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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召开七大,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


  1.准备夺取抗战胜利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转折的时期,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战,从1943年开始逐步扭转困难局面,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是年夏,人民武装力量已经基本打通了从华北到华中的战略联系,使根据地连成一片。与此同时,日军日陷被动,到1943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被迫基本停止了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敌后战场形势出现了转折。根据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战形势发展变化的情况,党深入地思考和提出了准备夺取抗战胜利的问题。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就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他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①
  1944年4月中旬,日军开始实行历时8个月的“一号作战”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党中央当机立断,一方面在华北、华中、华南各个解放区以集中适当兵力作战与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相结合、军事攻势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另一方面,决定开辟河南、控制中原,发展苏浙皖与浙江沿海,进军湘、赣,用毛泽东的话说“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②。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了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在1944年的局部反攻中,八路军、新四军共作战2万多次,歼灭日、伪军近20万人,攻克县城20多座,解放人口1700多万。到1945年春,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91万人,民兵220万人,18块解放区总面积约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中国共产党成为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开展城市工作是中国抗战发展到1944年客观形势提出的要求。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包围了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在这里难觅其踪。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面前,毛泽东认为,再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③。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明确要求:“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并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主任的城市工作委员会,进行这方面的准备工作。
  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1944年5月,国共两党再次进行谈判,但举步维艰。与此同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的大溃退,集中暴露了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民怨沸腾,舆论激昂,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9月15日,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④。这个主张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然而,蒋介石却认为:“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拒绝接受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越来越多的人从这件事情中看到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国民党失败的种子。
  到1944年底,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他强调:“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与勇气……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⑤1945年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
  2.七大的筹备和六届七中全会
  从六大到七大,时间相距达17年。其实,召开七大的动议很早,准备工作也进行过几次。早在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召开七大,把总结苏维埃运动经验,通过党纲等作为主要任务。第二次提出召开七大是抗战开始以后。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近期召开七大,初步规定了七大的主要议事日程,并宣布成立一个由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七大准备委员会。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召开七大的问题,要求“立刻进行具体准备”。但事实上,这个委员会并未工作。第三次是1938年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党的七大“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中心任务是讨论坚持抗战,争取和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会议还对代表名额分配、选举办法作了明确的规定。1939年6月和7月,中央书记处两次发出如何选举七大代表的通知,并要求9月1日前选出代表待命。但从这时起,国民党顽固派相继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七大筹备工作受到影响。再一次研究召开七大,是1941年3月12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初步议定五一开会,决定七大议程只要政治(毛泽东)、军事(朱德)、组织(周恩来)三个大报告,并相应作三个决议。会议还审查了代表情况,确定了大会秘书处等会议机构。这是准备工作讨论的较为具体的一次,也有部分代表到延安等候了半年,但不久又决定延期召开。后因部署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和其他工作而未能举行。又一次讨论召开七大,是在1942年7月17日的书记处会议上。书记处会议向政治局提议在8至9个月内召开七大,并指定各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一些负责人来延安参加七大。但是,随后中央政治局重新召开整风会议,号召高级干部学习党史,七大再次延期。整风进入总结阶段后,1944年5月10日的书记处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各方面的准备,在8月内召开大会;会议还确定了大会各报告的准备委员会,决定在七大前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并于5月20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这样召开七大就实实在在地提上了日程。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七中全会的任务,第一是准备七大,第二是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与准备七大相关的主要有这样几件事情:
  全会讨论了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通过了七大的议事日程和报告负责人,决定政治报告由毛泽东起草、主席团和全会讨论,其他如修改党章报告、军事报告、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党的历史问题报告等,分别成立委员会起草,由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负责。全会后期,讨论通过了准备提交七大的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和党章草案、七大主席团名单草案、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场规则草案等。
  1944年9月初,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讨论关于提议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问题,为起草七大政治报告提出了新的主题。毛泽东指出:“去年九月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正确的。这是一个原则的转变,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以参加。”⑥实行联合政府的原则,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与会同志对毛泽东起草的政治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吴玉章认为这个报告可比于列宁的四月提纲,现在国际国内的形势都成熟了,党外的人都同意我们联合政府的主张,要集中全党精神,团结全党力量来实现党的纲领,迎接新的胜利。
  六届七中全会最重要的内容和成果是在1945年4月20日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以毛泽东1941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为蓝本,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从1944年5月开始起草。起草工作由任弼时主持,成立了有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后来由毛泽东多次亲笔修改或主持修改,许多高级干部也参加了修改和讨论,还提交出席七大的各代表团讨论。《历史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充分肯定了确立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同时,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历史决议》倾注了毛泽东的心血,凝结了全党的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把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以决议的形式肯定下来。用这样的形式总结历史经验不仅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创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党的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增强了全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为七大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思想条件。
  3.七大的召开
  1945年4月21日,七大举行预备会议。七大代表共755名,其中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分中直、陕甘宁、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大后方8个代表团,代表着全党121万名党员。在预备会上,任弼时首先报告了大会筹备的经过。毛泽东阐明了七大的工作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指出大会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前面还有困难,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党要加强团结。预备会议表决通过了六项议案,确定七大的四项议程是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选举中央委员会。
  4月23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毛泽东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发给每一位代表。这个书面报告,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抗日战争的历史及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并指出了中国人民应当争取打败侵略者、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前途。其中许多重要思想至今仍很有意义,比如:在关于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问题上,强调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奋斗,而不能空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和政策上,强调在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上,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广大发展的便利,欢迎外国投资;在党的建设上,深刻论述了三大作风,特别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所拥护为最高标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个书面报告在党的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要以生产力标准来判断一个政党的历史作用,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以解放农民,继续为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允许资本主义在内的各种有利于中国社会进步的经济成分存在,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中国社会的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毛泽东在大会上就书面报告中的一些问题及其他问题作了口头报告,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关于路线问题。毛泽东说:七大的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路线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所谓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但就领导思想而言,我们要同农民划清界限,要把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水平,不要把党同农民混同起来。没有这一条,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第二,关于政策问题。毛泽东讲了11条,最要紧的有两条。一条是继续解释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在书面报告中,毛泽东指出:中国经济落后,“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⑦。在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下,在发展国家经济、合作经济的同时,让那些不能操纵国计民生而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有发展的便利,保障一切正当的财产,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有利于将来的社会主义。在口头报告中,毛泽东又说:“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⑧他这样反复强调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不仅仅因为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更是因为看到党内害怕资本主义的倾向,会妨碍对新民主主义政策的认识和实施,需要不断地警惕。另一条是准备战略转变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个准备,八大一定要在北平这样的大城市召开。这样对国内形势发展的估计,既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自信,也表现了高瞻远瞩的伟大预见。第三,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用哲学方法讲了个性与共性的问题,强调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干部团结问题,提出“讲真话”问题,号召全党多读书,提高马列主义水平。
  4月25日,朱德向大会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报告系统地总结了党领导武装斗争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论述了解放区战场创建、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以及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分析了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单纯防御的军事路线和共产党的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并对人民战争的军事路线和战略战术作了详细的阐述。报告指出: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战争,人民战争的路线和战略战术,构成了中国人民武装抗日的军事路线,是解放区战场在军事上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它来自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总的建军原则。报告提出,今后全国的军事任务是,八路军、新四军与一切抗日友军团结起来,打败日本侵略者。
  刘少奇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关于修改党章的说明中曾经指出:“党章以毛泽东思想来贯串,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特点。”⑨5月14日、15日,他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性质、指导思想、中国革命的特点、党的群众路线、党的民主集中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问题。报告第一次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科学体系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报告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是“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⑩。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报告强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出色地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特殊困难的事业,就在于“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11)报告要求,全党必须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在实际工作中遵循毛泽东思想。正确认识和确立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的巨大收获,反映了全党思想上、政治上的成熟和理论水平的极大提高。
  从4月26日至5月23日,大会在对三个报告讨论的同时,主要进行大会发言。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陈云、彭德怀、张闻天、陈毅、叶剑英等20多人作了大会发言。除两个外国党代表的发言外,其他发言主要是一个方面或一个地区的工作。过去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同志,特别是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还结合自己的情况作了检讨。许多同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犯错误的同志开展了批评。经过对过去经验教训的总结,全党在七大纲领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团结。
  此后,大会进入第二阶段议程。一方面,是对三个报告的讨论作总结,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就是酝酿中央委员会的选举。5月24日,毛泽东代表大会主席团作了关于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报告,针对代表们提出的问题和各代表团讨论的情况,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是对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不能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二是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中央委员会;三是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而是要把具有不同方面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集中选出来,产生一个通晓各方面知识的中央委员会。按照主席团提出的选举方针,经过反复酝酿和预选,6月9日进行了正式中央委员的选举。10日大会公布选举结果,共选出正式中央委员44人。毛泽东在会上讲了关于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几点意见。一是强调了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如果八大不能如期召开的话,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就更大。二是鉴于王稼祥没有当选为中央委员,毛泽东特意强调了他的重大功劳,提议“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12)。三是根据东北在中国革命发展中的特别重要地位,强调有东北地区的人当选才好。毛泽东报告后,大会进行了选举候补中央委员的投票,结果廖承志、王稼祥等33人当选。
  6月11日,七大在团结、胜利的气氛中闭幕。毛泽东的闭幕词高度评价了七大的历史性作用,号召全党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和全国人民一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6月1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
  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最重要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它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在进一步深化中国民主革命规律认识的基础上,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政策,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具有很高威信的、能够团结全党的坚强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全党的高度团结和统一。这次大会作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党的史册,为党领导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4.贯彻七大精神,迎接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比党预想的要快得多。毛泽东在5月31日向七大作结论时还说:“日本也许在明年就倒下去”,要准备日本军队可能把兵力统统撤到华北,要准备集中20到30个旅去打大城市。但是,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中国抗战的局势很快急转直下。7月26日,中、英、美三国政府以宣言形式公布《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6日、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两地投下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本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一连串接踵而来的事件,大大加速了中国抗战胜利的到来。
  8月9日,七届一中全会举行第二次会议,讨论苏联参战后的形势和党的方针。朱德、彭德怀、陈毅等15位同志作了发言。毛泽东发表了两次讲话,强调苏联参战使抗日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提出目前我们的任务有4项:配合作战,制止内战,集中统一,国共谈判。关于配合作战,他说:这是同苏联红军配合,具体的配合还要等战争的展开。对日军我们应广泛发动进攻,这与制止内战有关,也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关于制止内战,他说:日本侵略者交防务予蒋介石一般是难于阻止的,中间是蒋的,我们的文章就在左右两翼做。首先是取之于日、伪,扩大地方,扩大力量,然后才有可能回过头来对付内战的威胁。关于集中统一,他说:在干部分配、财政、城市工作、装备分配等方面都要考虑集中统一问题。关于国共谈判,他说:要在国际的基础上准备继续进行。美国靠蒋介石是一定的,故我与美蒋是一个长期的麻烦,内战的危险将随着日本的垮台而增加。
  会后,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地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进行广泛的进攻,扩大解放区,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迅速占领可能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8月10日24时至11日18时,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关于受降和对日本侵略军展开全面反攻的七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其附近的日、伪军发出通牒,限他们于一定时间内向人民军队缴械,如遇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和抗日根据地民众在夏季攻势的基础上,迅速投入对日本侵略军的猛烈全面反攻,光复了一大片国土。8月15日,日本天皇广播“停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华民族洗雪了百年耻辱,中国人民赢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来侵略者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
  抗日战争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人民,同样也极大地教育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大旗,坚决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支,各种炮1800余门。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事实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广大民众充分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凝聚成一股任何外国侵略者都无法战胜的巨大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历史洪流中纯熟地驾驭局势,始终清醒地指明夺取胜利的正确方针和办法。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抗日战争的实践,明显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把国家、民族和自己的希望寄托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同抗战初期相比大不相同了。这种影响往下延伸,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①《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7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1页。
  ③《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18页。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34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76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0页。
  ⑧《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22—323页。
  ⑨《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63页。
  ⑩《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3页。
  (11)《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6页。
  (12)《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6页。
  

党中央在延安十三年/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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