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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实践经验

赵耀宏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高度重视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把党性教育、党风建设作为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注重优良作风的养成,谱写出党的建设新篇章,给我们留下令人称道的“延安传统”和“延安作风”。
  一、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把增强党员、干部政治思想素养作为加强党性修养、保持优良作风的首要问题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坚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民族民主革命坚定信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现出救国救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坚定政治情操,领导人民革命事业取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毛泽东始终认为,没有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因而他在延安时期多次强调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历史表明,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是党毫不动摇的政治本色和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
  首先,开展学习运动,着力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并号召“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①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并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②为了提高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克服党存在的理论准备不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不高的弱点,不断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解决干部中“本领恐慌”问题,卓有成效地推进“改善工作和建设大党”的历史任务,确保党能够更好地肩负起领导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神圣使命,党中央根据抗战全面爆发后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的建设实际,做出关于开展学习运动的决定。
  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以干部在职教育为主要形式,“是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③的所有在职干部的学习运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学习运动的规模不断扩大,毛泽东明确要求“党、政、军、民、学各种机关的在职干部,均应一面工作,一面学习”④。在学习的内容上,非常注重干部的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内容配置和有机结合。强调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业务教育,要求任何干部都必须学会精通自己的业务,这是第一个教育任务与学习任务。强调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政治教育。对于一切文化程度太低或不高的干部,除业务教育与政治教育外,着重开展文化教育,反对轻视文化教育的错误观点。而对于高中级干部则强调于业务学习之外均须学习理论。中共中央在《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中,把在职干部分为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工农出身的新干部四类。针对不同类型的干部,规定不同的学习内容和课程,这样就使得干部的学习教育更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在学习的方法上,强调“挤”和“钻”的方法。工作忙就要挤时间,看不懂就要钻进去。坚持个人自学和集体研讨相结合,以个人自学为主。在个人自学的基础上,开展深入的研讨活动,注重培养干部独立思考能力和学习习惯。废除注入式教学,倡导启发式教学。除此之外,还经常开展丰富的文艺体育活动,寓教于乐,举办各类演讲会和时事报告会,通过各种方式搭建干部教育学习平台,把干部教育工作贯穿于党的全部工作之中,使教学相长,学学相长,学用结合,学以致用的风气成为延安时期的学习运动和干部教育的独特亮点。
  学习运动的成功开展,极大地提高了全党干部的理论素养、知识储备和工作能力,为我们党在延安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飞跃、成功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其次,坚持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事业而奋斗的方向,使延安成为全国最进步、最革命、最民主的革命圣地。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指出:“对于任何一个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如果看不起这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不是一个自觉的和忠诚的共产主义者”⑤。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把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起来,以抗日救国、复兴民族为己任,正确分析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变化,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发挥中流砥柱作用,使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正因为我们党在延安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坚持为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所以使延安成为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民主、最革命的圣地,成为抗日救国的希望所在。
  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千百万革命青年为报效祖国,拯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排除千阻万难,从沦陷区、从大后方、从海外,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当时“到延安去”是一代青年的心灵呼唤和强烈的愿望。1938年5月至8月,经西安办事处介绍送往延安的革命青年就达2288名。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封锁禁运,重兵包围,沿途设立关卡,阻拦、杀害革命青年。仅在第一道封锁线上(共设五道封锁线)就筑有6300多个碉堡,致使不少革命青年身陷囹圄,惨遭杀害。但是,伟大的理想在召唤着千百万有志的男女青年。一批上海青年曾宣誓:“打断骨头还有肉,割了皮肉还有筋,只要还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去。”党中央为使革命青年顺利到达延安,依靠各级地下党组织秘密护送,八路军办事处利用各种机会和渠道,采取各种方式秘密护送。正如两位十六七岁的女青年从家乡四川和安徽徒步来到延安后,向印度援华医生柯棣华所说:“怎能不害怕呢?走了好几个月,又累又怕,可是一想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父母亲,想到去延安就能找到共产党、毛泽东,就能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苦和累又算得了什么呢?”柯棣华明白了: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在黑暗的岁月里生活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终于从共产党人身上找到了希望,看到了光明。
  当年,到底有多少革命青年投奔延安,投奔共产党的学校?很难说出一个精确的数字。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中记载:1943年12月22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的讨论中,任弼时专门就如何看待来延安的新知识分子问题作了发言说:抗战后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4万余人,就文化程度而言,高中以上占19%,高中21%,初中31%,初中以下约30%,多数是在1937年和1938年来的。
  对当年革命青年热切向往延安,积极投奔延安的情景,王云风1938年在《奔向光明》一诗中写道:“万重山,难又险,仰望圣地上青天。延安路上人如潮,青年男女浪涛涛。”全国青年为什么来延安?柯仲平1939年在《延安与青年》一诗中说:“青年,中国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饭,延安穿的麻草鞋,为什么你要爱延安?青年回答: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水妖十八怪’,怕只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饭,不能到前方抗战,只怕取不上延安的经典,不能变成最革命的青年……”当年抗大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在一篇题为《抗大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奋斗的三周年》的纪念文章中讲到当年革命青年向往、投奔延安的情景时说:他们有母女相约、夫妻相约、姐妹相约、兄弟相约、亲友相约、师生相约、以至官长与部属相约,结对成群的来到延安抗大,如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于1937年经周恩来介绍从国统区来抗大学习,同她的母亲任锐同队。浙江上虞县女学生付燊年仅19岁携弟、妹,辗转千余里来延安抗大学习,这些感人的事迹在延安传为佳话。
  毛泽东对革命青年投奔延安给予极大的关怀和很高的评价,1937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北平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时说:延安的抗大和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不一样,物质条件比较差,但是,它是研究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大学校。我们的理想大、奋斗目标大,我们这个大学在中国过去是没有的,世界上也是很少的。
  第三,把延安打造成为培养治党、治军、治国英才的大熔炉,解决好培养和造就什么人的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从中国革命事业需要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大局出发,投入极大精力关注和思考干部教育工作,十分重视把握干部教育工作的正确导向,着力解决了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事关干部教育工作全局的大问题。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为筹建中的陕北公学题词中指出:“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⑥1939年在抗大建校3周年之际,毛泽东为抗大规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⑦的教育方针。1942年,毛泽东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的校训等。这些题词明确回答了干部教育中的方向性问题,指明了我们党所开创的干部教育事业的目的所在。
  延安时期把在职教育和学校教育相结合,形成了大教育、大培训的整体性干部教育框架,使延安成为名副其实的窑洞大学,成为培养和造就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大熔炉。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大规模培训干部的基本精神和思路,无论是干部的在职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非常注重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内容配置和有机结合。在干部在职教育中,强调一切在职干部都须给以业务教育,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口号,废除注入式、强迫式、空洞说教式,代之以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教学。当时的延安成为名副其实的“窑洞大学”,一座培育治党治军治国英才的大熔炉,在这座革命的大熔炉里,党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把成千上万的革命青年培养成了坚定的革命战士。我们党的一大批干部在延安经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各种文化知识,提高了理论素养,树立起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本领,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从延安出发,把真理、把革命精神带到全国各地,使之到处生根开花结果。
  二、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养成理论联系实际、勇于创新、求真务实的思想品格和精神气质
  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毛泽东把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正是我们党坚强的党性和优良的作风形成的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短短的28年时间里,由一个仅仅50余人的小党发展为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成功、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在西方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和“难以置信的”,这与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并逐渐在全党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在实践中倡导求真务实精神与作风密不可分。
  一是延安时期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禁锢,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尺”,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正确方向。在我党的历史上,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如何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迷信中解放出来,是遵义会议后中国共产党所面临最迫切的历史任务。从1936年底到1937年夏,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文章,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力求在全党范围确立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并首次使用了“实事求是”的概念。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又作了详细的阐释。从1942年2月开始,全党进行普遍整风,毛泽东吸纳张闻天的意见,将党内长期存在的主观主义学风概括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形式。经过整风运动在全党范围内树立起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总结历史经验过程中我们党获得两条重要收获: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探索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得到全党的认同;一条是全党弄清楚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45年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得到了真正解决。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牢牢把握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正确方向。
  从延安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要发挥精神变物质的力量,非要有一个理论与国情、现实相结合的过程,否则不仅不能结出美好的果实,反而可能出现南橘北枳的现象,成为阻碍革命前进的绊脚石。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一条既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又不照搬苏联模式的道路,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情、中国历史及文化进行了完美的结合,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的生根和拓展。
  二是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把革命的战略与策略联系在一起,求真务实,展现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要想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还要在先进思想理论指导下,切实了解中国国情,深入考察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现状、传统政治文化和民众意识,找到能真正唤起民众革命激情、吸引民众自觉追随的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具体的行为方式,只有如此,才能保证中国革命能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从而立于不败之地。其中的关键是:要在正确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制定并实施正确的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把正确的思想理论体现到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具体的行动纲领中。通过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行动纲领,赢得民心,壮大力量,引领革命走向成功。
  延安时期,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环境中,正是我们党把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行动纲领的依据,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使我们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脉搏和契机,干成了看起来干不成的伟大事业,使“几乎不可想象的”胜利变为现实。
  1948年12月,在中国革命即将夺取全国胜利之际,保加利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盛赞中国共产党“取得了一系列惊人的胜利”,对于改变世界力量的对比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斯大林也承认他在对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策上的失误,明确表示: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就连以反共著称的美国《时代》周刊也发表题为《毛使尘埃落定》的文章,感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和战略格局”。在竭力援助蒋介石失败后,美国甚至近乎歇斯底里地展开了一场追究“丢失中国”责任的大辩论。⑧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令世界瞩目的巨大胜利,首先就在于我们党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清醒地判断国际国内政治局势,并依据实际情况,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对策。
  三是通过整顿党的作风,树立起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使全党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有了正确的理论、有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革命的行动纲领,还需要有好的作风作保证。延安时期,针对党内存在的学风不正、党风不正和文风不正的问题,以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和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为主要内容,开展全党整风运动。特别是把学风问题作为“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强调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心,大兴理论联系实际和调查研究之风,认真总结历史经验,从普通党员干部到各级领导干部都拿起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使全党各级干部运用正确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普遍提高,各级干部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普遍增强。全党上下团结一致,开拓进取,以优良的作风,不断开创出工作新局面。1941年,陕甘宁边区曾出现老百姓借雷击死人骂毛泽东的事件。毛泽东并未追查个人,而是仔细了解原因,在弄清原因后,将公粮任务由20万石减到16万石,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老百姓也从中看到了共产党人的情怀。
  可以说,我们党在延安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决策,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都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结果。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指出:“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特点。如果只有伟大而高尚的理想,而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切实的实际工作,那就不是一个好共产党员,那只能是空想家、空谈家和学究。相反,如果只有实际工作,没有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那也不是一个好共产党员,而是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⑨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也强调:“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的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⑩正因为延安时期时刻注意锤炼广大党员和干部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作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勇气,崇尚科学、反对迷信的精神,尊重实践、与时俱进的品格,使得我们党克服了前进道路上难以想象的困难,谱写出中国革命的光辉篇章。
  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形成和最广大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新型政党,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者,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党形成了如何代表人民利益和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政治主张和行动准则。在延安时期这些主张和准则更加完善和成熟,并且在实践中同人民群众建立起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关系。正因为我们党有了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并在政治上代表他们的利益,才能够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投身革命事业,获得人民群众的信赖、爱戴和拥护,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战胜一个又一个强大敌人,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一,明确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系统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观点、群众工作方法。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把“为人民服务”(11)作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观提了出来。1944年9月,在中央直属机关和警备团召开的张思德追悼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为人民服务》的演讲,使为人民服务成为我党我军一切革命同志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内涵,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12)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的根本体现,是由我们党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以及伟大历史使命和奋斗目标决定的。从政治取向上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生动体现,反映了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切活动,都是支持人民当家做主,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根本政治标准和价值选择。从道德修养上看,它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优秀传统道德观的继承和发展。科学回答了共产党人的人生目的、人生态度、人生价值等根本性问题,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无私奉献、廉洁奉公的道德品质和价值体现。
  延安时期,我们党还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形成了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和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形成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一系列群众工作方法。这些都为各级干部和广大党员正确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并使其充分体现在延安时期党制定的大政方针和广大党员干部的言行之中。
  第二,推进民主政权建设,让人民当家做主。延安时期,我党在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上充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构建了由参议会、政府、法院三部分组成的政权结构形态。参议会是边区的权力机关、民意机关和立法机关。参议员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确立“民主政治,选举第一”理念,以民主选举作为人民群众利益表达的主渠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背景下,推行“三三制”的政权体制,党主要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采取党政联席会议的形式和选派优秀干部的渠道实施对边区政权的领导,成功争取了中间力量,开创了协商民主的先河。边区民主政治实践,不仅体现了共产党人为民族为人民的高尚情怀,展示了我们党治党理政的政治主张和理念,也与国统区的独裁统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三,坚持倡导“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工作作风。延安时期,毛泽东曾深刻地指出:“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13)我们党把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作为克服主观主义的根本方法,针对党内存在的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中共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局组成30多人的考察团,赴绥德、米脂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研。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和晋西北的兴县进行了一年半的实地调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虽年已花甲,仍于1941年冬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富县进行调查研究。毛泽东本人针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面临的困难进行调研,提出一整套财经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所作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报告就是调研成果的集中体现。林伯渠张贴在床头的座右铭是“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年年足迹遍神州,革命先锋一老牛”,“人人争识林老头,亲切有如家人父。灯前细谈几件事,米面油盐棉花布。”就是对林伯渠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为群众排忧解难风范的生动写照。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曾颇有感慨地说,她在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大量谈话中,“最常听到的词汇是′人民′,中国人民,最后往往总是提到世界人民。口号是‘到人民中间去’、‘向人民学习’。它们的含义似乎比口号要深入的多,似乎是表达了一种最根本的爱和最终的信念。”(14)在我们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中,各级政府和干部争做人民的勤务员,坚持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工作方法,以“甘为民仆耻为官”的价值追求,在人民群众中塑造了令人称道的“只见公仆不见官”的崇高形象。
  第四,坚持把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作为执政的根本目的,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充分展示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的为民的形象。毛泽东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5)延安时期,我党从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经济发展的基本纲领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形成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良好氛围。我党和边区政府组织党政军民学开展大生产运动,繁荣根据地的经济,通过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安置难民等途径和措施,推动边区经济发展。同时大刀阔斧地“精兵简政”,解决“鱼大水小”问题,减轻人民负担,使边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这样也使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事实证明,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党不断走向胜利的铁的定律。
  我们党还积极发展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推动社会建设。陕甘宁边区是一个文化荒漠,文盲率达99%(16)。为此,我们党把发展教育作为一个重要任务,办学校,开展社会教育,使边区成为社会教育的大学校。在边区形成了包括国民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三位一体的完整的教育体系。边区在财政异常困难的条件下,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大办教育,1945年的教育投入占了边区财政支出的1/4。(17)陕甘宁边区在我党执掌政权之前,缺医少药,婴儿死亡率高达60%;巫神多达2000余人(18);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二流子”高达7万余人(19);成群的土匪多达48股(20)。面对这样的现状,我党强力开展社会改造运动,铲除匪毒,移风易俗,优待移难民,救贫扶难,鼓励劳动互助,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倡导文明新风,创造出生机勃勃的新世界。到1938年基本肃清了匪患,1942年基本消除毒患。到1943年底全边区“二流子”的改造面达到94.4%。从1937年到1945年边区各级政府共安置移难民6.39万户,26.67万人(21),在医疗卫生方面,采取多种形式,宣传和普及医药卫生知识,教育群众破除迷信、反对巫神,提高健康防病意识;健全机构,创办边区医院,由上而下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医药卫生工作网;以为人民群众服务为根本宗旨,救死扶伤,解除群众疾病,使边区呈现人财两旺、兵强马壮的新气象。
  第五,坚持严于律己,从严治党。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就把反对贪污、杜绝浪费、保证政府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当做一件大事来抓。1937年10月,红军干部黄克功因恋爱枪杀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黄克功少年时参加红军,经过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虽只有26岁,已是多年的共产党员和高级干部,为革命屡立战功,后被处以极刑,极大地维护了边区法律的尊严。陕甘宁边区靖边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副局长萧玉璧,十几岁参加红军,立下赫赫战功,获得过无数荣誉,身上伤疤多处。但萧玉璧利用职务贪污了公款3050元,又有通敌活动,根据边区颁布的《惩治贪污条例》规定,对其处以极刑。
  1940年夏,著名华侨陈嘉庚先生访问延安后感慨地说:陕甘宁边区的“县长概是民选,官吏如贪污50元者革职,500元者枪毙,余者定罪科罚,严令实行,犯者无情面可袒护优容。”他将延安同重庆作了比较,发自肺腑地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在延安时期,我们党能在这样的贫瘠之地立住脚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并发展壮大,与党在这里实行民主政治、廉洁奉公、严以律己,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密不可分。
  四,坚持把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相结合,倡导百折不挠、艰苦奋斗、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与工作作风
  艰苦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行为;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工作作风。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民族,是难以自强自立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国家,是难以发展进步的;一个没有艰苦奋斗精神作支撑的政党,是难以兴旺发达的。我们党就是靠艰苦奋斗起家的,靠艰苦奋斗发展壮大的。延安时期,我们党从小到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由弱到强、中国革命事业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凭借着全党上下所展示出的前所未有的艰苦奋斗精神而取得的。
  第一,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是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革命情操。自力更生与艰苦奋斗二者相辅相成、并行不悖,既是一种主体精神,就是自己相信自己,自己依靠自己,表现为心理上的自信、行动上的自强的精神气质与作风;又是一种创造精神,就是在艰苦的环境与条件下,以一种奋发向上、一往无前的精神状态,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优秀品格,脚踏实地、锲而不舍的坚强毅力,兢兢业业、无私奉献的工作态度,去为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复兴、为最广大人民的解放与幸福开拓进取、顽强拼搏的风范与斗志。可以说,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区别于传统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根本点;思想上的科学求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必然要求;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一个显著特色;顽强拼搏,奋发图强,锐意进取,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核心所在;生活上克勤克俭,艰苦朴素,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本要求。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区别于传统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根本点。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共产党历来提倡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种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不能脱离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延安精神正是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抗战”,为了神圣的民族救亡事业,人们认为吃苦、牺牲是光荣的,人们自觉地把平凡的生产自救工作和这一政治目标联系起来,“大囤小囤都装满,丰衣足食支援前线。”就是人们把抗日救国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生动写照。
  第二,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是奋发图强、锐意进取的创造精神。1940年后,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顽固派数十万大军层层封锁围困,我们的军队面临着没有补给的艰难境地。正是凭借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党战胜了困难,赢得了胜利。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发南泥湾,就是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典范。由于战士们起早摸黑地劳动,使得三五九旅制定了“不得早到、不得晚退”的劳动纪律,正是有了这样的英雄气概,三五九旅将士“背枪上战场,荷锄斗田庄”,在短短的3年中把南泥湾变成陕北的好江南。在那个时代,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八路军到新四军、从将军到士兵,全党上下以前所未有的创造精神,克服艰难险阻,走出困境,走向胜利。
  第三,延安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是崇尚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高尚品德和保持生机勃勃、乐观向上的工作作风。延安时期我们自觉地养成了勤俭办一切事情的高尚品德。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不发薪俸,实行津贴制度,收入不超过普通工人工资的水平,但在工作中却能表现出模范作用。边区行政长官每月最高的津贴也只是5元,各县县长每月津贴3.5元。边区政府每月办公费30元,县政府每月办公费平均在20元—30元之间,乡政府只有1元。但各级政府办公费的财政簿上却从无赤字,整个乡政府内只有乡长一人脱离生产,每月收入就是上述规定的津贴费。在少拿钱多做事,甚至不拿钱也做事的原则下,为抗日的事业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正是凭借着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使我们党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赢得人民群众的赞誉,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使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延安时期我们保持了奋发图强的精神风貌。延安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物质上的困难并没有使人们颓废萎靡,畏首不前,而是激发了人们的豪情壮志,赋予人们真正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革命的豪迈之气。当时在陕北公学总校高级部二队学习的陈辛火这样深情地回忆道:“没有课堂,就在窑洞前的坪地、在树荫下的空地上上课。即使在1938年11月20日日本飞机轰炸延安的第二天,我们也照常到山坡上坚持上课。没有桌子、凳子,就席地而坐,膝盖就是活动′桌子′。纸张困难,就用淡蓝色的马兰草造的纸写字,有时还用桦树皮写诗。现在回想起来,那一张张桦树皮,本身就是串串诗句啊!当时图书不多,每月发的一点津贴差不多全买了书。只要新华书店到了新书,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很快就被抢购一空。那时夜间照明条件很差,但是大家为革命如饥似渴地学习,常常围着豆粒大的灯光读到深夜……那时的背包很简单,几件衣服,一条薄被子,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背包里却鼓鼓囊囊地装着好些马恩列斯著作和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行起军来,走到哪里背到哪里,就是在战斗紧张的情况下,也舍不得丢掉一本。”(22)
  据统计,1938年至1941年的4年中,国内外友好人士到边区和延安参观、访问者达7316人。(23)他们在延安停留的时间长短不一,感受各异,但延安之行几乎无一例外地给他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最直观的感受是延安物质条件的艰苦与人们生机勃勃的精神状态之间的鲜明对照和强烈反差。可以说,正是我们党所具有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凝聚了党心和民心,使我们冲破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险阻,写就辉煌灿烂的壮丽篇章。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培育和形成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重要时期。延安时期在党性教育和党风建设中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财富。当年毛泽东在延安曾指出:我们要养成一种风气——延安作风。为民族求解放,为人民谋利益的共产党人,是与封建社会的官僚和国民党的西安作风毫无共同之处的!我们要用延安作风代替西安作风。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正是用延安作风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崇高的威望,赢得人民群众信赖、爱戴和拥护,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胜利。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培训部部长、教授)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4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4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9—1060页。
  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⑦《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8页。
  ⑧郭德宏:《永恒的延安精神》,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129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6—1097页。
  (1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1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9—790页。
  (14)[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特朗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79页。
  (1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7页。
  (1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17)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6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
  (18)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页。
  (19)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20)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6页。
  (21)李智勇:《陕甘宁边区政权形态与社会发展(1937—194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22)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编:《延安颂歌——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298页。
  (23)宋金寿主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714页。
  

延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论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付建成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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