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9月29日至10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抗战以来党的各项工作的经验教训，同时详细阐述了党在这一时期的各项方针、政策。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讲话中把六中全会与遵义会议相提并论，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称之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①。
　　(一)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
　　瓦窑堡会议之后，由于党内思想尚未统一，对抗战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认识不一致，因此党内争论比较激烈。1937年1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后，在同年12月和翌年3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毛泽东关于国民党中有左、中、右派等统一战线的理论，点名批评刘少奇有关“抗日游击战争基本政策”的正确观点，否定洛川会议以来中央的路线和政策，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等系统的主张。与会的部分同志对王明传达的“新政策”盲目信任，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内部，甚至党的高级干部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实际情况都没有深刻的掌握和深入的认识，以至于影响到对党的正确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把握。因此，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十分迫切。
　　从1935年底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新形势和革命力量的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迅速壮大，中央领导同志先后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在深刻总结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剖析了主观主义尤其是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表现、危害及其产生的思想根源，系统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科学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以来党的政治建设、军事建设、思想建设，深刻地论述了党在新形势下的新方针、新策略，以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为全党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进行理论创新作了极为重要的思想准备。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
　　美国学者斯图尔特·R·施拉姆教授指出：“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末提出的种种概念中，最直率、最大胆地体现了他关于中国革命的独特性以及中国人需要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信念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了。”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涵，就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诚如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所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成熟，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要为中国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所接受，必须与中国民族特点相结合，成为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④。”中华民族历史特性是中国革命特殊性的历史土壤，毛泽东依托中华民族历史的特殊性，再一次强调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还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善于继承中国历代先贤创造的珍贵遗产，必须要创造性地运用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又对中国共产党理论学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强烈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式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要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通过学习运动来动员全党，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加自觉地继承、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工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正确处理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理论化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一是通过学习运动督促全党，尤其是中高级领导干部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的水平，学会灵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换言之，必须要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掌握其精髓，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领导武装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之路，必然会遇到传统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依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提供现成的答案。要解决中国革命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特殊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就必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给予创造性地回答。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结合，就成为全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必须加强理论学习，这也是提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的根本要求和重要途径。毛泽东在报告中把学习理论的问题提上党的建设的重要日程，认为中国共产党倾其全力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就是为了党员能够确立正确的思想、掌握科学的方法，真正地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努力学习并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与会代表围绕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工作开展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比如，十六个月的浴血抗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对敌作战超过1600次、歼敌5.4万余人，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的发展，这一切都证明了全面抗战路线的正确性，坚持这一路线并将其丰富的实践系统化、理论化，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总之，六届六中全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努力将自身的实践探索系统化、理论化。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实践价值
　　在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方面同样能够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展开，这既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创新了干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担负着领导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的艰巨任务，因此必须努力提高现有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思想文化素质以及军事业务能力，解决干部教育中的种种矛盾，这是六届六中全会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会上，张闻天再次强调：“巩固与扩大党，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在抗战中能够起重大的以至决定作用的党。”⑤毛泽东则从中国革命的需要、革命人才的基础和中国共产党的责任等方面，透彻地论述了干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艰难困苦中浴血奋斗的中国共产党“现有的骨干还不足以支撑斗争的大厦”；但是，“在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斗争中，已经涌出并正在继续涌出很多的积极分子，我们的责任，就在于组织他们，培养他们，爱护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⑥。毛泽东阐明的干部教育的任务和目标，就是有计划地培养一大批“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殊历史背景下，毛泽东还具体指明这一标准，要能够“去掉孤傲习气，善于和非党干部共事，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用热烈的同志的态度对待他们，把他们的积极性组织到抗日和建国的伟大事业中去，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⑦。毛泽东还具体地指出干部教育原则、途径和方法，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华民族历史并重的教育内容，指出干部教育原则、途径和方法，要求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必须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态度。
　　六届六中全会为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后，党的干部教育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地开展起来。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实践价值，还表现在我们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探索以机制制度来规范、加强和保障党内民主与党内纪律建设，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理论。
　　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不是六届六中全会才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三条规定：下级党部与高级党部由党员大会、代表会议及全国大会选举之；各级党部对选举自己的党员，应作定期的报告；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当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⑧。基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前期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毛泽东、刘少奇等进一步论述了民主集中制问题，运用唯物辩证法正确地分析了党内民主与党的纪律之间的关系，要求整个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高度地发挥其积极性，才能引导斗争走向胜利。这些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制度的民主化，没有或缺乏民主生活，是不能达到发挥积极性之目的的。“大批能干人材的创造，也只有在民主生活中才有可能。”⑨
　　为了保证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全党贯彻执行，刘少奇在六届三中全会上强调：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文上亦应规定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会议明确要求，《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这些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党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保证按民主集中制来建设我们的党”。通过党内规章的形式对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各级地方委员会的权力、工作规则、工作纪律、组织机构以及应有的权利等作了具体的规定，既照顾到党员的民主权利，使党内的不同意见有了发表的机会，又保证战时情况下的纪律与集中，使各级组织既能够充分履行职责，又能够上下协调，对于保证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贯彻具有重要的意义。
　　可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不但强调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理念，提出了具有中国共产党特色的干部教育理论，而且加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建设，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在实行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的高度自觉性。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424页。
　　② [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田松年、杨德等译：《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64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527页。
　　⑧ 《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