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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

樊为之 刘世忠


  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一朵奇葩——别开生面的戏剧秧歌,风貌一新的诗词诗歌,充满生机的小说散文,繁花似锦的社会科学,层出不穷的文化期刊,遍及边区的新闻媒体,日益兴盛的文化社团,还有“鲁艺”的创办,电影的初创,美术的繁荣,等等。这些都在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发展史上谱写了璀璨夺目的篇章,奠定了中国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基础,回顾和总结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成就和经验,对于今天我国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延安时期文化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型文化建设
  党在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中,首先强调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科学性,始终使马克思主义占据主导地位,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文化思想上的先进性。中共中央《关于组建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中强调指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中国历史与当前的具体问题,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使学生养成这种应用的习惯,以便在他们出校之后,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和方法去分析问题与指导实践”①是文化建设的指导原则。在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建设中,对广大军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使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指导意义,指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②毛泽东还认为,做好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必须学习和运用研究理论,坚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文化建设尤其应该这样。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方针……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材料。”③也就是说,既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指导教育工作,又要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学习的内容贯穿在教学工作中。随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针对党校学习的学习任务又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④在此之下,毛泽东要求文化工作者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发表讲话时指出:“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⑤当时,有的作家缺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不懂得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人们的思想情感,主张抽象的“爱”、抽象的“自由”、抽象的“人性”等。毛泽东批评道:“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⑥
  党中央在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同时,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点和形式,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就是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是党内最早重视农民力量,对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进行思考的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他首先在实践上开创了一条“井冈山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同时对这一经验进行总结,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特别是1930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明确提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即反对教条主义,主张依据中国国情,走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克服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开始更多研究、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在1938年9月至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毛泽东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不仅为全党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而且进一步指导着全党的行动。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思想。1941年9月,毛泽东指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⑧。毛泽东还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⑨。
  1941年至1945年开展的整风运动,是一场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而且通过整风运动,使党内思想统一到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从而为延安时期先进文化的建设注入了新的内容,揭示了中国先进文化建设一系列崭新概念和理论范畴。
  二、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具有科学性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
  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政治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演讲,指出:“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⑩并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为传播先进文化,宣传科学理论,倡导科学精神,崇尚科学、反对迷信,为建立良好文化工作氛围,党做了大量的探索。
  当时,陕甘宁边区交通闭塞,文化落后,迷信盛行,封建思想严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大力推动陕甘宁边区科学事业的发展。党在边区文化建设中不仅注重自然科学工作,而且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给予高度重视。毛泽东强调指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11)。毛泽东对历史研究工作,提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12)。这些无不体现了党对社会科学的关心和重视。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亲自参加延安新哲学会,并撰写了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还成立了中央研究室,下设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历史研究室等。在历史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范文澜领导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出版后在各解放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对于繁荣陕甘宁边区社会科学,并推动了边区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央领导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毛泽东明确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个人都要赞成它”,不研究它,“世界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是一个最好的革命者”(13)。陈云也指出:“我们共产党对自然科学是重视的,对于自然科学者是尊重的”(14)。在中央领导的支持下,边区的科学工作蓬勃开展。延安先后建立了一批自然科学的研究团体,如边区国际科学社、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会等。到1941年底,仅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会的总人数就达到320人,其中理科110人,工科120人,医科55人,农科45人。在边区研究会成立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各科的专门学会也相继成立,如土木工程、医学、农学、地质矿冶、生物、数理、机械电器、化学、天文等学会,使自然科学研究队伍初具规模(15)。
  为了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1941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普及国民教育”,“推广通俗出版”,“推广科学知识”。党中央提出“科学大众化”的口号,要求科技人员“进行更广泛更深入的启蒙工作”,“努力于通俗化的工作”,使旧意识、旧习惯、迷信逐渐被新意识、新观点、新知识所代替。自然科学会的工作方针也充分体现了党的发展科普事业的思想。该会要求会员“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自然科学教育,推广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科学能广泛的深入群众,用一般的自然科学知识教育群众……破除迷信,并反对复古盲从等一切反科学反进步的封建残余,使民众的思想意识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的道路上发展,从自然科学方面推动中华民族新文化运动的工作”(16)。科技人员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开展科普工作。
  首先,开展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延安《解放日报》开辟了《科普园地》,刊出26期,发表190多篇文章。如有人认为日蚀是“天狗吃了太阳”,《解放日报》就刊出《日蚀在科学上的意义》一文,详细介绍了关于日蚀的天文知识。
  其次,大力普及工农业技术知识。为了普及农业知识,延安《解放日报》开辟了《农业知识》专栏,仅1944年9月至1945年11月就发表文章45篇。边区政府普及工业技术知识的办法主要是举办工业展览会,使人民加强对科学技术的感性认识,对提高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起了巨大的作用。
  再次,开展大规模的群众卫生运动。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事业严重落后,广大医务工作者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搜集整理了流传在民间的验方,编辑成通俗读物《怎样养娃》、《母亲须知》、《妇婴卫生》等,发行量高达12万册。中央总卫处还在《解放日报》上开辟了《卫生》专栏。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多次举办卫生展览,展出了标本、挂图、卫生统计数字及迷信用具等,用事实教育人民群众。
  三、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民主的大众化的先进文化建设
  延安时期人民大众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做了主人,反映在文化上,必然要求破除封建落后的旧文化,建设自由、民主、革命的新文化。以解放最广大人民为己任的共产党人建设的新文化,必然具有大众化的特色。
  延安时期在文化建设中,提出了文化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思想。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7)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明确阐述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毛泽东在讲话中强调,文艺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8)。“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19),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而在特殊的环境下,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20)他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21)。
  早在1937年8月,由著名作家丁玲、吴奚如及国际友人史沫特莱等人,在延安发起组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就组织一批文艺工作者渡过黄河,到抗战的前线去巡回演出,受到抗日军民的欢迎。同年11月,陕甘宁边区文艺工作者成立的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了民众剧团、抗战文艺工作团等,结合全民族抗战的形势,在民众中普遍教唱抗战歌曲,开展抗战宣传。冼星海、光未然等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等气壮山河的歌曲,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斗志。刘白羽、周而复等著名作家也很快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宣传活动。在文学艺术宣传活动开展的同时,各种群众性的艺术团体也相继成立,战歌社、海燕社、音乐界救亡协会、文艺界抗战联合会、新文学研究会、戏剧界抗战联合会、文艺突击社、诗歌总社等,都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指导下,延安的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积极投身于文艺为大众服务的事业中。其中有不少文化工作者奔赴前线,如抗战文艺工作团、前方实习团等;有的文化工作者深入工厂、农村,实践了文化大众化和文化下乡的口号。在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边区的许多村镇成立了农村俱乐部,组织了业余剧团,街头文艺成为很活跃的文艺形式。1943年春节开始出现了“新秧歌运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参加的秧歌队的足迹,几乎遍布陕甘宁边区的每一个乡镇山村。新秧歌剧中,以陕北民间秧歌为基础而创作的《兄妹开荒》是最为群众喜爱的作品之一,是“很好的新型歌舞短剧”(22)。春节期间是新秧歌剧的演出高潮期,“延安春节秧歌把新年变成群众的艺术节了”(23)。在新秧歌剧的基础上,文艺工作者又创作了一些大型剧目,代表性的作品有秦腔剧《血泪仇》、歌剧《白毛女》等。其中《白毛女》成为当时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剧目。1945年5月,它被确定为中共七大全体代表演出的剧目。从事美术工作的艺术工作者,也自觉地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创作了大量反映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和生活的作品。代表性的作品有古元的《减租会》、《区政府办公室》,彦涵的《当敌人搜山的时候》、《不让敌人抢走粮食》,罗工柳的《学文化》,夏风的《从敌人运来的战利品》等。这些作品明朗、活泼、简洁、朴实,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与此同时,教育工作者也积极恢复和发展社会教育,通过举办冬学班、识字班、民众学校等各种社会教育,不仅扫除了文盲,普及了科学知识,而且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民族自信心。
  总之,延安时期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定地实践了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坚持了文艺为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坚持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创作出一大批适应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需要,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创造新民主主义大众化的文化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四、发挥知识分子的先锋和桥梁作用,保障了延安时期文化建设的繁荣发展
  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多次强调知识分子在中国民主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中的作用。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称赞知识分子是“民族解放斗争的先锋”。抗战爆发后,我党进一步深化了知识分子先锋队的思想。1939年5月,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的演讲中,毛泽东指出:中国青年“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这是全国除开顽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认的”(24)。之后,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再次强调:“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25)
  由于我党认识到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先锋和桥梁,“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革命不能胜利”,“工农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帮忙,不会提高自己。工作没有知识分子,不能治国、治党、治军”(26)。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决议中强调:“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27)陕甘宁边区能够成为指导民族抗战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政策,这种政策召唤全国各地各类知识分子到陕甘宁边区工作,知识分子成为教育和培养干部的中坚、新文化的开创者。
  如果说各条战线都离不开知识分子,那么教育工作则决定于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从抗战建国的需要出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边区的全部教育工作,以干部教育为第一位,干部教育又以在职干部的教育为第一位。除了党中央的重视外,在广大知识分子的努力下,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大批的干部学校建立起来,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大学等30余所学校,培养了数十万军事、政治、党务干部和科技、文化、艺术、教育等各类人才,提高了干部队伍的素质。
  延安集中了一大批著名文化人,他们是党的新文化政策和新文化事业的宣传者、组织者和实施者。广大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新闻、出版事业的建设。陕甘宁边区出版的报纸和期刊多达百余种,其中主要有《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文艺战线》和《中国文化》等。这些期刊对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和激励群众抗战、传播新文化、新知识,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更好地做好马列著作的编译和党报、党刊的出版发行工作,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广大知识分子编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列宁选集》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出版事业的发展,对广大人民接受马列主义,宣传、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美国记者斯诺写到:新的印刷所替前线和后方出版了各种书籍、杂志和报纸。许多外国的著作被译了过来,刊行标准本,并且用中国文编注自己的历史和革命理论的教本。……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军政领袖的选集都印成了普及本。有小说、报告文学、论文和关于战争的军政书籍,也有自然科学、艺术和文学的译文。记述了当时陕甘宁边区出版的繁荣景象。
  五、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将先进文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其中的许多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优秀的文化精华。在边区,共产党人对这些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予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以此发展成为民族的新文化。1938年,毛泽东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28)。1942年他又强调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29),作为文艺创作的“借鉴”。
  毛泽东认为,一个民族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发展,是因为每个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历史,都有各自的长处和优点,就文化来讲也一样。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时代的文化都可以借鉴和学习,尤其是从模式到内容差别很大的文化,更有相互借鉴和学习的必要。西方文化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正是这样一种异质的外来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认为,我们应该大量吸收西方文化中进步的东西,作为我们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是今天我们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毛泽东对待西方文化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样都主张批判地吸收,绝不能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西方文化本身存在着进步和落后两种因素。因此,应将西方文化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排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毛泽东一再强调凡是外国文化中进步的、对我有用的东西,都应该吸收。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当谈到语言问题时,毛泽东主张应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的东西。吸收不是硬搬和滥用,而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于我们适用的东西。不仅要学他们好的语言,还要广泛吸收外国的一切新鲜东西,包括“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30)。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绝不可拒绝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31)。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又指出: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鉴,应当以中国人民的需要为现实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但是,毛泽东认为对于“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32)。特别是带有侵略性质的任何主义和思潮,都应该毫不含糊地坚决排斥,如美国的所谓“民主政治”,它“只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独裁统治的别名”(33),绝不适于中国。
  党在延安时期的文化建设,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成功范例;它奠定了新中国的文化基调,新中国文化建设的一些核心思想在此期间得到孕育、发展并付诸实践,成为中国特色先进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对于现实的先进文化建设仍然具有丰富的启迪作用。我们必须在文化建设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坚持创作为群众喜爱的文化作品,坚持吸收和利用知识分子,使之在文化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坚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精华,将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作者分别为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
  ①中共中央《关于组建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载《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选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第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5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2页。
  ⑥《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2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707页。
  (11)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页。
  (12)《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
  (13)雷云峰:《陕甘宁边区史》抗日战争时期(上),西安地图出版社1994年版,第230页。
  (14)1940年3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
  (15)张志强:《党在延安领导的自然科学运动》,《党史研究》1984年第2期。
  (16)1940年3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
  (1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1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2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5—856页。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22)1943年4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
  (23)1944年3月21日延安《解放日报》。
  (2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65页。
  (2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2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2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7页。
  (3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0页。
  (32)《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页。
  (3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95页。
  

延安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论集/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付建成主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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