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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三、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背景下的党的建设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 陈燕楠主编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特殊的国情和特殊的斗争任务,决定了党不能不处理好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和统一战线的关系。这是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从而也构成了党的建设的两个基本特点,即如何在武装斗争中建党,如何在统一战线中建党。毛泽东1939年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说:由于中国革命基本特点,我们党的建设过程就处在特殊的情况中。“党的失败和胜利,党的后退和前进,党的缩小和扩大,党的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党同资产阶级的关系和党同武装斗争的关系。”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时,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则会后退一步。同样,当我们党正确地处理革命武装斗争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就前进一步;反之,则会后退一步。“十八年来,党的建设过程,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是这样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是这样同党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之正确处理或不正确处理密切地联系着的。”“所以,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①
  中国共产党建设上第一个特点或者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以武装来建党的问题。”②
  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③他分析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内部没有了封建制度,有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压迫,有的是自己民族压迫别的民族。基于这些特点,资本主义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在于经过长期的合法斗争,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准备最后地推翻资本主义。中国则不同。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④毛泽东曾多次引用过斯大林的话:“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毛泽东认为,“这是说得非常之对的。这一特点,这一半殖民地的中国的特点,也是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所没有的,或是同那些国家不相同的。”⑤因此,“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⑥。
  毛泽东还联系党的历史上,由于不掌握革命武装,导致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阐明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党的八七会议上他就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1927年8月18日,他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对这个思想做了进一步阐述:“一、湖南的秋收暴动的发展,是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这是谁都不能否认的。但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二、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⑦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由于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没有这一时期的红军及其所进行的战争……今天的抗日战争及其长期支持是不能设想的”⑧。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我们党不但形成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形成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骨干。“这是无数先烈的热血浇灌出来的革命的鲜花,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而且是世界共产党和世界人民的光荣。”⑨我们党是世界上继苏联共产党之后第二个拥有自己的独立武装的共产党,是第一个在夺取全国胜利之前就有正规军队的共产党。
  中国革命和中国党的这一历史特点,不能不给党的自身建设以深刻的影响,使党的建设与武装斗争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党的建设的一大特色。正如毛泽东所说的,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了解我们的政治路线,也就不能了解我们的党的建设”⑩。正是武装斗争,造就了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巩固和壮大。
  在武装斗争中建设党,根据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历程,必须解决好如何充分认识武装斗争对党的建设的作用,如何正确处理党与军队的关系,军队党与地方党的关系以及军队党内部的建设等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这些问题中形成了独创性的理论和经验,使中国共产党沿着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不断发展壮大。
  第一,充分认识武装斗争对党的建设的重要作用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指出:“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什维克化,是在革命战争中进行的,没有武装斗争,就不会有今天的共产党。”(11)他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运用到中国革命和中国党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12)。他分析中国的实际,由于封建的割据,地主或资产阶级的集团或政党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俄国共产党的枪杆子造了一个社会主义。我们要造一个民主共和国。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13)在中国这样的国情下,不能正确认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就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
  早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身处武装斗争第一线的毛泽东就深切体会到武装斗争对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作用。湘赣边界各县的党组织,全是红军到达才恢复和建立起来的。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完全依赖于军事斗争。军队打到哪里,党的组织就发展到哪里,工作就开展到哪里;军队没有到哪里,哪里的党组织就难以发展,工作无法进行。军队打了胜仗,地方党组织就发展壮大;军队打了败仗,地方党组织就遭受损失甚至塌台。这种情况,充分反映了在封建割据的中国,党的巩固和发展必须依赖于武装斗争这一客观规律。诚如毛泽东所总结的:“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14)毛泽东的总结,深刻体现了中国党建设这一根本规律。在中国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离开武装斗争去搞党的建设必然要失败的。如何以武装斗争推动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必须解决好的一个基本问题。
  第二,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在武装斗争中建党,决不是以枪来指挥党。毛泽东曾坚定地提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15)古田会议决议明确提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16)这是对红军性质的本质规定。从这一原则出发,决议要求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决议还要求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17)。离开了这些,就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在根据地,我们实行的是工农武装割据,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三者结合起来。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完全是由中国革命的任务和革命规律所决定的。
  在坚持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问题上,当时党内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应由上层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党不要直接指挥军队,党的领导尽可能通过党团路线来实现。实践证明,这种意见也是不适宜的。在革命战争年代,军队是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党不仅要通过自己的路线、方针和决策去领导军队,而且要建立直接的指挥系统来指挥军队。为了使军队有效地处于党的领导之下,红军从创建之初便由中央任命党的前敌委员会直接指挥。毛泽东认为,这样的组织关系“合乎斗争的需要”,“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的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应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毒害”(18)。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坚持设立政治委员制度,不让国民党派人来,实际上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毛泽东关于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思想,对我党、我军建设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第三,军队党组织必须帮助地方党组织发展和开展工作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是在武装斗争中巩固、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军队中的党组织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健全、巩固发展和开展工作是责无旁贷的任务。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后,就立即着手领导了各县党组织的重建工作,以后又成立了湘赣边界特委。在红四军主力挺进赣南、闽西后,他又帮助建立了这两个地区的地方党组织。在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开辟后,红军党组织帮助建立健全了各根据地地方党组织。红军像播种机一样,走到哪里,就把红色的种子播撒在哪里,把党的组织建立在哪里。古田会议决议中,还把红军帮助地方“建立共产党的组织”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提出来(19)。在地方党组织建立起来后,毛泽东和红军的其他负责人经常召集红军党和地方党的联席会议,指导地方党的工作,协调地方与军队的关系,帮助地方党组织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在各根据地,红军党与地方党真正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地方党组织由于得到红军党组织的帮助得以巩固和发展;红军由于得到地方的支持不断取得斗争的胜利。这种军地互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协同一致的鱼水关系,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在武装斗争中建设党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提供了经验。
  第四,切实加强军队党的组织建设
  在武装斗争中建党,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一个重要方面,必须加强军队中党组织的建设。红军三湾改编时,就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部队的班排设立了党小组,连设立党支部,营团设立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从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针对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给毛泽东、朱德转红四军前委的信中,错误地提出在红四军中“取消党代表”(20)制度,毛泽东11月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强调,“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特别是在连一级,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更为重要。”他认为,在“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的情况下,“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21)。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专门把《党的组织问题》列为一章,重申“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这是红军中党的组织的重要原则之一。”(22)在党的组织建置完善后,毛泽东还非常重视“党内教育问题”。他认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不提高党内政治水平,不肃清党内各种偏向,是决然不能健全并扩大红军,更不能负担重大的斗争任务。”(23)他详细列举了党内教育的材料和方法,经常亲自为党员上党课。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肩负领导全党的重任,还经常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抗大等为党员干部讲课、作报告,他的不少重要著作,就是为党员干部讲课、作报告的内容。
  加强军队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党的组织要学习军事,研究战争。毛泽东指出:“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24)因此,毛泽东认为,研究军事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为了全党和全国的需要,军事知识的通俗化,成为迫切的任务。从军事理论的研究,引起兴趣,唤起全党注意军事问题的研究,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党建设的极为重要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建设上第二个特点或者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在统一战线中建设党。
  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的重要一部分,就是在同资产阶级联合又同它斗争的中间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25)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必须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曾这样评价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26)
  由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下,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所以,虽然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保存着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性,可以同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愿意反对的敌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旧俄帝国的资产阶级的不同之点。在旧俄帝国,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是侵略别人的人,所以俄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什么革命性。在那里,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反对资产阶级,而不是联合它。在中国,情况则大不一样。由于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具有革命性,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和他们建立反帝国主义和反官僚军阀政府的统一战线”(27)。中国带有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并为它们所豢养,历来都是革命的对象。但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产阶级为了削弱敌人和加强自己的后备力量,可以同这样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建立可能的统一战线,并在有利于革命的一定条件下尽可能地保持之”(28)。
  但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另一种历史环境下,他们会动摇变节。中国大资产阶级即使参加统一战线并和无产阶级一道向共同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它仍然是很反动的,它坚决地反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发展,采取限制、欺骗、“溶解”和打击等等破坏政策(29)。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内是会有激烈斗争的,统一战线或者保持,或者可能破裂。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点,也是党的建设上的一个特点。在这种特点下,在统一战线中建设党,集中在解决好三个根本问题上:
  一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中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但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变节,已经丧失了领导革命的资格,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来领导。1925年1月召开的党的四大,明确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30)在瓦窑堡会议上,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次强调“必须更深刻的了解革命领导权的问题。共产党要在中国革命中取得领导权”(31)。毛泽东也多次强调,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才能够完成”。“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他指出:“依现时的情况说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32)毛泽东还阐述了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来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问题: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以自己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党提出的目标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这些条件是保证自己的政治领导的基础,也是使革命获得彻底胜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动摇性所破坏的基础(33)。
  二是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了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同年11月,王明回国后,指责中共中央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许多正确的观点和政策,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否认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否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不要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谁吸引谁、谁领导谁的问题,而是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中共中央对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和斗争。毛泽东针锋相对地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的服从。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的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不能为了合作统一就牺牲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权利,相反,只有坚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权利,才能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34)。为了进一步从理论上阐明这个问题,毛泽东还提出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性的原理。抗日战争时期,民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服从的地位,但阶级矛盾仍然存在,只不过“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这样便把统一战线中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一致起来了。”(35)
  三是关于放手发动群众,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问题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就是为了在抗日战争中超越国民党的限制,放手发动群众,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毛泽东指出,不论是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地区,也不论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都应该坚持发展方针。“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36),以造成党强大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影响力。
  为了坚持发展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37)。坚持发展自己,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首先要发展进步势力,就是放手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等等。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对这三部分中间势力的争取政策,不同于争取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当作基本同盟者去争取的,对于中间势力,则是当作反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反对顽固势力,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势力。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作斗争时,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由于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放手发动群众,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到抗战结束时,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120多万人,抗日根据地人口增加到近1亿人,为夺取全国胜利打下了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6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1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3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48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8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9—610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12)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6—547页。
  (14)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7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18) 《红四军入闽和古田会议文献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9页。
  (20) 李维汉:《回顾党的六大前后》,载《从一大到十六大》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38—339页。
  (21)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66页。
  (22)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23)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2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54页。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2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2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页。
  (28)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7页。
  (29)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7页。
  (3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页。
  (3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7页。
  (32)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页。
  (33)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2—263页。
  (34)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540页。
  (3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9页。
  (36)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3—754页。
  (37)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5页。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研究/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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