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于同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作出了《关于目前政治斗争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这次会议，不仅是党的战略思想重大转变(即由土地革命战争转向抗日战争)，而且也是党的建设的重大转变，由“一个先锋队”转变成为“两个先锋队”，由发展党员上的“唯成分论”转向多成分，由组织上的关门主义转向开门，使党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因此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①即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两个先锋队”的重要论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科学观察和分析，是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在民族危机深重、阶级矛盾尖锐的复杂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性质的深刻概括，为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新发展。
　　(一)“两个先锋队”重要论断的历史基础和政治基础
　　瓦窑堡会议召开之际，“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并准备吞并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了亡国灭种的大祸”，“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已成为中国大多数民众的共同呼声。在当时的环境下，无论哪个政党，谁担当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就承担起了民族的重托和国家的责任，就能够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和领导权。因此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的重要论断，是应时而生，应运而生，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符合民族利益。
　　从党的社会基础来看，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布尔什维克化的政党，是摆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面前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是找不到现成答案的。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斯大林，主要强调党应以城市工业无产阶级为主要成分和以城市工作为主要任务。在农民成分占多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否建成无产阶级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确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不仅直接影响到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和前途，还关系到中国革命的命运和前途。
　　在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提出“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战略方针，自觉地承担民族利益代表者的角色。从这个意义上说，瓦窑堡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是中华民族先锋队是一个合乎历史逻辑和政治逻辑的科学结论。
　　(二)“两个先锋队”重要论断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
　　“两个先锋队”重要论述阐发了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广泛的内在的统一，论述了加强干部教育加强自身建设和打破关门主义以取得领导权等一系列问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中国共产党是以无产阶级为阶级基础的政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用“先锋队”来概括或表述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明确宣布自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毛泽东、张闻天等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共产党要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必须不断巩固其阶级基础，“应该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雇农入党造成党内的工人骨干”。但这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只能在工人阶级队伍里发展自己的力量，更不是说只要党的主要成分是工人，就可以“天然”地确保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党并不等于整个工人阶级，党是由工人阶级中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所组成的。毛泽东反复强调，一方面，必须严格地按照工人阶级先进分子的标准吸收党员，不能把党的组织降低到一般群众组织的水平，必须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另一方面社会成分不是吸收党员的标准，“党用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路线与铁的纪律”和共产主义教育来“保证党的组织的巩固”。
　　中国共产党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也代表着中华民族的利益。“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提出，充分表明了党的群众性和代表性，即不排斥其他阶级的先进分子入党。中国共产党从20世纪30年代深刻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中认识到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契机：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濒于破产的经济状况让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与知识分子转入革命阵营，为此中国共产党将抗日的民族革命高潮同群众争取民权民生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大大地扩大了民族革命的群众基础。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华民族处于存亡危机的关头，中国共产党在强调党的阶级性的同时，离不开最广大的群众支持。要赢得革命的胜利、要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就必须用实际行动赢得人民的支持，“必须在农村中，兵士中，贫民中，小资产阶级与知识分子中，以致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为这些群众的切身利益而斗争，使他们相信共产党不但是工人阶级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国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的代表者。”②中国共产党也只有把社会上不同的阶级、阶层团结在一起，并把社会上不同部分的优秀分子都集聚到党内来，党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才能真正保持党的先进性。换句话说，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必须以增强党的阶级基础为前提；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必须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为依托，要把二者统一起来。这既是对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党的建设学说的继承，又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发展。
　　(三)“两个先锋队”重要论断的实践价值
　　瓦窑堡会议以后，党的工作重心迅速转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向，打破了“左”倾关门主义，这是瓦窑堡会议的一大历史性贡献，也是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突破。中国共产党人突破了“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的观点，深刻地指出关门主义只能是自己孤立自己、自己削弱自己。党既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又要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要使中华民族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必须团结和凝聚全民族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两个先锋队”的理论，从党的性质的内在规定上为发展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提供了理论支撑，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同样必须打破关门主义，这既体现在群众工作领域的拓展，又体现在党员成分的突破。为了建立并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战胜中国人民的公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共产党员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参加与领导一切群众的，民族的与阶级的斗争”，③这些斗争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切实的行动，这些斗争不再是单纯的政治运动而是生动的日常生活。我们党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并领导群众，开展一切可能形式的统一战线工作：“只要有群众的地方，不论那里的领导者是怎样的反动，共产党员应该参加到里面去进行革命的工作”④。
　　为了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从事复杂的斗争任务，“为了完成中国共产党在伟大历史时期所负担的神圣任务，必须在组织上扩大与巩固党”。要实现组织上的扩大与巩固，就必须突破党员成分论，着力解决发展党员的问题。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必须同党内发展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做斗争。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社会成分是应该注意到的，但不是主要的标准。”⑤
　　同时，解决发展党员、扩大组织的问题，提高党员质量的问题也提上日程。共产党员不是“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的‘圣洁的教徒’”，复杂的生存环境和残酷的生死考验都需要党组织必须保证不同阶级出身的党员具有思想的纯洁性和政治的坚定性，“应该使党变为一个共产主义的熔炉，把许多愿意为共产党主张而奋斗的新党员，锻练[炼]成为有最高阶级觉悟的布尔什维克的战士”⑥。中共中央的政策为党员队伍建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功能，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以及中国共产党影响和威信的不断扩大和提高，大批革命分子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壮大了党的力量。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瓦窑堡会议精神，1938年3月15日，中央通过《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⑦
　　在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导下，共产党着手大量地培养得力干部。党要团结领导最广大群众进行民族革命、土地革命的战争，没有很多的与很好的干部，是不能完成这一艰巨任务的，“伟大斗争时期，党的干部坚固的团结于党的领导机关周围，是有决定意义的”，“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如何完成培养干部的艰巨任务?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要把干部放到斗争中去，“使他们从斗争中去学习”。
　　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复杂的环境和异常强大的敌人，“两个先锋队”重要论述的提出，标志着党一方面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从一切先进分子中发展党员，不仅增强了党的阶级基础，而且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跳出了过去“唯成分论”的建党路子，逐渐找到了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的正确道路。
　　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围绕着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总体战略，各个根据地着手肃清“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残留，到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逐步从僻处陕北一隅狭小的圈子里走了出来，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群众性的大党，为领导民族救亡运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
　　② 《张闻天文集》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③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4页。
　　④ 《中共中央抗日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64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621页。
　　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页。
　　⑦ 《中央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