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大政治口号和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局面。鉴于前一阶段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对抗战的不同态度，日本政府对国民党由军事打击为主逐渐转变为政治诱降为主，日本作战的主攻方向也由对国民党的正面战场逐渐转向对共产党的敌后战场。随着日本对华政策的这种改变，国民党面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发展，其政策的重点也由对外逐渐转向对内，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武装摩擦事件，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了新的危机。
　　中国共产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新情况：在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如何处理以或隐或显、时伏时起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大敌当前，党不能不以主要力量继续抗击日本侵略军；为了自卫求生，对于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的反共摩擦事件又不能不进行斗争。困难不在于要不要进行这两方面的斗争，而在于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好，使抵御内患之争不至于损害抗击外侮之敌，以这种斗争来维护共同抗敌的局面。在1939年以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党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是其抗战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毛泽东指出，防共、限共是国民党的防御口号，溶共、反共则是其准备投降的步骤，目前形势的特点是国民党对日中途妥协和分裂国共合作。党的任务就是要逼迫蒋介石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了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本方针，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帮助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步步上升的严重危机和分清是非的标准。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第一二〇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冀鲁豫等平原地区，帮助和配合地方党组织，放手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大力发展人民抗日力量，扩大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规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粉碎敌人的“扫荡”，坚持游击战争，打败投降派和顽固派的进攻，将华北、华中连接起来，建设民主的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时局好转。
　　在1938年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华北八路军既进行过像百团大战那样的大规模的战役，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以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诬蔑，并对推迟日军“南进”时间，支持正面战场作战，遏制妥协投降暗流，争取时局好转，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采取过对敌奇袭、伏击、围歼等作战方式集中歼敌，像1939年11月初，晋察冀部队在第一二〇师部队的配合下，在河北省涞源县雁宿崖、黄土岭成功地进行了伏击围歼战，两战共歼敌1500余人，打死日本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更主要的是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以分散游击的方式，在敌后广大地区进行无数次天天进行、处处发生的小战斗，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新四军根据“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方针”，展开于南京、上海、武汉、徐州、开封外围，建立了皖东、豫苏皖、皖东北、苏北等抗日根据地，扩大了苏南、皖中根据地，沟通了华北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不仅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消灭日军的有生力量，并使人民抗日力量在战斗中成长壮大起来。从全国抗战开始到1940年，是中国人民抗日力量大发展的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部队由抗战开始时的5万多人发展到50万人，此外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民兵。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建立了16块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包括游击区)共拥有近1亿人口，成为全国抗战的重心。
　　2.打退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和应对皖南事变的胜利
　　1939年冬至1940年春，中国共产党以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打退了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山西和冀南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同卫立煌、阎锡山进行谈判，达成停止武装冲突、划定驻地、分区抗战的协议。毛泽东在1940年3月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指出：“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们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的作用。”①为了总结这次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经验，毛泽东在1940年间先后写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重要文件，创造性地确定了统一战线工作中几条重要的策略原则：第一，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势力。第二，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应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第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第四，在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充分地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任何地方性和全国性的突然事变，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避免再犯1927年的错误。这些重要的策略原则，不仅对当时的工作而且对此后长期的革命斗争都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使党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更加成熟而恰当地处理各种棘手问题，不断取得成功。
　　半年后，国民党又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制造如此重大的反共事件，除了在华北反共高潮和苏北反新四军摩擦中吃了亏，要急切地进行报复外，国际形势的某些变化也使其有恃无恐。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缔结军事同盟条约，急谋结束中日战争，使日本从中国战场抽身，侵略南太平洋英美等国的殖民地。为此，德国再次出面调停，劝蒋介石对日妥协；日本进一步开展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活动。英美政府也改变了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妥协的远东慕尼黑政策，积极拉拢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以求遏制日本的南进。苏联则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继续给予中国政府以军事和经济援助。国际上三大力量或诱、或拉、或援，使蒋介石感到：身价倍增，忘乎所以，好像历史给了他一个“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难得机会。毛泽东剖析蒋介石的心态说：“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目前是蒋介石最得志时候”②。
　　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皓电”限令驻守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由已有的50万人缩编为10万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现在是一个历史的转变时机，是一个中国革命带突变性的时机，是一个大资产阶级从政权中退出还是保留的时机，故须紧张地应付之。”③他在对形势发展的各种前途以及影响它的各种力量作了冷静的分析后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④所以应当采取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的方针。对如何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起草了电稿，经过中央反复讨论和与各中央局负责人磋商后，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于11月9日复电(即“佳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了何白“皓电”的反共污蔑和无理要求，揭露了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
　　“佳电”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共合作的基本立场。但是，国民党当局将中国共产党的顾全大局视为软弱可欺，于1941年1月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出于对蒋介石血腥屠杀的无比愤慨，毛泽东一时对政治形势的分析强调了转坏一面，认为国共的全面破裂已经开始，中共与蒋介石的合作已经完结，提出“我全国政治上军事上立即准备大举反攻”⑤的方针。刘少奇也曾向中央表示同意这一主张，但他很快改变了想法。1月15日，他致电中央，认为国民党仍继续抗战，“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提议“以在全国主要的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⑥。党中央接受了刘少奇的意见，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势，军事上取守势”的正确方针，重建新四军军部，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12条办法，抓住蒋介石1月17日命令，“坚决反攻，跟踪追击，绝不游移，绝不妥协”⑦。随着形势的日趋明朗，2月7日，毛泽东在准备发给共产国际的一份文件中说：“综合各方情况，截至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间派的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象征。”⑧蒋介石手忙脚乱、进退失据的时候到了。尽管第二届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反共”决议，但蒋介石被迫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毛泽东说，这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⑨。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最紧张的一段时间，仅相关文电就有300多件。1940年12月14日这一天就发出了11件，创他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天发出文电的最高记录。从这些文电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有些认识最初也非完全正确无误，他也有情绪激动、看法不周、思想反复的时候，但他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知错即改，缜密比较，科学概括，最后形成并提出更全面、更为正确的思想观点或重大决策。
　　我党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是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要关起门来打内战的如意算盘，蒋介石除非投降，再要举行“剿共”，发动反共高潮就困难了。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事实，赢得了广大人民、中间派人士的同情、赞许和支持，赢得了世界进步舆论的支持和国际进步力量的关注，国共两党的政治地位正在发生有利于我党的根本变化，这为抗战后期的国、共、美三方会谈奠定了政治基础。第三，表明中共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已经成熟，能够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应对严峻挑战，驾驭复杂局势，成为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定性因素和领导力量。
　　3.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说明
　　1939年、1940年之交，在四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写出这些文章，绝不是偶然的。
　　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公开合法的姿态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就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把人们吸引到自己高举的大旗下来。
　　国民党在掀起反共军事摩擦和高潮的同时，开动所有宣传机器，使劲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大肆贩卖反共理论，叫嚣“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党不需要存在”。蒋介石企图通过抗战坚持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这就把“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们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扭曲了的“三民主义”宣传划清界限，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中华民族要建立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政治上成熟的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够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抗日战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将党关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这面大旗更加鲜明地举起来。毛泽东后来曾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⑩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11)。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这时系统地提出来的历史背景。
　　新民主主义理论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说明了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最主要的矛盾。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成两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只有完成前一阶段的革命，才有可能进行后一阶段的革命，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两个革命阶段必须也必然是衔接的，中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
　　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已经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革命，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是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在特殊条件下还要联合一部分大资产阶级，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孤立并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毛泽东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他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纲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就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在中国建立一个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经济纲领就是没收操纵国计民生的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建立国营经济；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引导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容许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富农经济的存在。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纲领就是废除封建买办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共产主义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思想体系，一个是社会制度。从社会制度来说，必须把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分开。但现时的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也就不能不以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为指导。否则，就不能保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胜利。
　　中国革命不能离开无产阶级的领导，但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权?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作了全面的论述：“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12)关于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13)“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14)这是对党18年斗争历程和经验的重要总结，中国革命的这些经验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民主主义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提出，使全党对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内容、领导权和发展前途有了明确而完整的认识，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怎样夺取革命胜利和怎样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论述，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这一理论使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清楚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前景，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4.战胜严重困难和开展整风运动
　　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1941年12月，中国战场抗击日本侵略军35个师团(包括关东军)，共计138万人，占日本陆军总人数的65%，敌后战场抗击着其中的50%以上。在这两年中，日本侵略军仅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使用兵力在千人以上至万人的，达132次之多，万人以上的27次。日本侵略军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根据地人畜不留，庐舍为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1940年的50万人减为约40万人，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小，总人口由1亿减少到5000万以下。根据地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极端困难，有些地方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没有被盖，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15)。
　　面对敌后抗战的严重困难局面，党中央具体分析了存在着的困难和有利方面，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减租减息。强调在新的残酷斗争中，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发动群众，依靠广大根据地军民，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针对日本侵略者对敌后的疯狂进攻，党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开展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全面的对敌斗争。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实行“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协调好各方面的工作。同时，健全主力兵团、地方兵团和民兵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采取多种多样的斗争形式，坚决打击“扫荡”、“清剿”之敌。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剿”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武装工作队等等，把日、伪军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1941年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及其领导的地方武装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反“清剿”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本侵略者，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给予盟国反法西斯战争以很大支持。
　　在敌后军民艰苦抗战中，涌现出成千上万的民族英雄。1941年8月27日，伪军包围冀中献县东辛庄，采用拷打和屠杀的办法，威逼群众交出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的母亲。许多人被打得死去活来，仍守口如瓶，当场数人被杀。马母见情不忍，挺身而出。敌人对她威逼利诱，要她写信劝儿子投降。马母痛斥敌人说：“我是中国人，一向不知有投降二字”，最后绝食而死。9月25日，八路军战士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葛振林在敌3500余人进攻时，为了掩护四个县的党政领导机关和群众的转移，主动把敌人吸引到悬崖绝壁，据险抵抗，毙伤敌90余人。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他们毅然跳崖，被誉为“狼牙山五壮士”。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驻辽县的八路军总部遭到敌人合围的紧急情况下，不顾个人安危指挥部队突围，不幸中弹，壮烈殉国。同年冬，日军对鲁中根据地进行“扫荡”，山东军区特务营奉命掩护军区机关和群众突围，先后毙伤敌军600余人。全营最后只剩14名战士，被敌人压缩在对崮山东端，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跳崖殉国。晋察冀边区民兵爆炸英雄李勇领导的游击小组，以步枪结合地雷作战，创造了毙伤日、伪军364名、炸毁汽车25辆的战果。日军“扫荡”冀中深县王家铺子时，群众为掩护子弟兵表现了崇高的革命气节。日军逼迫被抓的20多人说出八路军藏在哪里，杀一个不说，又杀一个还是不说，连续杀了14名，群众仍然没有吐露一个字。河北省平山县拥军模范戎冠秀，在反“扫荡”战斗中，不避艰险，奋不顾身地安置救护伤员，被誉为“子弟兵的母亲”。这些英雄人物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表现出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
　　党中央还采取了各种有力的政策措施克服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主力部队和政府机关实行精兵简政；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团结各阶层人士一起抗日，进一步贯彻执行“三三制”原则和减租减息的政策；为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在军队中开展“拥政爱民”运动，在人民群众中开展“拥军优属”运动。为了克服严重的物质生活困难，坚持抗战又不过于加重人民负担，抗日根据地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的总方针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针对以个体经济为基础的、被敌人分割的、进行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党中央还制订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在各项生产事业中，实行以农业为主，农业、畜牧业、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和商业全面发展；在公私关系上，实行“公私兼顾”和“军民兼顾”；在上下关系上，实行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上，实行努力生产、厉行节约；在组织经济活动中，实行合作互助、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军队、学校和政府机关发展自给经济，是抗日根据地大生产运动的一个创造，对克服生活资料匮乏的困难、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支持长期抗战具有重大意义。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到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了“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年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年降为11.14%，1943年降至不足9%。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大生产运动是自力更生的一曲凯歌，它不仅支持了敌后的艰苦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经济干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运动，是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个创举。既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继续前进的现实需要，是党同心同德战胜困难的重要一环，也有深刻的历史背景。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20多年的历史中，经历过巨大胜利和严重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严重错误，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然而，由于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系统地彻底清算这些错误，党内对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还缺乏深刻的认识。1940年3月，王明在延安再版了他1931年写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一书，把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更迫切地摆到了中共中央面前。同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指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但会议对此并没有形成共识。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16)。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向全党明确严肃地提出了打倒主观主义的问题。然而这篇观点鲜明、措辞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没有引起多少反响，《解放日报》也只在第三版上发了短短的一则消息。这些情况表明，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分清历史是非，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高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是非常必要的。
　　整风运动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个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一个是一般干部和普通党员的整风。毛泽东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1941年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党的高级干部，要求认真阅读研究。毛泽东说：“到了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才可能召开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17)。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重点检讨党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路线问题，分清是非，统一认识，为开展全党整风创造了条件。这样，全党整风的条件就逐渐成熟了。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党普遍的整风运动开始。为了加强领导，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总学习委员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中心内容。遵义会议之前党的历史说明，能不能在指导思想上坚决反对和纠正主观主义，对党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是全党整风运动的另一个主要任务。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也是全党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党八股是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不清除党八股，不能启发生动活泼的革命思想，不能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主观主义就还有藏身之地。毛泽东说：“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18)5月，中共中央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并作总结，阐明革命文艺为人民群众，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系统回答了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强调党的文艺工作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立场、态度问题。座谈会后，文艺界进行认真的整风学习。
　　研究党的历史是高级干部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目的是通过历史比较，分清路线是非，解决思想方法问题。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按照1941年九月会议的方式，中央政治局继续召开扩大会议，在继续深入批判王明“左”倾错误的同时，着重讨论抗战时期中央的路线是非。在此过程中，还分别召开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如湘鄂赣、湘赣、鄂豫皖、闽粤等边区，赣东北、闽西、潮梅、西北等地区，以及红七军、红五军团历史座谈会和华北座谈会等。通过这些会议，使高级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提高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水平。在深入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这样，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的重大成果，是在党内外展开了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而不是以教条主义的观点来对待马克思主义原理，怎样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30年代初中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大讨论。通过这些讨论，破除了教条主义束缚，分清了路线是非问题，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实现了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整风运动对于加强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增强党的战斗力，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延安整风运动，一方面很民主，一方面又很紧张。所谓紧张，主要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整风运动讨论党的历史，势必要牵涉到具体的事和人，对犯错误同志的批评，出现了一些过火的倾向，这在1943年九月会议前期和各种座谈会上比较突出。另一个就是审干工作和“抢救失足者”运动。审查干部，是抗战时期党为保持组织的巩固和队伍的纯洁而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布置的一项重要内容，其目的是为了“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但由于对敌情作了夸大的估计，延安的审查干部和反特斗争由秘密转到公开，并且变成群众性运动，特别是负责审干工作的康生掀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的运动，造成了大批的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轨道。党中央发现问题后，及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到1944年初，审干工作扩大化的错误得到了妥当处置。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行政学院和其他地方的多次讲话中，都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道歉和自我批评，并指出：“‘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20)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但在整风过程中的审干工作却出现了以“抢救运动”为代表的反特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这是很不应该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5.指导陕甘宁边区建设
　　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政治指导中心、抗战大本营和战略总后方。早在1937年1月党中央进驻延安时，毛泽东就说：“中央在此，特区政府当然要归中央管”(21)。党中央、毛泽东对陕甘宁边区一直寄予厚望。毛泽东说：“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一原则。”(22)“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23)。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甘宁苏区。1937年2月，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表示愿将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提出把陕甘宁边区创造为全国抗日民主模范区的任务。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毛泽东就把陕甘宁边区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试验区”(24)。1940年3月初，他在边区党政联席会上明确提出：“陕甘宁边区的方向，就是全国新民主主义的方向。”(25)谢觉哉曾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是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26)。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研究制定了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1941年5月1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并定稿的，代表了抗战时期他对抗日根据地建设的政策思想。《五一施政纲领》共21条，更加全面鲜明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基本路线和边区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举凡军事政策、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政策、“三三制”原则、人权保障政策、司法政策、廉政政策、农业政策、土地政策、工商政策、文化政策、卫生政策、妇女政策、民族政策、华侨政策、游民政策、俘虏政策、对待外国人政策等，都一一作了明确规定，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蓝图，并对敌后所有解放区建设也有很大帮助。
　　边区参议会是边区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重要体现。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在1939年、1941年、1944年和1946年召开了三届共四次会议。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不像由国民党召集的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党统治区的省市参议会那样，由一个党选定的单纯咨询机关，而是经人民普选产生的，包括各党派、各阶级在内的边区全体人民的代表机关和边区最高权力机关。朱德评价说：“在全国由参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27)边区的参议会制，实际上是后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保证了边区各抗日阶级、阶层人民实现自己的民主权利。陕甘宁边区的民主选举，在党中央的指导下，于1939年、1941年和1946年举行过三次。凡居住边区年满18岁的人民，不分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实际投票中，群众创造了投豆豆、画圈圈、燃香在选票上烧眼眼等办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培养“咱们大家来当家”的民主意识。“三三制”(即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各占三分之一)是边区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原则。根据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和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1940年3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正式提出“三三制”原则，并在陕甘宁边区部分区县首先试行。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选出的9名常驻议员中有3名共产党员，边区政府18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7名，略超过1/3，共产党员徐特立当即申请退出。毛泽东说：“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28)“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正当陕甘宁边区的工作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时，边区遇到的困难也愈来愈明显，主要反映在财政经济问题上。1941年3月，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用了许多时间和精力，研究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最初，党内对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意见。任弼时、朱德和高岗等人主张采取积极的发展方针，具体办法主要是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货币。而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些做法会加重人民负担，因此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不赞成增发边币，盐的产运销在政府管理下实行自由贸易。毛泽东写信给谢觉哉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但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29)他还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30)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政治局委托毛泽东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沟通意见，解决分歧。为了说服林、谢这两位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毛泽东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对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要核实情况，做出答复，并坦率地讲出自己的意见。8月1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提方针：边区应注重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几个月来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边区经济建设工作走上了正确的道路。1942年12月，毛泽东为西北局高干会提供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对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作了基本总结，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和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方针和办法。这篇报告同他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贺龙说，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
　　粮食问题，是边区经济工作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曾是引起党与群众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征粮；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1940年外援断绝后，只能全部依靠征粮，1941年3月，部分地区就出现了断粮现象。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1941年征粮20万担，比前一年9万担增加了一倍多。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了不满情绪。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天下暴雨，延川县代替县长开会的李彩云被雷电击死。事后，一位农民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毛泽东说：“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延安人民对我们是“‘敬鬼神而远之’”，“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31)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党中央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正如胡乔木所说：“这是一个转机。陕北人民感到毛主席与人民是联系在一起的。”(32)党中央住在陕甘宁边区，不是像住在旅馆里，的确同人民群众建立了血肉联系。在1947年国民党进攻边区时，这种联系是毛泽东决定留在陕北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党中央要转战陕北是难以想象的。
　　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建设成了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委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33)这就是陕甘宁边区面向全中国的新形象，也是新中国要面向全世界的新形象。
　　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1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6页。
　　③《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④《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220页。
　　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⑥《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6页。
　　⑦《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0页。
　　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67页。
　　⑨《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82页。
　　⑩《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9页。
　　(11)《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6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3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6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2页。
　　(16)《毛泽东传(1893—1949)》(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627页。
　　(17)《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69页。
　　(1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页。
　　(19)《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29页。
　　(2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3页。
　　(2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5页。
　　(2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42页。
　　(23)《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1页。
　　(24)《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7页。
　　(2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73页。
　　(26)《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0页。
　　(27)朱德在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第一次参议会上的演说，《解放日报》1946年4月3日第1版。
　　(28)《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页。
　　(29)《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6页。
　　(30)《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0页。
　　(31)《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39页。
　　(32)《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
　　(3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