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七月十六日)
　　边区已有了高度民主的实质，继承了苏维埃优良的民主作风，当然选举上不会有“宣誓”、“指定”、“圈定”以及“运动”、“作弊”等丑事，也简直无人想及。他把选举看做是改善政治，发扬与提高民气的一个推进机。每逢选举到来，首先是做选举教育，边区级和县级要办选举训练班，训练三五天或一星期，受过训练的人，到各乡区去做选举宣传，报纸、画报、戏剧，一齐动员起来，唤起大家对选举的注意，知道选举的意义及应该做些甚么事。然后按选举区组织选举委员会，委员会人选由各民众团体推出，上级派一人去参加。他的工作，首选是登记选民。苏维埃时代用红榜白榜公布，有选举权被选举权的上红榜，没有的上白榜，老百姓对公民权的有无争得很厉害，一点不肯含糊。选举委员会就得根据选举法为之解释，解释不清的向各级请示。其次划定投票地点。为要使选民易于到会，除乡选举以行政村为单位，无庸另划外，县以上的选举，不能是某个选举单位，一定要在一个地点投票，可以在几个地点投，所以虽在偏僻之区，选民能够到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又次，讨论候选名单，候选人由各政党各团体提出，这时候，老百姓纷纷议论，谁好，谁不好，甚么话都讲出来了。他们不仅是自由选举，且可以提议删去某候选人，或加提某候选人。还有件大事，就是讨论政府的工作报告及提出今后的工作意见。乡政府分村向村民大会报告工作，请求批评，区县以上政府，还得把报告登在报上，做得好，人人称赞，做得不好，就得受指责。人民是不客气的。政府负责人能否继续当选，就看这次讨论中，人民对他的评论如何。正因为有些讨论，人民对于今后工作，就能提出许多意见，交付新当选的代表，当然，各政党提出竞选的政纲，如上次边区选举，各级共产党提出的政纲，既原则，又具体，宣传解释又明晰，在广大人民中，起了光辉的无可比拟的作用。
　　苏维埃时代，因为选举是间接的，选民直接做上述运动，还只在乡市一级。现在县级边区级都是直接选举，选民参加选举运动的机会，比以前更多。
　　十年苏维埃运动，三年边区政权，选举工作得到了很大成绩，广大人民知道了自己是主人，认识了政权的重要。经济、文化、抗战动员……等等，并不是士大夫阶级的专门事业，老百姓人人能做且做得比他们好。如果说人家训政训了若干年，还只训出几个“一”字，那么，我们边区训得相当像样了。睡在床上学泅水，绊住脚跟学跑步，是不会学出什么来的。
　　当然，不是说边区选举与议会已经做得很好，没有缺点。相反，缺点还非常多。比较做得好的，只是一些地区，有些地区是奉行故事，有的连故事都没有奉行。由于忽视民主之故，因而也忽视选举与议会。老百姓在官治下压迫久了，虽然受了民治洗礼，但一般的文化尚未普遍提高，尚没有养成反抗非民主的官僚主义的认识与能力。而某些工作人员，同样未受过民主训练，容易反映着旧社会的封建残余和官僚残余。于是某些坏现象——强迫命令，贪污腐化，怠工，违反民众利益，不保护被剥削者利益……等事，到处发生。人民与政府之间，逐渐露出若干孔隙，给奸细、破坏分子以可乘之机。而这些坏现象，未能在参议会上或改选时得到揭发与纠正，甚至根本就没有开会改选，这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选举法规定：边区参议会议员之任期为一年，县参议会议员之任期为一年，乡参议会议员之任期为半年，边区交通不便，又值抗战时期，要如期改选，不大容易，但无论如何，乡参议会应按期开会，按期改选，乡的区域不大，开会容易，而乡的事业利害，又切近于人民，老幼男女都有多少话要说。比如现在不是要审查党员成分吗?有些变了商人富农的党员，意识已经坏了，但乃盘踞在乡村的领导机关(盘踞在区县以上机关的也有)，做出不少坏事。这些事，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如果乡参议会一月一开会，半年一改选，依照过去苏维埃乡代表会的作风，大家来检查工作，批评工作，老百姓压在心里的话，尽量吐出(当然也要选举办得好)。那么，坏蛋不早踢开了吗!比由党或政府来把他撤职或开除要好得多。改进了政治，发扬了民气，训练了人民。就是对于被踢开的同志，也有好处，在群众力量监督之下，他不敢不改正，或早就不敢于这样坏。
　　发扬与汇集广大人民的力量与意见，来议事管窜，事情一定办得很好，这是积极的一方面。
　　由广大人民的力量来监督政府监督工作人员，人可以幸逃法网，不能逃出人民的视线，坏事就不易发生。
　　边区政府民政厅，应有专门负责选举工作的部门，使能好好地进行选举。
　　* 这是谢觉哉《陕甘宁边区的选举与议会制度》一文的第三节《怎样进行选举》。原载《新中华报》1940年7月16日。