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型政党，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重视广大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提高，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作为党在政治上清醒坚定的基础和前提。延安时期，党开展了深入持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总结延安时期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的经验，对当前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加强党性教育，建设学习型政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基础
　　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党内一度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损失。教条主义所以盛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树立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和实践观，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客观规律。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方法，就是要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深入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向全党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并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以及党和毛泽东关于理论学习的一系列号召，引发了全党范围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调查研究运动和思想教育运动的广泛开展，造就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史上一个巅峰时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得以全面形成。
　　延安时期开展理论学习运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启示我们：
　　第一，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在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环境，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和在实践中的创新发展。只有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紧密结合当代中国实际，才能够创造性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新的内涵。
　　第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延安时期，毛泽东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充分发挥作用，不仅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还要与世界历史发展相结合；不仅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和世界的昨天和前天。当年，党中央在延安虽然处地偏僻，经济贫困，环境恶劣，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世界，有着博大的世界眼光和国际胸怀，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革命伟业。今天，我们处在大发展、大变革时期，中国与世界的前途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当今世界的时代特征、时代主题、时代精神紧密结合，吸收新的时代内容，反映新的时代精神，回答新的时代课题，引领新的时代潮流。
　　第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理论一经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延安时期，全党上下“人人处在学习之中，时时体现学习之风”。通过开展群众性学习、宣传和教育活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实效性。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也要建立在干部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普遍学习的基础上。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要坚持群众观点，熟悉群众生活，贴近群众生活，以人民群众实践为理论创新的源泉，以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为理论创新的目的，以群众喜闻乐见、能够理解的语言风格为方式，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的接受能力和思维习惯，使“官方话语”转换成“群众语言”，将“基本原理”转换“成常识道理”，使理论从课堂和书本里走出来，走进人民大众，融入人们心灵，为群众认同，让群众掌握，变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
　　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解决“本领恐慌”的重要手段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②延安时期，党内工农出身的干部占主体部分，他们的能力素质与党所担负的伟大抗日战争以及争取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新中国的历史任务极不适应。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队伍里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过去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渐渐告罄了。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我们干部的‘进货’，就是学习本领，这是我们干部所迫切需要的。我们的干部要使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单靠过去懂的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③毛泽东把“本领恐慌”与政治恐慌、经济恐慌相提并论，认为“本领恐慌”是一切恐慌的根本，比政治恐慌、经济恐慌更为可怕。基于这种清醒和认识，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就恢复了中央党校、红军大学，并先后在延安创办了30余所干部学校。从解决“本领恐慌”出发开展学习运动，有效地提高了党员干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认识，对党的历史上大是大非问题的认识以及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大大提高了解决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
　　延安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以解决“本领恐慌”的实践启示我们：
　　第一，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克服党员干部“本领恐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项空前伟大的全新事业，目前我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和挑战，这是新的巨大考验。在新的挑战和考验面前，我们的确存在着新的“本领恐慌”问题，一些党员干部在改革实践中深感“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颇感“江郎才尽”，这就是“本领恐慌”的新表现。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新成果，学习新知识，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才能切实解决新的“本领恐慌”问题。
　　第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提高党和党的领导干部的执政能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践了民主治国理念，独创了“三三制”政权形式，使陕甘宁边区成为当时中国政治上最民主，文化上最先进的区域，成为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示范区”。历史表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成功，源自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灵活运用。今天，党已从当年局部执政转变为在全国范围的执政，历史方位、历史责任、历史任务等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此，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已成为今天衡量党的主要标准。“以人为本”新的执政理念的提出，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是新时期党的执政理念的精髓。只有不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用科学理论武装党员干部头脑，才能在实践中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执政的科学化水平。
　　第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提升党员干部综合素质。从延安时期消除“本领恐慌”到今天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几十年来，党自身的本领、能力和素质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也要看到，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党员干部综合素质和能力，仍将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以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担当起这一历史重任，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理论在实际中的科学应用，全面提升综合素质，提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执行力。
　　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提高党员干部理论素养的重要途径
　　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初，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由于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情况，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建党之后很长一个时期里，尽管党内少数同志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发展的深刻认识，但就全党理论水平和理论素养来说，还是比较低下的，在实际斗争中，不易甄别真假马克思主义，不易彻底消除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路线的侵蚀和影响，以至对革命事业造成了一次次重大损失。
　　延安时期，党对自身理论素养及时作出了准确判断，深刻地认识到，要克服理论上的落后性，根本办法就是普遍提高党员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不仅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还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④。他特别要求一切有研究能力的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研究当前的运动及运动发展趋势。通过高中级干部的学习和研究，教育和带动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提高全党的理论素养，提高全党的战斗力。延安整风期间，党把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推向了高潮，广大党员干部从理论上和思想上深刻地认识到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对党的事业的危害性，澄清了党的历史上“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影响，把思想高度地统一到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上，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延安时期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以普遍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理论素养启示我们：
　　第一，只有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才能够保持党员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始终清醒。实践证明，理论成熟是政治成熟的基础，是政党成熟的根本标志。理论上清醒，能提高思想境界，增强党性，坚定信念，永葆共产党人本色。当前，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应对国际国内各种新挑战，特别是针对极少数党员干部政治性不强、思想行为与党的宗旨和先进性要求不完全符合的现象和问题，在全党范围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和武装，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加强广大党员干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用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武装头脑，才能始终保持认识上清醒、思想上统一、立场上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把握方向不迷失。
　　第二，只有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夯实党员干部的理论基础。延安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克服工作缺陷，提高工作本领，必须学习；要改造自己，建设一个伟大的党，必须学习；要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斗争，就必须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是共产党人一切修养的基础。今天，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普遍提高全党思想理论素养，必须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精神实质，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夯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
　　第三，只有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才能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思维能力。掌握理论的目的，在于提高理论思维能力以解决现实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通篇贯穿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党员干部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所具有的一切品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因此，提高党员干部理论思维能力，在今天就要深入学习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研究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学习研究中，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勇于超越，勇于创新，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能力。
　　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养成党的优良学风的重要基础
　　学风问题至关重要，事关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党的事业发展问题。好的学风能否养成，关键在于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带动作用。延安时期，党十分重视学风问题，注重发挥高中级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始终把学风当做“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对待。1938年10月，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领导干部应当着重研究，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毛泽东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些词句，而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⑤延安时期，中央先后成立了中央学习研究组、中央思想方法学习小组等学习组织，并把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干部学习节”。在中央号召和领导同志的带动下，全党上下，学习蔚然成风，广大党员干部随时随地地学、见缝插针地学、如饥似渴地学、理论联系实际地学，出现了“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抗大式学习景观。
　　延安时期，把学风问题提高到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高度来认识，创造了以党性体现学风、以思想转变带动学风转变等历史经验。这些经验启示我们：
　　第一，要把学风看做是坚强党性的表现。延安时期，一些党员干部包括某些高级干部认为工作太忙，在后方要参加大生产运动，在前方要随时参加战斗，没有时间学习；一些党员干部文化水平低，看不懂书籍和文件，认为只要为党工作，干革命就行了，学不学理论没什么关系；还有一些党员干部虽然认识到学习理论的重要性，但在工作和斗争中，却从来不认真地学。针对“忙得很”、“不必学”、“看不懂”和“不认真学”等问题，党中央文件明确提出：“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毛泽东多次强调，不注重理论与实际相联系去学习，去解决中国革命所遇到的现实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方法，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学风。这种学风“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⑥。历史经验证明，党性纯洁则学风端正，学风端正则事业兴旺；党性不纯则学风不正，学风不正则事业受损。从党性标准衡量学风，以思想转变带动学风转变，进而推动理论学习，这对解决当前少数党员干部不重视理论学习，学习上装门面，搞形式主义，一知半解，断章取义，学用分离，言行不一等学风问题，具有深刻的警醒作用。
　　第二，领导干部带头学习是养成马克思主义优良学风的关键。延安时期，党中央十分注重发挥高中级领导干部的学习表率作用，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张闻天、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更是学习运动的倡导者、组织者，也是学习运动杰出的身体力行者。他们亲自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干部学校授课，并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一系列著述。中央领导同志以及高中级领导干部带头先学一步，学在前面，为全党学习树立了光辉榜样，为延安时期理论联系实际优良学风的形成奠定了牢固基础。因此，充分发挥高中级领导干部在理论学习中率先垂范作用，这对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弘扬党的优良学风，把学习成果转化为谋划工作的思路、促进工作的措施、领导工作的本领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要善于把握理论学习与学风养成之间的内在联系。学风反映党的思想方法，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演讲中明确指出：“所谓学风，不但是学校的学风，而且是全党的学风。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⑦。党和毛泽东反复强调学习要做到“有的放矢”，要解决党员干部思想认识上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问题，要从思想上政治上清算教条主义错误，确立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理论联系实际，既是学风养成的基础，更是学风主要内容。我们的学风，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用科学理论指导实际工作，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当前，改进学风既要重视对理论的学习，更要把握理论联系实际这条主线，正确认识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不断章取义，不搞形式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把理论学习推向深入，把党的优良学风不断发扬光大。
　　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必须注重方法的科学性提高学习的实效性
　　延安时期，针对许多党员干部理论水平和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以及现实革命斗争艰苦环境等因素，在开展理论学习时，坚持目的上的长远性与时间上的长期性相结合；参加者的广泛性和学习内容上的针对性相结合；政治上的原则性与方法上的灵活多样性相结合；组织上的计划性、制度保障性与个人的兴趣相结合。以实际工作促进理论学习，以理论学习带动实际工作，在学习中增强应用能力，在应用中提高学习水平，切实解决“需要什么学什么”、“需要怎么用就怎样学”的问题。中央总学委组成巡视团，派出巡视员，定期抽查参加中央学习组全体同志的学习笔记；按不同情况，把干部分成中心学习组(甲组)、中级学习组(乙组)和丙级学习组；各解放区和军队，也按系统编成学习小组。有些机关、学校、团体，在敌人炮火毁坏的残垣断壁间张贴壁报、标语口号，山脚下、村湾里、树林间，到处都能看到干部学习的身影，同志间见面，“文件学得怎么样”的问话代替了日常的寒暄。学习还要有严格的考核制度，如1942年7月，毛泽东就亲自修改了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七大代表的考试试题。在方法上，延安时期学习有三个主要经验：一是注重实际，反对本本主义，提倡通俗易懂，包括音乐、舞蹈、诗歌、小说等喜闻乐见的学习形式，只要有益于学习理解，一概提倡。二是发扬“挤”和“钻”的“钉子精神”，工作忙就“挤”，看不懂就“钻”；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同志，诲人不倦，互帮互学，共同进步。三是制定了行之有效的学习制度和考核制度，以组织安排和制度保障保证学习效果。
　　延安时期理论学习方法的科学性启示我们：
　　第一，提高学习实效，要善于打造形式多样的学习平台。要结合今天的新情况，适应党性教育新形势和党员干部学习接受方式的新特点，不断创新学习途径。在发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主阵地作用的同时，要运用好学习中心组、支部生活会、党员活动室等多种载体，组织流动课堂，为党员干部学习提供便利；要充分发挥互联网覆盖面广、传播快捷的特点和优势，开设网上专栏、网上论坛，使网络成为党员干部学习的新阵地和新途径。
　　第二，提高学习实效，要积极探索生动有效、灵活多样的学习方式。要针对新时期复杂形势和党员干部自主性不断增强的新情况，组织互动式学习、体验式学习和情景模拟式学习，积极探索案例式学习、研究式学习、共享式学习新路径。通过交流研讨、考察调研、现场观摩和模拟等形式，调动学习的主动性和能动性。
　　第三，提高学习实效，要深入拓展个性化学习空间。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根据党员干部不同需要，提供“菜单式”学习服务，让党员干部在学习内容、方式和时间上有更多的自主选择；要鼓励党员干部组织学习小组、读书会，增强学习兴趣、提高学习效果，养成持续学习的良好习惯，实现从“阶段学习”向“终身学习”转变，从“学了什么”向“学会什么”转变，从“拥有学历”向“掌握能力”转变，营造“靠学习立身、靠学习进步，常抓不懈、勤学不止”的良好氛围。
　　第四，提高学习实效，要建立长效学习机制。要以科学规范的制度促进和保障党员干部学习，在建立制度、完善制度、执行制度、提高制度绩效上下工夫，做到用制度管学习，用制度促学习，把理论素养和学习能力作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主要依据，形成注重学习的用人导向。延安时期党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的实践和经验，是一笔富贵的财富，它是延安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和借鉴这一历史经验，把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传承下去。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①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659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9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8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