力于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的创新,尤其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任务。针对当时党内存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倾向,毛泽东认为,这两种倾向,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这种片面性的缺点,并且力求改正,那就容易走上错误的道路。他特别告诫全党: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有工作经验的人,要认真学习理论。因此,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实现党的政治路线达到统一认识,确保党的事业健康发展,延安时期全党进行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教育为主的整风运动。
  经过四年多的整风运动,全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区别有了清楚的认识。整风运动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34)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发展的历史,已证明毛泽东的论断是正确的。
  (二)坚持把党的自身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相结合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成功处理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之间关系,坚持“走历史必由之路”的政治路线,脚踏实地为完成现阶段的历史任务而奋斗。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党就能、党也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党的政治路线。”(35)这是对党的自身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之间关系的简明而高度的概括。因此,党的建设必须同党的政治路线相结合,使党在坚持正确路线,反对“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中,锻炼和发展自己的队伍。
  由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处理了党的自身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之间的关系,准确地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趋势,不仅制定和实行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而且依据抗日战争的实际状况,制定和实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如在统一战线中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等方针政策和斗争原则,在抗日根据地实行“十大政策”等,从而使党的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壮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党又把握中国革命形势的重大转折,调整战略策略和方针政策,同时防右反“左”,保证党的路线纲领政策的贯彻执行,开创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时代,使党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由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处理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之间的关系,紧紧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善于审时度势,从而成功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性转折。从党中央到达陕北到抗日战争爆发,党以“西北大联合”促成了全国抗日大联合,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不仅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抗日战场,而且始终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维护了全民族抗战的大局,使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并使自己成为决定中国命运的强大力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解放战争爆发后,共产党团结一致,生气勃勃,仅用一年半时间,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取得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胜利,实现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由统治到被消灭的伟大转折,极大地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进程。
  由于中国共产党成功处理了党的建设与党的政治路线之间的关系,党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并以陕甘宁边区为“示范区”,成功地进行了局部执政的实践,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模型在边区产生了。党在局部执政中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干部的培养,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执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三)坚持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建设相结合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党成立18年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的论述。(36)同时还论述了“三大法宝”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37)由此可见,党的自身建设如何,将直接影响到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大法宝的作用的发挥。
  从延安时期党处理自身建设与统一战线的关系看,只有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党才能充分认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并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自己的独立性和领导权,实行各项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只有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才能充分发挥党的干部和广大党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从而增强统一战线的持久性和战斗力;只有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才能科学地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教训,从而促进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从延安时期党处理自身建设与武装斗争的关系看,只有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才能在民族危机的关头,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提出和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游击战的作战原则;领导抗日武装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发展成为抗战的主战场,党领导抗日武装发展成为全面反攻的主力军。只有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才能从实际出发,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迅猛发展,并认真研究和解决为坚持这条道路所必须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农民的土地问题,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建设问题,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的配合问题等。只有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党才能建设一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人民军队,这个军队“不是为这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38)这个宗旨是无产阶级军队区别于中国旧军队的根本标志。
  总之,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证明,党的自身建设与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极大,只有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正确地领导全部中国革命。
  (四)坚持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构成了党的建设基本内容。思想建设,就是以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意识建设,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就是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建设和以任人唯贤为内容的干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就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以及生活作风建设。延安时期,党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建设,使之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坚强领导核心,领导人民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
  党的思想建设是党的建设根本。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来推进党的建设。刘少奇在党的七大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39)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有计划有组织地加强了党内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阶级教育、策略教育和党性教育,直至发展为一场普遍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这次整风,实质上是一场“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的运动。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40)。在整风期间,中央政治局将“掌握思想教育”作为第一项业务,毛泽东决心运用这种“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解决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形式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等思想和作风上的突出问题,使广大党员不仅从组织上入党,而且在思想上入党。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上下结合整风文件的学习,深刻反省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坚持了真理,修正了错误,完成了一次伟大的思想革命。延安时期党的思想建设的成功实践证明,非工人成员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完全能够建设成一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其成功之道,就是“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
  党的组织建设是党的建设的物质基础。延安时期,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把党的各级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党的组织建设上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主要有,第一,扩大自己的组织,使党成为一个伟大的群众性的党,反对关门主义。第二,扩大党内民主,认为扩大党内民主“是巩固党和发展党的必要的步骤,是使党在伟大斗争中生动活跃,胜任愉快,生长新的力量,突破战争难关的一个重要的武器”(41)。第三,加强党的纪律,鉴于张国焘严重破坏党的纪律产的行为,党进一步重申了党的纪律,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其中全党服从中央是最为核心的一条。第四,反对宗派主义倾向,提倡顾全大局,加强团结,在党内关系和对外关系上,都要以党的利益高于局部利益和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第五,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优秀干部。
  党的作风集中体现着党的形象,是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因而党在延安时期把党的作风建设提到世界观和党性原则的高度。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三大作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待人民群众和对待自己及周围同志的科学态度,也塑造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光辉形象,使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获得了战胜一切敌人、克服任何困难的强大力量。
  (五)坚持党的建设与培养德才兼备的领导队伍相结合
  党中央初到陕北,毛泽东就再三强调“干部问题是一个有决定作用的问题。”(42)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43)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要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就要有一条正确的干部路线。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党的干部路线概括为“任人唯贤”四个字,实现“任人唯贤”的路线,就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选拔和使用标准。所谓德,主要是指干部的政治态度、思想品德和工作作风;所谓才,主要是指干部的工作能力、业务水平和文化知识;所谓兼备,就是既要有德,又要有才,二者缺一不可,并且德在首位。不能重才轻德,也不能重德轻才。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就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党的干部和领袖应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先后公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管理暂行通则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任免暂行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等行政法规,不仅明确规定边区各级政府所属干部的登记审查、提拔培养、配备使用、任免调动、考绩奖惩、待遇保健均由民政厅统一管理,而且规定了任用干部坚持德才兼备的四条标准:第一,拥护并忠实于边区施政纲领;第二,德才资望与其所负职务相称;第三,关心群众利益;第四,积极负责,廉洁奉公。还规定了对干部应予奖励的条件和奖励办法、惩戒的条件和惩戒种类,使公职人员了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能做的做了会受到什么处罚,使他们言有所准,行有所规。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走向全盛的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形成的全盛时期,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大书记”中央领导集体,到红色熔炉“抗大”的“将军群体”,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的“公仆群体”,上至党的领袖,下至一般乡村干部,清正廉洁,不谋私利,“只见公仆不见官”,毫无特权可言;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基层,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的困难;对于来自群众的批评、怨言、不满,党的领袖和各级干部既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也为人们的利益改正错的;对于干部队伍中营私舞弊、作奸犯科者,不论功劳大小,一律严加查究,毫不宽贷。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嘉奖了王震、王世泰、习仲勋等22名模范干部,毛泽东亲笔为这22位先进领导干部题了词,同时也惩戒了王华亭等落后分子,奖惩分明,扬善抑邪,正气兴旺,边区干部队伍廉洁奉公蔚然成风。党依靠优秀干部而联系广大党员和群众,依靠这些中间骨干而对群众进行坚强领导,从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信赖和拥护,上下和谐,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图大业,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之所以能够历经考验而不衰,党的事业之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说明了党代表了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鉴证了党代表了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证实了党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的历史与经验,对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执笔人:付建成、马广荣、梁星亮、王健、王涛)
  ①《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2—233页。
  ④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7页。
  ⑤萧少秋编:《延安时期毛泽东著述提要(1935—1948)》,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5页。
  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7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2页。
  ⑩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3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1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7—338页。
  (1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4页。
  (1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374页。
  (14)中央档案馆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72页。
  (15)《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4页。
  (16)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51页。
  (17)《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0页。
  (1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0页。
  (19)刘少奇:《论党》(1945年5月14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页。
  (2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21)《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增订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22)《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23)温济泽著:《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473页。
  (24)《中国青年》第2卷第9期,1940年7月5日。
  (25)1942年7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
  (26)1943年7月8日延安《解放日报》。
  (2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页。
  (28)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29)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6页。
  (30)《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31)《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学习动员大会》,1939年5月26日《新中华报》。
  (3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7页。
  (3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1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页。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3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3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9页。
  (39)《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40)《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4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页。
  (4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1页。
  (4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延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论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付建成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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