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严重压抑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业十分落后，造成无产阶级虽然战斗力很强但人数很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在中国没有强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条件下，必然会成为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在这样的国情下怎样建党、怎样革命，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都没有遇到过的新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当年主要是在工业发达的西欧工人阶级中建党，没有遇到过在农村建党，在农民革命分子中发展党员的问题，因而也就无从解决这个问题。列宁也是在俄国工人阶级中建设布尔什维克党，也不可能为中国无产阶级在特殊国情中建党提供具体经验。解决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特殊性问题，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自己独创性的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革命的重心和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且吸收农民革命分子入党，以壮大党的队伍。这个由城市到农村的历史性转变，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变，而且是党的建设的历史性转变。这一历史性转变，从党的组织发展的基础性变化可以看得很清楚。1927年4月召开的党的五大统计，全国共有党员57967人，其中工人成分占党员总数的50.8％，农民成分为18.7％，知识分子为19.1％，军人为3.1％，中小商人为0.5％，其他成分为7.8％。①1928年6月党的六大统计，农民党员占党员总数的76.6％，士兵党员占0.8％，知识分子党员占6.9％，其他成分党员占4.8％，而工人党员只占10.9％。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工人党员占党员总数的比例又减少到7％②。这说明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农村。
　　在农村环境中建党，在农民革命分子中发展党员，带来了中国党建设上的一个特殊矛盾：党既要向农民开门，吸收农民革命分子入党，同时又带来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同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相矛盾。如何解决好这个特殊矛盾，直接关系到农村革命根据地存亡和党的建设的成败。
　　毛泽东身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第一线，尤为清楚地了解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大量涌入给党的建设带来的诸多影响，了解在落后的农村环境中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一项多么艰巨的任务。1928年10月，在《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毛泽东列举了边界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的种种表现，指出，过去党的组织扩大，完全只注意数量的发展，没有注意质量上的加强。边界各县的党，“很有农民党的色彩，有走向非无产阶级领导的倾向”，“其结果必然变成不能斗争的党”。同年11月，他给中央的报告中，列举了党内逃避斗争、盲目暴动、地方家族观念、闹土客籍矛盾等等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严重存在的状况，深有感触地说：“在这种情形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③对于农民革命分子进党后带来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④
　　1929年，毛泽东主持红四军前委工作，对于红四军内部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及其危害性更有深切的了解。红军基本上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还有一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据1929年5月统计，红四军全军约4000多人，其中党员1329人，占33.2％。在这些党员中，有工人310人，占23.4％；农民626人，占47.1％；小商人106人，占8％；学生192人，占14.1％；其他95人，占7.1％。党员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到70％⑤。由于红军和红军中的党组织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活动，因此必然受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妨碍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把红四军及红四军中党组织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表现，归纳为八个方面⑥，指出：这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他分析非无产阶级思想产生的根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但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⑦。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党内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党建设中存在的特殊矛盾，是有深刻认识的。
　　正确解决中国共产党建设上这一特殊矛盾，必须从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和党内矛盾的性质出发。
　　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由于无产阶级人数很少且分布在敌人统治非常严酷的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中，无法进行自由的革命活动，只有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组织农民革命队伍，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农民革命斗争。毛泽东对中国的局势看得很清楚，指出：“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同时“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革命的胜利总是从那些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的地方首先开始，首先发展，首先胜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势力雄厚的地方，革命还是没有起来，或者发展得很慢。”⑧同时，中国军阀之间的矛盾甚至混战，使得经济落后的农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党能够在这些薄弱地区进行武装割据，发动农民进行革命斗争。遍布全国农村中的广大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有强烈的革命要求，是无产阶级可靠同盟军。党要立足农村领导革命，必须向农民革命分子开门，吸收他们入党以壮大党的力量。毛泽东认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⑨。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农民革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摧毁“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⑩的革命。因此，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领导是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任务。这与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不一样的。俄国十月革命是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与农民并没有建立什么联系，而且十月革命胜利后，由于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政策，“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11)。
　　而中国的情况则大不一样。中国的农民是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的。解决好农民问题，是解决好中国革命全部问题的关键。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照搬俄国“城市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八七会议后党内发生的以“进攻城市”为特征的三次“左”的错误就是证明。毛泽东对农村革命根据地寄以很大希望和给予很高的评价。1928年11月他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12)“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13)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党内特殊矛盾，加强自身建设的根本前提和出发点。
　　解决中国党建设上的特殊矛盾，还必须对党内矛盾的性质作出正确判断。毛泽东指出：在我们党内存在和正在解决的一个矛盾，就是“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其中有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阶级的思想，而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之间的矛盾，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14)既然党内矛盾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解决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党内思想教育，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把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改造、转化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实现党的工人阶级化，而不能用限制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入党，甚至把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清理出党的办法，来使党工人阶级化。
　　从八七会议到遵义会前的历届中共中央，照搬俄国党建设的经验，用限制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入党，增加党的工人成分的办法，试图战胜党内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八七会议上党中央就指出，党内工人分子太少，特别是各级领导机关中，大多数干部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这是党内“左”倾机会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为改变这种情况，会后不久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号提出：党的领导机关的成分要工农化，提拔在斗争中表现积极的工农分子到各级党的指导机关负责；党员成分要工农化，坚决地赶紧地大批吸收工农分子入党。这种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混为一谈，不是用党内教育的办法去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而是用扩大党的工人成分、缩小农民成分来战胜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做法，显然是脱离中国实际的，对党的建设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六大更加强调党员成分无产阶级化和党的指导机关工人化，片面要求加强中心区域和城市党的发展和巩固工作，吸收广大积极的产业工人入党，建立坚强的工人支部，改变工农成分比例，以建立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六大秉承共产国际的意旨，坚持对党进行工人阶级化的改造，尤其是党的领导机关。大会选出的23名中央委员和13名候补中央委员，工人占21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的工人出身的向忠发被选为党的总书记，后来的实践证明，他没有发挥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作用。
　　六大中央回国后，坚持按照六大确定的“城市中心”论来领导党的建设。这可以从1928年10月中央给湘赣边区特委及红四军指示信中看出。指示信强调指出：“恢复发展并巩固湘南的党，而且应当增加工人党员的成份，现在全国的党有一个普遍的危险，就是无产阶级领导上的缩小，在党的成份上和党的领导上的缩小有形成农民党的严重危机。”中央要求各地要由单纯的农村转变到重要城市，“在党的组织上必须注意吸收工人入党，使指导机关工人化”(15)。同年9月，中央给湖北省委的指示信也表示了对党内工人成分少，农民成分多，党有可能变成“农民党”的担忧，指示要增加工人党员数量。中央这些意见显然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上，它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在理论上，未能把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同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区别。这样的建党路线当然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尤其是大革命失败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建立了比旧军阀强大得多的更残暴更严密的反动统治，城市党组织更容易遭到破坏，党的力量更容易遭到损失。在这种情况下，诚如周恩来所说的，党“在白区是如何把公开半公开的党转为地下秘密党”，“应以积蓄力量为总的方针”(16)。但是，当时的党中央却不顾客观实际，一味追求工人党员数量的增加和比例的提高。事实上，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几年中，尽管中央再三强调、不断要求，工人党员在党内的比例仍然增加缓慢。据1930年赣西南根据地统计，党员中农民出身的占80％，知识分子、小商人出身的占10％，工人出身的占10％。在1933年5月发展党员突击运动月中，尽管一再强调要注意发展产业工人和雇农入党，但新党员中，工人、雇农和苦力只占28％，而贫农、中农、知识分子、小商人和自由职业业者则占到72％。据湘赣根据地1932年9月统计，工人、手工业工人、苦力、店员、雇农出身的占20.62％，贫农、中农出身的占74.43％，知识分子、小商人、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富民、其他出身的占4.95％(17)。1928年11月，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中也陈述了在城市建立党组织、发展工人党员的难度。他说：虽然党和红军“多方伸入白区，在敌人营垒中去活动。但在附近各城市中还没有党的基础”。“因城市中敌人势力较大”，“致使党员在那里难于立足”。尽管“力求在城市中建设我们的组织，但成效尚不多见”(18)。实践证明，在当时情况下，坚持“城市中心”，用增加工人党员成分的办法来实现党的无产阶级化是不现实的。
　　毛泽东坚持从中国革命的任务和党的建设实际出发，他不是把革命和党的建设的目光放在城市和产业工人上，幻想依靠提高工人党员的比例来战胜党内的农民意识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更不是把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大量入党看作一件坏事而加以限制。他认为：“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19)他把大批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入党看作是个好现象，这样我们党才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党，才能立足农村领导革命。但是，对大批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入党而带来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绝不能忽视和放任，必须采取有效办法和途径加以克服，否则，历史赋予的中国共产党的神圣使命是担负不起来的。通过长期的实践，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终于探索出了一条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教育，通过整党整风和党性修养，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改造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这样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建党道路。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是同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革命联合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由于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的这一特点，“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的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20)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革命性同无产阶级是有本质区别的。由于这个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的狭隘性、不稳定性和分散性，决定了他们在思想上主观片面，政治上左右摇摆，组织上自由散漫。这些消极的东西随着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入党会不可避免地带进党内后，与无产阶级思想发生严重对立，“在思想意识上，在生活习惯上，在理论上，在行动上，经常影响党与无产阶级。这就是党内各种错误和不良倾向的来源，这就是党内各种机会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21)。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对红四军党内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的表现、危害、产生的根源及纠正办法，进行了深刻分析和具体规定。古田会议决议代表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建设的正确路线和最高水平。
　　中共中央和红军到陕北后，1942年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全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器，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彻底肃清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教育运动。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的三篇纲领性文献《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中，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了进一步深刻分析，他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极其广大的国家，我们党是处在这个广大阶级的包围中，我们又有很大数量的党员是出身于这个阶级的，他们都不免或长或短地拖着一条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进党来。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22)因此，毛泽东认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的发展，必须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一番，需要开展一个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斗争。延安整风运动，就是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一次彻底全面的批判。
　　以整风形式开展无产阶级思想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思想斗争，其实质就是要解决党员的思想入党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23)曾经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犯有“左”倾错误的人，由于他们理论上的浅薄，未能把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区别，他们一方面提出要扩大党内工人成分，战胜小资产阶级思想；另一方面又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和革命性当作无产阶级思想和革命性加以提倡和宣扬，酿成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陈云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倡导的党内思想教育，针对的是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他们认为，仅仅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党的性质；决定的东西是党的指导思想，是党的政治斗争和政治生活，是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通过普遍深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和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教育，进行自我改造，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好思想入党问题，就能够把农民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转化成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克服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解决党员思想入党问题，我们党还探索出了一条有效途径，就是加强党员党性修养。毛泽东说，刘少奇“讲‘修养’，我讲‘整风’，意思是一样的”(24)。
　　党性是阶级性的升华和集中体现。“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25)党员的党性修养，是党员本质的改造。延安时期，我们党形成了完整的党性理论，积累了党性教育的丰富实践经验。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反对自由主义》、《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周恩来的《我的修养要则》，任弼时的《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尤其是1941年《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成为共产党员进行党性修养的必修课。
　　关于党性修养的主要内容，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作了高度概括：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基本上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26)因此，共产党员要从各个方面加强党性修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27)1941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第一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对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提出了六个方面具体要求：(1)应当在党内更加强调全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2)更严格的检查一切决议决定之执行，坚决肃清阳奉阴违的两面性的现象；(3)即时发现，即时纠正，不纵容错误继续发展；(4)要在全党加强纪律教育，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5)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6)中央委员和党部的负责领导者，都必须参加支部组织，过一定的党的组织生活，虚心听取党员群众对自己的批评，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28)。
　　加强党性修养，最根本的是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延安时期，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对此作了深刻阐述。他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这篇文章中说：“一个愿意献身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不仅应该为党在各个时期的具体任务而奋斗，而且应该确定自己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奋斗到底的革命的人生观。”(29)这是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最基本的条件。每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从他的阶级觉悟中，从他的实际革命锻炼中，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修养中，深切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样，才能终其一生，为他信仰的共产主义奋斗到底。陈云在延安马列学院讲课时对奋斗到底的“底”作了明确解释。他说，共产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底”，就是奋斗到“死”。
　　坚持“革命的利益高于一切”，是共产党员党性的集中体现。这个集中体现是通过具体实际行动来检验的。陈云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应该本着对党、对本阶级、对人民、对民族的无限忠诚上，“要把革命的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以革命的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来处理一切个人问题，而不能把个人利益超过革命的和党的利益。”“党不仅要求每个党员懂得这一条，特别是要求每个党员能在实际行动和日常生活的每个具体问题上，坚决地毫不疑惑动摇地执行这一条。”同时要“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地执行党的决议”，做群众模范，努力学习，这些都是党性的具体体现(30)。1941年，任弼时在《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中提出：共产党员的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具体说主要四个方面：一是“要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这个斗争是测量党员的党性的主要标志之一”。二是“把个人的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三是“遵守纪律，服从组织”，“这是任何一个党员都是毫无例外的”。四是“与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这也是测量党性的一个主要标志”(31)。
　　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实质是党员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和自我提高。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老一代革命家，都能以身作则，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周恩来制订了《我的修养要则》，张闻天用一年多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写出了《出发归来记》，谈自己加强党性修养、进行自我改造的深切体会。朱德在谈到增强党性、转变立场时更是深刻感人。他说：“岂但要转变，而且要投降。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产党的。我认为共产党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到上海找党，没有解决参加党的问题，后来到德国，才入了党，我投入无产阶级，并不是来当总司令，后来仗打多了，为无产阶级做事久了，大家看我干得还可以，才推我当总司令的。”(32)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加强党性修养，严于解剖自己，加强自我改造，对全党起了表率和推动作用。据杨植林回忆：“思想改造，是思想革命的艰难和痛苦的过程。一开始听到‘改造’二字很感刺耳，我自己觉得搞了许多年革命，坐过牢、打过游击，到头来怎么还得改造?别的同志也有此想法。但拿无产阶级思想、党的要求一对照，又觉得很应该改造。”通过延安整风，“这时对‘改造’二字不但不反感，反而觉得实在是个救命之宝，并且认为每一个真想革命的同志都应该欢迎思想改造，特别欢迎别人帮助自己进行思想改造”(33)。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里，怎样建设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历史进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提出的新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历史性课题。据周恩来回忆：“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一九四〇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都还担心我们离开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里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共产国际的一些同志听了之后大哗，不以为然。”(34)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经验和道路，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开创了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新领域和新途径，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①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页。
　　②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
　　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66页。
　　⑥ 即：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
　　⑦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2页。
　　⑨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6页。
　　(11) 《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0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8—99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8页。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679页。
　　(16)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页。
　　(17)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465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76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一103页。
　　(20)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27页。
　　(21)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9页。
　　(22)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页。
　　(2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5页。
　　(24) 《刘少奇同志的功业永垂青史——薄一波同志访谈录》，《人民日报》1998年11月23日。
　　(25) 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人民日报》1984年4月23日。
　　(26)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页。
　　(27)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9页。
　　(28) 《中共中共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页。
　　(29)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30) 参见《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142页。
　　(31) 任弼时：《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人民日报》1984年4月23日。
　　(32) 余飘《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思想》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
　　(33) 《延安整风五十周年——纪念延安整风五十周年文集》，党建读物出版社1995年版，第24页。
　　(34)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