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党根据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明确提出了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战略任务。延安整风是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主要形式。党以思想建设为重点，以学风建设为首要任务，正确处理党内矛盾，实现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伟大创新。通过延安整风，在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与统一。
　　(一)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实践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要时期。在实施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过程中，1942年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就是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具体实践。它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今天党的建设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内连续发生了三次“左”的错误，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造成了巨大损失。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特点和根源，主要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导致的。这种错误倾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
　　抗战初期党内又发生了王明右倾错误。1937年11月，王明等人从苏联回国到达延安后，推行了以共产国际为背景的、以右倾为特征的抗战主张。王明回国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党内的倾向作了正确的分析。11月12日，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他尖锐地提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他明确地得出结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①而王明回国后，脱离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际，在如何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右倾主张。他忽视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同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轻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领导作用；忽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反对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人民军队以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作用，幻想依靠国民党的军队求得速胜。王明临行前，共产国际书记处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王明以共产国际“钦差大臣”自居，在一段时间内使一些党内同志一时不能明辨是非。后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谈到王明在1937年12月会议上提出的右倾观点的情况时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②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到王明回国时的状况：“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③毛泽东后来分析王明错误主张的根源时说：“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④不从中国实际问题考虑，唯书，唯上，这是王明教条主义产生的重要根源。
　　1941年前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为了克服困难，党及时制定了“十大政策”。这十大政策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标志延安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毛泽东在报告里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这个报告对于整风学习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给整风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1941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检查了党在历史上特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问题。
　　除了高级领导干部学习外，在广大干部中也逐步开展了对整风文件的学习和讨论。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说，2月8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出版局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这标志着整风运动转入了普遍整风的时期。1942年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到8月初告一段落。接着，转入整顿党风的阶段，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到12月中旬结束。12月18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文风学习的通知》，整风转入整顿文风的阶段，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到1943年3月中旬结束。在整风中，刘少奇先是在豫西后是在延安，周恩来在重庆中共南方局，朱德在延安军事高级学习组，陈云在延安，彭德怀在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邓小平在中共太行分局，陈毅在新四军，都作了有关整风的报告或主持了整风。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要求各系统各机关按照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结束办法，最迟6月底作出总结。整风转入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阶段。
　　(二)在总结历史经验中加强党的建设
　　1943年秋，打退了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以后，中共中央决定，从10月9日开始，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总结历史经验。其主要任务，是在前阶段批判了广泛存在于党内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恶劣影响以后，在党的干部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的基础上，对于党在历史上的错误路线进行彻底的清算，并做出正式的结论。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期，继续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这个时期，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比准备时期就大大扩大了，几乎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学习。中共中央书记处还把中共中央的历史文献汇编成《两条路线》一书，供大家学习。
　　这一时期，毛泽东多次谈到党内批评的方法问题。他说：这次要避免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⑤刘少奇在谈到党内斗争问题时指出，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⑥。
　　在会议期间，与会者认真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在会议讨论激烈时，也曾一度有些过火的倾向，有些过去受过错误打击的干部对那些犯“左”倾错误的干部也进行过火斗争，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但不久即得到了纠正。经过九月会议以来的紧张学习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批判，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已基本弄清。对于党的历史上一些存在争议的重要问题，中央书记处1944年2月21日开会进行了讨论，统一了五个方面的认识：王明、博古的错误应视为党内问题；临时中央与六届五中全会因有共产国际承认，应承认是合法的，但必须指出其手续不完备；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组织结论必须力求宽大，即“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⑦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必须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学习路线时，须指出党的六大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六大是起了进步作用的；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当时在打倒共同敌人问题上，党内是一致的，分歧点是如何打倒敌人。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中央书记处这次会议，实际上对历史问题作了明确结论。这些结论，使犯过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包袱，未犯错误的同志也对一些历史问题有了正确的看法。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关于几个历史问题的结论，强调了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他说：“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⑧
　　毛泽东指出：这次整风，是要着重清算1931年至1934年的“左”倾路线错误。他提醒大家注意，对于这个时期的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使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⑨毛泽东的讲话，为正确分析党的问题指明了方向，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气氛下，在党的高级干部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清路线是非的基础上，中共中央认为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时机成熟了。1944年5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会议在延安召开。这次中央全会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为了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召开的。会议断断续续进行了11个月，中间还穿插着开了多次其他会议讨论党的历史问题。1945年4月20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一份极其重要的党的文件，在《决议》修改稿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延安整风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的作用。他指出：“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一九二一年至现在(一九四五年——引者注)的二十五年奋斗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和广大中国人民在一起向着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同时，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与党内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与行为不断地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到了今天，有了一百二十万党员，我党领导了近一万万人民，九十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了一条同国内一切错误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由于执行了这条正确路线，并批判了一切错误路线，党才在三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造成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领导者。”⑩
　　决议同时还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历史决议》提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一致的基础上，“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11)。
　　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标志着整风运动的胜利结束，并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开幕奠定了思想基础。七大是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召开的，大会的召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整风运动的成果。整风运动“经过几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果然达到了全党团结的目的，因此就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12)。
　　(三)延安整风对党的建设的伟大作用
　　1941年至1943年这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十分重要而又十分艰难的时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抓了两个环节，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就是整风运动。由于抓住了这两个环节，并且取得了成功，解放区的危急局面被扭转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和广大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统一了，并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解放区发展了，人口增加到近一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发展了，扩大到一百万；中国共产党也发展了，党员达到一百二十万人。有了这样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就能坚持抗战达到战争的胜利，并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对付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了。如同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所说：“整顿三风和发展生产这样两项工作，发生了根本性质的效果，使我党在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两方面，立于不败之地。”(13)
　　延安整风运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确立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使得党内大批高级领导干部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诚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我们把马列主义搞通，把主观主义反倒，这是加强教育的更深刻的方法，更彻底的方法。如果我们全党干部在现在这一两年以内，能够把作风有所改变，扩大正风，消灭不正之风，这样一个目的达到了，我们内部就能够巩固，我们的干部就能够得到提高，我们也才能够有本事迎接将来的光明的世界，掌握这个新的光明的世界。总之，对付黑暗需加强教育，迎接光明也需要加强教育，无论怎样讲，我们都需要加强教育。”(14)延安整风运动既是一次全党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是党的思想建设的一项伟大工程。它对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克服和战胜面临的种种困难，创造了精神方面的有利条件，也对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老干部是一次重新的教育和培训，对于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也是一场及时、深刻的思想、理论教育和培训。整风运动对于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具有极其重大和深远的意义。延安整风运动的结果，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全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这就为夺取伟大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392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页。
　　③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09页。
　　④ 《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14页。
　　⑤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2页。
　　⑥ 参见《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61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94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页。
　　⑨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8—939页。
　　⑩ 《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70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97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13)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3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1—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