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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荣敬本


  1998年春,我陪同当时福特基金会驻华代表托尼·赛奇先生和项目官员张乐伦女士去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和延安访问。从体制转换的角度看,秦始皇时期建立的郡县制和延安时期建立的新民主主义体制,是很值得研究的。秦都区的民主试验项目得到了赛奇先生的支持。延安的民主模式研究,因赛奇先生1999年春离任,留下了专门的信件,请他的继任者华安德先生予以支持。2000年,我陪同华安德先生和项目官员莎琳女士再次访问秦都区,延安的民主模式研究项目得到了华安德先生的支持。
  华安德先生和托尼·赛奇先生汉语都讲得非常好,当我们一起到农村访问时,他们都能同当地的干部和村民自由地交谈。在正式会议上,他们往往先讲汉语,然后再讲英语,在语言的表达上达到了运用自如的程度。对此,我们这些外语工作者感到由衷的钦佩,俗语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深知要把汉语掌握到如此熟练的程度,在他们青年时期,不知要下多少苦功夫。华安德先生有一次对我说过,他青年时代有机会学俄语或汉语,最后他选择了汉语,现在看来,他当时的选择是正确的。赛奇先生曾专门写了一本关于延安的书,华安德先生花了几年的时间,全文翻译了毛泽东的《财政问题和经济问题》,其中陕北的风土人情和“札工队”、“变工队”等专门术语,都不是很好翻译的,但他都能正确流畅地表达,而且写了长篇导言,予以介绍。为什么他们对延安的民主模式会情有独钟呢?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民主革命根据地,是国内外许多民主人士予以支持的,被视为中国民主的希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也确实离不开国内外广大民主人士的支持和帮助。这也是不应该忘记的。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直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似乎是违背延安的民主传统的,这些现象为什么又会发生呢?人们总希望在延安的民主模式研究中寻求答案。
  这本文集分上下两编,上编收集了张闻天、李维汉、林伯渠、谢觉哉等关于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和实行三三制的文章等等。下编是外国学者论延安民主模式的文章。
  把国内的文章和国外学者的文章放在一起的好处是便于比较研究。由于受某种话语模式的束缚,有时听到一些不同的话语,会听不进去。其实,过去毛泽东主席总是教导说,正面的话,反面的话,什么话,都要听,多听则明,偏听则暗。研究延安的民主模式,听听外国学者的话,是很有好处的。例如,我翻译了华安德先生的文章,他注意到毛泽东在谈到延安的公营经济时说:“我们建立了新式的国家经济的模型。这种模型之所以为新式,就是说,它不是俾斯麦式的旧型的国家经济,也不是苏联式的最新型国家经济,而是新民主主义的或三民主义的国家经济。”可见,当年毛泽东就用了模型这个词。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确信,用延安的民主模式这个词,也是站得住的。从此以后,我们就一直使用民主模式这个词,而不再限于延安的民主政治,因为民主实际上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读读外国人的论述,对我们深刻理解延安民主模式的意义,确实是很有好处的。在这里,对国际友人允许我们把他们的文章汇集出版,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中国,如何实现民主,从辛亥革命至今快一百年了。从推翻反动的专制政府来说,进行疾风暴雨式的群众的革命运动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就民主的革命根据地建设来说,如何保障话语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至如何保障人权、产权,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后,毛泽东已经意识到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即疾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结束的时期。但是,要完成这种转型,似乎还是很困难的。困难可能还是来自思想上的转型,把民主问题看作是革命不彻底的问题。法国大革命不彻底,俄国革命也不彻底,所以中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革命,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结果不是民主的进步,而是民主的破坏和倒退。
  要实现这种思想的转型,延安的民主模式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价值。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如何从保证基层的民主权利开始,如何真正保障人权和产权,如何作出具体的法律规章和条例。陕甘宁边区召开的三届参议会,在这方面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们应该把延安的民主精神发扬光大,把民主建设的各个方面推向前进。这是我们在新世纪所面临的光荣使命,这也是延安民主模式研究的现实意义。
  本文集是我们课题组多年来辛勤劳动的结晶,特别是课题组负责人罗燕明和魏海生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作了大量的工作。叶道猛对文集资料的选编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本文集实际上是《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的姊妹篇,没有本文集的搜集和整理,是很难写成《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一书的。
  由于篇幅的限制,延安整风时的重要文献仅列出目录放在书后。这些文件和资料对了解延安民主模式,对了解延安时期话语模式的转变是很重要的。考虑到这些文件和资料一般都比较容易查到,也就没有必要再将它们的具体内容编入文集。
  最后,还必须提到《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编辑李连为本文集做出的贡献,正是因为他做出的努力,才把我们搜集和整理的文献资料变成可付排的电子文稿。在这里,我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向李连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荣敬本
  2004年5月12日
  

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资料选编/《延安民主模式研究》课题组编.—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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